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就是為你的一生打底子   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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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跟研究生吃飯的平原君說——中文系就是為你的一生打底子

本報記者 屠晨昕

　　與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這樣的赫赫名聲相比，陳平原有一個更為人們廣泛接受的雅號——「平原君」。

　　他的為人，與他的名字「平原」一樣，平靜、仁厚、親和。在稱呼包括記者在內的陌生後輩時，他總是在名字後面加個「君」字，謙遜有禮，頗具民國之風。同時，做事又認真不苟，說一不二。

　　陳平原出身於汕頭農業學校的教師家庭，在當地鄉村，他家的藏書「富甲一方」。讀博期間，他與從事晚清文學研究的夏曉虹結為夫婦，成為北大一對著名的「學術伉儷」。他曾閑刻一枚藏書章，表現夫妻兩人坐在一盞檯燈下讀書的場景。

　　今年9月，陳平原從擔任了4年的系主任職務上卸任。他自認「缺乏行政興緻與官場智慧」，曾因「有些話只能繞著彎子說」而倍感不適。回歸純粹的教授身份，讓他找回了久違的自在。

　　不當官了，言說便可以更自由了。剛剛由三聯書店推出的新書《花開葉落中文系》里，陳平原結集了自己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期間的文章，圍繞著讓中國幾代讀書人魂牽夢繞的「中文系」，娓娓道來。

關於新書和中文系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為何會想到推出《花開葉落中文系》這樣以中文係為題的一本新書？

　　陳平原（以下簡稱陳）：三年前，為紀念北京大學中文系創辦100周年，我曾撰寫了《「中文教育」之百年滄桑》，其中提及：相對來說，本國語言文學（以及歷史、哲學、宗教、社會、經濟等）的教學及研究，集中最多的精英，也最有可能深入展開，並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

　　因此我以為，中文系師生有責任介入當下的社會改革以及思想文化建設。不是不要專業，而是在專註自己專業的同時，保留社會關懷、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與能力。說到底，「人文學」是和一個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它不僅是一種「技術」或「知識」，更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情懷」。很可惜，這種「情懷」在當下專業化大潮衝擊下，正日漸衰退乃至失落，因此，我覺得有必要為「中文系」寫一本書。

　　記：中文系被人們看做是「萬金油」，什麼單位都能去。在普通人看來，中文系畢業生可以適應各行業各種需要較好的文字功底的崗位，但並不適應專業技術性比較強的職務。您如何看待這種社會觀念與現狀？

　　陳：北大中文系本科畢業生80%進入研究院，很多人日後成為專家學者，不過，這在國內是特例。我們就說一般意義上的「中文人」，到底何去何從。

　　今人喜歡說「專業對口」，往往誤將「上大學」理解為「找職業」，很多中國大學也就順水推舟，將自己降低為「職業培訓學校」。

　　在我看來，當下中國，不少熱門院系的課程設計過於實用化；很多技術活，上崗前培訓三個月足矣，不值得為其耗費四年時光。相反，像中文系的學生，研習語言、文學、古文獻，對學生的智商、情感及想像力大有裨益。走出校門，不一定馬上派上用場，但學了不會白學，終歸會有用的。

　　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貶抑為「萬金油」——從政、經商、文學、藝術，似乎無所不能；如果做出驚天動地的大成績，又似乎與專業訓練無關。可這沒什麼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訓練，本來就是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後的天馬行空，逸興遄飛。有人問我，中文系的畢業生有何特長？我說：聰明、博雅、視野開闊，能讀書，有修養，善表達，這還不夠嗎？當然，念博士，走專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記：您曾經撰文講述了一件事，您在北大醫院看病，大夫看您名字眼熟，就猜您是哪個學院的，猜了一圈也沒猜到是中文系。這樣的尷尬是否說明，如今中文系的社會地位在下降？

　　陳：中文系的地位，前些年的確是下降了，但現在其實有「觸底反彈」的跡象。三年前北大百年系慶時我就說過，文史哲等人文學科最困難的時候過去了。今年，我遇到的各大學中文系主任都說，這幾年招生的質量在上升，生源比前幾年要好得多。中文系學生的就業，也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困難。

　　當今世界，無論「語言」、「文學」，還是「歷史」、「哲學」，都不可能成為門庭若市的顯學；但中國的人文學科正逐漸走出低谷。

關於大學學風

　　記：您有著「平原君」的雅號，學生們都特別喜歡您的儒雅、寬厚。在上課以外，您平時指導學生，有什麼獨特的方式嗎？

　　陳：我堅持了好多年，每周跟自己指導的研究生吃一次飯。不是下館子，而是上課之後，師生各自打來飯，在教研室裡邊吃邊聊，或專業研究，或生活瑣事，或熱點新聞。偶爾也會帶他們出去春遊、秋遊或學術考察。在這種輕鬆的場合，更容易討論一些即興的、新潮的、大家都沒把握的學術問題。

　　我和夏老師（妻子夏曉虹）各自指導的研究生因專業相近，組織了一個讀書班，輪流做報告，互相切磋。我們有時也參加，但主要是學生們自己做。

　　記：您在《花開葉落中文系》一書中提及，行政化干擾，學風浮躁、急功近利，不僅是中文系和人文學科，也是中國大學教育共同面臨的問題。為何我們的教授普遍比較浮躁？

　　陳：中國大學之所以格外浮躁，很大原因是我們面對的誘惑太多了。教授從學校里獲得的報酬，很可能比不上從外面得到的，這就使他們很難安心教學。

　　我曾說過，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正業報酬太少，副業收入太多」。

　　國外及港台大學的薪金制度比我們合理。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當講座教授，他們給我的薪水很高，但有一點，以後學校讓你做任何事情，都不會再有額外報酬。

　　而我在北大教書，正式薪水很低，但有這個補貼那個獎勵，合起來高於基本工資。目前全國大學都是這個樣子。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個好的管理制度。

　　我們大家現在都「生活在別處」。以大學為例，門衛在讀書，學生去打工，教授在走穴，老闆來講課，校長做課題，官員忙兼職。在一個正常社會，本應各司其職；你可以有業餘愛好，但「副業」不能成為「常態」。否則，所有的人都不敬業，事情必定一團糟。在我看來，今天中國大學裡老師們教學不夠用心，是整個大環境決定的，不是幾句道德說教就能解決的。

　　記：去年9月，您從擔任了4年的北京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職務上卸任，重新回歸一名普通大學教授的身份。或許很多人不能理解，您為什麼做出「棄官」的選擇？

　　陳：放長視線，系主任、院長、校長乃至部長等，都沒什麼了不起；作為讀書人，若能成為一個大學者，那才是最值得驕傲的。系主任原本就不是「官」，故無所謂「棄官」一說；只有在中國大學，才有將系主任等同於「處長」這樣的「奇觀」。

　　我當然知道，戴著「北大中文系主任」的帽子，遊走四方時，還是比較吃香的。可讀了這麼多年書，還被這些虛名所羈絆，那就太沒出息了。現實生活中，「當官」的好處確實很多，讀書人若不能超越這些「利益計算」，那是做不好學問的。

關於閱讀趨勢

　　記：之前在做客《鏘鏘三人行》時，您談到，當人把記憶交給電腦、手機後，人腦會迅速衰退。如今許多人都遇到了提筆忘字的現象，人們的閱讀趣味，是不是也會隨著技術手段的改變而轉移？

　　陳：信息技術上的革命，確實改變了很多人的閱讀習慣。我擔心，讀書本、讀報刊、讀電視、讀網路、還是在讀手機，這五種不同的閱讀方式，本代表著知識傳播道路上的不同階段，如今同台競技，讓大學生們眼花繚亂，不知該如何選擇。

　　最怕的是，整天在網路上東遊西盪，表面上忙忙碌碌，實際上收穫甚微。還不僅是閱讀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心情——面對網路上排山倒海、五花八門、激動人心、不讀就OUT的信息，你還能沉得住氣，潛心閱讀思考嗎？說句玩笑話，當下中國的讀書人，可真是「五色令人目盲」。

　　記：周作人曾說，庸劣之書，「非特無用，且為大害」。在數字閱讀時代，「庸劣之書」更是俯拾皆是。現在的讀書人比以前來說，更需要選擇的眼光與自我閱讀的定力……

　　陳：書有好有壞有雅有俗，但一般來說，相對於整個文化生產，經典的書還是更值得閱讀。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層次的經典。有2000年的經典，有200年的經典，有50年的經典。能在讀書人書架上長期站立的，就算經典。

　　林語堂說過，他喜歡讀極上流的書和極下流的書。我們應該讀自己喜歡的書，為自己而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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