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透析】走向強國的大國理念

　　為深入學習、宣傳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研討我國「十三五」時期發展面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中共中央黨校學報》編輯部於2015年12月17日舉辦了「『十三五』時期學術前沿問題」座談會。來自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的專家學者參加會議。綜觀會上的發言，以下幾個問題為與會學者重點關注。

　　建構中國的世界觀

　　人類社會正在發生深刻的、前所未有的變化，中國如何看待這一變化，中國的世界觀是什麼，中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世界觀;同時，中國也在發生著變化，中國正從大國走向強國，大國的治理經驗以及強國的治理要求是什麼：復旦大學林尚立教授認為這兩大方面是中國置身於世界背景中必須思考的問題。

　　與會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中央黨校張恆山教授認為，處於從大國走向強國的中國，對未來的世界秩序要有構想。因為大國強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際秩序，對國際秩序構想的錯誤會直接導致決策和行動的錯誤。這當中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在我們的構想中，國際秩序的價值主題是什麼，國與國之間關係的主題是什麼，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實現我們所希望的國際秩序。對此，我們目前已經有一些相對模糊的概念性的說法，但缺乏系統性完整性，以至於我們在國際社會中還未形成有吸引力、凝聚力的話語體系。二是，如果中國將越來越多地承擔國際秩序的建構責任，則應注意到我們所倡導的價值觀與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的之間的關係問題。

　　闡明中國的邏輯

　　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最終是要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中央黨校侯才教授認為，這要求我們以綜合整體的模式予以思考，將不同要素統籌到現代國家的頂層設計之中。這也要求我們在界定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定位時，必須釐清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崩潰以後的社會主義標準與現在資本主義同時代的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的區別。

　　中國政治的內在邏輯包含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的政治發展模式。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政治保證。與會學者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考察，認為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的理論依據在於：第一，在民族國家之間相互競爭背景下的中國，若沒有核心力量的凝聚，則無法實現從農耕文明到商工文明的轉型。第二，中國是在幾十年里，把在西方經歷相當長時期的兩個階段濃縮在一起同步進行，一方面要快速完成工業化建設，另一方面要解決伴隨著工業化出現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等矛盾。這兩方面都需要國家整體的力量。特定的歷史階段、中國文明轉型的這種特殊性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力量的發揮。

　　同時，國家力量的集中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民主。事實上，我們的民主正於發育的過程中，處於不斷完善的過程中。林尚立指出，我們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是，如何從中國的自我發展和中國的政治體系出發，發展協商民主，使其成為中國民主發展的重要路徑。他認為，在非競爭性政治體系下，協商民主是民主成長的重要方式。而協商民主的發展，需要與整個社會的網路化、政治技術的變化給民主帶來的機會和資源銜接起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劉作翔教授強調，民主和法治是不可分割的：離開法治的民主和離開民主的法治，都是不可行的。

　　無論在政治生活還是經濟發展中，在整個實踐和認識活動中，人的主體性地位和作用都必須被充分地承認、尊重和運用。侯才教授認為，主體性原則是現代化建設最根本的哲學基礎。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法執政，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執政是依法治國的關鍵」。我們黨應不斷改善領導方式，真正做到依法執政。劉作翔教授談到，依法執政的規則完善與否，直接關係到依法執政的成效。

　　創新法治文化觀念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強調，「法治是發展的可靠保障」，要「把經濟社會發展納入法治軌道」。有關法治和經濟發展的關係，過去，我們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的認識是不到位的，將二者割裂開的認識常有之。張恆山教授認為，這一關係問題值得重視，需要深入研究。

　　他還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講，當前的法治建設缺乏穩固的根基。首先是法文化方面，目前我國的法治文化較為落後，尚不足以支撐我國的法治建設。以我國目前存在的三種法文化為例：第一，中國的一切問題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法治作出過精彩的闡述。而學界尚未充分地挖掘和闡釋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精髓，卻仍停留在「統治階級意志論」層面，這是不利於中國的法治建設的。第二，當前我國某些幹部中流行的法文化仍有揮之不去的是計劃經濟時代法文化的影子，許多幹部對法的認識仍是「上級的命令」。第三，傳統農耕文明的法文化有三大特徵——權力至上、等級劃分、親情觀念，這些都是不支持法治的。因此，法文化的建設有待加強。其次是整體的哲學思維方面，中國整體文明中的理性思維是相對欠缺的，這其實也是文化上的缺失。這當中涉及兩個問題。一是理性思維中的邏輯問題，辯證邏輯必須以形式邏輯作為前提，失掉這一前提，則會陷入詭辯，缺失根本。而我們現在對形式邏輯的重視是不夠的。二是行為選擇的理性問題，為了達致某一目標而不惜任何代價、不計任何後果，即是缺乏行為選擇理性的表現。例如經濟建設中就存在這樣的一味追求經濟指標的問題。

　　此外，有關人權的觀念也有待創新。劉作翔教授認為，人權的進步與發展，除了有賴經濟的發展、政治民主的發展，還須體現在法律制度上。抽象的人權概念進入法律制度層面，則體現為一個個具體的個人權利。人權正是通過許許多多個人權利的確認和發展而不斷進步。而這每一個具體權利的發展，落實到法制層面，必須進行技術化、標準化的處理，而不是停留在抽象概念層面，甚或是「口號」層面。立法要體現應有的價值理念，而應有的價值理念只有進入技術化、標準化過程才能落地。

　　優化宏觀調控與完善社會治理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賈康教授認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在於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在傳統的需求管理還有一定作用和優化提升空間的同時，我們迫切需要改善供給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從歷史角度看，供給的相應機制和特徵是劃分人類社會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時代的最關鍵因素。當前，改善供給側的環境和機制，激發經濟活力，側重點和思路就是實現新階段的動力轉型。在此過程中，政府要做的，是更好地發揮調控管理的作用。過去，調控中的需求管理側重總量和短期，而當前的供給管理必然要把側重面放在結構和中長期的問題上。這並不是否定需求管理，而是要把供需的不對稱提到儘可能對稱的程度。

　　優化宏觀調控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劉戒驕教授舉例說道，就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而言，要注意如何把政府支持和市場選擇相結合，如何使政府支持建立在公平競爭的前提下，而不是干擾公平競爭甚至創造不公平競爭。

　　他還指出，新時期的經濟發展要注重質量。人們的幸福感受不單靠財富的增長，還靠財富的積累，這實際上和經濟發展的質量相關。此外，國有企業問題，從經濟層面研究腐敗問題，也是「十三五」時期的重要問題。

　　後工業化和中產階層的擴大帶來許多需要重視的社會問題。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張翼教授做了詳細的闡述：第一，消費社會問題。目前，中國崛起的龐大新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受到許多國家關注，一些國家利用他們的消費觀念影響我國中產階級，使之產生以消費西方產品而得到滿足的現象。當前，不同階層的消費需求、傳統消費品的適合階層等問題亟待研究。第二，網路社會問題。網路社會的到來改變了我們的價值觀念和宣傳工具，人們的自主選擇能力增強。網路群體性事件、網路暴力等問題有待研究。第三，中產階層的政治態度問題。第四，社會流動機制問題，這主要指底層精英向上層流動的通道問題。此外，生育慾望減弱、老齡化社會的加快到來等問題，也是「十三五」時期擺在國家面前的重要課題。

　　張翼教授也對農村基層社會治理進行了分析，他認為，這當中涉及兩方面問題。一是隨著土地的流轉，基層政權治理出現治理對象逐步消失的問題。二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孩子的問題。城市社會治理則涉及三方面問題，一是居住問題，二是外地居民的政治權利問題，三是農二代問題。同時，收入差距問題、貧困問題的解決，也是接下來一個時期必須攻克的重要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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