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明治維新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06-13
從日本明治維新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熊飛駿一紀元1868年,日本的精英集團擁立年幼的睦仁太子繼任「天皇」,並以動武要脅,迫使日本的實際統治者德川幕府還政於睦仁。睦仁太子即位後,定年號為「明治」。「明治」取自中國《易經&S226;說卦篇》的「聖人南面聽天下,向明而治」。新天皇希望日後自己能像聖人那樣廣納眾議,明察治國。明治天皇即位之初,日本已退化成為一個積弱不振的國家,內部四分五裂,外部強敵環伺。自1853年美國軍艦打開日本國門以來,日本先後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喪失了很多主權,和中國一樣被文明世界視為不可救藥的劣等民族。睦仁天皇和「明治精英」對日本民族擁有巨大的責任心,他們不能容忍這種局勢,決定發奮自強,在日本推行現代化的改革,使日本在短期內趕超英美等西方現代化強國。日本的自強運動號稱「明治給新」。明治維新依舊採用傳統的方式——向戰勝自己的敵人學習!拜英美等強敵為師。一千二百年前日本也曾拜中華帝國為師,在日本朝野推行「中國化運動」(大化改新),把處於草昧狀態的日本民族平空向前推進了幾個世紀。1868年4月,明治政府發表《五條誓文》,日本的維新運動進入實質性啟動階段。一、廢除幕藩體制,結束封建分裂割據狀態,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二、廢除封建特權,取消諸侯公卿稱號,取消對下層人民的限制,剝奪統治階級的特權,實現全民真正意義上的平等。三、改革土地制度,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四、廢除封建內地關卡,實現國內自由貿易,對外貿易由國家壟斷改為允許一般人自由經營。五、推行「文明開化」政策,大力發展國民教育,努力在全民範圍內普及初等教育。…………明治維新的宗旨是「脫亞入歐」;內容是「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目標是日本民族的強大振興。「明治維新」為暮氣深重的日本民族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因素,極大地調動起日本人的創造性、主動性和積極性。日本民族自此踏上了現代化的起跑線,發展速度突飛猛進,僅用了二十五年時間就走完了文明的西方五百年走過的路程。那時日本的經濟發展速度不是用幾個百分點來衡量的,而是每年幾十個百分點甚至成倍增長。那樣的發展速度在今天的經濟學家眼中是不可思議的,但在明治維新早期的日本卻是明擺的事實,與中國1958年那些統計數字有本質的區別。一則明治維新極大地釋放出日本民族的創造活力;二則水溫從零度到一百度是很容易上升的。日本的「明治維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綜合國力有了飛躍式的增長,在短短二十五年時間內就趕上了西方發達國家,逐步廢除了與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成為亞洲唯一的現代化強國。1894年,中日兩國爆發爭奪朝鮮控制權的戰爭。中國「老師」當時號稱世界第七大海軍強國,日本「學生」則極為勉強地屈居十二位。決戰結果是中國老師以絕對優勢的兵力一敗塗地,「東方無敵艦隊」「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中國割讓台灣和彭湖列島;賠款二億三千萬兩白銀(其中三千萬兩贖遼費)。伊藤博文在與清廷代表李鴻章簽下《馬關條約》後,曾自豪地說:「經這場日清戰爭,西洋人相信不會再把日本國旗中央的紅球比喻為一塊封住信封的紅蠟印,以嘲笑日本的鎖國落伍。相反的,日本國旗將回復原來的意義,紅球將象徵一顆東升的太陽,與世界各文明國家為伍,不斷地向前和向上移動。」1905年,日本帝國與歐洲強國俄羅斯為爭奪中國東北的控制權爆發戰爭。沙皇俄國有七十個日本那麼大,軍事力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是陸軍第一海軍第三。決戰結果是日本取得了完全勝利,沙俄太平洋艦隊在對馬海峽全軍覆沒。這是近代史上亞洲第一次對對歐洲強國作戰的勝利。日本自此躍升為世界級強國,綜合國力僅次於英、美兩國,位居世界第三位!距明治維新只相差三十年多一點的時間。日本民族的最大弱點是器小易盈,並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二十世紀上半期,已經成為世界強國的日本突然忘了自己還是個「學生」(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成績不錯的「好學生」),舉國上下患了可怕的「偏執狂」(中華民族也經常患類似的病症),天真地認為大和民族天下無敵;於是想過過「老師癮」,夢想一夜間成為世界的主人。在「偏執狂」的錯覺下,日本象一個夢遊者,在悍然出兵中國的同時,又極不明智地向世界上的龐然大物美國開戰。戰爭結果從一開始就註定了,日本成了戰敗國,現代化城市成了真正的廢墟,本土第一次被異族攻佔,明治維新的成果喪失殆盡,一切又回到了從前,甚至不如從前。日本民族瀕於亡國滅種的邊緣!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日本人在劇痛中清醒過來了,終於意識到自己的「學生」身份,於是放下「老師」的架子,再度拜倒在既是仇敵也是「老師」的「山姆大叔」腳下,一邊痛苦流涕一邊請求老師再度收下這個不孝的學生。美國佬被叛逆學生的真誠懺悔感動了,答應再教導日本學生一次。美國對日本的再教育是明治維新的繼續,在日本「移植」美國式的民主,根除極權專制的殘餘,尊重人權,尊重科學,尊重理性……日本人確然是世界上最最虛心的學生,沒有幾個日本人意識到這是美國佬在搞「文化侵略」,居然踏踏實實地按照「仇敵老師」提供的模式在日本推行美國式的民主改革;打敗日本的麥克阿瑟將軍是改革的總設計師。日本人好學的優勢又一次收到了豐厚的回報。二戰結束後,日本成了真正的廢墟瓦礫國,再度遠遠落後在中國的後面。日本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推行「麥克阿瑟改革」後,經濟突飛猛進,以全球最快的發展速度向前邁進,只用了幾年時間就再度趕上中國,並在六十年代迎頭超越過去,把中國遠遠地甩在後邊。今天的日本已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頭號經濟大國,綜合國力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二十世紀中期的民主改革被稱為第二次「明治維新」。前幾年美國風行一幅漫畫,畫面是美國的天空砸下數不清的日本彩電和汽車……漫畫的題目是「勿忘珍珠港」!美國老師終於意識到:學生正在趕上並超越自己!…………二與日本明治維新同時,中華帝國也啟動了現代化進程。中國開始現代化的時間是1861年,以帝國外交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成立和曾國潘在安慶設立「軍械修理所」為標誌,比日本開始「明治維新」要早七年。中國現代化初期的條件比日本優越得多,雖然經歷了兩次對外戰爭的失敗,但在國際上仍保持一等強國的尊嚴;日本在世人眼中則是三流末國。中國擁有一千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遼闊領土和三億五千萬人口(比十年前減少五千萬,太平天國時期中國人把中國人打死了一個億);日本的人口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國土則是三十分之一(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中國是自然資源配套比較齊全的國家,發展工業所必需的能源礦產基本能夠自給;日本的自然資源幾乎等於零,除了硫磺外,發展工業所必須的煤、鐵、石油等資源全靠進口……總之天時地利都站在中國這一邊,現代化成功的概率應該比日本大得多。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經歷了三個階段: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洋務運動;世紀之交的戊戌維新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現代化直到今天還未取得最後的成功,目前正處於關鍵時刻。「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同時,但目標和結果大相徑庭。中國的自強運動,名義上雖然是「自強」,但其真正目的不過是想藉此對外嚇阻列強勿再對華作進一步的侵略,並維持中外不平等條約關係的既成事實;對內則想穩定住太平天國及捻回起義之後中國社會的舊秩序。它缺乏一種推動社會向一個新的方向繼續發展的動力,也沒有一項為達到「自強」目標而擬定的全盤性計劃,更從未能鼓動起全國官民愛國的熱情,以全力以赴推動此運動至較高的層次。很明顯,這一所謂"自強"運動無論在作用上還是在意義上,其對內的性質都遠較對外的性質濃厚得多。在此狹隘政治目標的指引下,洋務派官員基於「立國之道,尚禮義廉恥;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的指導思想,制定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自強策略,也就是在不變更中國傳統政治體制和文化思想的基礎上,向西方學習製造先進武器的技術,從而增強「反民族政府」的統治能力;有效地鎮壓平民暴動和對國家民族真正有責任心的持不同政見者。洋務派官員認為中國的傳統制度完美到近乎至臻,象日月那樣光芒萬丈,永存萬世;認為「中華的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因而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以維護落後過時的極權專制制度……中國是一個傳統的特權世襲制社會,特權階層極少有人關注國家民族的命運,只關心自己的特權利益。鴉片戰爭以後,他們一方面被外國的堅船利炮和山崩地裂的平民暴動所困擾,深感自己特權的危機和力量的衰弱,對中國器物技藝的落後體會深刻;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特權受到哪怕是一絲一毫的減損和制約。他們企圖在不損害自己特權利益的前提下,學習西方製造武器的先進技術;同時又能繼續凌駕於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之上,永遠騎在中國人頭上作威作福。達官貴人的「特權」都是建立在傷害國家民族基礎上的,在維護「特權」的前提下謀求國家民族的強大是不可能的!洋務派官員的自強策略在執行過程中遇到了真正的困擾:花掉大量老百姓的稅錢從西方購進先進的堅船利炮後,由誰來操縱這些堅船利炮,就屬於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範疇內要解決的問題。中國傳統的人事體制是任人唯親,賄賂請託和裙帶關係決定一切。一艘新式軍艦駛回國後,誰來當艦長就決定這艘軍艦的作戰實力。通常情況下,能夠決定這艘軍艦命運的權力人物習慣任命那些看上去恭順且勤於「送禮」的下屬任艦長。歷史的經驗幾千次地證明「恭順」且「出手大方」的「政客官僚」都是些不學無術、品格低劣且沒有任何責任心的人渣,他們上任後最熱衷的差事就是受賄弄權。現代化軍艦落在這些人手裡,不是成了一堆廢鐵就是一台嚇人的燒錢機器。這裡打一個更現實一點的比方:航空母艦一直是中國人不易消逝的夢想,不想擁有航母的中國人也許挑不出幾個。假使前幾年中國花了幾百億納稅人的錢從俄羅斯買回一艘核動力航空母艦,由陳希同來決定航母艦長的人選(陳希同那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和一百年前的直隸總督李鴻章一樣級別),他極有可能任命賴長星之類的人物擔任艦長?!假如賴長星當了航母艦長,他任用航母官兵的標準一樣是「送禮的輕重」和「恭順的程度」。航空母艦落在這號人滓手中,除了每天燒掉上千萬納稅人的錢外還頂屁用?所以企圖在不變更傳統政治體制的前提下,單靠學習製造先進器物的技術來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不是「極端的自私」就是「絕頂地天真」!反觀日本明治維新的過程,其政治目標則十分明顯。日本維新諸領袖自始就擬定了全盤而富有長遠性質的計劃,以謀在控制式的政制結構之下,從事全國性的革新事業。他們很快地將其政策與近代式的民族主義精神相結合,全面鼓動起日本整個民族的熱情,而以爭取日本國際地位的平等為其首要目標。在這樣的情勢下,很明顯,日本的維新措施是全面性質的,並無器物技藝,制度或文化思想等層次的次第可言,而是採取三個層次全面並進的方式。儘管中日兩國在現代化初期處於相似的基礎和起點,但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的結果完全不同。日本國力全面上升,國民素質躍升到和西洋文明人士站在同一個水平線,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文明富強國家;中國的國力則停滯不前,從一等強國墮落為三流末國。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工業呈跳躍式增長。1868年全國只有405家工業企業,且主要是手工工場;1893年增加到3344個,且絕大部分是機器工業。鐵路里程數也呈數百倍增長;蒸汽動力船總噸位從15498噸增至110202噸;金融機構從2家增至703家……通過明治維新,日本實現了社會形態的轉變,從落後的封建諸侯國變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在迅速崛起的同時,逐步廢除了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了國家主權,擺脫了民族危機,成為亞洲唯一獨立自主的近代資本主義強國。中國的情況則正好相反:1903年,中國自辦的較大工礦企業只有185家;資本總數5559萬元,只有日本的幾十分之一;輪船556艘共45580噸,還不及日本同年的7%。重工業的發展更為可憐,創辦時間還早於日本八幡制鐵所的漢陽鐵廠,前後投資達3300餘萬兩白銀,原料條件下遠比八幡為優,但因依靠腐敗的官僚體制運作方式來經營近代企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始終未能順利生產,最後經營權反被日本操縱,成為日本八幡制鐵所生產原料的基地。洋務運動中興起來的一批近代企業,根本未能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甲午中日戰爭後,洋務派苦心經營的近代企業絕大部分宣告停止和破產;舊的不平等條約不但沒有廢除,還在不斷簽訂新的割地賠款條約,《馬關條約》賠款二億三千萬兩白銀;《辛丑條約》賠款數額達到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一個真正的天文數字!台灣和彭湖列島也自此脫離中國的懷抱;面積達156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面積有四個日本那麼大)也在二十世紀初從中國脫幅而去;十九世紀末列強還在中國爭奪勢利範圍,在中國建立「國中之國」,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如果不是美國的干預和空前的好運氣,瓜分就會成為事實。中國現代化第一階段就這樣在極不光彩的結局中落下帷幕。甲午中日戰爭後三年,在亡國滅種的威脅面前,清帝國中央政府里唯一有遠見和民族責任心的末路英雄光緒皇帝,任用知識分子精英層中的有識之士康有為、譚嗣酮等人,在中國推行「明治維新」式的變法。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帝國官僚集團除了狹隘自私外就是固執短視,寧肯國家滅亡也不願特權受到任何損失,用屠刀把可望使中國趕超日本的變法鎮壓在血泊之中。中國權力集團自此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機會,政治變革只好通過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來完成,中國陷入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血腥戰亂。內戰、分裂、外族入侵和瞎折騰,把中華民族折騰得騙體鱗傷,人類文明史上最關鍵的幾十年,中國人在混亂中錯過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中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中國務實派掌舵人鄧小平先生為了讓十億中國人吃飽肚子,於八十年代初期推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再度把中國推入現代化的門檻。鄧小平的後繼者汲取了上世紀洋務運動的教訓,把改革開放從廣度和深度推向一個更深的層次,在經濟改革起得一定成效的基礎上部分啟動政治改革。這次改革開放離最後的成功還有一段距離,但取得的成績已引起世界的關注,中國人第一次吃飽了肚子,並開始探討限制特權和「實現社會公平」的途徑。今天的中國已站在山坳上,是走向文明公平的英美還是走向貧富懸殊腐敗叢生的拉美,全在中國人自己,一失足將成千古恨。三中日日兩國的現代化同時起步,起步時的社會基礎和外部環境有著驚人的相似,中國現代化的條件比日本要優越得多,可現代化的結果是日本在一百年前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國迄今還徘徊在「十字路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悲劇性的結局,原因是多方面的,無數的學者已經作出了詳盡的探討,我這裡只想列舉幾個國人容易忽視的「現象」,這些「現象」也許是「細節」性的,但「細節」有時同樣能夠決定歷史的進程。(一)、日本人在向西方學習時,只看到西人的優點,同時與自身的弱點進行對比,於是痛定思痛,態度格外虛心。中國人在這方面正好相反,在自我感覺良好的同時習慣放大西人的弱點,甚至閉上眼睛不看對方的優點。在對待西人的長相方面,中日兩國的對比就格外鮮明:日本人看到西人體型高大健壯,反觀自己則是名副其實的「五短身材」,於是在羨慕之餘認真探求西人高大的秘訣,最初得出的結果是西人喜食牛肉,顯外牛肉有利於身體長高。天皇聽完營養學者的報告後當即下了一道敕令:「那就讓日本人多吃牛肉吧!」天皇的這道敕令顯然有「盲從」的成份,因為身體高大與吃牛肉並沒有確切的因果關係;但日本人多吃牛肉後真的長高了,先前的日本人比中國人矮得多,中國一直稱日本人為「倭寇」,今天的日本人平均身高則超過了中國人。日本人眼中的「帥哥猛男」在中國人眼中則是不堪入目的,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看西洋人的白皮膚象「癆病鬼」,黃頭髮象「野人」,藍眼睛則有如「鬼火」……至於西洋人體型的高大中國人則視而不見。那時中國男人的尊容是剃掉了半邊頭髮,腦後垂著一條「豬尾巴」式的長鞭子,和人高馬大的西洋人沒有可比性。可中國人卻真誠地認為自己很「帥」對方很「丑」。(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和中國都曾派員去國外學習考察,日本人在這方面遠遠走在中國前面。最令人稱道的就是1871年的岩倉遣外使節團,這個使節團幾乎出動了「半個明治政府」,用近兩年的時間考察了歐美12個國家的各種制度,如此大規模的高官出洋考察不僅是世界創舉,而且是在新政府誕生不久,政權基礎未穩時進行,充分反映出日本人好學心切的精神。這種精神,恰恰是當時滿清中國所缺乏的。相比之下,洋務運動期間,滿清的達官顯貴基本上沒有出國系統考察過西洋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李鴻章是出國次數最多的政府官員,但他出國的目的僅限于軍需品採購和簽訂割地陪款的不平等條約。真到本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在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機會之後第三次邁進了現代化的末班車,出國「考察」竟然成了一股風潮,不但影響並決定國家政策的高級官員經常出外考察,連一些貧困縣的縣長書記們也都一窩蜂地拿公款往國外跑,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國家政要出外考察合理且必要,因為制定科學理性的政策需要學習借鑒世界文明的先進成果;但貧困縣的「七品芝麻官」們紛紛出國「考察」是否確有必要就值得懷疑。中國有兩千多個縣,有幾個縣的縣長書記們沒有去歐美「考察」過?有幾個縣級局的「一把手」沒有去過新、馬、泰?其中又有幾個是真正為了「國事和公事」出外考察的?2003年,中國出外「考察」的可統計費用達2000多個億人民幣!花了這麼多納稅人的錢,我們的七品縣官們從外國究竟學到了多少東西?又為納稅人謀了多少福利?日本的「岩倉遣外使節團」在歐美各國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工廠、學校和科研機構;中國的「七品縣官」們最熱衷的去處則是商場、旅遊區和娛樂場所?去年一位升了局長但尚有點良知的朋友從新、馬、泰「考察」歸來,我請他談談這次出國有何收穫,他說什麼收穫也沒有,就是見了點世面,我聽後大感詫異:「你們出國考察了半個月,怎麼可能什麼收穫也沒有呢?你們在外究竟幹了些什麼?」「你真的想知道?」「當然想。」「上車睡覺,下車撒尿,白天購物,晚上打炮!」…………(三)、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是「全盤西化」,不是單從器物技術;而是從政治制度,經濟組織、社會結構、文化教育和生活習性全方位學習西方。但日本人並沒有因此走向民族虛無,相反在學習西方文明過程中極大地強化了日本人的民族凝聚力。洋務運動時期的中國在學習西方器物技術時深怕沾染上西人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文化,一再強調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但戲劇性的結果竟然是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反而不如日本。日本人的愛國和民族精神是有目共睹的,日本軍人臨陣脫逃、叛變國家和充當「日奸」的概率幾乎等於零;中國軍人在民族危亡之際叛逃和當漢奸絕非「個別現象」,抗日戰爭時期日本軍隊進攻中國的民族武裝時,很多情況下都是中國的漢奸軍隊打頭陣。(四)、日本和中國在向西方學習時都有「選擇性」。日本人注重學習西方的文明成份,尤其注重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理念;對於文明外殼下隱藏的「反文明音符」則能明智地剔除。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一樣有「選擇性」地學習西方,但中國人沒有學習到西方的「文明內核」——民主、人權和法律思想;相反有相當一部分國人學來了西方在十八世紀現代化早期流行的「性開放」和黑社會組織。今天的中國人在「性解放」方面無疑比西人走得更遠,以「性解放」著稱的巴黎,夫妻相互忠誠的概率在百分之八十九以上;我們呢?2000年日本的離婚概率只有2.6%;中國則超過14%!(五)、日本明治維新的領袖人物高彬晉作、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岩蒼具視、西鄉隆盛等人精誠團結,自初就培養出一種協力合作的精神,表現出一種共同對其國家命運精忠專一的意念。這些「明治精英」出仕時均在少壯之年。明治元年即1868年,他們之中最年長的岩倉具視只有43歲,西鄉隆盛41歲,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則在35至41歲之間,伊藤博文甚至只有27歲。他們精力旺盛,幹勁充沛,對於維新諸措施應取的步驟與方向,基本上大家都一致。他們在維新之初,就共同認識到日本不只需要在器物技藝的層次上變革,在政治制度、經濟組織、社會結構、教育制度、財政制度及文化思想等方面,也同樣需要從事全盤性的改革。中國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之流從來沒有真正團結合作過,在關係國家命運的大政方針上各執已見,互不買帳,在自己的轄區內各自為政,自行其是,甚至巴不得同道失敗到大霉。甲午中日海戰期間,中國另外的三支艦隊竟然拒絕支援身陷重圍的北洋艦隊,在他們眼中,北洋艦隊敗得越慘他們就越有面子。在年齡方面,這三個人真正掌握自強運動的實權時差不多都成了垂暮老人,平均年齡在六十歲以上。(六)、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舉國上下都體現出強烈的危機意識,對全盤西化全力支持,並為之付出艱苦的努力。中國人則一直自我感覺良好,死抱著「四大發明」和「五千年文明」的牌位不放手,抱著「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拖等哲學」,不願為「文明自強」和根除自身劣勢作艱苦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七)、伊藤博文在27歲那一年就被政府委以樞機重任,這位出生於長州(現山口縣)的日本首相,幕末時期曾偷渡到英國,在倫敦大學專修西方政治、軍事和法律,從中意識到日本開國學習西方的迫切性。回國後,他先是投身到反幕尊王運動,跟著在明治時代致力於推行國家的現代化事業,終在19世紀末見證了日本以武力擊敗中國,幾年後又勝俄國,逐步擺脫了西方列強的殖民枷鎖。伊藤博文的經歷是日本重視人才的最生動例證。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是壓制人才的,中國上上世紀最傑出的思想家嚴復是伊藤博文在英國的同學,成績一直在伊藤博文之上。可嚴復回國後長期報國無門,最後居然淪落到在坊間譯書謀生的悲慘境地。(八)、日本在現代化早期極為重視國民教育,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在國內普及初級教育,教育拔款一直是財政支出的重中之重。日本政府很早就認識到:國民素質是一個國家的真正實力所在,在一群低素質的國民中,再好的政策也沒有幾個人能夠理解;再壞的政策說不準會被捧為「英明決策」。一項政策連理解都顯困難,就更不用說很好地付諸實施了。二十世紀以前,中國的教育一直是上等人的專利,廣大中下層人民受教育的機會即使有也少得可憐。洋務派官僚也沒有認識到國民教育的重要性,不願在教育上花一分錢。直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才建立起幾所少得可憐的新式學堂,辦學經費還是英美等列強提供的,他們把中國政府支付的「庚子賠款」返還中國辦教育,想起來真讓人在傷心落淚之餘又啼笑皆非。此時的日本已實行全民強制性義務教育,在全國範圍內普及了初等教育。(九)、在現代化進程中,中日兩國都曾派出留學生去西洋留學。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派出的留學生數量遠遠大於中國,這些留學生學成後大多能回到日本並得到重用,把學來的知識最大限度地服務於日本的現代化。中國洋務運動期間前後共派出了三批留學生,每批三十人。這裡有一個戲劇性的現象:那時中國的達官顯貴從骨子深處輕視西洋文明,沒有幾個人為子女爭取出國留學的機會,所以中國派出的第一批公費留學生很多是平民子弟。這些留學生到達英美後,每天還要對萬里之遙的紫禁城行三跪九叩禮,花大量精力背誦與富國強兵風馬牛不相及的「四書五經」……這些留學生回國後,沒有幾個人被政府重用過,相當一部分留學生還流落民間……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始陸續派出大批留學生去西方學習科學技術,可這些留學生在異國學業有成時大部分拒絕回國,寧願在異國洗盤子當清潔工也不願回國當教授?(十)、日本在明治維新初期,認為亞洲的中國和朝鮮等國已經不可救藥地墮落了,積弱不振且疾病叢生,日本如和亞洲的弱國攪在一起就是自甘墮落,就會象患傳染病一樣沾染上這些國家的惡習和劣根性。日本要象富強就得和中國、朝鮮保持距離,和文明水準較高的國家作朋友,這樣日本民族所受的外來影響就會正面多如負面。所以明治維新的宗旨是「脫亞入歐」,讓日本擺脫亞洲的消極影響,並進而與文明的歐洲站在同一個水平線……中國因為一直是「天朝大國」的緣故,骨子深層有一種「老大哥情結」,在現代化進程中選擇朋友的方式和日本正好相反,喜歡和貧窮落後的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作朋友。這些國家在承認中國是「老大哥」,使中國部分找回優越感的同時,也把自身的「落後病菌」傳染給中國,並助長了中華民族自滿自大的心理,從面缺少必要的危機意識,在學習西洋文明時「半心半意」,導致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步履蹣跚,一波三折……中國古老的智慧小冊子《增廣賢文》里有這樣一句話:「結交需勝己,似我不如無」。日本人把中國的古老智慧忠實應用到外交上;中國人則把曾經擁有過的智慧拋到一邊。(十一)、明治天皇頒布的《五條誓文》里:正式宣布剝奪統治階級的任何「特權」,取消公卿貴族對下層人民的限制,實現全民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廢除封建內地關卡,實現國內自由貿易,對外貿易由國家壟斷改為允許一般人自由經營。我們直到今天還在為爭取取消「特權」和廢除內地關卡作收效甚微的努力,可見中國的現代化依舊面臨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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