莫言：寫《紅高粱》沒受馬爾克斯影響

大洋新聞 時間: 2012-10-13 來源: 廣州日報

　　莫言的散文，一如他作為鄉土民眾精神圖騰的「紅高粱系列」，小說的藤蔓，亦是理解莫言作品的燈塔。該書輯齊了莫言最具代表性的散文作品，語言才華橫溢。其中大量散文談及作者的故鄉高密，故鄉已成為莫言藉以理解溝通和抒寫描摹整個世界的一條必經之路。

　　《紅高粱家族》是我創作的九部長篇中的一部，但它絕對是我的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因為迄今為止，很多人在提到莫言的時候，往往代之以「《紅高粱家族》的作者」。這部小說的第一部《紅高粱》完成於1984年的冬天，當時我還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

　　最初的靈感產生帶有一些偶然性。那是在一次文學創作討論會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有28年都是在戰爭中度過的。老一輩作家親身經歷過戰爭，擁有很多的素材，但他們已經沒有精力創作了；而年青一代有精力卻沒有親身體驗，那麼他們該怎樣通過文學來更好地反映戰爭反映歷史呢？

　　當時我就站起來說：「我們可以通過別的方式來彌補這個缺陷。沒有聽過放槍放炮但我聽過放鞭炮；沒有見過殺人但我見過殺豬甚至親手殺過雞；沒有親手跟鬼子拼過刺刀但我在電影上見過。小說家的創作不是要複製歷史。」我發言以後，當場就有人嗤之以鼻。事後更有人說我狂妄無知，說我是「小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說我是碟子里扎猛子不知道深淺。

　　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我必須馬上動筆，寫一部戰爭小說。但在落筆之前，很是費了一番斟酌。我發現之前大量的小說實際上都是寫戰爭的，但常常是從戰前動員開始寫到戰役的勝利，作者注重的是戰爭過程。新一代的作家如果再這樣寫絕對寫不過經歷過戰爭的老作家，即便寫得與老作家同樣好也沒有意義。我認為，戰爭無非是作家寫作時借用的一個環境，利用這個環境來表現人在特定條件下感情所發生的變化。

　　有了這樣一個出發點，我開始著手構思，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鄉。那時每到秋天，一出村莊就是一眼望不到邊緣的高粱地。在「我爺爺」和「我奶奶」那個時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於是我決定把高粱地作為舞台，把抗日的故事和愛情的故事放到這裡上演。後來很多評論家認為，在我的小說里，紅高粱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而是具有了某種象徵意義，象徵了民族精神。

　　我一向認為，好的作家必須具有獨創性，好的小說當然也要有獨創性。《紅高粱》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轟動，其原因就在於它有那麼一點獨創性。20多年過去後，我對《紅高粱》仍然比較滿意的地方是小說的敘述視角。《紅高粱》一開頭就是「我奶奶」、「我爺爺」，既是第一人稱視角又是全知的視角。這在當時也許是一個創新。

　　有人認為我創作《紅高粱家族》系列作品受到了馬爾克斯的影響，這是想當然的猜測。因為馬爾克斯的作品《百年孤獨》的漢譯本1985年春天我才看到，而《紅高粱》完成於1984年的冬天，我在寫到《紅高粱家族》的第三部《狗道》時讀到了這部了不起的書。不過，我感到很遺憾——為什麼早沒有想到用這樣的方式來創作呢？假如在動筆之前看到了馬爾克斯的作品，估計《紅高粱家族》很可能是另外的樣子。

　　我認為，像我這種年紀的作家毫無疑問都受到了西方文學的影響，因為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是封閉的，西方文學發生了哪些變化，有哪些作家出現，出現了哪些了不起的作品我們是不知道的。改革開放以後大量的西方文學被翻譯進來，我們有一個兩三年的瘋狂閱讀時期，這種影響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從而不知不覺地就把某個作家的創作方式轉移到自己的作品中來了。

　　為什麼這樣一部寫歷史寫戰爭的小說引起了這麼大的反響，我認為這部作品恰好表達了當時中國人一種共同的心態，《紅高粱》張揚了個性解放的精神——敢說、敢想、敢做。但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創作的社會意義，也沒有想到老百姓會需要這樣一種東西。如果現在寫一篇《紅高粱》，哪怕你寫得再「野」幾倍，也不會有什麼反響。現在的讀者，還有什麼沒有讀過？所以，就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一樣，每部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命運。（摘自《會唱歌的牆》）

　　國外演講與名牌內褲

　　中國作家在國外的所謂演講，其實多半是自欺欺人。一是外國人對中國文學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的興趣，能來三五十人聽講(其中多半還是自己的同胞)，已經很不錯。有時候來上三五人，你如果還想拿出事先寫好的講稿讀一遍，那離精神病也就不遠了。最好的辦法就是趕快進飯館，喝著吃著，該說點什麼就說點什麼。二是中國作家中，就我所熟悉的範圍內，給他一個題目立即就能出口成章、言之成理的很少，多半是滿嘴拌蒜，把那些說了多少遍的陳詞濫調再重複一遍而已。

　　真正的演講，絕對不能捧著稿子念，應該像列寧那樣，把雙手解放出來，把頭抬起來，用眼睛和臉上豐富的表情和大庭里的廣眾進行交流。要讓你語言的內在邏輯力量像萬能的觸角把聽眾牢牢地鉗住，又不陷入空洞的三段論陷阱。但世界上只有一個列寧。想學他？怎麼可能？公雞想學老鷹，儘管也能勉強地飛起來，翅膀單薄，屁股下沉，那個狼狽勁兒，還不如說是掙命。我輩在國外的所謂演講，就像公雞學飛，飛起來也是一景，但實在是慘不忍睹。

　　通過這事我想到，許多事情是學不會也不能學的。風流不能學，是大才子自風流,不是風流種子學風流，那是自取滅亡。但暴發戶愛鑲金牙，土包子好炫名牌。一個作家外邊穿了一條名牌褲子，裡邊穿了一條名牌褲衩，生怕人家看不到，心中難過，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將一塊白布縫在屁股上，上邊寫著：內穿名牌褲衩一條，價值三百餘元。那個老兄實在是笨，你把名牌褲衩穿在名牌褲子外邊不就行了嗎？內衣外穿，真正的時髦，領導服裝新潮流。

　　還是回到國外演說這個話題。有人說作家出去代表國家說話，那是瞎扯，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十幾年前，我的一個朋友，剛加入了省作家協會，心中興奮，坐在火車上，將作協會員證擺在小桌子上，夏天，開著窗，一陣風來，把那東西刮出去了。他急了，哇哇地哭起來。引得眾人前來觀看，還以為錢包刮出去了呢。後來有人說：別哭了，回去補一個不就行了嘛。我的朋友說，回去當然可以補一個，但這次人家怎麼知道我是一個作家呢？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太撇著嘴說：年輕人，別哭了，當年托爾斯泰把作協會員證丟了，就在胸前寫上「我是作家」四個大字，你也可以照此辦理。

　　這個老太太給我上了一課。所以我知道了，有的作家出國可能代表祖國，但我只代表我自己，有時候連自己也代表不了。因為我的話需要翻譯給聽眾，翻譯能否把我的話翻譯得符合我的本意，只有天知道。既然是在國外說話，適度地自我吹噓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國外的作家都有這嗜好。所以我的這些「演講」里有些話，大家也不必當真。（摘自《會唱歌的牆》）

　　父親的嚴厲

　　上世紀60年代，父親40多歲，正是脾氣最大、心情最不好的時候。在我們兄弟的記憶中，他似乎永遠板著臉。不管我們是處於怎樣狂妄喜悅的狀態，只要被父親的目光一掃，頓時就渾身發抖，手足無措，大氣也不敢再出一聲了。村裡的人都不解地問：你們弟兄怕你們的爹怎麼怕成這個樣子？是啊，我們為什麼怕父親怕成這個樣子？父親打我們嗎？不，他從來沒有打過我們。他罵我們嗎？也不，他從來沒有罵過我們。他既不打你們，也不罵你們，那你們為什麼那樣怕他呢？是啊，我們也弄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怕父親。我們弟兄長大成人後，還經常在一起探討這個問題，但誰也說不清楚。其實，不但我們弟兄怕父親，連我們的那些姑姑嬸嬸也怕。我姑姑說，她們在一起說笑時，只要聽到我父親咳嗽一聲，便都噤聲斂容。用我大姑的話說就是：你爹身上有人毛。

　　我父親今年已經80歲，是村子裡最慈祥和善的老人。與我們記憶中的他判若兩人。其實，自從有了孫子輩後，他的威風就沒有了。用我母親的話說就是：虎老了，不威人了。我大哥在外地工作，他的孩子我父母沒有幫助帶，但我二哥的女兒、兒子，我的女兒，都是在他的背上長大的。我的女兒馬上就要大學畢業了，見了爺爺，還要鑽到懷裡撒嬌。她能想像出當年的爺爺咳嗽一聲，就能讓爸爸戰戰兢兢、汗不敢出嗎？

　　後來，母親私下裡對我們兄弟說：你爹早就後悔了，說那時，咱家是中農，是人家貧下中農的團結對象，他在外邊混事，忍氣吞聲，夾著尾巴做人，生怕孩子在外邊闖了禍，所以對你們沒個好臉。母親當然沒說父親要我們原諒的話，但我們聽出了這個意思。但高密東北鄉的許多人說，我們老管家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學生、研究生，全仗著我父親的嚴厲。如果沒有父親的嚴厲，我會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人，還真是不好說。（摘自《會唱歌的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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