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 馬國川：歷史終結了嗎？

　　 福山身材不高，頭髮稀疏，穿著隨意。這位日裔美籍學者的眼睛很銳利，就像要洞穿未來一樣。他早年師從美國當代政治學大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獲得哈佛大學政治博士學位。

　　 1989年夏天，正在美國國務院政策制定小組工作的福山在《國家利益》雜誌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宣稱人類歷史的前進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正走向終結，「自由民主的主要替代方案自我耗弱」，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範圍內的廣泛傳播，標誌著人類社會文化演進的終結，並且成為人類政府的終極形式。幾個月後柏林牆轟然倒塌，似乎印證了福山的論斷。37歲的福山由此聲譽鵲起，成為當代最重要、也是備受爭議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撰寫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一書，出版後引起巨大轟動，曾連續登上各類暢銷書排行榜,被先後譯為20餘國文字發行。

　　 20多年來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福山仍然堅信原來的觀點，「任何現代化的國家都需要建立自由民主制度，這仍然是唯一的、能夠帶來穩定的、良好的政治與經濟秩序的制度」，「如果說我的觀點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就是我更清晰地了解到，創造現代自由民主制度的過程有多麼艱難」。

　　 不過，作為一位政治思想家，福山並沒有停止對政治制度的思考。他繼承導師亨廷頓的問題意識，撰寫了厚達600頁的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探究政治制度的演變。他梳理了現代國家形成的歷史，提出良好的政治秩序的三個基本標誌：強大的國家、法治、負責制政府（民主）。福山以這三個標誌衡量中國，認為擁有一個強大的政府是中國的優勢，但是法治、負責制政府（民主）付之闕如，卻是現代國家建構的重大缺失。

　　 福山顯然對中國有深入研究，他說：「如果有『壞皇帝』，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權很容易導致災難。這仍是當代中國問題的關鍵。」僅此一句話，就足以說明他確實是一位有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

我仍然堅信原來的觀點

　　 馬國川：1989年您提出著名的「歷史終結論」，認為發達國家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20多年來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您的觀點是否發生了改變？

　　 福山：「歷史的終結論」說的是歷史具有某種方向，指的是現代化的路徑。我在1989年的簡單觀察是，自由民主制度才是歷史的終結。

　　 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任何現代化的國家都需要建立自由民主制度，這仍然是唯一的、能夠帶來穩定的、良好的政治與經濟秩序的制度。在這個意義上，我仍然堅信原來的觀點。

　　 馬國川：「冷戰」結束後，您認為自由民主制度取得勝利。但是也有許多人士一直在爭論說，歷史還有其他的選擇。

　　 福山：我看不出歷史有其他的選擇。柏林牆倒塌後，自由民主製成為被廣泛接受的政府形式，獲得快速的蔓延。時至今日，這仍是事實。2010年底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值得關注，它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性事件，反映了阿拉伯世界的民意走向。以前，普遍的看法是阿拉伯人對政治冷漠。現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阿拉伯人民限制威權政府權力的意志。

　　 用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的話說，「在世界輿論的大氣候中，民主制已獲得被視作基本正確的地位。」沒有一家重要的國際機構，將民主制以外的任何東西認作是公平合理的統治形式。現代自由民主制享有如此威望，以致今日的威權政客，為了合法也必須上演選舉，寧可躲在幕後操縱媒體。事實上，不但極權主義從地球上消失，連威權政治家也往往稱頌民主制。

　　 馬國川：可是事情還有另一方面。世界上大多數人希望其政府既負責又有效，民眾需要的服務能獲得及時和高效的滿足。但沒幾個政府能真正做到這兩點，因為很多國家的制度衰弱、腐敗、缺乏能力，甚至幾乎不存在。因此有些人對民主傳播的失敗感到失望，認為民主遭到了失敗。

　　 福山：民主的失敗，與其說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說是在執行中。世界上的抗議者和民主倡導者，不管是南非和韓國的，還是羅馬尼亞和烏克蘭的，他們的激情足以帶來「政權更替」，使威權政府蛻變成民主制。可是如果沒有漫長、昂貴、艱苦、困難的過程來建設相關的制度，民主制是無法成功的。

　　 例如，「阿拉伯之春」的埃及、利比亞等國家，獨裁者被推翻了，可是真正的民主機構還沒有建立起來，政黨、法治和對軍隊的控制都沒有完全建立好。沒有制度，社會便無從治理，而建造制度又必然需要令人厭煩的妥協。

　　 馬國川：在您看來，自由民主制度仍然是唯一的道路。20多年後的今天，您的觀點難道沒有任何改變嗎？

　　 福山：沒有改變。但必須明白，自由民主制度並沒有一個嚴格的模式。從斯堪的納維亞到美國，自由民主制度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形式。

　　 如果說我的觀點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就是我更清晰地了解到，創造現代自由民主制度的過程有多麼艱難。事實上，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過於薄弱，甚至最終失敗。

　　 現代政治制度的三大組成部分

　　 馬國川：當今世界是一個急劇變化的時代。對於許多國家來說，仍然面臨著如何構建一個穩定、良好的政治秩序的問題。

　　 福山：其實，我的恩師塞繆爾·亨廷頓的經典之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所面對的，就是發展中國家如何推動政治制度的現代化。該書成書於1968年，時間距離非殖民浪潮席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僅10年左右，很多結論反映了那一時期政變和內戰所帶來的極端不穩定。

　　 自該書出版以來已發生很多重大變化，像東亞的經濟奇蹟、全球共產主義的衰退、全球化的加速，始於20世紀70年代亨廷頓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發生在我們眼前的「阿拉伯之春」，等等。現代政治秩序在不少發展中地區取得成功，在另外很多地方尚未到位。

　　 馬國川：良好的現代政治秩序需要哪些條件？或者說，一個國家怎樣才能避免陷於混亂？

　　 福山：這就是我在思考的問題。我認為，現代政治制度由三大部分組成：強大的國家、法治、負責制政府。首先，一個有著良好運作的社會必須要有強大的國家政權。國家一定要像一個國家，它需要利用其權力有效地維護自身的安全，維持和平與正常的社會秩序，並向國民提供服務。其次，這種權力需要在一定限度之內使用，國家要通過法律來治理，法律要高於統治者，高於權力，用法律限制國家權力的濫用。這就是法治，即「法律的統治」。最後，政府是一個負責的政府，要承擔治理社會的責任。

　　 馬國川：負責制政府就是民主制度嗎？

　　 福山：在歷史上，負責制政府可以通過多種方式獲得，例如道德負責制在威權社會仍有現實意義。不過，一個現代責任政府就是民主制度，政府願意屈服於限制其隨心所欲的機制。憲法規定的程序允許國家的公民通過選舉，將瀆職、無能或濫權的政府更換掉。今天，負責制的主要形式是選舉，其中最好的是成人普選的多黨選舉。

　　 成功的現代自由民主制把強大的國家、法治、負責制政府這三種制度結合在穩定的平衡中。擁有全部三條的西方社會，發展了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因而在世界上佔主導地位。能取得這種平衡，本身就是現代政治的奇蹟。能否結合，答案不是明顯的。畢竟，國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權力，要求公民遵從法律，保護自己免遭他國的威脅。另外，法治和負責制政府又在限制國家權力，首先迫使國家依據公開和透明的規則來行使權力，再確保國家從屬於民眾願望。

　　 馬國川：問題在於，這三種制度如何才能產生？

　　 福山：這些制度的首次出現是因為民眾發現，可藉此來保護他們和家人的利益。什麼是自利，如何與人合作？都取決於使政治取得合法性的思想。因此自利和合法性，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基礎。

　　 建立現代政治制度的鬥爭過程既漫長又痛苦。那些異常貧窮和混亂的國家，可以指望在短期內建立起複雜制度嗎？這顯得有點不靠譜，要知道，那些制度的進化花費了多長時間。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制度進化是偶然的，例如歐洲議會制度的產生。另外，政治退化也是有可能的，這意味著已經建立的政治制度會終止，從民主制度倒退到其他的制度。

　　 馬國川：很多人認為，一旦建立民主制度就萬事大吉了，為什麼會發生政治退化呢？

　　 福山：自由民主制不僅僅是在選舉中獲得多數。它由一套複雜制度所組成，通過法律和制衡制度來限制和規範權力的行使。很多國家雖然正式接受民主合法性，卻在系統性地取消對行政權力的制衡，並對法律發起系統性的侵蝕。還有一些國家，看似走出威權政府，卻又陷入既非完全威權，也非貨真價實的民主的「灰色地帶」，如哈薩克、烏茲別克。因為這些國家的很多精英階層無意建立削弱自身權力的民主制度。富裕和有權勢的人通過政治體系保護他們自己，因此，他們的權勢逐漸增加。當勢力到達很大的程度之時，他們就會掌控政治制度，使政治體系不穩定，因為這個政治體系不再反映多數人口的真實情況，這種情況在君主制度或現代民主制度下都會發生。

　　 金融危機不會威脅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礎

　　 馬國川：根據您的定義，從強大的國家、法治、負責制政府三個維度來衡量，美國的政治制度運行績效如何？

　　 福山：美國制度基於這樣一種信念：集中的政治力量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構成了朝不慮夕的危險。因此，美國憲法設有廣泛的相互制衡，使政府的某些部門得以防範其他部門的暴政。迄今為止，這個制度表現良好。因為在歷史關鍵時刻，當強大政府不可或缺時，其政治領導最終能達成共識，取得勝利。但是，目前美國可能正面臨其適應能力的重大挑戰。因為沒有機制上的保障能夠確保美國制度既防範暴政，又在必要時按照初衷來順利行使國家權威。後者取決於在政治目的上達成社會共識，這恰是最近幾年來美國政治生活中所缺乏的。美國現在面對一系列巨大挑戰，大部分與其長期財政困境有關。過去一代，美國人把錢花在自己身上，沒有繳納足夠的稅款。寬鬆的信貸以及家庭和政府的超支，無疑是雪上加霜。長期的財政虧空和對外負債，威脅到美國在世人眼中的國力根基。其他國家如中國的地位則獲得相對拔高。

　　 馬國川：寬鬆的信貸導致了次貸危機，次貸危機又誘發了世界金融危機。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給人們的生活和思想帶來很大的衝擊。有些人士據此認為，歐美的自由民主制受到了挑戰。您是否認同這種說法？

　　 福山：我不覺得世界金融危機從根本上挑戰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礎。20世紀80年代開始，從美國和英國發源的更為自由的市場資本主義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這種意識形態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我認為這種變遷和傳播走得有些遠了。例如，對金融市場的管制放鬆，使得政府失去對銀行的監管能力，金融業很不穩定。

　　 從2008年開始，金融市場失去控制，整個金融市場因次貸危機而導致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使中產階級找工作困難，收入降低。我們今天發現，金融業開始往回走，傾向於國家政權的監管。發生這樣的周期性事情是很經常的：從過度放鬆的監管，到周期性的金融泡沫，再到泡沫的崩盤。這是市場經濟的本性。總之，我認為，這次危機不會改變市場經濟制度基本的制度架構，也不會威脅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礎。

　　 馬國川：金融危機還引發了「佔領華爾街運動」，它對於美國有何影響？

　　 福山：「佔領華爾街運動」影響非常小，是由一群不知道如何組織自己的「左派」年輕人搞起來的事件。他們確實成功地引起人們關注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危害、痛苦和不平等問題，但是作為一個政治運動，他們並沒有創建有力的大眾運動，也沒能改變大公司的行為。

　　 自里根時代以來，美國就是以保守主義作為主流。由於金融危機和不平等的加劇，現在這種共識已經被打破了。美國左右各方都還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方法，來解決技術和社會變革所帶來的挑戰。另外，在美國，還沒有問題已經嚴重到不能通過政策調整進行修復的程度。例如，預算赤字問題花上10年時間是能解決的，但這需要一種政治機制讓各方都達成一致。遺憾的是，我們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機制。奧巴馬上台時，很多人對他抱有極大期望，希望他以務實的方法團結人民，提出可行有效的政策，但是人們所期望的沒有發生。

　　 換句話說，目前美國還處在一個困惑的階段，不清楚應該向左走還是向右走，對於什麼是最佳政策還有很多分立不同的看法。

　　 民主不僅僅是西方創造的

　　 馬國川：如果說美國的國家能力建設有問題，那麼中國的國家能力卻很強大，對社會的控制力和政府的決策能力都很強。例如，在應對金融危機時，中國政府的出手就非常迅速，贏得了許多讚揚。

　　 福山：從秦朝開始，中國人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符合馬克斯·韋伯定義的現代國家。中國成功發展了統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發明了一套非人格化和基於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管理眾多人口和廣闊疆域，比羅馬的公共行政機構更為系統化，中國人口比例中受統一規則管轄的也遠遠超過羅馬。

　　 馬國川：這是否表示中國優越於其他社會呢？

　　 福山：不是。中國是開發國家制度的先行者，由於它防止公民社會的產生，宗教組織、貴族、商人階層等都沒有對強大的國家政權形成挑戰，所以強大的國家存在了兩千多年。但這並不表示其優越於其他社會，因為在強大的國家制度之外沒有法治體系，也沒有明顯的政府問責的體系，國家政權容易敗壞。在不同王朝的間歇期間，內部的衰敗往往導致政權崩潰。

　　 在漢朝後期，中國就出現了長期的混亂，因為國家已經被強大的家族門閥所綁架，不能作為一個整體運行了。中國歷史中有許多這樣的周期，開始建立一個強大國家，然後政權逐漸衰敗，又建立一個強大政權，再次衰敗，周而復始。

　　 馬國川：中國的王朝更替頻繁，漢朝之後就很少有朝代超過300年了，短命的僅有幾十年。

　　 福山：所以，中國的歷史提出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在沒有法治或負責制的情況下，良好統治能否長久？如果遇上堅強能幹的皇帝，該制度卓有成效，雷厲風行，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如果不幸碰上變化無常或庸碌無能的君主，他們大權獨攬，經常破壞行政制度的效率。武則天清洗官僚機構，安插不合格的追隨者；明太祖廢除丞相制，讓繼任者束縛於這一困境；明神宗完全不理政事，導致政府癱瘓。這就是中國的「壞皇帝」問題。

　　 馬國川：誠如您所說，中國王朝的重大「遺產」是高品質的威權政府。過去的30多年中，在強大政府的主導下中國經濟取得了高速發展，目前經濟總量已經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這是否說明，威權主義政府有利於經濟的快速增長？

　　 福山：民主和經濟的快速增長並沒有特別的聯繫。19世紀的德國並不是民主國家，但經濟增長很快，日本同樣如此。其他一些亞洲國家在威權主義政府統治下，經濟增長也很快。事實上，由威權政府來統治也有一些優勢，因為他們不需要理會工會，也不必直接面對反對資本化的內部反對派，所以可以壓低工人工資、吸引外資。真正的問題是，社會變得富裕了，民主是否成為必須的事情？民眾富裕是否必然要求政治參與？

　　 馬國川：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是否必然逐步改變傳統的政治制度？威權國家能否順利過度到現代民主國家？

　　 福山：實踐中比較難，因為威權政體擔心它所不能控制的政治權力。市場經濟中，國家無法控制一切，社會中有許多私人和民間的利益。當然，一些威權政體也可能會允許一定程度的市場自由，不過總體來看，威權政府希望控制經濟的意願比民主政體強烈得多。

　　 馬國川：有些學者堅持認為，民主是西方的東西，並非普世的，在其他國家未必適用。

　　 福山：歷史上民主確實起源於西方。但是，民主在其他國家也存在過，因而不應該把民主看成西方特定的現象。民主滿足了某種普世的嚮往。阿瑪蒂亞·森把政治參與作為人類的一種手段之一。人類有自我治理的期望，希望政治上有能力參與。僅僅簡單地接受其他人的權威，可能在某種意義上不是完全的人類。我認為，民主不僅僅是西方創造的，它適合於各種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現代化的邏輯在其中，自我治理慾望增加讓大眾變得更加富有，從而接受更好的教育。這些民眾對接受更有效率的威權政體也會變得更為不滿。

　　 「中國模式」能否長期持續下去

　　 馬國川：儘管中國面臨一些挑戰，可是中國社會目前仍然很穩定，經濟保持高速發展，甚至有些人士總結出所謂的「中國模式」。您是否認為存在「中國模式」？如果存在,「中國模式」是否意味著已經出現了新的歷史路徑，可以成為東亞以外世界其他地區的替代性方案？

　　 福山：肯定有一種被稱為「中國模式」的概念。我個人感興趣的是兩點：第一，這種模式是否能出口（被他國複製）？第二，這種模式能否長期存在下去？我對此兩方面均存疑慮。

　　 首先，中國模式被他國複製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中國有悠久的官僚制度歷史，而大多數其他社會沒有這種傳統，中國的官僚和教育傳統其他國家也很難學到。在亞洲，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都是受到中國文化影響很大的國家，它們會複製中國的一些制度，但是出了這個地域範圍，就很難了。例如，印度沒有官僚和中央集權的傳統，非洲也沒有這些傳統。中國模式對他們的幫助不會太大。

　　 其次，可持續性也很複雜。因為這一模式的成功基於中國的精英，基於他們如何繼續現代化的進程。自1978年以來，中國有很好的領導人，但是目前為止還沒有制度保證這種「好領導人」的狀況會延續下去。另外，中國現在的社會不平等在加劇，貧富差距比20年前大得多，我不認為中國找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

　　 馬國川：中國的法治與民主制度儘管還不完善，但是畢竟已經開始了。

　　 福山：真正的問題是，國家是否能夠繼續更新自己，保持現代社會的特性，同時又沒有腐敗叢生並被精英集團所控制。做到這點是困難的，因為挑戰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內部挑戰，精英必須重塑自身,不要被現有的政治力量所左右。

　　 當代中國還有一個地方與傳統中國不同，那就是由於資本和全球化經濟所產生的社會流動，使中國產生了新的社會團體，例如商界精英、工廠工人、知識分子等，他們都有呼喚社會變革的強烈聲音。這些團體在傳統中國社會是缺乏的。這意味著國家政權之外出現了更多的力量。對中國來說，這是另一種挑戰。

　　 馬國川：有經濟學家預言，20年或30年後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當然，這基於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不會被重大的挑戰所中斷。那麼在您看來，中國未來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麼？

　　 福山：挑戰不少,其中經濟挑戰相當重要。中國正在成為中上等收入國家，走向下一階段的路途將會更為困難，因為這需要更大量的投資和教育投入。到目前為止，中國可以讓更多的農民走進工廠成為農民工。但是，當代中國需要創新和製造更多的產業，這些都必須依靠高等教育。

　　 領導人的機制化也非常重要。其中有許多的不穩定因素。由於缺乏憲法保障，領導人的交替經常會出現不穩定的因素。從長期來看，這將會是很不利的因素。在過去的20年中，中國建立了許多規則，這些規則都是逐漸自下而上形成的。但是，當這些規則到了一定的層次，就不再有效，不再適用於更上層的行為。

　　 有理由相信，政治負責制的社會將勝過沒有政治負責制的社會，政治負責製為制度的改善提供了和平途徑。中國政治制度在王朝時期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是「壞皇帝」。英明領導下的威權制度，可能不時地超越自由民主制，因為它可快速做出決定，不受法律和立法機關的挑戰。另一方面，如果此制度取決於英明領袖的持續出現，一旦出現「壞皇帝」，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權很容易導致災難。這仍是當代中國問題的關鍵，因為其負責制只朝上，不朝下。

　　 附：求解「福山之問」

　　 自從美國政治學家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在中國出版後，中國知識界自發組織了一些讀書會，研討福山的新著，「讀福山，看中國」。2015年6月，我參加一個關於福山的讀書會，寫了這篇短文。

　　 福山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20多年前以「歷史終結論」一舉成名。

　　 近年來，他關注中國發展，多次到訪中國，與中國政界和學界廣泛交流。前不久，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還專門與其交換觀點。福山已經成為中國最知名的國際學者之一，他對中國的評論受到了國內高度關注。在筆者看來，「福山之問」最值得思考。

　　 2010年，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建立了一個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在福山看來，現代政治制度由三大構件組成：強大國家、法治、政治負責制。「強大國家」具有強大的行政能力，提供基本秩序；「法治」就是承認法律權威的至高無上，限制國家權力，保障民眾權利；「政治負責制」就是統治者要對民眾負責，民主是其題中應有之義。

　　 福山認為，擁有強大國家、法治、政治負責制全部這三條的西方社會，發展了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因而在世界上佔主導地位。中國王朝的重大遺產是高品質的威權政府，然而法治和政治負責制付之闕如，至今依然如此。由此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最後一章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今天在經濟上迅速增長，但三條之中只擁有一條，即強大的國家，這樣的情境能否長久？沒有法治或負責制，中國能否繼續維持經濟增長、保持政治穩定？」

　　 福山提出的問題，恰好也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多年來國際社會關於中國未來的各種預測，從「崩潰論」到「超越美國論」，都可以看做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因此，筆者將其命名為「福山之問」。

　　 面對「福山之問」，有兩種答案，截然不同。

　　 一種答案認為，只要有強大的國家（政府），中國就可以繼續高速發展，法治和政治負責制都沒有必要。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似乎為這種觀點提供了例證。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們說，中國靠的就是「強勢國家」的行政手段，強力干預和控制經濟，才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長。他們據此總結出所謂的「中國模式」，鼓吹「中國模式」開闢了一條成功道路，值得其他國家學習。

　　 在他們看來，法治、政治負責制不足為道，甚至有可能阻礙經濟發展。有些人有意無意地曲解福山近年來發表的對中國的觀點，聲稱福山也認同「中國模式」。然而，如果福山認同「中國模式」，就不會對中國未來發展提出疑問，也就不會有所謂的「福山之問」。事實上，2012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持續滑落，「中國模式論」已經日漸式微。

　　 對「福山之問」的另一種回答則是，沒有法治和政治負責制，中國很難繼續維持經濟增長、保持政治穩定。儘管中國經濟高速發展30多年，但是矛盾也在不斷積累。尤其是2000年以來經濟社會矛盾趨於激烈，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法治和政治負責制的缺位。

　　 由於法治缺位，行政權力肆無忌憚地壓制和干預民間正當經濟活動，造成尋租活動泛濫。在這樣的環境下，企業家不能依靠正當途徑保護自己的權益。他們中的一些人往往採取不正當的手段與相關政府官員相勾結，以便獲取權力對自己的蔭庇和競爭優勢。這種做法扭曲了市場經濟規則，不但導致企業家創新活動的動力不足，弱化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潛力，而且使得行政腐敗日益嚴重，不同社會階層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了重大影響。現代的市場經濟需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所以人們要求建立法治的呼聲越來越高。

　　 由於缺乏政治負責制，雖然一些官員把「為人民服務」和「做人民公僕」的口號寫在牆上，掛在嘴邊，可是他們實際上處在「社會的主人」的地位上，以「國家目標」和「公共利益」的名義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社會，在一切問題上包括關係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問題上替「治下」的「百姓」做主。一些負責官員在一些關係大眾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上採取極不負責的態度。還有一些不法官員不但不為選民和納稅人服務，還利用自己的權勢恣意侵犯他們的利益。

　　 對於建構法治和政治負責制的迫切性，中國社會各階層都有共識。實際上，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里有兩個重要命題，一個是「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另一個是「把權力關進位度籠子」，就是要建立法治和政治負責制，塑造現代法治文明和政治文明。顯然，中國的領導層對中國的未來有清醒的認識，並沒有沉迷於「中國模式論」的幻夢裡。

　　 福山不但關切中國的未來走向，對中國歷史也有深刻的洞察。他認為，「中國政治制度在王朝時期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是『壞皇帝』」，「英明領導下的威權制度，可能不時地超越自由民主制，因為它可快速做出決定，不受法律和立法機關的挑戰。另一方面，如此制度取決於英明領袖的持續出現。如有『壞皇帝』，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權很容易導致災難。這仍是當代中國問題的關鍵，其負責制只朝上不朝下。」

　　 這些話值得深思。東亞國家的實踐證明，威權發展模式確實有效。不過，在當今世界，威權發展模式是特定國家在獲得快速增長的關鍵歷史時刻的工具，而不是最終的發展目標。作為權宜之計，它的價值只有幾十年時間。就像宇宙飛船達到某個高度之後，會將第一級火箭推進器扔掉那樣。

　　 也就是說，威權發展模式本身就蘊含了轉軌性質，就像日本經濟學家渡邊（Watanabe）所說：「威權體制如果成功實現了經濟發展，也就埋下了自身解體的種子。」一旦經濟完成起飛，威權發展模式就應該轉向法治和政治負責制。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東亞國家概無例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重塑合法性，才能為未來的經濟增長、政治穩定奠定新的堅實基礎。

　　 轉型之路固然艱難，但是我們相信，只要中國堅定地推進法治和政治負責制，就能夠在未來繼續維持經濟增長、保持政治穩定，最終成為一個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