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印「農禪」：何以在蠻荒之地舉起文明火把(圖)

06-13

密印寺（資料圖）

至今我仍然記得十二歲那年第一次聽到密印寺鐘聲的情景：那是一個深秋的清晨，靜謐的小山村裡天色微明、霧氣氤氳，不遠處的山脊還有些影影綽綽。一些不知名鳥兒大早就在枝頭炫耀著自己的歌喉，清脆婉轉，堪比天籟。這時透過東方的晨曦，遠遠地從密印寺里傳來低沉、渾厚的鐘聲，咣…咣…咣……，這鐘聲在深秋的早晨聽來是那樣悲涼、幽遠，彷彿是從另一個世界吹送而來，聽得彼時尚且年少的我心裡發緊。

初中一位寧姓同學家與密印寺相距只有半里地，中間隔著一條小河。一個周末我去溈山玩，借住在他家，早飯後他帶我去參觀密印寺。那時的密印寺里一片蕭條：大殿前的院子里長著半人高的野草，寒風捲起枯黃的落葉在倒塌的圍牆腳下抽搐著，沙沙作響；那棵千年的銀杏還在，但在秋風的洗劫下已只剩下了光禿禿的枝丫。原來佔據著寺廟的學校和供銷社這時已經先後搬走。這裡搬得可真叫乾淨啊，金剛、羅漢、韋陀、四大菩薩都早已「雲遊」去了，就連萬佛殿里的三世大佛像只剩下三個巨大的泥印，偌大個寺院里空空如野，只剩下那幾堵斑駁的高牆，殿外的牆上還刷著毛主席語錄。只有一個老者（不知道是不是僧人）在看護著這院子，估計那鐘聲就是他送給山民的晨禱（我很奇怪那口破了的大鐘為什麼沒有被搬走）。我記得那人背有些駝，面容乾瘦、蒼白；他身後跟著一隻黃色的貓，貓眼裡閃爍著警惕的光。

三十四年過去，我造訪過不少名山寶剎，密印寺的建築也修葺一新越發恢弘，但我卻對當年的密印寺卻還保有一份難以名狀的眷戀，且這眷戀中總深深地烙著那少年時初見的悲涼。

光耀密印寺悲傷的齊祖/攝（資料圖）

唐代以前，整個湖南基本上還是個蠻荒之地，唐貞元21年（公元805年）改革失敗的柳宗元被貶湖南永州，他在苦悶中寫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記》。就在兩年之後，也就是元和八年的中秋，靈祐禪師獨自來到了寧鄉大溈山播法，他構廬於羆豹虎兕之封，容榻於虺蜮蚺蟒之宅，最終在懶安禪師一干人等的幫助下，於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在這荒僻的大溈山上建起了中國的第一座禪宗寺院——應禪寺（密印寺前身）。

千手觀音龔建輝/攝（資料圖）

佛教東來以後，派別甚多，而後世流傳最廣的是禪宗。中唐以後禪宗一分為五，其中為首的便是誕生於密印寺的溈仰宗。在此之前，禪宗法脈清晰，但禪僧多寄居在律宗寺院，一直沒有自己的獨立的道場。靈祐禪師與其老師百丈懷海，共同承擔起了這樣一個歷史的重任。然而溈仰宗後來法嗣不昌，五世而斬，宋代以後溈仰宗的法脈就基本上默默無聞了，令人扼腕。即便如此，溈仰宗對於禪宗發揚光大，仍有著特殊的意義，密印寺的創立是佛教中國化的宗教改革運動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事件。

佛教在李唐皇室的弘揚下如日中天：寺廟廣布，僧侶甚眾，從王公貴族到平民百姓多有信眾，堪稱顯學。但這些不事生產的僧尼，從事實上造成了對於社會資源的擠占，同時也對中國正統的儒教的地位形成了威脅，所以以韓愈為首的儒家學者就對佛教提出了尖銳地批評。元和16年，正當靈祐禪師在溈山勉力營寺之時，遠在長安的韓愈卻向唐憲宗呈遞了著名的《諫迎佛骨表》；雖然韓因此而被貶潮州，但客觀上卻為十多年後的武宗滅佛做了輿論上的鋪墊。

為了回應儒家的挑激，適應高度成熟的中華農耕文明，百丈和靈祐在帶領佛教積極進行自我改革，他們提出的方案是農、禪並重。在佛教創立之初，僧尼就是不事生產的。《金剛經》中就十分詳細地記載了佛祖親自帶領僧眾入舍衛大城乞食的場景。印度佛教認為乞食也是一種修行的方式，而且認為僧人從事生產勞動會影響到他的精修。如果僧侶人數很少，這對社會不會造成危害，但如果僧侶數量超過一定比例則會有礙於社會經濟的進步（這正是近千年來西藏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從六祖慧能以來，禪宗更加強調參悟者的精神本體自由，認為所有的外在形式（包括佛法）都是為獲得精神解脫服務的，不必過於拘泥，甚至要刻意打破，所以就會在參修過程出現棒喝機鋒、呵佛罵祖的事來。所以他們師徒就主張在農耕中去完善自我，去頓悟佛理見性成佛，為此靈祐禪師率先在溈山建立了農禪合一的僧團，使百丈草創的從林制度體系化，並實現了僧團生活所需的自給自足。

雖然在此之前也有僧眾開荒耕種的記載，但僧侶的主要生存生略還是依靠信眾的施捨。百丈禪師制定了「百丈清規」，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要求，而且自己身體力行；而靈佑禪師則在密印寺使這一制度得到了全面的貫徹與落實，並使之成為禪者的生活信念和行為方式。農禪的核心要求是每一個僧尼都要參加到勞動和寺院建設中來，這就是禪門的「普請」（俗稱「出坡」）勞動原則，意思是普請大眾，上下合力，共同勞動；同時在辛苦的勞作過程中去參悟佛理，求得解脫。正所謂「擔水砍柴，無非妙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意義在於它從宗教倫理的角度肯定了勞動的道德性和合律性，是佛教對中國農耕文化傳統中重視勞動、反對不勞而獲的認同，也是西來的佛教與中土的農耕文明之間達成的最重要的妥協。經過這樣一番改革之後，不久「百丈清規」即風行全國，這標誌禪宗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化的佛教找到了一條不同以往的生存與修行之道。溈山禪寺成為了第一個成功踐行這一理念的寺廟，為了推行這樣一種禪門的生產生活方式——有意味的勞作，靈佑禪師在有生之年，一直帶領僧眾開荒種地。其間多有借農事接引後學的記載。《景德傳燈錄》載有這樣一個公案：「普請摘茶，師（靈佑）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山撼茶樹。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三十棒。」不意這溈山的茶里還有深厚的禪理。

擋不住的誘惑（資料圖）

與此同時，靈佑禪師還針對僧團中的種種不良現象制定了《溈山大圓禪師警策》，作為禪僧的行為準則，就僧人如何起居持戒，動之以情，曉這以理，真可謂苦口婆心了。他對僧團中混日子的人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日往月來，颯然白首。後學未聞旨趣，應須博問先知。將謂出家，貴求衣食？」《警策》一文至今仍然是僧眾初入空門時必學的功課。

經歷會昌法難（公元845年）之後，經靈佑禪師的悉心開發經營，溈山禪風大盛，得到了時任潭州觀察使裴休的高度認同。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在裴的請求下，唐宣宗親自賜寺額曰「密印寺」，並賜與僧田3600畝。這幫助密印寺獲得了正統的地位，不久以後，已出任宰相的裴休又將自己的兒子裴文德送入密印寺，代替皇子出家修行，這就是後來著名的法海禪師。一時間，密印寺盛況空前，名動神州，一度輻集禪僧達1500之眾。

農禪思想一經確立便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禪宗後續發展起來的其它宗派也多遵循這一路線：經營田莊，自食其力。禪宗於是成了農人的宗教，無論是出家還是在家，都可藉由禪理在平凡的日用倫常中去耘好自己的那塊心田。即使現世已經成為工商社會，台灣的證嚴法師仍然能夠帶領比丘尼以自己的手工勞動去闡述農禪的精髓：在辛勤勞作中去完成心靈的覺悟。

密印寺的墾殖，為寧鄉西部的這片蠻荒之地舉起了文明的火把，帶來了當時最深刻、最富於時代精神的宗教哲學思想；自此寧鄉就躋身於文化昌明之列，故鄉先民們的揮汗勞作也具有了某種有形而上的特殊意義。就在靈佑禪師圓寂後的第三年，禪師靈塔所在的同慶寺（密印寺的下屬寺廟）有一個胡姓佃戶家裡生下了一個孩子，取名胡德生，他自小聰明伶俐，寺里的僧人便教他讀書識字，後也他索性也在同慶寺出了家。他就是後來名聞天下的詩僧齊己，他仰望溈山的夜空寫下了「夜雨洗河漢，詩懷覺有靈。籬聲新蟋蟀，草影老蜻蜓」之句。《全唐詩》中收錄了他的詩達800多首。此後的張浚、張栻父子以及寧鄉的第一位狀元易紱都明確提及密印寺對自己的影響，並為之寫詩填詞。

隨著時日的遷移，農禪並重成就了密印寺，但也給密印寺帶來了另一種弊端：與民爭地。溈山地處眾山之巔，地域狹小，就算是把整個山村的水田全部給密印寺，也不足3600畝，所以密印周邊的寧鄉溈山、安化許多土地都為寺產，據清代康熙年修的《密印寺志》記載，其寺產甚至遠達寧鄉縣的玉堂橋一帶。信眾的捐贈、寺院的購入、以及為了逃避徭役稅負而寄於寺廟名下的田產日益增加，這樣密印寺就成了當地最大的地主之一。這就致使寺僧從原來親自耕種逐步蛻變成為了以地租為生的食利者，這已經遠離了當初靈佑禪師極力標舉、實踐的密印農禪的初衷。1917年為了撰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青年毛澤東從長沙步行來到密印寺，並曾在寺中借宿了一夜，他當時就認識到土地高度集中已成為推動農民走上革命道路的根源。也就在他走後的第二年，溈山農民張三元揭桿而起火燒密印寺，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這種矛盾的尖銳性。1950年以後，寧鄉打土豪分田地，寺產已經均分給村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所以密印農禪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

遠眺密印寺（資料圖）

2018年春節我陪家人又上了一趟密印寺，寺里人頭攢動，香火很旺，毗盧峰上的觀音造像也甚為壯麗。只是靈佑禪師當年耕過的福田裡已經種滿房子、修滿了馬路；當年的從林已經變成了今天的市井，只是不知道它是否還能繼續為眾生提供心靈的活水。

註：本文主要參考文獻：

1、陶汝鼎、陶之典大溈山古密印寺志[M] 長沙嶽麓書社 2008；

2、楊立華宋明理學十五講[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

3、杜繼文、任繼愈佛教史[M]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

4、釋道元景德傳燈錄[M] 成都成都古籍書店 2000；

5、湖南省寧鄉縣誌編纂委員會[M] 寧鄉縣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5。

*註：本文鳳凰網國學頻道經作者授權刊發，原標題為《密印農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