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主流媒體和智識精英為何不待見特朗普

特朗普的競選主張與倡導人權、崇尚多元差異的美國憲政精神格格不入，突顯了封閉保守、祛斥外族和遏制自由市場競爭的思想傾向。

美國大選塵埃落定。在互聯網+的時代，這場發生在大洋彼岸的政治「真人秀」吸引了無數中國觀眾的眼球。作為一個政治哲學（而非政治科學或國際關係）的研究者，不會去預測、同時也無意於縷析美國大選中各種具體而微的利益糾葛，相反，更關心的是此次美國大選在（政治）哲學層面上到底意味著什麼，換言之，它是否表明了（代議制）民主政制的危機，以及是否表徵了一種新型納粹主義的捲土重來？

毫無疑問，唐納德·特朗普的總統競選和勝出吸引了歐美知識界的廣泛關注，例如法國左翼激進哲人阿蘭·巴迪歐和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紛紛發聲，認為特朗普代表了「新形式的政治粗鄙和政治議程上的主觀暴力」，是「新型法西斯主義」的代表和「鐘擺轉向」中「不受政治正確約束」的強人政治的典範。

對於處於圍觀位置的中國普通民眾而言，我們似乎很難理解特朗普上台對美國智識精英和主流媒體所帶來的巨大震撼。曾幾何時，美國民眾對建國之父們所締造的以人權為核心的混合民主政制深信不疑、引以為豪，並在二戰後一度成為爭相效仿的政體樣板。然而今天，美國的民主選舉結果讓他們也大跌眼鏡，甚至無法接受。

事實上，與後來對民主的褒揚和篤信不同，美國的建國之父們對大眾民主懷有深深的敵意和警惕，藉由對古典教誨（如柏拉圖《理想國》）的熟稔和對民粹主義與民主暴政的警惕，那些權貴－智識精英們在起草美國「憲法」和建構政治體制時（如《聯邦黨人文集》），設計了異常複雜的權力制衡機制（如三權分立、法官終身制、工作日投票等），就是為了防止或牽制民眾的憤怒和無理性，避免民眾通過民主的方式將美利堅合眾國引向可怕的僭政和無序當中。然而，特朗普的勝出擊碎了美國智識精英們對這套民主政制堅若磐石的確信。

為什麼美國主流媒體和智識精英不待見特朗普？特朗普對於他們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或許可以從特朗普的選舉口號和經濟主張中窺其概要。

首先，特朗普高調拋出自己的競選口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這讓那些深陷迷茫、不安之中的美國民眾為之振奮。

不管特朗普能否兌現他的承諾，他們都需要這樣的強心劑，需要這樣振奮人心的口號將他們從「普遍的迷失感、生命方向的完全缺失和人類未來的戰略遠景的匱乏」（巴迪歐語）的泥潭中拖拽出來；他們厭惡那些受過教育的職業政客們（如希拉里）——他們久經沙場、善於辭令、圓滑老練、左右逢源，具有的只是語言論辯（民主）上的強大，卻鮮有強有力的政治行動能力。與之相反，特朗普看起來粗筆狂妄、口無遮攔，甚至言語極端，但這讓他們倍感親近和群情振奮。

特朗普的美國振興計劃重心在於強調美國本土的經濟增速，而非希拉里的經濟結構調整。其拉動經濟增長的四大抓手是：「降低稅收、貿易保護、產業回遷和大興基建」。這種生意人思維主導的施政綱領強調軍事上全球撤軍，政治上反對移民滲入，經濟上增加貿易壁壘和貿易保護，這些主張與世界大勢和美國低迷的國內情勢高度契合。

從政治哲學上看，特朗普的國家主義和競選主張與倡導人權、崇尚多元差異的美國憲政精神格格不入，突顯了封閉保守、祛斥外族和遏制自由市場競爭的思想傾向。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認為現代世界的主要特徵之一在於其開放性。他反對柏拉圖，認為柏氏的城邦（政治）帶有圍牆和信仰（意識形態），因而是封閉的，亦是現代社會（社會沒有圍牆，故而開放）的精神氣質扞格不通。然而，特朗普的貿易保護和產業回遷就是要將本國利益放在首位，這無異於樹立了一堵無形的城牆，將自我和他者區隔開來。

更重要的是，在移民和接受難民問題上，特朗普秉持獨尊我（國）族，拒斥外來的原則，這尤其體現在他競選前後反覆強調的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牆，驅逐或監禁非法移民等問題上。對於反對者而言，特朗普此舉明顯數典忘祖：因為美國本質上是一個移民國家，正是這些富有進取精神的移民建立了這個國家，繁榮了這個國家，並最終使得這個國家在當今的世界文化和經濟格局中佔據了不可撼動的主導位置。

特朗普的國家主義的經濟主張讓人想起了羅斯福。但他肆無忌憚的種族言論，驅逐移民整體出境的極端言論，將外來族裔當作替罪羊的政治策略，以及強調美國再次強大起來的錚錚誓言，更容易讓人想起納粹主義者阿道夫·希特勒。後者在風雨飄搖的魏瑪共和國，通過合法的民主選舉方式成為國家元首；而他之所以獲得大眾的認可同樣在於他強調日耳曼民族的偉大，主張種族隔離和清洗，強調重振德意志民族的偉大……

特朗普的當選無疑代表了部分美國選民的意志，但同樣也違背了另一些選民的意志，這使得美國民眾對大選的政治熱情並沒有隨著大選的結束而結束。例如，一些極端的特朗普支持者到墨西哥邊境踐行他的邊境隔離主張，而一些反對者則通過大張旗鼓的遊行示威來抗議特氏的勝出，一些極端的激憤之舉超出了法律的約束，發酵成為種族歧視的反華裔行動，甚至波及到美土之外的其他國家或地區。

當然，這並不表明特朗普多麼具有權威，政治感召力抑或人格魅力，恰恰相反，這隻證明危機之下的美國已然不再是一個整體，即分裂為不同利益訴求的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之間的衝突在民主制的上升期還能剋制地限囿於法律的約束之下，而一旦發展演化到極端，尤其是當人們的不滿難以通過民主選舉方式得到表達或宣洩時，便會通過某種極端（暴力）的方式表現出來。

美國大選是否意味著民主政治的危機或崩潰，現在言之還為時過早，畢竟歷史的發展存在著諸多偶然性，而且民主制自身具有修復能力。

當然我們一方面可以將民主政制的頹敗衰落歸因於世界範圍的經濟危機的影響：從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到2010年歐洲債務危機，世界經濟直到今天也沒有緩過勁來，甚至前景愈加讓人擔憂。

這種低迷不振的經濟形式反映到政治上，表現為利益集團的高度分化和民眾對政府無所作為的強烈不滿。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民主制本質上的脆弱和限度，正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所告誡的那樣，民眾的激情容易被強力意志的政治野心家操縱，蛻變為最為敗壞的僭主統治（或民粹主義）。這一預言在歷史現實中並不鮮見：德意志納粹主義以及近些年發生的世界範圍的民主政制危機；從希臘債務危機到德法難民潮、英國的公投脫歐，再到美國的驅除移民和種族主義，民主政制一次次上演政治醜劇。

（本文作者系江蘇師範大學哲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