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元－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四十三年：「太子時代」揭幕

　　哪裡來的苦肉計　　中國曆朝歷代的史實告訴我們，太子繼承大統，總是會有一些血腥事件發生。畢竟，太子有太子的人馬，而且，若是太子的權威既經老皇認可，他自然得先做出一番成績出來，讓老皇覺得不負所托，這才有可能讓老皇心甘情願地把天下拱手相讓。這不但是人情之自然，也是歷史的必然，假設人們不能體認到這一點，而且一貫地抹殺這個必然的話，豈能不自食惡果？　　俞濟時，這位出身黃埔一期的侍衛人員老長官，就嘗到了這個苦果。　　以俞濟時在蔣介石侍從室的資歷和成就，相信就是到了今天，還是沒有人可以否認的。　　我記得還是在蔣先生引退溪口的那段時日，我在溪口守衛墳庄，每天晚上，總是可以看見個頭矮小、穿件長布褂或一套中山服的俞先生，不時獨自一人到各處崗哨巡查一圈，要是有人值班時擅離職守或是不負責任，輕者記過扣薪，重者立刻調離，絕不寬貸。　　儘管要求嚴格，平日待便衣人員總是很親切，從他平日一言一行觀察，我覺得他對領袖始終是忠心不二，所作所為，也都是為了替蔣介石盡忠。可是，當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以後，他在侍從室的崇高地位，卻因為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受到根本的動搖。　　特務大隊撤台之初，在俞濟時的策劃指揮下，所有的五個隊，有四個隊派駐在花蓮，俞濟時所持的一個理由，是為了隨時準備「反攻大陸」，花蓮是台灣少數幾個比較隱秘的海港，是最適合像特務大隊這樣的侍衛單位閃電移轉防區的港口。　　我們便衣組人員，則是直屬總裁辦公室的第八組管轄，初到台灣，我們駐防在桃園大溪的中山堂。所謂中山堂，其實不過是一間很普通的日式建築。1949年7月間，蔣介石訪問菲律賓，那時他就住在這裡。他去菲律賓，還是俞濟時帶了一小部分資深侍從人員，陪同前去的。　　但是，等到蔣經國擺出接班架勢時，俞濟時彷彿還不知道自己已經身處危境。1950年，蔣經國正在積極籌備政工幹部學校，但是，「太子」急需一批馬上可以派上用場的人馬，他第一個就想到俞濟時手下的侍從室年輕人員，這是蔣經國打的如意算盤，他希望把年輕一點的侍從人員，變成幹校第一期的學生。因為，這樣既不必在人員訓練上花太多精力，而且，侍衛人員沉著冷靜、見多識廣，蔣經國早就希望把這股勢力轉為自己所用。但他沒有想到俞濟時一口就回絕了蔣「太子」：「蔣總統的安全最重要，如果侍衛人員給你調去幹校當學生受訓，那麼官邸的安全勤務誰能負責任？」　　1955年6月初某個晚上，一個十分離奇的事件發生了。　　俞濟時晚上在家擦拭自己的佩槍時，突然發生了槍支走火事件，他的大腿被子彈擊傷。可是，偏偏第二天上午，在南部有一項由陸軍指定單位參加的軍事演習，蔣介石要親自前往校閱，依照慣例，只要是蔣先生在的重要場合，俞濟時一定會事必躬親，親自前往督導大大小小的警衛安全事宜。然而，他這麼一受傷，自然不便前往。　　不巧的是，那天夜裡，蔣經國的政工特務，卻宣稱提前破獲了一個有軍人和外國勢力涉及的「叛變」計劃，當晚部分演習部隊隨即被緊急調換。據說，當天演習部隊的大炮炮口朝向了司令台，這顯然是指「孫立人對領袖圖謀不軌」的事實。　　就這樣，孫立人和他的主要幹部被捕，準備接受軍事審判。　　孫立人案，近年證明是一宗政治冤獄，是有關方面當年蓄意打壓這位傲岸不群的少壯將領，至於是不是刻意製造出來的誣陷冤案，有待歷史見證。　　可是，孫立人和俞濟時怎麼扯得上關係？不但俞濟時自己被弄得一頭霧水，連蔣經國自己都沒有足夠的證據，去證明俞濟時和孫立人是一夥的。可是，演習當天，俞濟時沒有和往常一樣，親臨現場指揮侍衛人員布置安全，就算他和孫立人不是站在一條線上，至少他有可能「知情不報」吧！　　就在情報系統這種簡單而欠缺證據的推理下，可能蔣經國跑到爸爸那兒，狠狠地參了俞濟時一本。　　「天下哪有這麼巧的事情，什麼時候不好槍支走火，偏偏您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去校閱演習的前夕，發生槍支走火，更不可思議的是居然還打傷了大腿，您看這合情理嗎？是不是要借故不到會場，故意使出這樣的一計苦肉計？……」　　蔣宋夫婦一向對俞濟時是深信不疑的，俞濟時忠心耿耿跟隨他們幾十年，牛馬驅馳、披星戴月，他們夫婦是有目共睹的。　　俞濟時這個人在早年就有清廉的美譽，他當過杭州保安司令，那時，地方父老都把他當作是包青天一樣看待，還當過八十六軍軍長。部隊駐在壽昌時，家父還為他高堂老母看過病，我記得那時自己還小，父親在為俞母診治痊癒後，俞還叫副官送了一把手槍，要給父親當作紀念品，父親頭一次見到槍，立刻又親自把那把槍送了回去，從這點可以看出，俞濟時是一個強調知恩圖報的人。　　記得在抗戰勝利以後，俞濟時時任軍務局局長，他刻意培植了一批個子矮小、精明幹練的衛士以及少、中尉級青年軍官，派到各地戰地指揮官的身邊，充當蔣介石在各個軍事指揮官身邊的耳目，只要一有什麼風吹草動，這些青年軍官一定向他回報消息，所以，他無異培養了一批軍中情報員，專門監視各戰地指揮官的忠誠與動向。　　當然，從國共戰爭的結果來看，俞濟時這一招並沒有發揮比較大的作用，可是，他畢竟強化了國民黨部隊中的政工力量；然而，他的這個做法，也招致了外人批評的口實，例如說他藉此培植自己的勢力等等。　　憑藉著他是蔣先生的黃埔一期學生，而且又是奉化同鄉，老先生對他長年的奉獻是堅信不移的；在宋美齡方面，俞濟時下的功夫也不差，所以，在夫人這邊，對俞的信任更有過之，因而，也有人認為俞是「夫人派」的人。　　可是，父親畢竟比較相信自己兒子，何況，蔣介石覺得兒子能夠運用自己培植的力量，破獲孫立人案，讓美國人的陰謀落空，兒子的功勞厥偉，自然對他言聽計從、樣樣應允，其他任何的解釋都是多餘的。何況，俞濟時那天未到校閱現場，是個不爭的事實，一個資深武官竟會在擦槍時走火，這也是教人無法不起疑竇的。　　蔣先生的個性就是這樣的極端化，他對一個人的好惡是非常分明的，這次的事件以後，俞濟時從此逐漸被迫離開了侍從室的核心領導地位，但是，蔣先生還是給他安插了一個上將銜的「國策顧問」，讓他至少有一張冷板凳可以坐。　　俞濟時不再插手侍衛人員的決策之後，官邸的大小事件，就全部由「總統」侍衛長一個人全權負責處理。　　當時令人不敢置信的是，當俞濟時被蔣介石父子削去權力後，蔣經國有時遇到俞氏，卻是神色自若，非常親切，好像兩人之間從來沒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蔣經國的城府之深，那時我們總算領略了一二。　　三層警衛圈嚴護蔣介石官邸　　蔣介石在大溪住了很短一段時間，就搬到後草山官邸，那裡原來是台灣糖業公司的一處招待所；蔣先生很喜歡陽明山的氣候和環境，後來，由陽明山管理局在後山公園頂上蓋了一幢「中興賓館」，等這處簇新的賓館落成，蔣先生才將「台糖」招待所交還回去，而「中興賓館」則成了他的避暑別墅。等到1950年3月1日，他宣布「復行視事」，重新坐上他原本在1949年元月間辭去的「總統」寶座，他便堂而皇之地住進了「總統」士林官邸，開始他在台灣最安逸的26年歲月。　　士林官邸，在日本佔領時期是一個園藝試驗所，「光復」以後，是東南長官公署的一處款待外賓用的招待所，後經幾次修建，才有後來的規模。　　在建築形式上，士林官邸是一棟兩層樓的鋼筋混凝土建築，但是，它的梁、柱等主要結構部分，則是當時台灣還比較罕見的RC鋼骨結構。　　為了達到防空隱蔽的目的，官邸外表全部油漆成和附近山色同一色調的灰綠色，不但兼顧了建築安全，還顧及了官邸隱秘的特性。　　在地形上，士林官邸被福山山系整個環抱著，但是，它的腹地卻十分空曠，這在軍事地形學上來說，是個易攻難守的地方。所以，「總統府」方面為了顧及蔣介石和其家族的安全，從蔣先生搬進士林官邸住的第一天起，就計劃將這個官邸要塞化。　　可是，要塞化畢竟不能在官邸裡面搞，怕會影響蔣先生生活。於是，便沿著福山，把整座山作為要塞化的基址，意圖把官邸附近地區，部署成固若金湯的陸空防禦要塞，同時，在作戰緊急時期，就作為三軍的作戰總指揮所。換言之，只要戰爭發生的話，蔣介石會被我們這些侍從人員，從士林官邸護送到距離官邸不遠的福山指揮部，由他在這個地下建築工事中，指揮陸海空軍作戰。　　蔣介石住進官邸之後不久，一個裝甲兵排進駐了福山山麓。根據當時的研究判斷，大陸方面已經擁有最先進的米格噴氣戰鬥機，當局擔心大陸方面對台灣實施空降登陸，官邸安全也有這方面的顧慮，所以，這個戰車排，基本上是基於反空降的考慮；而為了強化官邸的「外衛」兵力，當局又加派了一個憲兵營，駐紮到福山，後來才由憲兵司令部成立了一個福山指揮部。　　在憲兵進駐之前，僅只有我們這些「內衛」人員，負責蔣先生的安全，所以，這也難怪俞濟時當初要極力反對蔣經國抽調我們受訓的計劃。試想，假如我們的人去幹校受訓了，老先生的「內衛」安全，要去哪裡找到既有經驗又值得信賴的人接替？當然蔣經國可能也有他的觀點和想法，這或許不是我們所能設想的。　　繼承了在大陸時期的防衛模式，「總統」官邸周圍的安全工作，分為內中外三層警衛圈。　　除我們內衛人員之外，情報局編製下還有一個特別警衛組——一個外勤組織，在「總統」每次出遊前，就已經把行進路線上各種可能的狀況，先遣部署，並且做了事前安排；後來還加了一個警官隊，強化外衛人力配置。　　因此，蔣介石這時的安全防護，簡直有如古代的皇帝，真是滴水不入。他一出巡，先是福山指揮部的憲兵派出一個連，全副武裝趕到蔣先生預定到達地點，同時，情報局的特別警衛組和警官隊人員，和沿線軍警配合部署綿密的警戒網，等我們護衛著蔣先生走出官邸大門，所有的軍、憲、警安全部署已經完全就位。　　我們便衣組，雖名為便衣組，可是，還是有火力配備。我們沿襲了大陸時期的標準配備，便衣人員每人都有一枝卡賓槍，外加兩把白朗寧手槍，侍衛人員是兩枝手槍，還配備火力強大的重武器，隨扈出行時，通常用一隻長葫蘆狀的黑箱子，把長槍裝在裡面，放在機動車上，遇有緊急情況，才拿出來使用。　　因為我們平時都是按規定穿著中山裝，如果隨時隨地要佩槍，身上總是會鼓起一塊，十分不雅，如果再背桿卡賓槍在背後，更不舒服，所以大家並不喜歡，可是在保護「領袖」的大前提之下，大家對這點小事，從來沒有任何怨言。　　軍統、中統臣服蔣經國　　在蔣介石復職「總統」不久，蔣經國經過他父親的授意，開始整合國民黨的情報系統。蔣家父子非常清楚，情報組織是一個威權統治的國家不可或缺的控制工具，而且，國民黨在大陸之所以垮得那麼快，他們父子倆總是認為，如果有一個更有效的情報系統，情況應該不會這麼糟。　　蔣先生把整個情報系統交給蔣「太子」去領導、控制，可以凸顯兩種意義：第一，就是把情報系統的權力重新收回來，歸蔣家人自己掌控；第二，可以重振情報系統軍心。　　戴笠搭飛機撞山失事之後，國民黨的情報組織馬上是一片混亂。戴笠領導軍統局時，講究單線領導，所以，他的意外死亡，軍統局內沒有人能夠立刻接替他的工作。他的繼任者毛人鳳，以前不過是軍統局的主任秘書，他對局內的行政事務雖然是瞭若指掌，可是，他根本搞不清楚當年戴笠到底布了哪些線在大陸各地，因而，毛人鳳接掌軍統局的時候，軍統局已經失去許多原有的情報線民。然而，時值國共內戰方酣之際，整個軍統局有如一群無頭蒼蠅，根本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據說，當時惟一比較清楚戴笠單線領導內情的人，只有一個毛森，可是，偏偏毛森拒絕來台灣，後來聽說他跑到國外，靠販賣情報給老美，當起寓公來了。對中共的情報作戰，會一敗塗地，這也不是沒有原因的。蔣介石不願見到昔日的軍統局今天完全潰散，所以，他急需在最短時間內，將這股已經分散的力量重新加以凝聚。　　新人新氣象，「八勝園」就是在這樣的內外環境下誕生的。　　「八勝園」是以坐落地點的一幢日本平房為名字的神秘的情報單位，其實就是現在的台灣「國家安全局」的前身；當時，是以「總統府」資料室的名義成立的一個神秘單位，作為當年蔣「太子」大刀闊斧整頓情報系統的司令部。　　蔣經國這個人做事有一個特性，就是永遠是神神秘秘，讓人猜不透他心裡究竟是在想些什麼花樣。　　蔣經國在陽明山通往北投的公路盡頭處，找到一處有高牆環繞的大幢日式別墅，然後由「總統府」徵收以後，作為他的指揮部。這幢房子名叫「八勝園」，寓意「八方勝利」。　　這個辦公室成立不久，我和其他四個便衣，就被上級從士林官邸調到「八勝園」執行勤務。　　我們去「八勝園」時，這個單位剛剛成立，因為上面沒有告訴我們，這個新單位到底是個什麼性質的部門，一直到自己去那裡報到，工作了好幾天，才慢慢清楚「八勝園」的內情。　　表面上，「八勝園」的主任是張師，但是，實際幕後操縱且握有實權的，則是蔣經國。在蔣「太子」的號召下，不論是軍統出身或是中統出身的情報頭子，全部彙集在「八勝園」；我就親眼看到不少當時「國防部」第二廳，也就是「情報次長室」的一些上校處長級老情報員，以及老軍統出身的一些「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等要人，三天兩頭地往「八勝園」跑。這些人當時不過三四十歲，但是，一來就是神秘兮兮的，不是開會，就是三五成群在討論什麼神秘的事情。其實，說穿了，無非是在研究如何整合渙散的情報系統，能夠在蔣經國的領導下，萬法歸宗，融合為一。　　另一方面，來台之初，蔣介石要國民黨「改造」，在「改造」的過程中，蔣經國也把原來國民黨所屬的中統系統，納入「八勝園」的情報組織整合範圍，例如張炎元、葉翔之，以及原屬軍統後來調任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唐縱等人，這些人和軍統系統的鄭介民等人一樣，對蔣「太子」的招安，可說完全臣服其下，沒有吭過一聲。這些人相當清楚，蔣經國是代表其父在做情報系統的重整工作，更何況，從蔣經國積极參与黨的「改造」，並且把CC系統逐出權力核心，已經能夠說明，蔣介石是要把領導班子的棒子交給蔣「太子」。　　美、台情報大本營：西方公司　　「八勝園」原先就有寓意彙集八方誌士、戰勝中共的意思在裡面，可是，情報工作並不是光憑藉著意志力就可以所向披靡的。　　50年代初，當局對大陸不斷派遣諜報人員，並且經常空投給養。為了維繫這個艱難的工作，情報系統在蔣經國的指示下，在台北近郊的淡水開設了一個訓練班，專門培訓各種敵後專業諜報人員。　　這些受訓學員，主要來自各個部隊的優秀人員，在淡水受短期訓練之後，「國防部」就把他們的兵籍資料全部註銷，然後以空投或是海上登陸的方式，把他們送到大陸。　　這些人在出發以前，照例要由蔣介石親自接見，然後，上級特准他們一個星期的休假，讓他們吃喝玩樂輕鬆一段時間，再送他們上路。　　中共自建黨開始就注重諜報工作，他們統一大陸以後，實施嚴格的戶口和民防管制措施，加上遍布全大陸的情報網，任何企圖滲透進入大陸的外地人，幾乎很難逃過大陸的安全系統，所以早期進入大陸的台灣情報人員，不是被捕，就是不敢輕舉妄動，形同死棋一顆。　　我在便衣組的一位同仁鄭君，浙江人，他就是被派到「安全局」電信班受訓，受完訓，不久就去大陸執行任務，可是一直沒有他的一點消息。我們後來也不知道他的情況，聽說，他雖然沒有被大陸方面逮捕，可是始終沒有機會把情報發回台灣，等於和「安全局」失去了聯繫，可見大陸的嚴密控制是滴水不漏的。　　有關方面清楚，光是我們自力更生，不是辦法，於是想到與美國合作，利用美方的經驗與資源。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台灣當局和美國政府合作成立的「西方公司」，便是為了搞情報合作而成立的一個「公司」。美其名為「公司」，其實內行人都知道那家「公司」，不過是美國CIA（中央情報局）的台灣分公司罷了。　　在蔣「太子」的登高一呼之下，國民黨的情報系統終於全部臣服於蔣經國的威權下。儘管，這些分別屬於黨、政、軍系統的情報單位，較過去更為疊床架屋，但是，只要它們歸附在蔣經國的統領下，疊床架屋反而更能凸顯蔣經國一人獨治的無上權力，也更可以鮮明地預示蔣「太子」的時代，已經悄悄降臨。　　長安東路十八號　　1950年年初，一通電話打到草山官邸，要官邸支援四個便衣人員，到長安東路18號報到。我起先並不知道長安東路18號是個什麼地方，只知道蔣經國前一天正式從台中搬來台北了。隨後，我匆匆收拾一些簡單的行囊，奉命和其他三位到指定地點報到。　　長安東路18號，可以說是蔣經國來台以後的第一個官舍。早先，院內那棟日式房舍，不過是華南銀行董事長的宿舍，後來，「總統府」通知華行，說這棟房子「總統府」要徵用，就這樣直接撥給蔣經國一家人住。日本佔領時期，台北市的一條通到十條通，可以說是日本高級官員的豪華住宅區，即使到了光復以後，這一帶還是很優雅的高級住宅區。　　蔣宅有一個很大的院子，印象中，大概也有個幾百坪的光景，房子的部分倒是沒有多大，建築是日式平房，整體結構呈一個「L」型；除了廚房、餐廳，共有四間卧房，蔣經國夫婦住一間大間的，其他三間則是孝文、孝章兄妹各一間，孝武、孝勇兄弟合住一間；另外，像在蔣家當廚師的蔣經國的堂兄蔣永發、管家汪媽、孝勇的護士奶媽，都在旁邊角落有各自的小房間，而我們便衣人員則住在前院汽車間前面的小房子。所以，大體上說起來，蔣經國一家六口，加上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住在長安東路18號，還算是很寬敞的。　　剛剛搬進長安東路，蔣經國的經濟情況相當拮据。最早，他還沒有什麼正式的官位，所以，談不上什麼收入。有好一段日子，蔣介石必須按月給蔣經國5000元台幣，逢年過節還要加些補貼，才可以幫兒子度過一段沒有薪給的日子。後來，蔣「太子」當了「政治部」主任，又是「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收人便逐步豐厚起來，但是，基本上蔣經國家裡一直是相當儉樸的，這一點，我們侍衛人員都有目共睹。　　就以那時蔣經國家裡的早餐來說，餐桌上經常是一鍋泡飯，菜也就是一塊豆腐乳、一碟花生米、兩片鹹鴨蛋，平時，經常是煮鍋羅宋湯，一吃就是好幾天。穿衣服，蔣經國更是節儉，早年連一套西裝都捨不得做，常見他穿的幾條褲子都是他穿了好幾年的舊褲子，我跟隨他多年，坦白地說，蔣經國在清廉自持上，是絕對沒有話說的。那時，他的太太蔣方良，生活也是過得非常簡單，到蔣經國有了官職，她才偶爾到台北衡陽街的綢布莊去買些布料，做些衣服給自己和家人穿，有空閑的時候，她還會去看場電影，全家上上小館子，至於外面有人說她喜歡打幾圈家庭麻將，則完全是子虛烏有，至少我們從來沒看過，也沒聽說過。　　日常上班，蔣經國是坐一部1947年產的美國別克汽車，司機是從空軍總部調來的李士官。蔣方良的座車是一輛英國奧斯汀小車，司機是從「安全局」借調來的鄔先生。　　我們四個便衣衛士剛到長安東路蔣宅時，蔣經國的四個小孩中，孝文插班到淡水的私立淡江中學，念初中部，平時住校，要到星期六才由我們派車把他從學校接回來；老二孝章當時念小學，孝武不過三四歲光景，而老么孝勇才一歲左右，剛剛在學走路，兩個小男孩特別調皮可愛，我們幾個衛士也蠻歡喜逗弄他們兄弟玩的。　　除了三男一女以外，蔣經國和蔣方良夫婦還認養了一名義子，名叫邱明山。他和孝文是同年的，最早兩人一起上淡江中學，也由我們侍衛人員和司機老李負責接送。如果兩人一起在外鬧事，邱明山總是代孝文受過。中學畢業以後，邱明山考上基隆海專，第一次結婚的時候，還是蔣經國夫婦證婚的。邱明山因為蔣經國的關係，曾在「輔導會」做過事情，後來聽說因為交了壞朋友，並且犯罪坐牢，蔣經國對他非常不諒解，宣布和他脫離關係，連戶籍也被從蔣家註銷。因為邱明山這個人經常覺得自己身分低微，跟蔣家保持距離，不願過分接近，雖然名義上是蔣經國的義子，可是他卻很少踏進蔣經國家的客廳，多半時間反而是窩在我們衛士值班室，和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之後，我們也不知道邱某究竟流落何方去了。　　蔣公館的生活基本上過得十分平靜，最早，常常到蔣家做客的，包括時任「空軍總司令」的王叔銘、「八勝園」的主任張師、「國大」代表嚴靈峰、「立法委員」王新衡等人，這些人多半是蔣經國到俄國讀書時的同學，或者是那個時期的舊識；太太們則有明星花露水公司的老闆娘（名字記不起來了）、王叔銘的太太、以後當了「輔導會」主任委員的趙聚鈺的太太、「空軍情報署」衣復恩的太太，這些官夫人經常會來蔣家看看方良女士，大抵都屬於談天聯誼性質。　　若干年後，蔣經國平步青雲，官愈做愈大，常來官邸看蔣經國的朋友，反而為了避嫌，除了少數幾位摯友，多半減少了往來的次數，蔣經國的朋友也逐日減少。　　到蔣經國長安東路官邸不過一年光景，卻因為一件意外的事件，使我們被迫提早調離了蔣經國的家。　　在經國先生家服勤，我們的慣例是平均每兩個小時值班人員要在四周巡邏一遍，平時大家都保持很高的警覺。但是，四條通一帶，治安一向很好，日子一久有的同仁就逐漸鬆散下來。有一天夜裡，輪到某位同仁值班，他可能一時失神，不知不覺睡著了，結果，有個大膽的小偷，竟然破壞了木條做的外籬，侵入官邸行竊，這個膽大包天的竊賊，居然偷走了蔣經國女兒孝章的進口菲利普牌自行車，然後又把官邸廚房掛的一根火腿偷走，還順手牽羊拿走我們侍衛人員的皮鞋。　　等到第二天，家人發現再向蔣經國報告，他不禁火冒三丈、大發雷霆，要把我們四個人立刻撤換，這時我才領略到別人犯錯自己卻跟著「連坐」的滋味，但是基於同事之誼，我們又不便責備那個值班打瞌睡的同事。　　官邸竊案，讓管區派出所大為緊張，一陣忙亂之後，警察終於逮到小偷，但我們已經調回士林官邸，接受新的任務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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