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丨關於屈原的糊塗帳

關於屈原的糊塗帳

龔鵬程

端午節又到了。又要吃粽子、划龍舟，紀念屈原啦！《幼學瓊林·歲時》不就說了嗎？「端陽競渡，吊屈原之溺水；重九登高，效桓景之避災。」

一、其實吃粽子划龍舟本來都跟屈原無關。

其實端午跟重陽一樣是避災。五月五日這一天，乃春夏交會，陰陽兩氣交沖之時，故曰午。午者，啎逆之啎也。人在這時最容易生病，所以要喝雄黃酒，掛菖蒲艾草、煮水洗浴、佩香囊等以辟厲氣。包粽子、划龍舟以祭屈原，是後來附會到這個節日里來的，起於南朝梁代《荊楚歲時記》以後。

至於愛國詩人屈原，嗨，這稱謂和形象也是後來形成的。

二、《楚辭》不是屈原作的

據《史記》所載及學者們考證，屈原是楚國的宗室，楚懷王十分信任他，常命其稿擬辭令，因此被同僚嫉妬。譖於王，遂被疏遠。又曾出使齊國，想聯合齊以抗秦。秦張儀則欺騙了懷王，使與齊絕交。楚要攻秦，又被秦所敗，在外交上左支右絀。屈原勸諫，惹惱了懷王，竟遭放逐到漢北。後來雖得召回，可是懷王仍誤信秦國之謀，入秦與秦昭王相會，被執，死於秦。其子即位，為襄王。仍不喜屈原，再度放逐他。最終投汨羅江而死。作有〈離騷〉〈哀郢〉〈天問〉等文。

漢文帝時賈誼即曾作賦吊屈原；淮南王所網羅的游士們也作過〈招隱士〉召喚這位王孫歸來；嚴忌作有〈哀時命〉把屈原之哀普遍化；東方朔的〈七諫〉則等於一篇屈原傳論，以初放、沈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謬諫等一一敘論屈原的哀感；王褒〈九懷〉也類似，分匡機、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雍、株昭，以懷屈原；還有劉向的〈九嘆〉，亦是如此，含逢紛、離世、怨思、遠逝、惜賢、憂苦、愍命、思古、遠遊等；此外就是王逸的〈九思〉，憫上悼亂、守誌哀時，情況也一樣。

這些作品，劉向把它集編成《楚辭》一書，王逸續為增訂，並作了《章句》。它們跟屈原的作品，無論體制、風格、內涵上都相涵相發，此唱彼和，共同形成一部混聲大合唱，開後世仿擬某體之先河，為同一主題作品之大結集。

於是，我們就看見了一個荒謬的景象：歷來文學史，常把《詩經》跟《楚辭》看成是同一類的東西，以《楚辭》直接《詩經》，說是屈原所作。

這是缺乏史學之基本條件或能力的做法，不能真正建立歷史知識。為什麼？

現在，我們若用可能是戰國時人編的《周禮》來大談周公的創製，用可能是魏晉人編的《列子》來談戰國時刻禦寇的思想，大家都會覺得非常可笑。然而我們在文學史上卻大談屈原的《楚辭》，不可笑嗎？

《楚辭》乃是東漢順帝安帝時人王逸所編，收羅了賈誼、淮南王、東方朔、王褒、劉向、班固等人，以及王逸自己之作，凡十七卷，上距所謂屈原，已相去約五百年了。可是我們卻以之大談屈原如何如何，彷彿《楚辭》就是戰國時繼《詩經》而有的一本集子，又彷彿即是屈原及其門人宋玉之作那樣。

三、未必有屈原這個人

而且先秦文獻絕不見屈原其人，後世所考證的屈原姓名與身世也疑點叢生，光是生卒年就有十幾種意見。《史記》敘述屈原的一些話，恐怕也是褚少孫等人所補。而〈離騷〉中談到的人物，更都是中原的，沒有楚國的先王先公。至於屈原流放的時間、地點、次數，學者們考來考去，更是眾說紛紜。

故歷來因為相信真有這樣一位大作家，而去考證其生平履歷，並試圖確認《楚辭》中哪幾篇是他所作，又各作於什麼時候，而形成的「楚辭學」，其實只是一大筆糊塗帳。《楚辭》中根本與忠君愛國、哀時命、怨世沈江等無關的辭章，例如〈九歌〉〈天問〉〈橘頌〉等，那些楚辭專家們卻都偏要朝屈原的身世與精神狀態上去硬套，當然更會引發無窮爭論。

四、漢人對屈原的建構

戰國時逞口舌的縱橫游士，到了漢代，尚未消失。劉項爭霸時期，婁散、蒯通等都屬於這一類人。文帝以後，詔廢誹謗妖言之罪，除關禁，又詔舉賢良，於是游士更進一步晉身於官僚體制中。情況與六國時諸侯及名豪公子養士，並沒太大的不同。如淮南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竇嬰在平七國之後「游士賓客爭歸之」。

武帝以後，中央集權漸盛，丞相衛綰奏：凡治申韓蘇張之言者，一體皆罷。又嚴助出守會稽，武帝賜書謂：「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均可證明漢初縱橫之風仍盛，故武帝亟思抑遏之。僅有的一些．則漸漸都集中到他自己身邊來。

可是游士一旦進入中央政府，成了皇帝近侍，士也就游不動了。武帝之本意殆亦在此。網羅才俊，賞其辭令之美，而實不免「俳優畜之」（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而且，戰國時期的遊說，是具自主性的。士憑本身才具，遊走於諸侯間，噓朽吹枯，足以縱橫捭闔，顛動世局。諸侯王對之，亦是以禮敬的方式來供養他們。在中央集權的政體底下，游士卻只能集中到皇帝這兒來，不再能有「此處不留爺，自有爺去處」的洒脫。在皇帝周遭，亦等同豢養，只能仰侍寵幸。情況與戰國時迥然不同。

士之榮辱，皆不能自主，繫於人主之愛惡，因此士的精神是抑鬱的、屈辱的。一切理想及個人生命價值若欲實現，皆須仰待君王之賞識。而此種賞識，因是不能真正尊重並成就士之生命價值與個體尊嚴的，故士在本質上遂有生命之蒼涼與失落之感。漢代辭賦，乃以此而一方面體現著士人在一個大一統的偉大帝國中的喜悅，開闊宏肆、宣暢著縱橫馳騖的精神想像；一方面又在具體的境遇中覺察到難以為懷的失落。

前者表現為對京都畋獵、郊祀宮殿等等的讚頌。後者則表現為〈幽通〉〈思玄〉，答賓之戲、解客之嘲，其主題就叫「士不遇」。

董仲舒、司馬遷都寫過〈悲士不遇賦〉。而士不遇亦並不是他們獨有的慨嘆，乃是漢代士人普遍的哀感。而這種集體感情所投射的對象，便是屈原。

但無論如何，在漢朝人心目中，屈原這個人及他這樣的身世，是確實存在並與許多人有心靈共鳴的。

到底是屈原的身世遭際令他們興感，抑或時代集體意識投射於此一人物身上，並創造出了如此這般的屈原，雖不能遽斷；然而屈原和那一堆表達士人哀時命、悲不遇、效忠悃的辭賦，無疑最能說明漢代士人的特殊心態與處境。

這也就是屈原這一類辭賦被特別編輯起來成為《楚辭》一書的緣故。《楚辭》中大部分是漢人作品，但把屈原宋玉景差等一系列主題相近、風格相同、體制相仿的作品集編在一塊，正是一種文學傳統的建構。

而且，透過漢人這樣的編輯作業以及對文學傳統的建構，使人產生《楚辭》等於屈原作品，且是緊接著《詩經》的作品之印象。許多詩史文學史在《詩經》之後便接著大談《楚辭》如何如何，渾沒考慮到《楚辭》根本是漢代所編，其中且大多為漢人所作〈若以王逸本為準，時代大概已到了東漢順帝以後。而所謂屈原之作品，更皆已由漢人修潤過。

這隻能說是漢代把這個傳統塑造得太成功了，所以才令人產生如斯錯覺。

五、屈原怎麼又變成了愛國詩人？

屈原是漢人早已推崇過的，但宋人所見，頗與漢人不同。

從漢到唐，看屈原，都是有褒有貶。貶的說他露才揚己，褒的則是拿屈原替自己高潔而不遇的生命做類比。喜歡屈騷的人，也只從哀志、傷情等角度來看其文辭特色，謂其怨悱，足當「發憤為文」之典型，如韓愈說：「楚，六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送孟東野序）、裴度曰：「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寄李翱書），都是這樣的論點。

依此評價，《詩》《騷》便異，李白詩：「大雅久不作，哀怨起騷人」，論此最晰。說後世詩人均受屈子哀怨精神之影響，以致《詩經》的大雅之風久已不聞。

宋人的講法，則一是把《詩》《騷》關聯起來，以詩統騷；二是改造屈原的形象。

所謂以詩統騷，是指宋人把屈騷納入「詩經解釋學」的傳統中去看。例如晁補之〈離騷新序〉反駁班固對屈騷的批評，說你班固都曉得司馬相如的賦里那些虛飾夸誕之辭略如《詩》之風諫，可你為什麼偏要懷疑屈騷里的誇飾呢？以「經」來責屈之夸誕，並不合理：「原之辭，甚者稱開天門、駕飛龍、驅雲役神，周流乎天而來下。其誕如此，正爾托譎詭以諭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淺議已，如莊周寓言者，可以經責之哉？」（雞肋集·卷三六）

以詩經批評楚騷，乃漢唐論屈之主流，故晁以詩之風喻替屈辯護。名為「新論」，正可見以往皆不如此看。宋人論屈，大抵均由此取徑，至朱熹《楚辭集注》而集其大成。

據《浩然齋雅談》載黃山谷章子厚之說云：「九歌蓋取詩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蓋取諸頌」，已與這種解釋相似。先解釋《詩》，再將屈騷一一比附於《詩》之傳統中，形成一種詩化了的楚辭學。

把騷跟詩連結起來看以後，屈原的形象便也扭轉了。由漢到唐，論屈原失志而怨悱為文者很多，卻幾乎沒有人稱揚屈原的忠愛。也就是說，屈原顯示的是一種個人性的哀怨，以致成為士不遇的代表。

可是宋以後，對士的要求乃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個人窮通，非所縈懷，關心的是家國興衰、天下治亂。故屈原就應該如杜甫般，每飯不忘君，不能再如顏延之〈祭屈原文〉：「蘭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云云這樣，只做為一個生不逢辰的象徵。

蘇軾〈屈原廟賦〉說：「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跟顏延之的視野就完全不同，認為屈原是對宗國即將顛覆而憂。

後來洪興祖《楚辭補註》對此大加發揮，並在後敘中說：「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難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具亡哉！」大有借屈原表達自己做為一個天下士的信念之意味。

秉此信念而注《楚辭》，其內容當然就跟古代迥異，如〈遠遊〉：「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王逸註：「傷己命祿，多憂患也」，洪注則說：「此原憂世之詞」。又總括屈騷之旨，曰：「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洪興祖也注過杜詩，有《杜詩辨證》二卷，在他的詮釋下，杜甫和屈原都是感時憂國的典範。

稍後的朱熹注，依然沿續這個思路，序說：「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出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於其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余之所以深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

不以詞人之賦視屈，亦與陸遊說莫只以詩人看杜相同，重點是要人學習他的愛國情懷。屈原的形象，便因此而重構了。

歷史，流變紛紜啊！

龔鵬程

龔鵬程，1956年生於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

曾獲台灣中山文藝獎等，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擅詩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