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炫：說抗戰打早了的人是不懂日本的戰爭邏輯

如果不是僅僅停留在日本的政府文書或軍部計劃，而是看到日本多年來的行動邏輯，可以發現，正是中國在七七事變後的頑強抵抗，擋住了日本戰車的繼續轟隆前行，現在我們看到的日本選擇在中國有限佔領、攫取資源，是他們陷入持久戰後不得不遵循的行動準則，而不是相反。近年有一種說法，認為抗戰打早了，蔣介石上了別人的當。七七事變發生時，日本並沒有全面佔領中國的想法，正是因為中國的全面抵抗把兩國拖入了戰火，造成了戰略上的失分。這樣說的人，不知道是否想過九一八。事變當時，他們沒有看到日本內閣和軍部有全面佔領中國東北的計劃，但日軍照樣半年內席捲東北。如果按照這些人的說法，七七事變後中國繼續退讓，那麼，如何可以排除，日軍在東北的行動就不會在整個中國全面複製？其實，對於這種相信歷史的進程來自某些人的頭腦的想法，以及這種目的論的歷史觀，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做出過尖銳的批評：「蒲魯東等人自然樂於用編造神話的辦法，來對一種他不知道歷史來源的經濟關係的起源做歷史哲學的說明，說什麼亞當或普羅米修斯已經有了現成的想法，後來這種想法就被實行了等等。再沒有比這類想入非非的陳詞濫調更加枯燥乏味的了。」把歷史的進程理解為某些人頭腦中的圖景的翻版，這種認知未免太過膚淺。要了解歷史現象的發生、發展、變化，還是要回到歷史現場，從歷史的多種關係中入手，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示的，歷史很多時候都是合力的產物。日本對外擴張的三個階段日本是中國的近鄰，和中國及其他亞洲各國一樣，在近代工業革命的浪潮中，屬於後發國家。不過，通過明治維新，日本迅速崛起，先是在甲午戰爭中打敗清帝國，接著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羅斯，一躍成為東亞霸主。日本的崛起和對外擴張幾乎如影隨形。必須承認，近代工業化帶來的船堅炮利造就了空前的強國，使得發達國家可以用很小的代價征服遠比自己龐大的國度和民族，大英帝國締造的日不落傳奇就建立在工業化帶來的武器、動力等革命性變化的基礎之上。同時，工業化造成的資源消耗及超額利潤，又為這種征服增添了巨大的動力。英國的野蠻侵略固然給世界很多落後民族帶來了痛苦，但其所顯示的力量卻也成為諸多國家效法的榜樣。1868年3月，明治天皇發表「海外雄飛」大略：「繼承列祖列宗偉業，不問一身艱難辛苦，經營四方，安撫汝等億兆，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日本崛起後，最初的擴張對象是近鄰朝鮮，對手則為中國。在明治天皇鼓勵下，200多年前豐臣秀吉進攻朝鮮乃至欲圖征服中國的往事被大力宣揚，享有日本啟蒙思想家之稱的福澤諭吉宣示：「能喚起舉國人心且感動全民者，莫如外戰，神功皇后之徵伐三韓，固在千七百年前，豐太閣出師亦歷年三百，人民尚不能忘懷之。今世上有徵韓論者，是日本人民千百年思古之情與不忘榮辱之明證也。」對於當時的日本人而言，他國、異民族的生存與權力尚不能進入視野，本國的利益是唯一考量，而利益的膨脹通常又看不到止境。近代文明中，與工業化帶來的野蠻征服相向而行的民族國家和人類生存權力概念，在日本啟蒙階段並不能佔據主流，日本本身也不具有能夠使自身安身立命的文化傳承。實力的擴張帶來慾望的增長，這種慾望又不受公理和道德的制約，近代日本成為東亞乃至世界的麻煩製造者，在其崛起的那一刻似乎已成宿命。如果從這一基礎上看日本此後近百年的歷史，其發展趨向就變得不是那麼難以理解，拉長時段看，在歷史的奇詭和突兀中，可以清晰看到其脈絡所在。概括而言，日本的對外擴張，基本經歷了三個時段：甲午戰爭前，對手是朝鮮及其背後的中國；甲午戰後，觸角北延，對手是俄國和中國；20世紀20年代後，隨著其軍力的進一步擴張及在國際關係中遭到西方制約，隱隱然以俄、美、中作為主要爭戰對象。對手變化的背後，是日本爭霸野心的不斷膨脹。日本的幾個假想敵日本向外擴張的第一個目標是朝鮮。1882年8月，時任日本參事院議長的山縣有朋表示：「現今，歐洲各國與我相互隔離，痛癢之感並不急切……然而，近期考察我國鄰邦之勢，其駸駸勃興，乃是決不可輕視者」，「我之欲以其力相較量者，不在痛癢之感並不急切之國，而在直接附近之處」。1890年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後，山縣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論》，提出所謂「利益線」的主張：「國家獨立自衛之途有二：一曰守衛主權線，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護利益線，不失形勝地位。何謂主權線，疆土是也；何謂利益線，對我主權線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明確表示「我國利益線的焦點實在朝鮮」。日本把擴張矛頭指向朝鮮，不可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此即甲午戰爭之由來。甲午戰爭後，中國的東北成為日本的下一個覬覦目標，進而在東北享有特殊權益的俄國也成為日本潛在的對手。對此，山縣有朋的一段闡釋事實上成為當年日本處理與俄國關係的指針：「我國與俄國之關係，雖尚未完全破裂，但遲早一大衝突，勢所難免。彼若恃強進而侵犯我國之權利線，我將決意對抗，必須有此決心。」日本結成日英同盟，並與俄國在中國東北展開爭霸戰爭，都和此一判斷有關。日俄戰爭獲勝後，日本在中國東北獲得巨大權益，日本的所謂權利線得到確保。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躋身世界一流大國，地位與實力的變化不僅影響到日本如何看待世界，也影響到世界如何看待日本。日美同為太平洋大國，美國又向來主張中國「門戶開放」，不贊成影響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行為，美日圍繞遠東和太平洋的權益問題開始發生衝突。美國因素的介入，以及中國在辛亥革命尤其國民革命後形勢的迅速變化，是一直以本國利益為唯一考量的日本處理國際關係及中日關係的重要指標。1918年6月，日本陸海軍確定新的國防方針，陸軍的假想敵由原來的俄羅斯、美國、德國、法國順位變成俄羅斯、美國、中國順位；海軍也將此前的第一假想敵國由英國切換為美國，美、俄成為日本主要的假想對手，中國列入陸軍假想敵國第三位。由於地處近鄰，日本的崛起無可避免地讓中國備受威脅。1910年8月，日本通過《日韓合併條約》把朝鮮變為殖民地後，中國東北成為下一個吞併的目標。日本對東北的圖謀以及對中國的提防，讓中國成為其不斷壓迫的對象。儘管從對手的分量看，日本顯然更加註重美、俄，無論是1923年日本軍部制定的《帝國軍隊用兵綱領》還是1926年制定的《1926年度作戰計劃》，都把美國作為最重要的敵人；其次是俄國，再次才是中國。但是，對美、俄，日本事實上並不具有真正的攻擊能力，更多只是希望在壓服中國、獨佔中國權益的過程中，排除美、俄的力量和干擾。軍部的邏輯當然，我們不能把日本制定的作戰計劃等同於其對外擴張的事實，也不能把日本侵華的行動簡單化為一以貫之的邏輯推進。其間還有日本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權衡，尤其是挑戰世界秩序所需付出代價的掂量，當然還有不同政派、不同利益集團在戰爭選擇上的不同態度。重光葵曾談到：「日本已經有統帥部(參謀本部)與內閣兩個並立的政府，而且各有各的獨立的對外交涉機關。國家意志不統一，發表國家意志由兩個機構講出來，結果沒有所得只有招致國家的毀滅。由日本憲法解釋、承認的統帥權獨立，其所造成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軍部的政治力急速增強，以致其行動自滿洲事變後逐步擴張，對外交涉頭緒多而且變得嚴重起來。」不過，無論從日本官方還是民間輿論，乃至從其一路走過的事實看，日本的擴張的確有其一貫的理路，而且這種擴張在舉國一致的氣氛下，甚至沒有受到真正有效制約的可能。日本在中國的戰爭，表面看，有一系列的偶然，但這種戰爭的衝動背後支撐的是整個日本不斷洶湧的戰爭大潮，這一戰爭大潮隨著其戰爭行動的不斷升級和成功愈加洶湧澎湃，最後的失控就是沖向珍珠港。所以，回顧這一段歷史，如果津津於一些偶然事件，而迴避百年來日本戰爭機器的加速運轉，應該不是一種誠實和明智的做法。廣為人知的事例便是日本軍方與政府乃至天皇間的折衝。從日俄戰爭起，軍方在前面猛衝，政府在後面制約，軍方取得成功後，再獲得政府和天皇認可、民眾擁戴的模式一再重複。九一八事變時，日本內閣和軍部都不支持在東北進行大規模軍事活動。事變爆發後，軍方在得到前方進展順利的消息後，「認為如果沒有接受幕僚的獻策，不把事態擴展到今日這樣嚴重的地步而一舉解決滿蒙問題，則將貽恨百年，徒勞後悔」。在這樣彈冠相慶的氣氛下，關東軍的對華強硬和冒險政策被看作是先見之明，備受推崇。尤其是日本駐朝軍不理睬內閣和軍部的命令，擅自越過鴨綠江，進入中國東北境內作戰，使日本之前辯解的事變是關東軍和中國東北軍的地方衝突的說法不攻自破，駐朝軍這一嚴重升級戰爭性質的做法，不僅沒有得到制止，而且「駐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被譽為『越境將軍』而獲得了『赫赫威武之名』」。1933年，日軍進攻長城沿線中國守軍，在其越過長城後，英國政府向日本提出警告。日本政府原本就未計劃越過長城作戰，英國方面的表態使其更加擔心向華北擴展軍事勢力會損害英美在華利益，引起國際糾紛。日本天皇下令，日軍自4月21日起逐次撤回長城一線。關東軍未向天皇奏准便擅自越過長城進犯灤東，已有違旨之嫌，接到天皇命令後，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只好下令：「在灤東地區作戰的部隊，迅速撤回長城線。」但是關東軍板垣特務機關卻以「不要上中國緩兵之計的當」為理由反對停戰，關東軍在前方也重燃戰火。5月6日，日本參謀本部下達《華北方面應急處理方案》，提出用兵的目的是：「繼續使用武力以加強壓製為基調，造成現華北軍憲實質性的屈服分解，使滿華國界附近的中國軍隊撤退。」日軍由此越過長城線並直逼平津，最終迫使中國方面簽訂《塘沽協定》。日軍前方的這些獨斷行動，最終都以其成功而得到承認，有關將領不但未受處分，反而因此獲得榮譽，結果是更加鼓勵了軍方的冒險和獨斷行為。當一次次的獨斷成為現實，而日本因此獲益時，即便我們不能由此推測在這裡面是不是存在前後方之間的雙簧，起碼可以說，日本對外政策尤其是戰爭的火車頭已經控制在軍方特別是前方將領手中。觀察戰爭爆發，不能簡單以日本政府的表態為準，已經無法束縛軍人的日本政府，既為軍人的魯莽擔憂，內心又不無為他們的大膽慶幸和自豪之意，尤其是軍方不斷以行動證實自己是對的時候，無論在軍人還是國人眼裡，政府已經成為軟弱的化身。此即重光葵所言：「以統帥權獨立為擋箭牌、身居特權地位的軍人越來越向政治方向進展，逼使政治家步步後退。對政治無論有怎樣密切關係，事關軍事，除軍人外，他人沒有議論的資格。因有這考慮，所以軍部思想上的觀念和政治上的意圖，原原本本地成了國家觀念和國策了。一般國民對這點毫不感到奇怪，而有識之士對這種重壓也漸漸馴服起來了。」當軍隊的意旨成為國家意旨時，徹底的利益和利己考量已經毫不掩飾，日本向華北的進犯就具有這樣的特徵：「關東軍之所以對華北問題有興趣，不僅在軍事方面，而且還在於建設國防國家這點上。政府曾詢問關東軍，為對抗世界封鎖經濟的風潮，實現國防資源的自給自足，只靠滿洲究竟充分不充分呢？滿鐵調查部根據宮畸的報告，認為只靠滿洲的資源無論如何是不夠的，因此絕對需要開發華北資源。」佔領東北後，繼續向南進犯、壓服中國政府、讓中國徹底失去抵抗能力成為日軍孜孜以求的目標，至於引文中提到的攫取資源，固然是日軍的另一重要目標，但這本身就是日本戰爭機器不斷開動造成的需要，所以與其說資源的需求造成不斷的擴張，不如說擴張的衝動反過來加劇了資源的需求。日本永無饜足的戰爭機器吞下了一個個果實，胃口隨著果實的增多也愈益增大。觀察這場戰爭時，不能被日本人本身的訴說引入歧途。如何「膺懲」中國回顧日本近百年的擴張史，固然，我們可以從軍人的行為中看到橫衝直撞，缺乏計劃，但這正是開動中的日本戰爭機器的運行特色，天真地以為這只是軍人的偶然，而不從中看到日本戰爭機器多年形成的獨特運行機制，不看到中國面對這種實力至上的運行機制所遭遇的痛苦和折磨，對於1937年開始的這場中日間的全面戰爭，恐怕很難得到持平而切實的了解。另一方面，正因為日本是被已經啟動的戰爭機器拖拽前行，所以，它的行動的確不是那麼有計劃，事後看，中日戰爭的爆發的確和日本軍人的魯莽衝撞與中國日益高漲的民族自衛情緒相互激蕩相關。在中國領土上太過順利的經歷使日本軍人過高地估計了自己，「膺懲」中國的說法顯示了他們攫取資源、獲得利益、進一步壓縮中國政府活動空間、打擊中國抗戰意願的目標。然而，七七這一次，他們忽視了弱者的勇氣和尊嚴，忽視了中國民氣的積累和爆發，忽視了變化中的國際關係對中國政策的影響，忽視了一個老大民族被逼無奈反抗時的頑強，在被捲入中國的泥潭後，日本的高傲使他們很難停住前進的腳步，而作為征服者，他們又沒有吞下整個中國的能力。何況，日本更大的野心還使他們始終不得不面對美國和蘇俄兩個可能的更大對手。所以，如果不是僅僅停留在日本的政府文書或軍部計劃，而是看到日本多年來的行動邏輯，可以發現，正是中國在七七事變後的頑強抵抗，擋住了日本戰車的繼續轟隆前行，現在我們看到的日本選擇在中國有限佔領、攫取資源，是他們陷入持久戰後不得不遵循的行動準則，而不是相反。七七抗戰，不是中國打早了，而是日本一步步的逼迫讓中國沒有了退路，在中國自身領土上爆發的對外抵抗戰爭，不是後人的斤斤算計可以輕易臧否的。歷史行進到1937年，日本戰車在日漸瘋狂的戰爭邏輯驅使下碾踏著中國大地，中國的對日抵抗已經不能不、不得不全面展開，馬克思經典作家所言歷史的合力、歷史的趨勢在這種時候往往最能顯示其威力。任何尊重歷史、願意從歷史中看到方向的歷史學者，都不應該無視這樣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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