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個人主義

（原創）中國需要個人主義 　　　　　　一，中國歷史上的個人主義思想　　說起個人主義，我們中國人的腦海中首先浮現的總是一個負面印象，我們從小受到的集體主義灌輸告訴我們：個人主義就是以自我為中心，就是自私自利。對於個人主義，儒家先師孟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做過批判，他將當時個人主義者楊朱的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作為極端自私的典範，與儒家的濟世思想對立觀之。無獨有偶，孟子之後的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也勸諫君王：「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今上尊貴輕物而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眾所周知，法家以陰謀權術和帝王之學自詡，所謂「法，術，勢」，法家之「法」乃愚弄黔首，恐嚇百姓，不擇手段，逞君王私慾之「法」，與現代法治之「法」的含義大相徑庭甚至背道而馳。韓非子所抨擊的輕物重生之士，指的就是戰國時代以楊朱為代表的中國早期個人主義者。在推崇專制極權的法家看來，此類個人主義者輕視物質和名利的誘惑，珍視個體生命和人格，不為當時統治階級的誘戰政策所動而成為君主馳騁沙場的棋子，無異於法家施展「法，術，勢」，實現「宏圖抱負」的絆腳石。　　　　實際上，中國的傳統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歷來排斥個人主義而崇尚集體主義。歷史學家錢穆對此概括道：「人必在群中始有道，必與人相配成倫始見理。離開對方與人群，亦就不見有個人。因此這個人必配合這對方與大群，而一切道與理，則表現在個人各自的身份上。」可見，儒家思想是將人看作「群」和「類」的存在，每個個人只有在滿足了「群」的道德角色要求後，才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此理。這裡，道德角色被本體論化，個人的存在則被置於其後。而道德本體論的依據又是「人性本善」。 孟子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矣，弗思耳矣。」因此，人在「群」中擔當一定的道德角色，就是順理成章，合乎自然了。然而，從千百年的歷史和人類進化的歷程來看，「性善論」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就連荀子這種特立獨行的儒家也認為：「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根據現代的觀點，荀子這種看法恰恰符合人性的真實。遺憾的是，荀子的聲音並未引起歷代儒家的重視，孔孟之後的儒家思想始終只是圍繞「性善論」轉圈圈，這就造成一種二元分裂：性善論的偽命題造就高不可及的道德標準，極少數人能夠知行合一，達到這個標準成為真君子，大丈夫；而社會成員的絕大多數卻遠不能知行合一，只好口是心非，隨波逐流，使儒家道德成為一個空有其表的光鮮牌坊，牌坊後面則是一部人吃人的歷史，正如朱熹所言：千載之下，大道未嘗有一日之行也。　　　　漢武帝罷黜百家後，儒家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內一枝獨秀，形成了思想霸權。這種儒家思想與孔孟的原教旨又有所不同，淡化了孔孟思想中可貴的民本思想而強化了尊卑等級，使得中華民族的思想發展史進入一個相對停滯的時期。到了魏晉，治亂循環周期縮短，戰爭與和平頻繁更迭，這一方面使儒家對人民的思想控制減弱，另一方面又使知識份子在戰亂的傷痛中感懷生命的短促，人生的無常，並進行哲學上的反思，大大激發了文人的人道主義情懷，由此，中國的人文思想在魏晉時期又達到了一個高峰，與此相伴隨的就是中斷了數百年之久的個人主義的復甦和張揚。這一時期個人主義的代表人物首推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在他寫給竹林七賢中的另一位山濤的信《與山巨源絕交書》中，他寫道：「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岩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夫人之天性，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山濤本來也是一位隱士，司馬昭掌權後重用山濤，讓他負責官員的錄用，而盡職的山濤舉薦了志在山水之間，「目送飛鴻，手揮五弦。附仰自得，游心太玄」的嵇康為官。嵇康在得知此事後勃然大怒，謂山濤枉為知己，於是寫下此《絕交書》。在嵇康看來，堯舜式的君王，棲身於山岩的許由，興漢百年的張良，或者吟遊放歌的接輿，他們都是平等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志向，情趣，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入朝為官或者隱居山林沒有高下之別。這其實已經道出了個人本體論的精髓所在，誠如哈耶克所言：「在個人領域內，一個人的興趣愛好和價值判斷是至高無上的」。而嵇康宣揚的人性自由的個人本體論相比由基督教發展而來的個人本體論顯得更有親和力和人情味。　　　　毫無疑問，嵇康「非湯武而薄周禮」，「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對儒家學說政治文化霸權的反動，在儒家學說一家獨大，思想領域萬馬齊喑的中國封建時代尤為難能可貴，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在強大的封建專制勢力面前，嵇康只能作一顆劃破夜空的流星，司馬昭終於以「言論放蕩，害時亂教」的罪名將嵇康處死。臨刑前，嵇康神色自若，又一次手揮五弦，彈奏起《廣陵散》，《廣陵散》遂成絕響，也可以說，《廣陵散》標誌著古代中國個人主義思潮的華彩樂章。　　　　　　二，現代個人主義的涵義與價值　　　　現代個人主義思想起源於古希臘古羅馬哲學和基督教，成型於文藝復興之後。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是兩種對立的價值觀和方法論，它們之間彼此互斥，完全不能相容。個人主義的核心是本體論的個人主義，它認為個人先於社會而存在，個人是本源，個人既是構成社會的最基本單位，也是最高單位。個人主義承認有比個人更大的單位，例如國家，政黨，宗教團體等，但個人主義只承認它們更大，在價值上不承認它們更高。在個人主義看來，每個個人在他的純個人領域內都是至高無上的，應該得到平等尊重，集體無權高高在上對其進行干涉或強迫其作出犧牲。就不能象司馬昭那樣：你嵇康不信我們這個集體大多數人都信的儒家，還要宣揚你「非湯武而薄周禮」的思想，我們就要以擾亂集體的名義強迫你甚至消滅你-----哪怕整個集體除了嵇康以外其他所有人都信儒家，這個多數人的信奉也並不順理成章就高於嵇康個人的信奉。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最本質的區別在於：個人主義價值觀中的某些個人權利（當然也是每個人都平等享有的）是完全剛性，不容擠壓，不容侵犯的，以集體，以大多數人的名義也不行。而集體主義則把個人權利當成一個「柔性」的東西，為了所謂集體的利益，只要集體認為值得，可以對任何個人的任何權利作出強制性的犧牲。　　　　個人主義認為，任何社會團體包括國家在內都是一種「自組織」形態。即從個人角度出發，為了保障自己的某種權利或利益而自願組成的，除了個人的目的，社會或國家沒有任何其他目的。邊沁曾說，所謂「共同體」完全是虛構的概念，「共同體的利益」只是該共同體的成員的利益之總和。需要澄清的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集體主義----比如我們經常勸別人：「你要發揚發揚集體主義精神嘛」，這裡所說的集體主義並不是嚴格定義上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而是泛指團結，我們所謂的發揚集體主義精神實際上是要發揚團結精神。但個人主義並不排斥團結協作和犧牲奉獻精神，關鍵是這種團結協作和犧牲奉獻是基於個人自願的基礎，而不是集體強制性的安排。筆者曾經看過一部美國影片《衝天大火災》，說的是一大群社會名流在新建成的該市最高建築----一棟一百多層的摩天大樓上聚會，結果大樓的中層發生火災，所有的人都困在頂層的宴會廳里。經過搶救，有一部分人坐直升機和滑索逃生了，還有一百多號人一籌莫展，包括該市的市長。這時侯大樓的設計師出了個點子：用炸藥把樓頂的水塔炸掉，利用水塔中的幾百噸水來滅火，但是，負責去炸塔的兩個人基本沒有生還的機會。接下來那個負責搶險的美國「領導」就很體現了美國的個人主義精神。他把實際情況原原本本告知了負責搶險的消防隊員，由他們自決。誰願意去當英雄？去了九死一生，但不去也不會受到任何指責。他可沒有隱瞞風險性，也沒有下死命令：「為了領導和群眾的安全，你們一定要不惜一切代價給我把水塔炸掉。」儘管犧牲兩名消防隊員就可以挽救包括市長在內的一百多名社會精英，但沒有人去算這道不等式，生命不可以這樣衡量。對於你的親人而言，一百個社會精英的生命也未必得比得上你的一隻手或一隻腳來得重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儘管儒家一貫批判個人主義，但這句話卻很好地道出了個人主義的真諦，個人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推己及人，平等待人的換位思維。由此不禁又想起克拉瑪依大火中那句「震古爍今」的「名言」：「讓領導先走！」在一個自古就提倡集體主義的國家卻如此凸顯了領導個人，這難道不是莫大的諷刺嗎？　　　　個人主義強調個人價值，但並不把個人當作自給自足，與社會隔絕的自了漢。相反，個人主義鼓勵一種對自我負責，進而對家庭和社會負責的精神，鼓勵個人參與社會協作和交換。波普爾認為，個人主義同唯我主義或自私自利根本不同，自私自利的行為既可以是個人做出的，也可以是一個集團做出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行為從人類誕生那一天起就有，而個人主義則產生於近代文藝復興之後------「平民個人的崛起無疑是現代社會最本質的特點，毫不誇張地說，現代文明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十八世紀三十年代，托克維爾訪問美國時個人主義對他來說還是個新名詞，在他的著作中他寫道：「個人主義是個新奇的辭彙，它表達了一種新奇的觀念。我們的父輩只知道自我中心(自私自利)。」托克維爾區分了個人主義和自私自利這兩種不同的概念。在他看來，自私自利是「一種強烈而誇張的自愛，它使一個人把每件事都和自己聯繫起來，要把自己放在世上每件事之上。」而個人主義則是「一種成熟而鎮靜的感情」。「美國人承認一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合法性。但是自利應合乎法律，來得誠實，而且以不損害他人的自利為基礎。同時，他們相信一個人在為他人服務時也是在為 自己服務，犧牲精神並非單方面的付出，所以美國人不喜歡侈談獻身精神」。「正確理解的自利原則並不見得很高尚，但它簡單明了，它並不以偉大的事業為目標，但是能毫無困難地達到它所追求的那些目標。它也是各種能力的人所能把握的，所以每個人都不難學習和堅持它。」。「這一原則 也許妨礙某些人遠遠高於一般人水平，但另外一大批人，他們原本會遠遠低於一般人，也就被遏制住了。從個別人看， 他們被這個原則降低了，但從全人類看，則被升高了」。對比一下儒家思想人性本善的偽命題，那遙不可及的道德高標，我們就能明白近代西方之所以能夠崛起並超越中國的原因了。　　　　三，中國需要個人主義　　　　被儒家思想牢牢控制的古代中國是一個嚴重缺乏個人獨立性的等級社會，每個人都必須嚴格恪守身份，稍有逾越就被視為大逆不道。人的個性，人的尊嚴，人的創造力都受到極大的壓抑，而皇帝和高官卻可以為所欲為，這樣的社會無疑是一潭死水，最終走向腐朽沒落是帶有必然性的。欲強中華，必先從個人的覺醒開始。近代啟蒙思想家梁啟超認為：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他說：「為我也，利己也，中國古義以為惡德者也。是果惡德乎？」「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立而者也……故人而無利己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蓋西國政治之基礎在於民權，而民權之鞏固由於國民競爭權利寸步不肯稍讓。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觀於此，然後知中國人號稱利己心重者，實則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剝奪己之權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讓之，曾不以為意也。」「昔中國楊朱以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惡其言，現在卻認為這是至理名言」，因為「一部分之權利，合之即為全體之權利；一私人之權利思想，積之即為一國家之權利思想。故欲養成此思想，必自個人始。人之皆不肯損一毫，則亦誰復敢攖他人之鋒而損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虛言也。」至此，為孔孟道學詬病千年的楊朱思想「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悉天下而奉一人不取」第一次被主流知識份子給予正面評價，個人主義思想又一次在這千年古國復甦。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當然是一種值得商榷的極端表述，如果拔一毛真能利天，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不會吝惜自己這根毛。楊朱真正想強調的是一種高度的自尊自愛，以及維護個人權利的決心。如果每個人都能堅決維護自己的個人利益，那些想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特權階級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則「悉天下而奉一人」的局面就將不復存在。說起來，個人和集體真是一對奇妙的辨證統一體。我們這個自古就秉承儒家集體主義原則的民族卻成就了無數獨夫和暴君個人獨大的慾望，而西方自個人主義誕生以來卻極大地張揚了民眾和集體的力量，大大削弱了個人專斷，把統治者都關進了籠子。看看現代史，凡是那些集體主義盛行的國家幾乎都出現過狂熱的個人崇拜，統治者的個人意志被凸顯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比「個人主義」還「個人主義」。統治者可以一句頂一萬句，把個人理想和個人意志強加給民眾，對民眾「狠斗私字一閃念」，民眾連養只雞喂只豬的個人自由都被剝奪，其結果就是「使人人皆不得自私，不得自利」，而以統治者的「一己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　　　　強調集體卻成就了個人，為什麼會這樣？說起來很簡單，個人主義強調「每一個個體」的平等權利，社會自然就會向多極化方向發展，「某一個個體」獨大的現象自然就會被削弱。而集體主義強調單一的集體，忽視「每一個個體」，結果反而走向了單極社會，最終是集體中的「強勢個體」脫穎而出，一人或一集團獨大。集體主義強調為了集體可以無條件犧牲個體，但是誰該犧牲呢？由誰來決定取捨呢？領導嗎？如果領導不夠高尚，私心作祟，那麼他做出的決策很可能就是違背集體利益的。如果領導足夠高尚，那麼高尚的人怎麼可能讓別人做出犧牲，而自己不身先士卒呢？所以我們可以看看，那些高唱改革犧牲論的，動不動就要犧牲農民的利益，犧牲民工的利益，犧牲幾千萬下崗工人的利益，他們自己是從不做出犧牲的。他們為什麼不能犧牲自己的住房，讓那些被強迫拆遷的人有個棲身之所？他們為什麼不能犧牲自己的食物，讓那些吃了上頓沒下頓的農村學子改善改善生活？一說犧牲就是要別人犧牲，而且打的還是集體的旗號，集體啊集體，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但如果我們承認「人之初，性本惡」的話，我們有什麼理由反對人人平等？我們有什麼理由反對個人主義？我們有什麼理由反對自由民主？　　　　有的左左可能要說俺別有居心了，你煽動個人主義，豈不是要製造矛盾，製造分裂？我又要重複前面的話題：個人主義和團結協作並不矛盾，甚至可以說，個人主義有利於團結協作。中國有句古話：「強扭的瓜不甜」，中國還有句古話：「捆綁不成夫妻」，只有在充份尊重個人權利基礎上的團結才是真心誠意的團結。日裔美籍學者福山以《歷史的終結》一書震驚世界，在其新作《信任》一書中，他把個人主義盛行的美國歸為高信任度社會，而把中國和韓國歸為低信任度社會。他說：「美國人是反中央集權主義者，但是那些同樣是反中央集權主義的美國人卻自願服從各種中間社會團體的權威，包括家庭，教會，本地社區，工作場所，工會和專業組織等，他們是社團主義的支持者」。福山認為美國人具有高度的協作精神和結社傾向，因此美國人可以很輕鬆地為了共同目標團結到一起來，建立大型企業和經濟組織。而中國人雖然自古以來就強調集體主義，並建立了貌似統一的龐大的中央集權國家，但實際上卻是一盤散沙，國民沒有個人價值和個體尊嚴可言，中國人的信任也很難超出家庭之外。福山分析說：「華人企業在制度化方面的步履艱難以及華人的遺產均分原則就是華人社會的企業規模相對較小而無法成大氣候的原因。這也賦予了華人企業以另一個特性：公司不斷地產生、發跡，然後消亡」。在低信任度社會裡，民營企業家不敢給予職業經理人充份的信任，而只相信自己的子女和親人，要與他人達成信任合作就必須付出巨大的成本代價，這極大阻礙了華人企業的發展。　　　　我們還可以看看那些體育競技中的集體項目，比如足球，籃球等，這些項目都需要很好的團隊配合，但是在這些項目上，強調集體主義的東方人比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人玩得好嗎？你也許要說這是諸如職業化，發展時間等其他方面的原因。那我就來說說新興的項目----電子競技。眾所周知，中國和韓國是電子競技強國，在剛結束的第五屆WCG（world cyber games,世界電子競技大會）上，中國魔獸爭霸選手李曉峰剛剛贏得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枚WCG金牌。而在前四屆WCG的星際爭霸和魔獸爭霸比賽中，中國也取得了很優異的成績，達到了世界一流水平。韓國就更不用說了，當之無愧的電子競技第一強國。但唯獨在最強調團隊配合的反恐精英這個項目上，中國和韓國卻一直停留在世界三流水平，連瑞典都打不過，與此相對的是美國反恐精英代表隊對WCG金牌的蟬聯和壟斷。是群眾基礎不好嗎？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反恐精英玩家群體。是比賽打得太少？中國的星際爭霸和魔獸爭霸選手也是業餘的，參加的職業比賽也不多。筆者大學時代經常到網吧去，幾乎每次去網吧都看到有人玩反恐精英。冷眼旁觀，這些反恐精英玩家或興高采烈於背後偷襲得手，或自我陶醉於上房打冷槍瞄掉了幾號人，或夸夸其談於如何以一當十，不時還有人破口大罵作弊者，總之目光之所及就是一大堆叢林法則者和投機主義者，鮮見有人強調集體配合，商討和設計富有創意的團隊戰術，而這，恰恰纔是反恐精英的精髓所在。中國的反恐精英代表隊成員總是哀嘆自己的槍法不比別人差，反應不比別人慢，差的就是團隊配合。但團隊配合意識是怎麼來的？是組隊以後才臨時練出來的嗎？顯然不是，團隊配合意識是從業餘愛好者階段就逐步培養鍛煉的，這裡面肯定有文化背景的因素在起作用。　　　　當然，團結問題不光是由個人主義或者集體主義所決定的，它還和信仰有關。但一門好的信仰，必定是引導人們平等互愛，互相尊重，提升信眾人格水平的信仰，從這個角度說，這種信仰也包含了個人主義元素在內。　　　　我們的民族經歷了太多的苦痛，其根源就在於個人權利得不到尊重，社會正義得不到伸張，因此動蕩不斷，在外敵面前缺乏凝聚力。在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的今天，我們似乎有必要做更加深入的冷思考，要認識到，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舞弄得不好會傷及自身。要制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濫觴和負面效果，就必須彰顯個人主義，回到以民為本，以人為本的道路上來，這也符合建立和諧社會的方針。個人主義是一個豐厚的思想寶庫，中國需要個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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