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儒學共同體

由中國尼山世界文明論壇組委會等主辦的「2015中韓儒學對話會」，近日在山東省曲阜市舉行。中韓兩國80餘位學者聚會孔子故里，圍繞「儒學的生活化與現代社會」主題，探尋儒學在兩國命運共同體中發揮的文化紐帶作用。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心相近

中韓兩國自古以來就是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文緣相通的友好鄰邦。許嘉璐認為，東亞之所以能形成人們所說的漢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古代中國在周邊國家裡體量最大、經濟最發達、學術文化最發達；儒學適合韓國民眾的情感心理和生活習慣，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加之地緣相近，所以儒學就很容易傳播過去。韓國從三國時代的學者一直到晚近的李退溪、李栗谷，都為豐富韓國的儒學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儒學也因此在韓國有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同時韓國也接受了漢字，其影響非常深遠。經過1000多年中韓文化的交流，中韓在經濟上、文化上的關係越來越緊密，中韓已經形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儒家思想，感謝漢語、漢字，感謝1000多年來韓國的儒學學者為儒學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許嘉璐認為，中國和韓國命運聯繫在一起，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可是人們直接感受到的往往是經濟的同命，但經濟紐帶會隨著世界的形勢時松時緊，政治紐帶隨著時局變化而時斷時續，唯有文化的紐帶可以永續；中韓同命，不僅是因為當前中韓都面臨著共同的挑戰或壓力，還因為兩國有共同的價值觀，這就是仁愛、包容、中庸和和諧。

韓國精神文化財團理事長李龍兌認為，中韓兩國雖然語言不通，但兩千多年來在儒家思想教化下，兩國人民的情感相通、文化相知，當代中韓兩國需要不斷加強關係、增進友誼、共同發展。尤其令我們深深觸動的是，中國對復興儒學的堅定意志。

韓國延世大學李光虎說，韓國人其實也有固有的語言，但是表達這種語言的文字沒有系統性地整理出來，所以在古代我們曾藉助漢字來表達語言、思想，學者使用漢字來作詩、寫文章，這些學者來到中國，在中國進行交流的時候沒有什麼困難。所以在韓中交流方面漢字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韓國本來也有自己的思想文化，但受中華文化影響太大，不光是儒學，佛學、道家文化也傳了過來，朝鮮時代500年是儒教盛行的時代。說到中韓文化交流史，不得不提新羅末期的崔致遠，他12歲入唐，後來考中進士，並在中國做官，回國後為儒學與中華文化在韓國的傳播作出了巨大貢獻。古代朝鮮，作為儒學國家，法律、道德方面都是以儒教為中心執行了500年。性理學在盛行過程中，非常注重心性問題，對現實性的問題解決方面有很大的不足。朝鮮王朝後期，北學派思想對儒學進行了改進，形成了朝鮮的實學思潮，代表性人物為朴趾源，他的《熱河日記》也是中韓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交流互鑒是儒學發展的基礎，根植本土是儒學發展的動力。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秘書長楊厚蘭說，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近，如何做到民相親、心相近？文化的互鑒互通是一個重要的橋樑。前不久，中日韓提出推廣三國共用的808個漢字，日韓和中國方面都非常積極。

韓國精神文化財團理事長李龍兌認為，儒學曾經是中韓兩國的基本價值體系，也是過去政治社會的指導原理。今天，儒家文化仍然存在於韓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儒家文化日漸褪色，影響力日漸消失。令有志人士擔憂的是，韓國的物質生活雖然已經十分豐富，但是犯罪事件卻在不斷增加，人們的不幸感變得越來越強烈。我們認為治療這些社會弊病的良方就在於讓儒家精神復活、儒家思想復興。但是這樣的想法要在現實生活當中實現，面臨著許多難關、許多困難。因為有許多人深深地認為東方不如西方的原因在於儒學，這種想法到目前還是普遍存在的。要想攻克這些難關，中韓兩國的鼎力合作十分重要。李先生說，現在學校填鴨式的道德教育是失敗的，把道德當作知識，沒有了生命力；我現在在韓國推廣實踐的人性教育，目前較為成功，在韓國反響很大，我希望韓國能成為世界上最有道德的國家，讓人活得更像真正的人。

儒學為幸福生活提供智慧

儒學是實用、實踐的學問，如果儒學不能指導人們的精神生活，不能為人們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準則，那麼這種遠離生活的儒學是蒼白的。關於儒學與幸福生活的構建，清華大學哲學系盧風教授認為，快樂、幸福與物質生活並沒有必然的關聯，往往人們物質生活富足了，若貪得無厭，無窮的貪慾和無止境的外在追逐甚至不擇手段的競爭，會把人們推向無邊的痛苦，而儒家的向內用力、內在超越的修身精神可以使人們在簡單的物質生活中獲得一種精神上的富足與心靈上的安寧。濟寧學院王欽鴻認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中國的文化格局由過去的單一形態發展為眾神喧嘩、和而不同、多元並舉的局面；大眾文化的迅猛發展，其商業性、世俗化特點以及戲仿、調侃、過度的娛樂化使得價值觀混亂；儒家文化應承擔起本身的責任擔當，以其核心的價值觀來積極影響大眾文化的健康發展。蘇州大學哲學系蔣國保認為，儒家文化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智慧，著眼於現世以謀求人之當下的幸福，提倡積極的生活態度實現人生的意義，堅信德福一致，以合乎道德的手段謀求幸福，有著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生活藝術。韓國中央大學劉全鍾認為，禮教與儒學互為表裡，很多儒家思維方式和價值標準的外在表現形式就是禮教，傳統儒家對於禮教的重視其實就是對儒家之道的實際踐行，通過對生活規範意義的反思，我們可以更深入認識到禮教對於當代社會生活的價值。遼寧大學哲學系王雅從「正容體、明人倫，儒家之禮對日常生活的規範」「敬威儀、淑賢德，儒家之禮對日常生活的審美與超越」「遂人慾、達人情，儒家之禮的日常生活理念」「禮之用，和為貴，儒家之禮的效用與境界」四個方面展開了儒家之禮與傳統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這對我們今天重建現代禮樂生活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姚中秋認為，儒家的孝道能了死生之義，「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中蘊含死而復活之義，孝道展現為一代又一代的生生不已；因生生不已，對身體生命敬重與珍視，此身與他人相關，家庭也超越了簡單的夫妻關係、父母與子女關係，向上、向下無限延伸，橫向拓展，成為大家，此種生的生命觀讓孝子的生命飽滿而積極，讓文明始終保有生命力而連綿不絕。在曲阜師範大學王曰美看來，韓國儒家社會比中國更重視孝道，韓國政府近年來也大力提倡孝道，並有相應的政策獎勵；中國社會應加大弘揚孝文化的力度，實踐證明，儒家的孝智慧對中韓兩國乃至全世界仍具有歷久彌新的時代意義和借鑒意義。韓國平澤大學朴起徹認為，韓國文化是由儒家文化背景而衍生的，而儒家文化又是以人類的老師孔子的思想為基礎；儒家文化是從了解自身的重要性而出發，自身生命是有限的，但可以通過傳承使生命無限順延，這就是孝；所以，韓國文化教育深受儒家文化影響，最重要的是從「孝」字開始，「孝」是父母和子女之間的特殊感情，任何人都會有這樣的感情；韓國儒家教育中的孝，不僅僅是對自己的父母，而且推廣擴大到其他人，所以韓國的敬語才會如此發達。

中國人民大學韓星認為，儒家以仁為核心，以同心圓層層擴展的方式推衍，形成了仁、義、禮、智、信、孝、悌、忠、恕、敬、誠、勇、直、廉、恥、溫、良、恭、儉、讓等眾多的核心價值及其構成的核心價值體系，因此，仁是核心價值體系的核心；仁是人道，仁者自愛愛人，仁者中和長壽，仁自孝悌始，拓展至博愛眾人，仁者愛物惜命、萬物一體，民德自然歸厚，仁在政治上體現為王道仁政愛民。濟寧學院劉振家認為，當人生處於困境乃至災難時，怎樣來平復自己的內心痛苦或絕望，進而走出生活困境，中西方文化給出了不同的答案；與西方用超越人世間的上帝來拯救苦難的人們不同，孔子及其儒家則是主張用「天」或「天命」來做心理的寄予與傾訴，獲得新生的力量和希冀，感受到生命的大愛情懷，在此基礎上，按照上天的指引修養德性，以道德重構獲的新生的力量和方向，儒家天命救贖觀念，鮮明地體現出華夏民族現實性倫理道德救贖的傳統觀念。

韓國成均館大學金聖基認為，在人文價值與精神生活上，在這個時代儒家熱切渴望著與基督教或西歐宗教思想的相遇，但絕對不是他們的上帝、超越和原罪觀念等；貫通20世紀20年代以後西歐神學及宗教學的觀點是「世俗化」，這是西歐宗教今天的現狀，作為共同關心理論的宗教的衰退、神觀念的崩潰、超越世界與超自然世界的崩潰等思潮的出現，都要求我們具有相當深刻而冷靜的辨別力；在先秦時代儒家就已經成功地去除了高水準的神話和巫術的領域，提出最有說服力的現代宗教神學所渴望的「真正超越」意義，這種智慧典型地體現在《周易》中，《周易》使超越的意義再也不是外在的、彼岸的，神的概念轉成容易親近超越的概念；《周易》的64卦、384爻要求所有人每時每刻在主體判斷下度過真正的人生，可以說是最明智地成就了「宗教的日常化」「神的真正超越」。金聖基認為，這才是儒家哲學送給現代世俗化時代的最卓越的「含蓄意義」，從這個觀點來看，儒家思想不僅會有無窮無盡的重新解釋的空間，其在現代思潮中具有的意義也將得到重新評價。

儒學要進行創造性轉化

儒學產生髮展於古代社會，如何與現代化社會進行銜接，儒學本身需要進行創造性轉化。許嘉璐指出，為什麼中國、韓國的眾多學者和人們如此鍾情於儒學，如此孜孜不倦思考儒學、研究儒學、普及儒學？因為這一珍貴的精神遺產是中韓兩國人民應該珍惜的，萬萬不可丟的，是任何地上的、地下的、銀行裡面的、交易所裡面的那些物質與金錢所無可比擬的。尤其是在社會的共同價值在逐漸凋落的時候，讓儒學重新振興起來。

韓國首爾大學梁一模認為，近現代儒學的現代化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康有為的政治化、宗教化方式，胡適的科學化方式，梁漱溟的文化化方式，馮友蘭的抽象化方式；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取得了震驚世界的飛速發展，面對西方文明，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文明逐漸恢復了其文化自信，正重新登上歷史的正面舞台。南京大學李承貴認為，作為宋代新儒學最高範疇的「理」，在20世紀受到了哲學家們的特別關照，哲學家們希望通過對「理」的詮釋既傳承其蘊含的精義，又賦予其新的觀念與價值，由於時代課題的錯綜複雜，也由於哲學家們的多元訴求，使處於20世紀中國哲學中的「理」，在內容上擔負著寬廣的道義與深沉的情感，在形式上則追求透明的理性與縝密的邏輯；而基於這樣的詮釋實踐，我們獲得的不僅是20世紀中國社會的情形，而且是中國傳統哲學改造、更新的參照。韓國平澤大學池世樺認為，儒家思想人性論著重於如何保存和恢復人們生而賦有的天然善性，歷代儒家思想很重視教育和教化的作用，教化的對象不限於一般老百姓，也包括統治者和統治集團，尤其是對他們要求的道德基準更為嚴格；儒家的思想教化與非道德的教育方法有本質上的區別，教化的宗旨不在於注入所造作的信念和倫理準則，只在於保存自己的道德性，恢復人性之善。

儒學的理論重建是為了更好地指導生活，而真正的理論探索也必須基於當下民眾的社會實踐。山東大學顏炳罡認為，當代新儒學思潮的發展呈現出「一體兩翼」的發展格局，「一體」即以民間儒學為體，「兩翼」即精英儒學和應用儒學；民間儒學的興起是當代儒學發展的主流或主體，精英儒學對傳統儒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為民間儒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而應用儒學對儒家思想的現實運用為民間儒學的成長提供了客觀依據；民間儒學、精英儒學、應用儒學在新儒學思潮中鼎足而三，共同撐起當代儒學。北京地球村廖曉義從「樂和理念：儒家思想的價值建構」「樂和社工：儒家思想的傳播使者」「樂和兩會：儒家思想的落地機制」「樂和三院：儒家思想的空間載體」「樂和六藝：儒家思想的生活呈現」五個方面來闡述樂和家園作為儒家思想的當代價值建構與鄉村實踐；廖教授說，在鄉村孔子學堂里，朗誦《禮運》「大同」是一個重要課程，如姚庄村近百人以齊唱《禮運》大同，震撼人心，《禮運》大同正在成為婦孺皆誦、老幼齊唱的生活內容，村民通過讀寫講用演的方式，用實際行動證明孔子的大同理想是可以實現的，他們對快樂和諧的生活充滿信；《禮運大同篇》是儒家的社會理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源頭活水，也是樂和家園的內涵和願景。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趙法生是鄉村儒學的重要發起人。他認為，鄉村儒學的核心在於其講堂，儘管它尚顯稚嫩和粗糙，卻是鄉土信仰重建的一粒種子，其中蘊含著對傳統文化進行傳承創新的可能，並且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替代或者部分替代傳統鄉土社會中私塾學堂、家族祠堂和民間信仰教堂的功能，實現三堂合一的鄉土信仰系統重構，促成傳統鄉土信仰的現代轉化。

山東大學韓國學院李學堂認為，韓國傳統地方公教育機構鄉校和私教育機構書院都是韓國傳統教育機構的典型代表，是朝鮮半島傳統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校和書院年代跨度長，銜接緊密，數目繁多，分布廣泛，幾乎遍布朝鮮半島，如果說中央的儒學教育機構是一個點，那麼散佈於各地的地方教育機構就是一個面，二者共同構成了一張網，網的核心便是儒家文化，以儒家經典為主要教材，通過祭祀、教學活動教化民眾，純化民風，充分發揮著鄉村活動中心和地方圖書館的作用，牢牢地覆蓋在朝鮮半島，將儒家倫理觀念和道德規範散布到朝鮮半島各個地區；雖然經過歲月洗禮，很多功能已經失去或發生了改變，但經過上千年的歷史積累和文化積澱，在現代教學體系下，鄉校和書院仍起著對韓國正統教育體系的輔助補充作用，以儒家理念為根基，至今仍在先儒先聖祭祀、社會教化和風俗引導、地方文化發展、地方旅遊文化觀光產業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韓國安東市政府朴在成介紹了安東市目前正在實施的三大文化生態觀光基礎培育事業，認為這是向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地邁進的核心事業。為了形成世界級的觀光城市，推進建設世界儒教君子文化公園、韓國文化主題公園等五大觀光資源開發事業，安東市計划到2020年之前投入4500億韓元；通過創造出融合歷史和自然的固有價值，彰顯地域歷史品位的觀光文化，對內起到地域發展的發動機作用，對外提升韓國文化觀光中心的地位。韓國國學振興院金字鉉介紹說，韓國國學振興院搜集、保存的「儒教冊版」2015年10月成為韓國第12種世界紀錄遺產。「儒教冊版」是朝鮮時代儒學學者為了印刷發行作品而製作的，原來主要由各家族和書院保管，隨著20世紀70年代韓國農村社會的急劇解體，如何保存這些遺產成為難題。為此，韓國國學振興院從2002年開始開展了「木板10萬張搜集運動」，有組織有體系地展開了調查和搜集作業，並於2005年建成能夠專業保存此類遺產的建築物「藏版閣」。此後韓國國學振興院對「儒教冊版」的學術價值予以關注，於2009年成立了木板研究所，研究其價值，並於2012年組成推進入選世界紀錄遺產名錄的推進團，積極開展了國內外學者的諮詢和資料整理、宣傳等活動。這些冊版蘊含著儒教士大夫對人的本性和自然本來的真誠省察，以及為了組成相輔相成的命運共同體，探索修養成美好人格方法論的各種努力。這次入選的冊版數量為保存於305個宗族內的64226張，分為文集、性理書、禮學書、歷史書、訓蒙書、地理書（包括地圖）及其他類等，共計708種。

韓國慶尚北道文化產業振興院院長金俊漢認為，儒學是東亞新的文化價值，現在的世界已經逐漸從硬體時代轉向以感性為基礎的文化創造時代、知識產業時代，亦即文化產業時代，儒學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價值將成為未來成長的動力，潛力無窮；中國孔子的故鄉曲阜和韓國退溪的故鄉安東是中韓儒家文化的發源地，被稱為鄒魯之鄉的兩個城市同為歷史和先賢存續下來的土地，從中發展出了偉大的東亞思想，即儒學思想；未來兩個城市要通過經常性的學術交流，不斷發散先賢延續下來的儒教的道德香氣，創造出新的儒家文化產業價值，並進一步以儒學和漢字的共性為基礎，開發出純亞洲原創文化，這對中韓兩國都是雙贏；兩國都保有儒家文化的原型，只要充分發揮中國豐富的投資開發能力和韓國豐富的創意產業潛力，乘21世紀文化創意時代的東風，實現「儒家文化」價值的第二次東方文藝復興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中韓一衣帶水，儒學交流有2000多年歷史，儒學成為維繫中韓兩國人民情感的精神紐帶。此次由中韓雙方共同主辦儒學對話會，是貫徹兩國元首達成的加強兩國國民間的感情紐帶、構築心靈相通信任關係共識的重要舉措，是儒家思想發源地曲阜與「海東鄒魯」安東的歷史性攜手合作。會議還發布了《中韓儒學共同振興倡議書》，首次提出攜手建設「中韓儒學協作體」目標和行動計劃，達成多項儒學合作協議，取得了豐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