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場 如何管束「身邊人」

　　古代官場吏治如何，其實，從怎樣管束「身邊人」就可約略看出來。

　　歷史上，高官對「身邊人」管束的好壞，有時關係著家與國的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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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身邊人管束不嚴，釀成禍患

　　《資治通鑒》卷八十記載，公元273年的一天，負責東吳首都街面治安秩序的司市中郎將陳聲在巡視時，抓獲一個搶奪百姓財物的人，該人穿著講究、態度傲慢，不像個落魄潦倒之人，一問，原來是皇宮中人，而且，是皇帝喜愛的妃子的手下。

　　陳聲想，光天化日在天子腳下公然搶劫，還撞到我這治安官員的手上，於是，叫人把這個王妃的手下給處決了。他替京城和皇帝做了件好事，打擊了黑勢力。沒想到，「姬訴於吳主，吳主怒」，王妃在吳主孫皓面前哭哭啼啼告了狀，孫皓對陳聲很來火。

　　此後，孫皓找了個由頭，用熱鋸子把陳聲的頭給鋸斷了，使其身首分離，很慘。可見，在古代官場，得罪了某些無理智高官的身邊人，下場很不樂觀。最後，吳國毀在了昏庸暴虐的孫皓手上也就不足為奇了。

　　《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記載，梁武帝蕭衍的侄兒臨賀王蕭正德「昵近小人」，縱容手下在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在江乘「奪人妻妾，略人子女」，身為國家高幹，還一度投奔外敵，長期干著強盜行徑，品德很差。

　　對皇親貴族一直很包容、優待的梁武帝實在看不下去了，說：「難道你狼心不改，盡想幹壞事、敗壞國家大計才開心嗎？」就把蕭正德罷官削爵，發配遠方。但梁武帝畢竟不是個成功的皇帝，蕭正德還沒抵達發配地，又赦免了他，還先後讓他擔任丹陽尹、南兗州刺史這樣的實權官員。

　　作為自家侄兒，蕭正德的每一次狂悖行為，都得到梁武帝的寬宥。然而，侄兒根本就不領情，反而變本加厲，「在任苛刻，人不堪命」，漠視手下為非作歹，最後豢養培訓了一幫死士勾結侯景，於公元548年反叛梁朝。

　　梁武帝如此姑息自己的「身邊人」，換來的卻是亡國的惡果。而蕭正德之子蕭見理在模仿其老爸搶劫商賈時，也被流矢射死。這可能是一種因果報應吧。後來，蕭正德也被「朋友」侯景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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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員管束身邊人，古代也有表率

　　古代官場也有一些善於管束身邊人的好例子。

　　明朝洪熙皇帝的張皇后，不僅憑藉能力幫自己老公保住了太子的位置，為自己兒子掌舵鞏固了皇位，並且還為自己9歲孫子的登基，排除障礙、傾力擘劃，時時督促孫子皇帝勤奮學習管理國家的能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張太后對於「身邊人」——娘家兄弟，管束得相當嚴格，一切都是按規矩辦事，史書稱「太后遇外家嚴」，從不輕易給娘家人陞官賞賜，不許他們搞特權，也不許他們接觸國家政務大事，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無獨有偶，明代萬曆皇帝的母親李太后，不僅嚴格管教10歲的萬曆皇帝讀書，培養其治理國事的能力，而且，對自己娘家人的犯法行為，也是毫不包庇，命太監直接到娘家武清伯府宣布罪狀，依法辦事。

　　上述兩個皇太后在位期間，沒有出現歷史上時有的外戚跋扈現象，並且都起到督促皇帝勤政的效果，在明史上有很高聲譽。

　　《四友齋叢說》載，明朝正統初年，內閣三相為：楊榮、楊溥、楊士奇，號為「三楊宰相」。宣德年間，楊榮在朝為官，福建老家的一個親戚犯罪，向其求救，位高權重的楊大學士不徇私情、不插手辦案，任由當地官員處分。並且，事後，他還根據實情，推薦提拔了當地官員，受到時人稱頌。

　　正統初年，宰相楊溥的兒子上京城看爸爸，「沿途官司供奉甚至」，爭相討好小楊，獨獨江陵知縣范理沒有這麼做，楊溥知道後，立即提拔他由江陵縣長為德安市長（德安太守）。楊榮、楊溥被稱為「賢宰相」，看來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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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士奇未明察兒子不端，後悔終生

　　而楊士奇的做法可就有失偏頗了。楊士奇的兒子，「居家橫暴，鄉民甚苦之」，但是，對於這樣的官二代，逢迎聲鵲起，所以，在外為官的官爸爸一直以為自己的寶貝很好。一個同鄉京官叫王抑庵，回家休假時耳聞目睹了楊公子的行為，就覺得不能隱瞞好朋友楊士奇，再說，提醒他教育兒子，也是為他家好，就一五一十地把楊公子在家乾的壞事都說了出來。

　　楊士奇很震驚，就找了個機會回老家「考察」兒子。這一考察，令他很滿意。楊公子穿了廉價的鞋子和粗布衣裳，離開家門數百里外來迎接老父親，楊宰相很感動，對自己兒子更加信任了，反而認為老王是眼紅自己的官運，別有用心，「大不平之」，並且，讓朋友老王在原地踏步了十多年，就是沒讓他進入權力核心層。

　　紙終歸包不住火。楊公子在老家乾的壞事被鄉民們舉報到中央，楊公子被抓捕到京城，「處以重典」。楊宰相後悔已經遲了。

　　《戒庵老人漫筆》卷一記載，洪武九年（1376年）秋八月，朝廷發文：「凡在官者，其族屬有麗於法，聽其解職歸鄉里。」規定在職官員若本族親屬中有做違法犯罪者，該官員必須自動辭職回家種田。

　　這對於防止官員親屬倚仗官勢違法犯罪，是有裨益的。但這種形同「連坐法」的預防措施，也有很多弊端。當時，即有官員在千里之外，好好為官，且頗有政聲，但卻因本族人違犯法律，而被解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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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帝不放過縱容「身邊人」的人

　　《清史列傳》卷一記載，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二月，順天府接到一樁旗人四舒、華善等與房山縣百姓爭奪煤窯的案子。案情不複雜，錯在旗人。但是，旗人後面的靠山卻很硬實，是當時的康親王。

　　所以，在順天府丞王維珍審案的公堂之上，王府辦差的人根本就沒把順天府放在眼裡，帶領一幫人大鬧公堂，謾罵王府丞。因為涉及到天潢貴胄，順天府不敢怠慢，就把這事彙報給了康熙皇帝。

　　康熙指示立即把大鬧公堂的幾個旗人拘押了起來，並批示：「四舒等挾制官司，橫肆詬詈，情殊可惡！再加嚴審治罪，其主一併察議。」辦事大臣另行彙報康熙，這些人是康親王手下的人，提醒皇帝可否高抬貴手。

　　康熙不吃這套，說：「朕止論事之是非，不論其為何人也。」皇帝的話說到這份上，執法部門立即「特事特辦」，按照最高首長的指示開展「嚴打」，結果把四舒、華善給處決了。王府其他的涉案的辦事人員以及管理煤窯的官員都受到相應的處罰，康親王雖然不知情，也受到罰俸處分。同時，對於不畏豪強、秉公辦案的順天府王府丞，記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