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我對中國模式充滿期待

俞可平：我對中國模式充滿期待在過去30年中，中國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奇蹟。從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間，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超過9.5%，國內生產總值從3，645億元增長到300，670億元（人民幣，下同），人均GDP從281元增長至22，600元，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從343元增至15，781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從134元增至4761元，外匯儲備從1.7億美元增至1.9萬億美元，普通高校在校學生從86萬人增至2021萬人。中國還成功地抵禦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並且在眼前這場重創西方發達國家的全球金融危機中有相當出色的表現。即使是國內外的反對派，也不能否認中國在經濟上的巨大成功。　　記者：是什麼原因使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使中國的現代化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這個問題引起了中外學者的極大關注，並且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答。有人認為是因為中國引入了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有人認為是由於中國具有勞動力和原材料的低成本優勢，有人認為是因為中國融入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國官方的標準答案是：改革開放後中國走上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簡單地概括一下前年舉行的中共十七大的主要精神，就是三個「一」：一面旗幟、一條道路、一個體系。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在我看來，如果從國際比較和發展模式的角度看,中國官方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可以稱作「中國道路」、「中國經驗」或「中國模式」。　　記者：最近一些國內學者高調反對使用「中國模式」概念，你怎麼看？　　我也注意到這種觀點。一些人之所以反對使用「中國模式」概念，是因為擔心「中國模式」是西方人用來棒殺中國的陰謀。其實，就我看到的相關文獻而言，西方人談中國模式，恰恰更多的是批評，而不是讚揚。即使讚揚你的經濟，也在批評你的政治；讚揚你的穩定，也在批評你的人權。還有一些人反對「中國模式」，主要是出於以下三個理由。一是認為這種模式還沒有定型，二是認為中國模式存在不少問題，三是覺得「中國模式」有自我誇張或固步自封之嫌。我完全同意，中國模式還在形成之中，遠未定型；中國模式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需要吸取的教訓。更不能誇大中國模式的作用，盲目樂觀，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國模式」的存在。如果說，一種模式只有優點沒有缺點，模式一旦確立就沒有發展變化，那麼，世界上就不存在任何一種發展模式。因為任何一種模式，都會有自身的優缺點，都會發展變化。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時指出的那樣，「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在我看來，重要的不是爭論「中國模式」的概念或名稱，重要的是深入探究中國模式的要素、特徵，分析這一模式的得失之道，尤其是記住我們從這種發展模式中應當吸取哪些教訓。對我來說非常清楚的是，我們的得失成敗已經並且必將與這種獨特的發展模式密不可分。因此，既不要對中國模式盲目樂觀，也不要輕言否定，我們需要的是深入而冷靜的研究。記者：你很早就提出了「中國模式」概念，當時是出於什麼背景和考慮？　　我也算是「中國模式」論的始作俑者之一。2004年，原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清華大學兼職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Ramo）發表了「北京共識」(BeijingConsensus)一文，我立刻對此做出了反應，並邀請雷默先生等一起召開了國內首個專門研討「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的國際學術會議，出版了專題文集。雖然雷默先生的「北京共識」可能更容易吸引人們的眼球，因為它與早已聲名遠揚的「華盛頓共識」相對應。但我並不贊同這一提法，我更喜歡用「中國模式」的提法。「共識」的基本意義是廣泛認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決方案，而「模式」在此指的是一系列帶有明顯特徵的發展戰略、制度和理念。不過，雷默先生關於「北京共識」的文章，引發了海外輿論界和學術界對「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中國道路」、「北京共識」的熱烈討論。國外的一些政治家在看到中國經濟成功的同時，也在思考導致中國經濟成功的制度因素。我認為，所謂「中國模式」既不同於傳統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也不同於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它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發展戰略和治理模式。　　記者：您能不能詳細闡述一下中國模式的要素和特徵？　　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分析或概括「中國模式」。從基本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方面來看，「中國模式」的要素是：　　1）在所有制方面，中國既不推行純而又純的公有制，也不實行全面私有化,而實行以公有經濟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經濟仍然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且土地和森林、礦山等資源也不實行私有化。同時，中國放棄了傳統的指令性計劃經濟，而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2）在政治上，中國堅持共產黨的一黨領導沒有推行多黨制和議會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但又不是簡單的一黨政治，而是「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治體制。　　3）在意識形態上，中國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導地位，但又允許其他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政治意識形態的一元與社會思潮的多元處於並存的局面。　　4）在軍隊與政治的關係上，中國一直實行文官領導軍隊的制度，不允許軍隊干預政治，但又始終奉行黨指揮槍的原則。　　5）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一個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已經產生，並且正在對社會生活產生日益重大的影響，但正像中國的市場經濟是政府引導的市場經濟(government-ledmarketeconomy)一樣，中國的公民社會也帶有政府引導的性質（government-ledcivilsociety），多數民間組織並不具有西方國家的民間組織那樣的自主性。從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方面看，「中國模式」堅持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同時輔之以強有力的政府調控。從改革與穩定的關係方面看，「中國模式」較好地處理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中國力求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的軟著陸，並且比較成功地實現了社會的平穩轉型，在推進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整體性變遷的同時，沒有出現國家的失控和政局的震蕩。同時，隨著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從傳統向現代化的轉型，穩定的內容與形式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原先的以「堵」為主的靜態穩定，逐漸讓位於以「疏」為主的動態穩定。從改革和發展的策略來看，「中國模式」推行增量的經濟與政治改革，以漸進改革為主要的發展策略，同時進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一個基本的原則是，必須從總量上增加大多數人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使多數人從改革中得到好處。　　記者：從您的描述來看，中國模式不僅包括了您對中國現實發展經驗的概括，似乎也包含著您對中國模式的某種理想和期待，是這樣嗎？　　確實如此。除了對現實的理論概括和分析之外，我對中國模式還充滿著一種期待和理想。這也許是我的「中國模式」觀不同於其他中國模式論的重要區別之一。我覺得，一種完整意義上的發展模式，決不只有成功的經驗，也必然有其深刻的教訓。我們必須認真總結我們在發展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和必須吸取的教訓。中國模式的優勢和成就不容否定，但它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也不能迴避。中國模式的未來前途，在很大程度中將取決於我們如何成功解決在公平正義、民主法治、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生態文明等方面所面臨的嚴重問題。我認為，在改革開放新的發展階段，「中國模式」的以下戰略選擇將變得更加重要，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以經濟發展為核心，追求社會和自然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社會發展首先是經濟發展，只有經濟的迅速增長，才能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不能把經濟發展等同於社會發展，更不能將發展簡單地等同於GDP的增長。經濟發展必須與環境保護、生態平衡、人口增長、國民素質、社會安定、文化教育等相協調，最終促進人、社會和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　　必須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與人、地區與地區、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平衡發展。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社會主義。效率和公平都是發展所要追求的價值，從根本上說兩者不可偏頗。在改革的初期，為了打破絕對平均主義的傳統，奉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策略有其合理性，但是，當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政府必須及時調整策略，將效率與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對弱勢群體和落後地區實行必要的政策性傾斜，避免財富和權利在人與人之間造成分化，避免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社會經濟發展出現新的不平衡。　　在全面推行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的同時，要努力深化以民主法治為重點，以善政和善治為最終目標的政治改革，在民主治理和政府創新方面，需要有突破性的改革舉措。否則，改革的社會政治成本將大幅度增加。全球化背景下的現代化過程，也是一個民主化的過程。以人的自由、平等、尊嚴為核心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種基本價值，正像福利是一種基本價值一樣。政府不僅擔負著領導經濟發展的責任，也擔負著領導旨在深化民主的政治發展重任。政府既要推動以法治、參與、人權、透明、穩定為目標的全社會的民主治理，也要推動以分權、效率、責任和服務為目標的自身的民主治理。記者：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模式如何處理好「自主性」和「普適性」的關係呢？　　全球化是我們這一時代的主要特徵，「中國模式」是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種現代化戰略，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實現民族國家的現代化，能否獲得成功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就是如何處理全球化與民族化、普遍化與特殊化的關係，國家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直接體現為控制和管理全球化的能力。在談到全球化問題時，常常可以聽到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全球化就是東西方的趨同，是人類走向大同世界，是經濟社會的一體化和同質化。由此產生出兩種極不相同的全球化對策：一種認為應當捨棄一切去尋求全球的同一性；另一種則認為應當以自己的傳統特色去抵禦全球的趨同傾向。這種把全球化僅僅視為一體化和同質化過程的觀點，從根本上說是片面的和不適當的，缺乏對全球化過程的辯證性質的認識，由此得出的結論就很可能是錯誤的，甚至有害的。全球化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內在地充滿矛盾的過程，它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既包含有一體化的趨勢，同時又含有分裂化的傾向；既有單一化，又有多樣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國際化，又是本土化。　　從全球化與自主性的關係來看，「中國模式」的主要啟示是：在全球化時代，國內的改革與對外部世界的開放，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沒有對外開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國內改革；而徹底的國內改革，必然要求全面的對外開放。鄧小平把「改革開放」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並把它當作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戰略，表明了他對中國現代化建設所處的這種時代背景的深刻認識。發展中國家應當根據自己的國情，主動積極地參與全球化進程，同時始終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全球化不僅對於發展中國家是一把雙刃劍，對於發達國家也同樣如此。發展中國家在應對全球化挑戰時也擁有自身的優勢，只要政府應對得當，就可以成為全球化的贏家；反之，發達國家也有其自身的劣勢，如果應對不當，同樣可能成為全球化的輸家。在這裡，成功的關鍵在於將自身的優勢與全球化的優勢很好地結合起來。中國之所以成為全球化的最大贏家之一，正是採用了這樣一種全球化時代的發展戰略。　　記者：中國成為全球化的贏家都藉助了哪些條件？　　中國的現代化戰略之所以取得成功，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擁有較強的駕馭全球化的能力。這一能力得益於以下這些應對全球化挑戰所採取的措施：對全球化進程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和預見，從而選擇了主動、積極而又獨立的全球化戰略；提高政府官員的素質，及時將具有全球眼光和戰略思維的知識精英選拔為公共部門的領導人，並且廣泛開展以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為主要內容的官員培訓；發展起一套靈活的、適應能力很強的制度和機制；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國內社會政治環境；政府對社會和市場擁有很強的宏觀調控能力。另外，就內部而言，要有較強的綜合國力。綜合國力有多方面的內涵，簡單地說，可以把它分成兩個方面，即所謂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提高硬實力，就是促進經濟的發展，增加國家的經濟總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鞏固國防力量，這是增強綜合國力的基本途徑。但是，在全球化時代，國家的軟實力也變得日益重要，例如，國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體素質，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民族文化的優越性和先進性，國家的人才資源和戰略人才儲備情況，政府的合法性與凝聚力，社會的團結和穩定程度，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等等。就外部而言，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是民族國家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必要條件。維護國際社會的和平，營造一個良好的周邊環境，不僅是維護國家穩定的需要，也是經濟一體化的需要。　　記者：「中國模式」是否具有某種世界性意義？　　我以為，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者說「中國模式」所導致的「中國崛起」，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一些有遠見的國外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經看到，它深刻地改變了國際政治的格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著世界歷史的進程。首先，中國持續而高速的經濟發展，改變了全人類近五分之一人口的歷史命運，這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國際事件。近3億人口擺脫貧困，13億人的生活正在被迅速地現代化，並且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從原來的封閉狀態大規模地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從而使全球政治進程中的「中國因素」變得日益重要。其次，中國綜合國力在短時期內的驚人增長，使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大大增強，從而打破了原來由超級大國支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國事實上已經開始作為國際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獨立力量而發生作用，並且正在有力地促成世界政治從單極向多極發展。其三，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其國內發展的需要、對「和諧世界」的價值追求和目前的國家能力，都決定了中國的強大，只能是和平的發展。因此，中國的崛起大大增強了國際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於國際社會實現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標。最後，「中國模式」影響著全球治理。對外開放、國際合作、和平發展這些都是「中國模式」的重要內容，遵循著這些戰略策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社會，更多地承擔國際責任，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貢獻更多的力量，這就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全球治理的現狀和未來。例如，中國對全球氣候變暖和國際反恐的積極態度和有效合作，明顯地增強了在這些領域內的全球治理效果。　　在談到中國模式的世界意義時，需要特彆強調的是，不能簡單地把「中國模式」的價值，看作是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供選擇的發展道路。中國的國情太特殊了，建立在這種特殊國情基礎上的「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國家都不能簡單地效仿的。　　來源：《社會科學報》2009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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