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贏得未來的唯一選擇

06-13

文章來源：

本文來自新華網-思客鄭永年專欄，原標題《中國的第三個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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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導讀

無論是集權還是反腐敗，把它們放在制度建設的背景下來理解才有意義。要用制度建設鞏固改革開放的成果，也要用制度建設發掘進一步改革的動力機制。制度建設是去年三中全會和近期結束的四中全會的主題。三中全會儘管涵蓋面很廣，但主題是經濟和社會改革。三中全會的關鍵詞是「市場化」，要通過市場化釋放制度紅利，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四中全會的關鍵詞是「法治」，不僅是狹義上的，即法律意義上的，而是廣義上的制度建設，包括社會、行政、政治等方面。三中全會決議包括336項改革，而四中全會決議包括180項改革。儘管兩者之間有些重複，但加起來是一個龐大的改革和制度建設計劃。如果能夠實現，中國會是一個全新的國家。

作者簡介

鄭永年，中國問題專家，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國際中國研究雜誌》共同主編，羅特里奇出版社「中國政策叢書」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等。著作有《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轉型》《中國和新世界秩序》等。

鄭永年：中國的第三個三十年

中國今天講建國一百周年，即到2049年。到2049年，中國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毛澤東的30年，鄧小平的35年，和從今天開始的35年。前面的65年已經成為歷史，到2049年中國會變成怎麼樣，就取決於今後的35年。今後的35年怎麼走？還得看前面的65年是如何走過來的。

毛澤東的30年，在前半段從事建設，通過國家的力量初步建立了國民經濟體系，鞏固了政權，但是後來進行「繼續革命」，轉向了政治運動，反而破壞現存制度。儘管毛澤東也在尋求一種新的制度形式，例如他試圖把社會運動制度化，七八年來一次，但都以失敗告終。因為政治運動的目標是針對現存制度的，尤其是官僚體制。不過，毛澤東時代也是有貢獻的，這不僅在於人們所說的「消極的貢獻」，即文化大革命之後，人們認識到社會運動的破壞性，因此轉向了從事經濟建設，更在於其「積極的貢獻」——毛澤東為改革開放之後的市場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儘管這並不是他所預想得到的。

鄧小平的35年，主題是從事經濟建設。但說鄧小平沒有想進行政治制度建設，也不對。1980年代他曾經提出過非常大膽的政治制度建設計劃，例如黨政分開、法制、社會主義民主等政治改革舉措。不過，蘇聯解體之後，鄧小平敏銳地判斷到，蘇聯解體主要是因為那裡的政權沒有能力從事經濟發展，滿足人民的需要。

這個判斷並沒有錯。鄧小平在經濟建設上的功勞巨大。今天的中國儼然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麼短的時間內取得了那麼大的成就，是世界經濟歷史上的奇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等所有重要的經濟組織。同時中國各種經濟制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下一一到位，包括財政、金融、企業制度等。儘管所有這些仍然需要改革和改進，但大的制度都已經到位了。

鄧小平的改革計劃和思路管了中國改革和發展35年。現在要規劃的是未來的35年。十八大是一個起點。十八大之後，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呈現出三大趨勢。

贏得未來的唯一選擇

第一是集權式改革。集權式改革扭轉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過度分權所造成的「無改革」和「不改革」現象。中國的改革先易後難，在進入「啃骨頭」的階段，需要通過集權，來克服已經變得非常強大的既得利益對改革所造成的阻力。

第二是全方位的反腐敗。大面積的腐敗是執政黨所面臨的最嚴峻挑戰，關乎執政黨的生存問題。儘管腐敗並不是新鮮事，但近年來的腐敗已經給執政黨的生存和發展構成了挑戰。同時，如果腐敗不能得到整治，政權的合法性成為一大問題。如果沒有社會信任，執政黨同樣什麼事情也做不了。

第三是以法治為目標的制度建設。無論是集權還是反腐敗，本身並非是最終的目的。執政黨的目標，就是要在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基礎之上，進行制度建設。這是今後35年的目標，也是最為艱巨的任務。

中國的經濟已經進入了新階段，即高增長階段已經過去，進入了中速增長階段。要實現從中等收入社會到高收入社會的提升並不容易。二戰之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在經歷了最初的高增長階段後，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除了一些石油國家之外，成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東亞的日本和「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這些東亞經濟體能夠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是內部的改革所致，也有外部國際環境的因素。東亞的經濟奇蹟發生在冷戰階段，冷戰使得這些經濟體不費力氣地進入了整個西方市場，同時又趕上了後來的經濟全球化。中國現在所面臨的國內和國際環境很不一樣。在國內，已經出現了一些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現象，例如官員腐敗、社會分化、極端思想（不管左右）不斷出現、各種犯罪率高居不下、環境生態危機不斷等。在國際層面，西方對中國進行貿易保護主義，而周邊的外交環境也一直呈現出很不確定的狀態，一不當心，就會發生重大危機。

在這樣的環境下，制度建設成為中國贏得未來的唯一選擇。無論是集權還是反腐敗，把它們放在制度建設的背景下來理解才有意義。要用制度建設鞏固改革開放的成果，也要用制度建設發掘進一步改革的動力機制。制度建設是去年三中全會和近期結束的四中全會的主題。三中全會儘管涵蓋面很廣，但主題是經濟和社會改革。三中全會的關鍵詞是「市場化」，要通過市場化釋放制度紅利，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四中全會的關鍵詞是「法治」，不僅是狹義上的，即法律意義上的，而是廣義上的制度建設，包括社會、行政、政治等方面。三中全會決議包括336項改革，而四中全會決議包括180項改革。儘管兩者之間有些重複，但加起來是一個龐大的改革和制度建設計劃。如果能夠實現，中國會是一個全新的國家。

細節決定成敗從制度建設來看，兩個全會所通過的改革方案，既有對現存制度的改進，也有制度創新。例如三中全會所大力推動的經濟市場化，就是對1990年代中期之後企業制度改革的推進。當時實行「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改革，在「抓大」方面只實現了一半，就是把企業整合起來，造就了一些龐大的國有企業，但市場化仍然沒有到位。現在企業制度沒有建立起來，國有企業仍然有行政和政治界別。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進一步的市場化才能得到解決。又如，四中全會所通過的「法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開始講制度細節問題。在所有國家，關鍵不在於有沒有制度，而在於有沒有制度細節，細節決定成敗。

儘管有了今後35年的宏大計劃，但要實施下去，仍然困難重重。一方面，改革的各種阻力不會因為集權和一場反腐敗運動就消失了。在一個多元利益的社會裡，改革往往會演變成利益集團之爭。如何使改革掙脫利益集團之爭的藩籬？再者，改革也很容易成為意識形態之爭。利益的分化必然導致意識形態的分化，各種不同利益也在把自己的利益上升為意識形態，在論證自己利益的合法性的同時，從意識形態層面阻攔對自己不利的改革。如何使改革掙脫意識形態之爭呢？這些是沒有答案的。

另一方面，這個改革的過程不能犯中共高層所反覆強調的「顛覆性錯誤」。在這個過程中，形形色色的小錯誤在所難免，但顛覆性錯誤必須避免。從實際層面看，這種「顛覆性錯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既可能來自於高層，也可能來自於社會，或者兩者的互動。例如，前面所討論的意識形態爭論。如果把握不好，意識形態之爭成為改革的主題，或者意識形態走回頭路，就會是一個顛覆性錯誤。再如，如果社會治理制度和基本社會正義不能實現，也會造成顛覆性錯誤。

如果既能克服改革的各種阻力，也能避免各種可能的顛覆性錯誤，今後的30年就能夠比較順利實現執政黨所計劃的長遠目標。正如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所預示的，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要建設成為一個民主富強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