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盛：公開性與蘇聯解體

　　公開性是戈爾巴喬夫改革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公開歷史真相與現實問題、公開重大政務活動與決策進程、鼓勵無禁區的批評。一些人認為，公開性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是導致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這種判斷或許不無道理，但過於簡單。蘇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確實是失敗的，但否定也可分兩種情況：一是徹底否定，即根本就不應該搞什麼公開性；二是部分否定，承認公開性在原則上是對的，但在操作方法與進度上出現了失誤。如果忽略這些重大的不同，只是得出籠統的否定認識，不利於從蘇聯解體中吸取真正的經驗教訓。

　　一

　　根據本文的判斷標準，一些否定公開性的人實際上持的是「徹底否定」態度，因為他們在評判公開性的時候並不是採用「雖然……但是……」之類的評判框架，而是直接批判公開性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打擊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按此邏輯推論下去，當然就是不應搞公開性。那麼，不搞公開性的蘇聯政治社會生活是個什麼樣？那些否定公開性的人可能不願意觸及這個問題，但了解蘇聯發展史的人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即歷史問題不允許討論、現實問題不允許揭露，媒體上主要是歌功頌德，批評也要劃定區域。這一切本來就是蘇聯政治社會文化生活的根本特徵，在赫魯曉夫時期曾經有所鬆動，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又重新被固定下來，直到戈爾巴喬夫上台時仍是如此。那些否定公開性的人之所以不願意觸及「不搞公開性之後」這個問題，是因為蘇聯的這些做法實際上是搞愚民政策。這不但在道德、義理上說不過去，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也是不贊同的。只說不能搞、不應搞，卻不告訴人們「不能」之後怎麼辦，這就是一些人反對「公開性」的難處，也是其妙處。妙就妙在其主張實際上是墨守成規、鉗制自由，卻有了一個怕搞亂思想、怕導致國家民族動亂的「義正詞嚴」的前提。

　　那麼，是不是不搞公開性蘇聯就會避免解體、萬事大吉呢？這可能是一些徹底否定公開性的人想得出的結論。但如果深入探究當時蘇聯的發展狀況，就會發現蘇聯的解體自有其深層次根源，不能籠統地歸咎於公開性。事實上，如果當時蘇聯繼續推行限制歷史反思、禁錮新聞自由的政策，同樣無助於阻止蘇聯發展的整體下行。蘇聯的問題在勃列日涅夫統治後期已經十分嚴重，經濟結構嚴重畸形、勞動效率低下、被西方拋在科技革命的後頭，乃至西伯利亞開發帶來的石油紅利逐漸減少。如果媒體上繼續報喜不報憂、全國上下繼續陶醉在社會主義形勢一片大好、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的夢幻中，這就如同閉上眼睛在懸崖上行走，很難想像這對阻止蘇聯形勢的全面惡化會有任何好處。

　　有人或許寄希望於領導人會「靜悄悄」地解決問題，在外界對問題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把問題解決掉了，有什麼必要讓全國人民都知道形勢不妙的真相來陡增煩惱呢？這種煩惱，就讓「憂國憂民」的領導人獨自承擔好了！但問題是：領導人有沒有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覺悟呢！如從勃列日涅夫的例子來看，他是沒有的，他統治蘇聯長達18年，僅次於斯大林，是典型的好喜不好憂。認為當時蘇聯什麼都好，已進入發達社會主義，說蘇聯不好的人他都認為是精神病，許多政治異議分子因此被關進精神病院。

　　或者，即使領導人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覺悟，但他有沒有這種能力呢？在蘇聯史上，有這種覺悟的人還有真有一個，那就是繼勃列日涅夫繼位的安德羅波夫，他作為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對蘇聯的各種問題了如指掌，上台後也大力採取了整治措施。可惜天不假年，他僅僅執政一年多就逝世。有人可能惋惜，要是安氏多活幾年，蘇聯可能就不是後來的樣子了！筆者對安氏的決心與整治心存敬佩，但不認為他能夠扭轉乾坤，即使他上台時像戈爾巴喬夫一樣年輕。他所採取的整治措施實際上還是加強勞動紀律、反對貪污腐敗等老一套。相信經歷了多年改革經驗的中國人就會明白，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計劃經濟體制，效率低下的蘇聯經濟不可能有根本改觀，而不從權力體制上建立對官僚的約束機制，任何反腐都至多取得短期效果。

　　進而言之，即使領導人既有主觀上的覺悟與能力，但客觀上官僚集團的強大制約也可能會使其功虧一簣。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形成了一個建立在特權與腐化基礎上的強大官僚集團，他們作為既得利益者和實際權力的把持者，反對一切有可能觸動他們乳酪的改革舉措。勃氏尚在世時，柯西金有限的改革就是在他們的反對（當然還有勃列日涅夫的暗地支持）下無果而終的。在強大的官僚集團面前，即使貴如總書記，除非是採取像斯大林那樣的獨裁手段，否則就如同面對風車的堂·吉訶德，即使你真想改革，也不一定真能落到實處。考慮到這一點，我想即使安德羅波夫再活長一點，他的改革也不一定能走更遠。

　　二

　　戈爾巴喬夫之所以想到通過公開性來推動改革，恰恰就是因為遇到了傳統官僚集團的強大阻力。戈氏是1985年當上總書記的，但到了1986年蘇共27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中，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員仍然是「勃列涅夫時期」的人。這些人中大部分都對改革政策持懷疑和抵制的態度，包括戈爾巴喬夫的副手利加喬夫，最終成為保守派的代表。由於保守派勢力遍布蘇共，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一開始就舉步惟艱。27大後，蘇共中央打算召開一次中央全會為改革框架制定具體的藍圖，但在保守派的阻撓下，這次全會的會期接二連三地被推遲，最後直到1987年1月召開。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戈爾巴喬夫想到了搞政治改革，搞公開性。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在戈爾巴喬夫看來，實行『公開性』原則，可以激發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感；促使人民積極投身於蘇聯的改革事業；扭轉蘇聯不正常的社會精神狀態；由下而上地對保守勢力形成強大的社會壓力，從而推動改革的前進。」（張屹峰：《論蘇聯改革中的「公開性」原則及其實踐》，《學術探索》2004年第11期，第102頁。）

　　1987年6月30日，蘇聯最高蘇維埃討論通過了《蘇聯全民討論國家生活重要問題法》。該法規定了應當提交全民討論的國家生活重要問題的基本方面、原則以及基本程序。1988年6月28日，蘇共又作出《關於公開性的決議》。該決議強調：「堅定不移地擴大公開性是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民主性質，顯示它面向人民，把個人同社會、國家、集體的一切事業溝通起來的必要條件，是在全民監督所有社會機構、政權機關和管理機關活動的基礎上，使社會主義不遭扭曲的有效保證。」

　　戈爾巴喬夫搞公開性的初衷是好的、方向也是正確的，但在操作上確有不當，那就是速度太快，使整個社會的精神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一下子陷入到混亂狀態之中。看多了中國礦難新聞的觀眾都知道，當一個在黑暗中被埋得太久的礦工被人從地下救出來的時候，他的眼睛一定要先用布蒙上，只能慢慢去適應外面的光明，因為其中有個適應過程問題。原來的蘇聯社會是封閉式的，報紙報道的都是好消息，教科書的蘇聯歷史都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人民沒有批評政府的自由。實行公開性之後，突然一下子情況都變了，報紙上突然充滿問題，斯大林由英明領導人變成了無惡不作的暴君，各種各樣的批評也不再限制。這種突變是長期處於專制、封閉社會下的人們不可能一下子適應的，沒有一定時期的適應過程，包括對適應能力的培養，所謂思想混亂自然不可避免。

　　這裡補充一句，思想混亂可能用得並不恰當，這裡只是暫借那些否定公開性的人的提法，所以加上「所謂的」一詞。在一個自由社會中，每個人有思考的權利，思想本來就是不一樣、多元化的，不能把這種情況說成是思想混亂，更不能因為所謂的思想混亂而要求思想一律。事實上，在實行公開性後的蘇聯，嚴重的問題是：由於原來的一系列的社會主義神話在真相被揭露後破滅，多數人的政治信仰喪失，整個社會不再有精神上的維繫。多元的思想與存在主流的社會信仰並不相矛盾，像民主、法治、憲政、寬容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應該作為主流的社會信仰而存在，但在這一主流之下，並不反對個人的其他甚至異見思想的存在。事實上，後者的存在本是前者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個國家是必須要有某種主流社會信仰存在的，沒有這種信仰，就是沒有精神的民族。公開性的操作不當，正是使蘇聯徹底喪失了這種精神。雖然這種精神原來就不多了，但在公開性之前，彼此之間尚都不揭開那層虛偽的面紗，還能夠自我欺騙一番。當這層最後的面紗被公開性吹走以後，自我欺騙已無可能，所謂的「思想混亂」就不可避免了。加上政治改革的整體失序，思想上的「混亂」就演變成政治上的混亂，加速了蘇聯走向解體。

　　三

　　這種公開性上的困境，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國家特有的問題。世界上並不乏壓制新聞自由、不允許批評政府的國家，但一旦放開批評，也少見前蘇聯那種所謂「思想混亂」的狀況。這其中的緣由，很大程度上在於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構建問題。

　　在現代民主國家，選舉被認為是政權合法性的根本來源。只要某一領導人被選上台，或是某一政黨通過選舉成為議會中的多數，他便擁有治國的合法權力。即使民眾期間有所不滿，上街抗議示威，他也不用擔心被趕下台。而越是民主不穩的國家，所賦予選舉的合法也就越弱，街頭政治甚至可能成為更換政治領導人的一種方式，如當前泰國的紅衫軍示威所展示的情況一樣。

　　儘管在社會主義作家的經典文獻中，選舉甚至是普遍選舉被接受為組建新型國家政權的方式，但總體言之，選舉是被作為「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加以批判的。特別是像蘇聯這樣的國家，它本來是少數革命精英奪取政權的結果，不是通過選舉上台的，更加傾向於抵制選舉在建構政權合法性中的作用。而蘇聯原來作為所謂正統的社會主義國家模式，其認識與實踐又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認識與實踐。

　　就本源來說，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是它的意識形態，即最終建立一個實現人的全面解放的共產主義社會。但在現實中，由於這樣美好的社會總是遙不可及，用來作合法性來源無疑有畫餅充饑之嫌，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往往通過以下兩種方式來強化自己的合法性：

　　一是通過對第一代領導人的神化，而後面的領導人則通過繼承自然取得相應的合法性。繼承的方式有多樣，有的是黨內繼承，或通過秘室鬥爭，或通過黨內的更替機制，有的則是家族內繼承，如北朝鮮的例子。

　　二是通過對政權能力的建設，證明社會主義國家及其制度相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就要求不斷發展經濟、給予民眾各種物質上的福利。

　　這兩種方式常常是被雜合在一起的，不過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強調的重點可能不同。但這些強化合法性的方式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

　　其一，人總有的缺點，第一代領導人事實上並不是在政治、實績、道德上都完美無缺的，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剛剛立國、往往沒有建立有效權力約束與監督機制的情況之下。要把第一代領導人神話化，就意味著要掩蓋他的缺點，同時往往誇大他的成績。而且，要保證這種合法性來源，就意味著要把這種掩蓋一直維持下去，用新的謊言去掩蓋舊的謊言。

　　其二，政府施政不可能沒有錯誤，而要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不能公開，至少是不能全部公開這些問題與錯誤，像毛澤東那樣堅持「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一旦讓人民明白了自己國家的真正狀況，明白問題不只是「一個指頭」，政府的合法性就會被相應削弱。

　　行文至此，相信讀者已經明白公開性對當時蘇聯政權所造成「創傷」。當蘇聯人民意識到斯大林實際上是一個暴君、進入「發達社會主義」的蘇聯仍然問題重重的時候，他們對蘇聯政權的信任自然會降到最低點，政府的合法性也相應地降到最低點。只要喪失了合法性來源，任何政府都會顯得脆弱不堪，除非它向一個軍事獨裁國家轉變，依靠強力來維持自己的政權。

　　四

　　那麼，社會主義國家是否可以不搞公開性呢？要做到這一點，政府就必須完全壟斷資訊，人民不但必須接受政府對於歷史的解釋，也接受政府對於現狀的描述。但在現代社會中，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各種交流工具迅速發展的情況下，資訊已不可能由政府完全掌握。除非是文革前的中國和現在北朝鮮，在一個完全閉關鎖國的條件下才有可能。但那樣的後果已經顯而易見，那就是經濟落後、民生受損，其對政權合法性的損害同樣重大。

　　當然，政府也可能在適度開發的情況下，保持對基本資訊，特別是涉及其合法性來源的資訊的壟斷，如禁止超出「框架」範圍討論重大歷史人物與問題、不得傳播、討論現實中的重大問題與弊病。但這種壟斷只可能在所謂的主流媒體上做到，只可能在表面上做到，即使是口耳相傳，人們也能夠逐漸得知真相，並對政府宣傳、主流媒體形成強烈的不信任感。如此一來，政府的合法性同樣在喪失，只不過可能過程相對較慢，同時也較不容易覺察而已。但也正是由於不容易覺察，也才更危險，爆發出來時破壞性才更強。

　　要避免這種情況，最終走向公開性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必然選擇，關鍵在於掌握好進度，以與整個社會的適應能力以及政府的合法性轉型過程相匹配。關於社會的適應能力，也就是前面提及的被救礦工如何適應從「黑暗」狀態到「光明」狀態的問題。對一個社會與公民來說，在從新聞鉗制走向輿論自由的過程中，理性與批判可能同樣重要，寬容與真相應該都成為追求的目標。只要這樣，一個社會才能慢慢適應從「黑暗」到「光明」的過程，才能避免過度地算歷史帳，避免激發不必要的悲觀與破壞情緒。

　　至於政府的合法性轉型，即由那種把意識形態、領導人神話與政權能力作為合法性來源，轉變為現代社會中通行的把選舉作為合法性來源。如果民眾確信當前政府及領導人是由他們自己選舉出來的時候，這就是最為可靠的合法性來源。在蘇聯的例子中，後來戈爾巴喬夫在與葉利欽的較量之所以屢處下風，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僅僅是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間接選舉出來的總統，而葉利欽卻是俄羅斯選民通過普選直接選舉出來的領導人，後者在合法性上更佔優勢。至於蘇聯共產黨，也由於沒有及時適應選舉政治，最終在各級選舉中均失去優勢，最終失去政權。在這個過程中，作為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確實有一個重大失職，那就是沒有注意把蘇共由於依賴傳統合法性的政黨轉變為一個通過選舉來獲得合法性的政黨。這種失誤，不但導致了蘇共的垮台，也導致了他的最終下台。

　　在選舉賦予政府與領導人合法性的情況下，第一代領導人的歷史功過已與他們沒有關係，政府與領導人的能力表現當然仍是有影響的，但這種影響不在於選民會走上街頭抗議，而在於下一次選舉他們將會把選票改投他人。這對任何一個執政的政黨來說都是痛苦的，但只要它做得好，仍會有在下下次選舉中重頭再來的機會，這比那些最終在街頭政治甚至動亂中趕下台、甚至像蘇共那樣徹底垮台的政黨來說，又要好上多少倍呢！

　　總的來看，公開性是一個大方向，而社會的適應能力與合法性來源的轉變則是推行公開性必不可少的前提。對蘇聯以及類似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公開性不搞不行，但搞得太快了同樣不行，如何適度地把握、推進公開性，考驗著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