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正韻的興起江浙說

本文作者：任宗權道長

就浙江而言，全國十大洞天，浙江佔有三；三十六小洞天，浙江佔有十；七十二福地，浙江佔十八。而江蘇的茅山道教，在中國道教史上享有很高的聲望和地位，曾贏得了「秦漢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第一福地，第八洞天」等美譽；蘇州玄妙觀更是聞名天下。江浙在道教史上湧現出了一大批著名道士、宗派領袖、思想家，一大批籍貫不是江浙的道教學者、思想家和著名道士也往往長期在江浙傳道、講學。較為顯著的有魏伯陽、葛玄、葛洪、杜子恭、孫恩、盧循、許邁、陸修靜、陶弘景、孫游岳、顧歡、馬湘、司馬承禎、杜光庭、閭丘方遠、羅隱、施肩吾、張無夢、陳景元、張伯端、林靈素、胡瑩微、白玉蟾、莫月鼎、王惟一、劉大彬、杜道堅、林靈真、黃公望、金志揚、何道全、閔一得、衛真定等。

南北朝時形成江蘇獨有的句容茅山上清派。此派的貴盛一直延續到元代，這時全真道教興起，並且開始傳入江浙地區。元大德八年(1304)，茅山道歸江西龍虎山正一道派領導。清代，江浙各道派相互融合，茅山道、正一道、全真道相互往來參學。江浙道教著名的宮觀有句容茅山道院、蘇州玄妙觀、天台山、杭州抱朴道院、杭州玉皇山福星觀等。江浙的高道們著作繁多，他們撰寫了《周易參同契》、《抱朴子》、《真誥》、《悟真篇》、《靈寶領教濟度全書》、《太乙金華宗旨》等眾多在道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著作。江浙本江南水鄉，乃正乙、梅花之天下，浙北以清微為主，梅花觀覺雲、巢云為浙江嗣龍門的主要門派；浙南以清微、靈寶、閭山為主，並且三家揉雜，相互借鑒和滲透：東華中有閭山，閭山中又清微。

1. 江浙全真道教齋醮科儀以及經韻音樂的形成與發展

唐宋江浙道教上清派齋醮科儀以及經韻音樂影響了整個道教將近八百年。江浙名道杜光庭的《道門科範大全》應該彙集了唐代以前天師道和茅山道的齋醮儀式。四川的《廣成儀制》是杜光庭的《道門科範大全》派生出來的全真齋醮科儀彙集，而《重刊道藏輯要·全真正韻》很自然受到《廣成儀制》的影響。元明全真道教齋醮科儀受唐宋江浙道教影響頗深，確切的說，《全真正韻》的真正根源應該來自江浙道教的茅山與天台的上清宗齋醮科儀以及經韻音樂。

茅山道教奉茅氏三兄弟為祖師，尊魏華存為上清派第一代太師，楊羲為第二代玄師。上清派嗣宗師中，高道輩出，隋唐名道臧矜、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李含光等，皆秉承上清教旨，各有建樹，或為帝王之師，或為士大夫所尚，先後共有8人被尊為國師。茅山道教遍及大江南北，流譽海外，成為江南的道教中心。

唐太宗即位之初，即敕命茅山第十三代宗師李含光建茅山壇宇，為國齋醮。貞觀九年(626)，唐太宗敕文遣太史令薛磧，校書郎張道本、太子左內率長史桓法嗣等赴茅山送香油鎮彩，金黃色龍玉壁於觀所，為國祈恩。[1]

貞觀年間，唐太宗多次派中使赴茅山壇場，巡視齋醮，賞賜茅山修齋道士，令「依河圖內篇，奉修齋謝」。[2]唐代茅山上清宗壇為國醮祭，名揚天下，唐五代著名文士徐鉉就贊茅山華陽洞天，金陵福地，群仙之所都會，景福之所興作：

故其壇館之盛，薦亨之殷，修奉之嚴，樵牧之禁，冠於天下。[3]

唐玄宗時，更是多次派員赴茅山修國醮。茅山高道李含光也與唐玄宗過從甚密，玄宗曾召李含光為度師，並賜衣一裘以申師資之禮，賜號曰「玄靜先生」，還召李含光入京請受道法，並請李含光向太上老君轉告，「朕志求道要，緬想真仙」。唐玄宗尊奉道教，親受茅山上清法籙，隸屬道門，對道教齋醮儀式猶感興趣，竭力提倡齋醮法事。《舊唐書·禮儀志》稱：

玄宗御極多年，尚長生輕舉之術，於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興，焚香頂禮。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煉醮祭，相繼於路。

唐代茅山道教名冠天下，為道學之所宗。唐代京城長安和東都洛陽，是道教齋醮活動最盛之地。唐代長安有道觀四十三座，洛陽有道觀十二座，唐政府設崇玄署，「掌京都諸觀之名數，道士之賬籍，與其齋醮之事」。[4]開元十年(722)，唐玄宗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每年依道法齋醮。唐代皇帝誕辰、忌日及諸節日，要專門舉行齋醮法事，敬修功德，為皇帝祈禱。所以說常同茅山道士、道樂之頻繁交往，唐玄宗編道曲時自然會受茅山道樂的影響。當時著名的道教宮觀以及唐王朝宮廷皆充滿著茅山道教音樂氣息。唐代是茅山道教、道樂最興盛之時。

唐代是音樂的天下。杜甫在《贈花卿》說：「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充分表明唐代音樂的廣泛普及與空前繁盛。唐帝王的崇道活動使道教科範儀式愈加規範和完備，而科儀的規範和完備也必然推動科儀音樂的發展。崔令欽《新唐書·禮樂志十一》：「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也，於是命樂工制道調。」《教坊記·序》：「我國家玄玄之允，未聞頌德，高宗乃命白明達造道曲、道調。」不僅如此， 「道調」一時間竟由此變成了流行的宮調名。宋王溥《唐會要·諸樂》：「林鐘宮，時號道調、道曲、垂拱樂、萬國歡。」從道調、道曲的創作動機和樂曲曲名來看，這些道曲是不折不扣的宮廷行為，是宮廷統攝扶持的產物，帶有明顯的頌聖內蘊。

不僅如此，唐玄宗還特別喜歡「法曲」，並由此而促使「法曲」大興。「法曲」，在東晉南北朝時稱之為「法樂」，原為含有外來音樂成分的西域各族音樂，後與漢族清商樂結合併逐漸成為隋朝的法曲。迨至唐朝又因與道曲相互融合而發展到極盛階段。這當然與唐玄宗的大力提倡密切相關。《新唐書·禮樂志十二》：「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足見當時法曲的地位已十分顯赫。元稹在《法曲》一詩中也說：「明皇度曲多新態，婉轉浸淫易沉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詩中歌頌了唐玄宗善於度曲的藝術才能。「法曲」，正是唐代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音樂大融合的產物。

唐代道教音樂，茅山道樂起著很大的普及、推進作用。首先是由茅山到達天台山的上清宗高道司馬承禎的大力弘揚。按陶弘景傳王遠知，王傳潘師正，潘傳司馬承禎，司馬承禎為陶弘景第四代。司馬承禎出家茅山，後游名山，隱於天台山之玉霄峰，自號「白雲子」或「白雲道士」。武則天聞其名，召至京都，降手敕以讚美之。及將還，遣麟台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又奉召入宮，睿宗問以陰陽術數及治國之事，承禎所答甚合睿宗之意乃賜寶琴及霞紋帔而遣之，公卿賦詩以送者百餘人。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山，手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乃云：「以仆所視，乃仕宦之捷徑耳。」[5]開元九年(721)，玄宗遣使迎入京都，親受法籙，賞賜甚厚。開元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特筑陽台觀以居之。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韜至其所居，修金籙齋。司馬承禎卒被謚號「貞一先生」，玄宗為之制碑文。弟子七十餘人，以李含光、薛季昌最著。

《新唐書·禮樂志十二》：「帝(玄宗)方浸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土李會元制《大羅天曲》，工部侍郎賀知章制《紫清上聖道曲》。太清宮成，太常卿韋絛制《景雲》、《九真》、《紫極》、《小長壽》、《承天》、《順天樂》六曲，又制商調《君臣相遇樂》曲。」司馬承真也擅長鼓琴，對於音樂的欣賞於美感有很深的的感悟，他在《素琴傳》寫道：「諸弦和附，則采采粲粲，若雲雪之輕飛焉。眾音諧也，則喈喈嚷嚷，若鸞鳳之清歌焉。」將良琴於高手的演奏之下各弦相合，眾音相溶、音樂韻味美妙明麗，如雲雪鸞鳳漫舞清歌般的描寫出來。足見上清派齋醮音樂技藝以及理論在唐代的領先地位。

天台山是江浙道教發展的重鎮之一，在東漢(25-220)時，著名的道教人物葛玄就在這裡創立了道教「 葛真君天台派」。到西晉(265-317)時，魏華存夫人來到天台山修道，被後世尊為上清派第一代祖師。尤其是司馬承真在音樂方面的造詣，更是名彪史冊。

從司馬承禎開始，唐代道教音樂以天台和茅山上清宗齋醮科儀以及經韻音樂為根本，逐漸走向皇宮，為唐代音樂史添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唐代因為茅山與天台山道教的特殊地位與作用，使得上清宗齋醮科儀及音樂活動在中國道教的活動中一直十分顯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