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道灣11號剪影<作者：黃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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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全面展開。在這次全面徹底的清查登記中，近現代建築和工業遺迹成為重點對象。古都北京，城牆早已拆毀，城市不斷擴大，從原城牆所在的二環路蔓延到六環路。在城牆內的舊城區，衚衕和平房已經被拆毀了很多，一座座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保護舊城，保護四合院，保護名人故居已成為當務之急。政府已划出25片舊城區進行局部保護，為舊京留下一些標本。四合院是北京傳統民居形式，為人們研究傳統建築和北京民俗提供實證，而且，作為首都，曾經有很多名人在這些院落里生活過。很多院落至今仍然有人居住，煥發著新的生機與活力。

但保護四合院，也是一個令人憂心甚至是令人痛心的話題。推土機從來沒有停止過轟鳴聲，四合院日漸減少。最近就有兩個例子，一個是位於東城區北總布衚衕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即將被拆毀的時候，引發輿論關注，得到文物部門重視。7月28日，北京市文物局發布通知，對故居加以保護。另一個就是魯迅兄弟居住過的西城區八道灣衚衕11號。它曾經是魯迅三兄弟聚居的大宅院，這裡的居住環境、生活狀態對周氏兄弟創作和思想產生過極大影響；它是「京派」的大本營，《語絲》、《駱駝草》等有影響的文學刊物都誕生在這裡；它曾經作為周作人出任偽職後的官邸，充滿神秘色彩。它為人們認識曾居住在這裡的兩位新文學大師提供了最具體可感的物證。長期以來，它成為搭滿了棚子的大雜院，有些房屋年久失修。1992年，曾有將其拆毀，在此地開發住宅樓的規劃。消息傳出，輿論一片反對聲。最後，魯迅的威望起了作用，八道灣11號免於拆毀——《阿Q正傳》的誕生地應該保留！連同周圍一片平房。十幾年過去了，它再次面臨消失的危險。位於金融街中心地段的北京第35中學，因為金融街用地而另覓新址，新址就選在八道灣11號所在的街區。2009年6月26日，《北京市房屋拆遷公告》在八道灣衚衕口張貼出來。公告說，拆遷工程將於7月中旬開始，當地單位和居民要在8月10日中午12時以前完成搬遷。

消息很快傳布出去。外地的學者、記者紛紛打電話詢問，我也接到過這類電話。7月中旬，北京《京華時報》終於給出了一個說法：這所院落的確在未來第35中學新址的院內。至於35中的新址規劃，則尚不得而知。只是據報道，中學有不拆毀院落而將其作為圖書館的打算.

到北京魯迅博物館參觀的人，常常問起八道灣11號的情況。展覽中有一兩張圖片及說明，還有一個全景模型。但這些，加上講解員的介紹，仍不能滿足觀眾的好奇心。有不少魯迅作品的愛好者和研究者要親自到那裡看個究竟。當我們陪同來賓到八道灣11號參觀，看到院內擁擠不堪的低矮的房屋和堆放雜亂的什物，總是不勝唏噓，有滄海桑田之嘆.

讓普通民眾對這個院落所含有的價值有更多了解，使這個院落得到妥善的保護已成為當務之急。其中發生的曲折的故事和恩怨，是要用很大的篇幅來描述的。本文只能攝取這個大宅院近一個世紀以來的幾個影像，讓讀者有個大概了解。

周宅

魯迅少年時代，家道敗落。世態炎涼，使他產生了重振家業、一雪恥辱的願望。他18歲離開家鄉求學，從南京到東京，最後在北京民國政府教育部任職。新文化運動興起，他和二弟周作人名聲漸盛，二弟時任北京大學教授。而他們的家眷都在紹興老家。

在北京安家已經成為周氏兄弟的必須解決的大問題。於是，從1919年初開始，魯迅到處看房。居住地自然要離他們工作的地方近。從魯迅的日記上可以看到，他先後到報子街、鐵匠衚衕、鮑家街、廣寧伯街、辟才衚衕、新街口、護國寺等地察看。一直到7月間，才最終選中了新街口八道灣11號羅姓的房屋。因為院子大房屋多，價格較高。到11月初，魯迅才付清了全款，是3500元，加上中保人酬金175元。不包括修繕費。

這是一座標準的四合院。共三進，房間很多。魯迅只所以選定這所住宅，是因為這裡不但房間多，而且院子里空地大，考慮到兩個弟弟都有孩子，適宜他們遊玩。魯迅很注意於兒童天性的發揮。後來有朋友來參觀，說這院子里簡直可以開運動會。

在這個過程中，魯迅付出的精力最多，看房、交涉、辦各種手續，甚至借錢等事，幾乎全是魯迅一個人完成。周作人3月份離開北京，回紹興住了一個月，隨後將妻子兒女送回日本省親。他們的計劃是，全家在日本一直住到新房告成，直接到北京團聚。期間，因為北京發生了「五四」運動，周作人隻身回國，8月又回東京接家小。8月10日，周作人一家到達北京。因為八道灣新居還沒有修繕好，紹興會館又不讓住女眷，魯迅為他們找了會館附近一家姓王的宅子暫住。在此後一段時間內，周作人也不時到八道灣了解施工進度，並且對裝修設計提出一些要求。11月12日他的日記中記載：「托澤山工程局造日本式房及浴室。」13日：「午出校，至八道灣看裝水道。」他和三弟建人的妻子都是日本人，日本岳家的親戚又常來居住，日式設施是顯示了對他們的尊重和關心。這裡所謂裝水道，是指浴室的下水道。負責施工的「澤山工程局」，是一家日本公司。

1919年11月21日，魯迅和周作人一家搬入八道灣居住。安頓好二弟妻小，魯迅於12月1日離開北京回故鄉接母親和三弟一家。

全家13口人實現了大團圓。周宅三進院落，幾十間房子。前面是坐北朝南的罩房，每3間一套共9間，魯迅住在中間的一套里；中院有北房三間，魯瑞同朱安分住兩頭的兩間，中間的堂屋為全家人吃飯的地方，後面接出一間，一面擴大空間，一面也為了採光，北京人稱之為「老虎尾巴」。冬天為節省煤炭，魯迅就搬過來住。後來魯迅從這裡遷出，在阜成門內購買了一個小院子，在北房三間後面也接出一個「尾巴」，可見他很喜歡這種格局。中院東面有一個夾道，通到後院。後院氣派，也最寬敞，北房9間，每3間一套，周作人一家住西邊一套，建人一家住中間一套，東邊一套作客房。

院子里的景物是豐富的。有一年的春天，周作人的小女兒生病，一家人陷於忙亂和緊張，不覺春天已經逝去。在孩子病情好轉後，他放鬆下來，到院子里散步，山桃爛漫得開始憔悴了，東邊路旁愛羅先珂回俄國前手植以為紀念的一株杏花已經零落凈盡，只剩下一些綠蒂隱藏在嫩葉底下。而白的紫的丁香都已盛開。

三兄弟定居八道灣以後，生活比較安定了。建人深感學歷不夠，就到北大聽課。他的學費由兩個哥哥負擔。例如周作人日記上有記載：1920年1月19日：「收12月半月薪，代喬風付學費票46元。」

魯迅和周作人在本職以外，又多兼了一點課，這樣可以有更多的收入，供大家庭的開銷。

在此之前，總是大哥魯迅為周作人介紹工作。現在，作為北京大學教授的周作人，也能為魯迅介紹了工作了。1920年，北大國文系擬增設一門小說史課，系主任馬幼漁同周作人商量，要他擔任，周作人答應下來，覺得自己雖然沒有專門研究過小說史，但以前翻譯過不少作品，又做過有關日本小說的演講，對小說並不生疏；至於中國小說，大哥輯有一部《古小說鉤沉》，在家裡放著，也可以拿來參考。等回到家冷靜考慮，覺得不妥。既然大哥在這方面積累更多，何不請他來做呢？於是就跟魯迅商量。魯迅一開始有些猶豫，最終還是答應了。馬幼漁得知，也很贊成。

這份工作最終促成魯迅寫出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著作《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收到的聘書上寫的是北京大學講師，而周作人和其他幾位新文學健將的職稱卻是教授，這也許會被人以為魯迅的學問不如周作人等人的好。但實際情況是，北大當時有一項規定，凡兼職者只能聘為講師，不能聘為教授。

但讓人覺得遺憾的是，八道灣11號大家庭，卻沒有留下一張合影即所謂的「全家福」。現在我們看到的照片，只有魯迅和周作人兩張合影。也許他們對照相併不感興趣，不願浪費時間去照相館。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有著不幸婚姻的魯迅，不願意攜帶那母親為他安排的妻子去參加這樣的集體活動。而魯迅與母親、與兩個弟弟居然也沒有一張合影——至少我們迄今還沒有發現.

《阿Q正傳》誕生地

在此之前，魯迅已經發表了多篇小說，《狂人日記》振聾發聵，《孔乙己》簡練雋永，《故鄉》、《葯》、《一件小事》等，篇篇格式特別。《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十分欣賞魯迅的小說，一次，他寫信給周作人說：「魯迅先生的小說，我是五體投地的佩服。」新文化運動的另一位健將胡適對周氏兄弟也很佩服。查胡適日記，1922年2月間他兩次到八道灣。有一次，胡適來訪，適值魯迅不在家，就與周作人談了很久，午飯後魯迅回來，又同魯迅長談。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記下對兄弟倆的印象道：「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賞鑒力與創造力，而啟明的賞鑒力雖佳，創作較少。」另外一次談話中，魯迅勸他多搞文學創作：「豫才深感現在創作文學的人太少，勸我多作文學，我沒有文學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學衝動。我這幾年太忙了，往往把許多文學的衝動錯過了，很是可惜。將來必要在這一方面努一點力，不要把我自己的事業丟了來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

魯迅在八道灣11號創作了他的代表作《阿Q正傳》。這篇小說準確地捕捉到中國國民性的本質，達到了魯迅設定的「描畫出中國國民的魂靈」的目的。魯迅顯示了高超的塑造典型的才能，將許多人的特點巧妙和諧地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使阿Ｑ這個人物成了不朽的典型。作品發表後，北京城裡曾有這樣一種傳說，有些人看了小說，到處打聽作者「巴人」的真名，懷疑是自己的熟人所寫，因為阿Ｑ的好多毛病自己身上也有。這從另一面說明了作品的成功。

這篇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為魯迅獲得了國際聲譽。法文譯者敬隱漁在給魯迅的信中，說起羅曼.羅蘭看了《阿Ｑ正傳》的感受是：「《阿Ｑ正傳》是高超的藝術底作品，其證據是讀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覺得好。這可憐的阿Ｑ底慘象遂留在記憶里了。

而在國內，較早發表評論、給以相當高評價並提供不少背景材料的是周作人。他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阿Ｑ正傳〉》一文（署名仲密），指出「阿Ｑ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新名詞稱作『傳統』的結晶」，「是一個民族的類型」。他還指出，作者的筆法「是從外國短篇小說而來的，其中以俄國的果戈理與波蘭的顯克微支最為顯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鷗外兩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響。」他多年跟隨魯迅，這些情況他當然十分熟悉。周作人還在這篇評論中，向讀者們透露了《阿Ｑ正傳》的作者就是魯迅這個消息，也許是為了免得大家在那裡瞎猜吧。

現在這間房屋還在，裡面住著一位退休職工。我們從老照片上看，門前種有兩株丁香樹，如果到西三條魯迅故居參觀，在院子里也有兩棵丁香樹，為魯迅親手所栽。既可見魯迅對丁香的喜愛，也可見魯迅對這種居住環境的依戀。

「新村」支部

搬進新宅不久，日本新村的北京支部就在北京成立了，支部聯絡處就是八道灣周宅。《新青年》第7卷第4號上發表了《新村北京支部啟事》說：「本支部已於本年二月成立，由周作人君主持一切，凡有關於新村的各種事務，均請直接通信接洽。又有欲往日向，實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極願介紹，並代辦旅行的手續。支部地址及會面日期如下：北京西直門內八道灣十一號周宅。每星期五及星期日下午一時至五時。

四月初，周作人的日記里記著「毛澤東君來訪」。從湖南到北京追求進步思想的毛澤東，對新村運動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見面所談具體內容，現已不得而知。毛澤東不久回到家鄉，撰文介紹新村運動，給予讚揚。這位偉大的政治家後來是否不斷受著新村思想的誘惑，以至於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思想愈益放大，指揮中國人民奔上了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道路，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周作人其時正做著薔薇色的「新村」夢。1919年，全家住進八道灣時前夕，他去日本接家屬時，訪問了日本新村。迎來中興時代的周家，要過的正是新村一樣的生活。錢是大家去掙，有錢大家花，不分彼此

他們一開始就是這麼做的。互相關心，互相照顧。大哥魯迅是一家之主，對母親，對兄弟及其家屬都照顧的責任。他一直這麼做著，而到了八道灣之後，更其如此。例如，住進八道灣後不久，二弟周作人得了肋膜炎，一度病情很重，而且拖延了很久。在家治療休息三個月，住院治療兩個月，又根據醫生的建議，到西山碧雲寺療養了將近四個月。期間魯迅傾注了大量心血，在經濟上也花費甚多。

不過，在剛入住的一段時間，他們情緒昂揚，不斷有新作品發表，甚至合作翻譯外國文學作品。1922年，三兄弟合譯的《現代小說譯叢》第一輯出版，1923年兩兄弟合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出版.

如果把周家宅院比作一個「新村」或者「合作社」的話，在文學上的唯一合作就是那本《現代小說譯叢》。合作社很快就解散了。建人向兩位哥哥提出，要離開北京到南方工作。魯迅、周作人為此託了很多人如蔡元培、胡適等。最後，由胡適介紹，周建人到上海商務印書館找了一個校對的差事。

建人究竟是為什麼離開八道灣呢？他來到北京，就意味著失去工作，沒有了養家糊口的本領。當年周作人來北京，雖沒有正式的學歷證明，但他發表過很多創作和翻譯作品，又留學日本多年，日語很流利。建人卻沒有這些優長。

八道灣的家務由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一切進項都交給她來統一調配。日久天長，就分明顯示出來，三兄弟有的是掙得多花得少，有的卻是掙得少花得多。大體上說，魯迅屬於前者，建人屬於後者，老二雖居中，有相當可觀的收入，但也應該歸於開銷多的一類，他孩子最多，妻子信子身體不好，醫療和保養花費也不少。

家庭生活是由一連串瑣碎事組成的。大家天天見面，就生出許多意想不到然而又都在情理之中的矛盾。建人的處境顯得尷尬。好在建人的妻子羽太芳子是信子的妹妹。建人的困難既然兩個哥哥能體諒，信子和芳子又有姊妹情，日子倒也能維持下去.

但問題卻出在芳子身上。芳子與建人結婚後，兩人感情還算不錯。在紹興，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夭折，給芳子精神上以很大的刺激，隨後患了類似瘋顛的病症，脾氣也壞起來.

看姐姐花錢十分闊綽，再想想自己手頭這麼拮据，都因為自己的丈夫沒有掙錢的本領，她的心裡就失去了平衡，對丈夫看得不順眼起來。漸漸地，由冷言冷語上升到大吵大鬧，埋怨丈夫無能，窩囊，自己跟著他算是受盡了苦楚。

有一次，老二老三兩家準備出門遊玩，建人覺得自己當然也要跟去的。然而當他走到車子門口時，卻見芳子冷著臉對他說：「你也想去嗎？錢呢？

兩個哥哥備一席酒菜為建人送行，叫來紹興同鄉、魯迅的學生孫伏園作陪。有一個人在旁邊倒是好事，免得他們三兄弟相對無言，或提起往日的快樂時光，徒增離別的傷感。

盜窟

1923年7月14日，通常到後院和家人一起用餐的魯迅，開始在自己住處吃飯。這天魯迅在日記里寫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預示著家庭內部關係出現了大的問題。18日，周作人寫了這樣一封信

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色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自重。7月 18日，作人

周氏兄弟中年以後的日記，每日廖廖數語，形同流水帳。雖然日記現在都還比較完整地保存著，但他們有關此事的內心活動卻無跡可尋。只在7月17日，周作人大約知道了魯迅的什麼「惡劣行為」——就是他們之間矛盾的起因——在日記上寫了十幾個字。但他解放後在生活困難將日記賣給魯迅博物館時，將這十幾個字用剪刀剪去了，使後來的人無從了解他們決裂的真實原因，也因此使得研究者們做出了種種猜測。19日上午，周作人拿著這封信到了前院，親手交給魯迅。魯迅看後，派人去後院叫他，他並沒有過來。這一切進行得極為平靜，外人甚至家裡其他人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一天周作人發出三封信，分別寄喬風、張鳳舉和魯迅，就是說，同一天也給在上海的三弟寫了信。其中是否談到八道灣里正發生著的劇變．因為信已不存，人們不得而知。總之，周作人眼裡的魯迅，已經不是親愛的兄長和親密的戰友，以前的日記里總是稱魯迅為大哥，如今則徑呼為「魯迅先生」了。

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兄弟決裂呢？因為缺乏實證材料，迄今沒有定論。一般人認為，是經濟原因造成了家庭矛盾。因為開銷太大，入不敷出，外出借錢自然是魯迅的義務。魯迅可能會向主持家務的信子提出意見，要她注意節約。魯迅後來曾以幽默的口吻對朋友說：「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的呢？」這可能使羽太信子感到不快。批評的次數多了，就會產生了怨恨。羽太信子對干涉家政的長兄厭煩起來，覺得他多餘、礙事。

魯迅不得不搬出了八道灣。當年10月，他病倒了。這場病拖了很長時間。這個時期他的日記中常有病情的記載。如1924年3月，1日、4日、6日、8日、11日、13日、15日、18日、20日、22日、25日、27日、29日、31日，都去了山本醫院。還有23日記有：「夜甚憊，似疲勞，早卧。」24日記有：「身熱不快，斷煙。」26日記有：「終日偃息。」29日記有；「自二十五日至此日皆休假，閑居養病，雖間欲作文，亦不就。」

在外面找房安頓好以後，魯迅回住所取書籍和物品，同周作人夫婦發生衝突。第二天，許壽裳問他：「你的書全部都已取出了嗎？」他答道：「未必。」許壽裳又問：「我送你的《越縵堂日記》拿出來了嗎？」「不，被沒收了。」

魯迅1924年9月21日寫了《〈俟堂專文雜集〉題記》，其中說：

曩嘗欲著《越中專錄》，頗銳意蒐集鄉邦專甓及拓本，而資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餘年之勤，所得僅古專二十餘及帄本少許而已。遷徙以後，忽遭寇劫，孑身綰遁，止攜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盜窟中。……甲子八月二十三日，宴之敖者手記

這篇題記有多處值得注意，一是用了「寇劫」、「盜窟」、「綰遁」的字樣，將周作人視為強盜，這比回答許壽裳問話時說的「被沒收了」強烈得多；二是用了「宴之敖者」這個奇怪的署名。後來，有人解釋說：宴從宀、從日、從女，意為「家裡的日本女人」，也就是羽太信子；敖從出、從放，意為「驅逐」，宴之敖者就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驅逐出來的人」。魯迅的小說《眉間尺》（後更名《鑄劍》）中，那位俠客就自稱宴之敖者。這個路見不平、捨命助人的「黑衣人」的外形，與魯迅本人頗有相似之處。

苦雨和苦茶

周作人留在八道灣，不再做薔薇色的夢，而耕種起「自己的園地」。他對轟轟烈烈、泥沙俱下的群眾運動，持懷疑態度。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及其存在的諸多問題不是政權更迭所能迅速解決的。他說：「中國近來講主義與問題的人都不免太浪漫一點，他們做著粉紅色的夢，硬不肯承認說帳子外有黑暗。比如談革命文學的朋友便最可怕的是人生的黑暗，……他們盡嚷著光明到來了，農民都覺醒了，明天便是世界大革命！至於農民實際生活是怎樣的蒙昧，卑劣，自私，那是決不準說，說了即是有產階級的詛咒。

他注重的是啟蒙，是思想革命。

周作人把魯迅住過的房間改造成書齋，命名為「苦雨齋」。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呢？原來，這個院落地勢比較低，夏日雨多，院里經常積水。魯迅的小說《鴨的喜劇》很有紀實的成份

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們盤桓了，幸而仲密的住家的地勢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里積滿了水，他們便欣欣然，游水，鑽水，拍翅子，「鴨鴨」的叫

清華大學的學生梁實秋來八道灣邀請周作人去講學，他的的印象是

……八道灣在西城，是名符其實的一條彎曲小巷。進門去，一個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個院子積存著雨水，我想這就是「苦雨齋」命名的由來了。臨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廳，地上鋪著涼席，陳設簡陋

可是不久，周作人把書齋名改為「苦茶庵」了。為什麼是「苦茶」呢？因為符合主人當前思想狀態的飲料。人的口味是常在變化的。兒童時期喜歡甜食，略嘗到一點苦味就揪緊了眉頭。成年人則已嘗盡人間苦味，開始有點自虐似的偏愛苦的東西，正所謂苦中作樂。

命名為「苦茶庵」，還有一層意思。結合周作人出生時周氏家族內那個老和尚轉世的傳說，就彷彿說，我是一個喝著苦茶的在家的和尚。

1934年1月，周作人滿50歲。回顧走過的道路，特別是近年的生活狀態，周作人的心中生出許多感慨。他用兩首詩描繪自己「知天命」之年的心境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

老去無端玩古董，閑來隨分種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談狐說鬼尋常事，只欠工夫吃講茶

詩發表後，引來很多批評。左翼文化人士認為周作人落伍了，消沉了。

知堂

1932年，周作人的書齋又有了新雅號：「知堂」。他為此寫了《知堂說》：「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楊伯起不受暮夜贈金，有四知之語，後人欽其高節，以為堂名，由來舊矣。吾堂後起，或當作新四知堂耳。雖然，孔荀二君生於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其半，名曰知堂云爾。

來知堂領教的人頗不少。其中廢名最崇拜周作人，有一個時期乾脆住進了八道灣11號，朝夕問道。廢名是北大英語系學生，中外文學兼通，文字別具一格。周作人認為廢名最懂得他的意思，對之讚賞不迭，為其幾乎每部作品寫序。

周作人同弟子們一起創辦了《駱駝草》，要進行「新啟蒙」。八道灣11號成了「京派」的大本營，為此大受左翼文人的攻擊。而周作人也反對在他看來幼稚而狂妄的「革命文學」，以及商業化的所謂「上海氣」。他對魯迅左傾表達了不滿和嘲諷。

周作人的智慧表現在，他並非一味退縮，不問世事，明哲保身，自私自利。他主張在事功中體現道義。五四時期的戰友，一般都同他保持著聯繫，無論他們之間有什麼意見分歧，走著怎樣不同的道路。陳獨秀和胡適雖然在政治上南轅北轍，但都同周作人保持著聯繫。共產黨領袖李大釗英勇就義，他對這位為理想和主義而犧牲的朋友表達了敬佩之情，並對烈士遺孤給予特別的保護和照顧。這時期的周作人，的確給世人一個「智者」形象。

「日本店」

周作人為了小家庭的安寧，為了遷就妻子，不惜將珍貴的兄弟之情放棄。家務事向稱難斷，我們也不必妄加猜測和評論。只指出這樣一個事實：魯迅攜母親和妻子離開後，八道灣里只剩下一個中國人了！這不是魯迅的話，這是他母親的意思.

的確，因為八道灣里居住的日本人比較多，生活習慣頗有日本風味。例如，每過年節，客人聚會，飲屠蘇酒，必備日本新年食物－－粢餅烤魚等等。

周作人平時交往的日本人比較多，加之他與日本的姻親關係，很容易給人造成這樣的印象：親日。是的，他精通日語，喜歡日本文化，他對日本文化的研究從細節著手，保持冷靜分析的態度，使中日兩國很多學者佩服。胡適曾說過，像周作人那樣真能賞識日本文化的，中國沒有幾個。

周作人自認為是一個「知日派」。對一個國家的人民的最好理解，是對其文化內涵的理解。周作人認為，一個民族的代表可以有兩種，一是政治軍事方面的所謂英雄，一是文藝學術方面的賢哲，二者應該分別來看待，不能根據這一個而抹殺另一個。所以對日本，不能因為喜愛它的文明而為它的醜惡行為辯護，也不能因為他的暴力行為就全盤否定其文化。

周作人在日本軍國主義野心暴露的前夕，開始撰寫了一系列研究日本文化的文章，取名《日本管窺》。日本民族是愛美的，但其民間有不同於中國的宗教信仰，往往感情超過理智，蠻不講理，有時離奇狂暴近於發瘋。為什麼日本不把國民性中友好的一面拿出來給中國，卻總是不停地欺負中國，心存惡意呢？周作人提出一種解釋：日本文化是吸收了中國文化和西洋文化的精華融會而成的，所以對中國負有文化上的債務，「這種文化的債務在當時雖很是欣慰，後來也會漸漸覺得是一種迫壓，特別是自己站得起了，而債主已是落魄的時候。」日本人為這筆欠債感到屈辱，故而施行暴力，反抗中國。

但文化研究和現實的政治利益、時事變化不可能一致。日本民族性格中的「謎」並不難解，他怎能不知道？那就是現實的利益。在這個巨大的利益面前，菊花就變成了利刃。他的「日本店」是註定開不下去的。形勢已經很明朗，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如果繼續鼓吹親善，說一些互相提攜的冠冕堂皇的話頭，無異於夢囈。他只有閉口不言。

苦住庵

1937年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北平城很快就被日軍佔領。官員、商人、教師、學生紛紛南下。周作人面臨抉擇。

周作人不走。苦雨、苦茶，現在變成了苦住。1938年8月，周作人收到遠在倫敦的胡適的信，內有詩一首，勸他儘快南下。周作人回詩一首道：「老僧假裝好吃苦茶，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結果只好改號苦住。晚間拼好蒲團想睡覺，忽然接到一封遠方的信。海天萬里八行詩，多謝臧暉居士的問訊。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並不是出了家特別忙，因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念經，出門托缽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終是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在離開北平之前，對周作人說：「大家對您的為人、聲望都是很尊重的。對您的處境，又同情又感到惋惜。」周作人表示：「我絕對不會做對不起中國人的事。」

但最終，他還是同日本侵略者合作了，那是在1939年元旦遇刺以後。

1939年1月1日上午，周作人的學生沈啟無來拜年，他們在客廳里談話，工役來報告說天津中日學院一個姓李的先生求見。那人被請進來了，周作人還沒有看清他的面貌，那人也只說了一聲：「你是周先生么？」舉槍便打，周作人覺得左腹有點疼痛，但沒有跌倒。沈啟無站起來說：「我是客。」那人照著他也是一槍，沈應聲倒地。那人出門後，在院里被工役抱住並被繳了槍，但接應的人在外邊，趕進來，開了幾槍，把那人救出去了。院里有幾個人受傷，其中車夫張三傷重當場死亡。沈啟無彈中左肩，傷輕，一兩天即出院，周作人最為幸運，子彈正中毛衣鈕扣，一點傷也沒有。

建人的大兒子周豐三，從小在八道灣跟著周作人長大。此時，在輔仁大學附中讀書的他，常聽同學們議論他的伯伯周作人可能同日本人合作。他還聽到同學議論說，保全周作人名譽的唯一辦法就是把他殺掉。豐三深為伯伯的處境苦惱和擔憂。事件發生後，他一直心情苦悶，精神抑鬱，兩年後用家中衛隊士兵的手槍自殺了。

「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時身已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人們為周作人失去名節而感嘆惋惜。一個抗擊侵略者的將軍，人們允許他打敗仗，當俘虜，而對代表了民族良心的文化名人，人們則期望他品格純凈，一塵不染，在後者自己，也許覺得冤枉和委屈，但這種現象也真實地反映了國人對文化的景仰心理。郭沫若的《國難聲中懷知堂》一文就說「近年來能夠在文化界樹一風格，撐得起來，對於國際友人可以分庭抗禮，替我們民族爭得幾分人格的人，並沒有好幾個。而我們的知堂是這沒有幾個中的特出一頭地者，雖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見得盡能了解。」還說，如果周作人能夠飛到南方，像他這樣的人，就是死上幾千幾百個換他也是值得的，因為，日本人中信仰周作人的比較多，如果他南下，本身就是對日本狂熱的軍國主義行動注了一針鎮靜劑。

周公館

周作人一介書生，本不適應官場應酬，套話和假話，也與他一貫的生活思想方式不相容。但既然走進官場，再要退回是不可能了。中國俗諺說得好，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返儉，難於登天。周作人為偽政府效勞，生活水平自然大大提高，大興土木，大擺宴席，乃至為老母親大辦喪事，都是一個高級官員應該有的派頭。

魯老太太於1943年去世。周作人花了一萬四千多元為母親治喪，前來弔唁的達四、五百人之多。母親晚年，雖然一部分生活費由魯迅寄來，但因為周作人在北京，不少事仍需他做。他比較忙的時候，就讓妻子到西三條看望，送一些母親愛吃的東西。母親每年生日，周作人總要訂一桌酒席，由母親叫幾個陪客同吃，還讓兒子去攝影留念。他的生活水平之高，從這樣一些細節上可見一斑：改裝原有房子，新購房產（八道灣13號），家中僕人很多，開銷很大。

文豪從政，使他的一系列活動如日本之行、地方視察、南下遊歷，故地重遊、乃至拜見滿洲國皇帝、赴南京為汪精衛主席祝壽等等，都很吸引媒體注意，一時頗為風光。

此時，周作人書齋的雅號卻又成了「葯堂」，雖然沒有苦字，但味道還是一樣。

他一面做官，一面仍然在寫文章。除了讀書的消遣外，開始思考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他提出「道義的事功化，倫理的自然化」，反對唱高調，注重實際，的確是精闢之言。他提出中國的中心思想問題，也就是中國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問題，他的隱含意思是探討如何保持中國文化的獨立性，甚至宣揚中國文化最終將同化異族侵略者。日本作家因此而攻擊他，稱之為「反動老作家」

囹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周作人惶恐不安地等待著早已註定的結局。12月初，他被捕入獄，到南京接受審判。八道灣11號很多房屋被佔用。

檢察官在公訴書中列舉了周作人的罪狀：其任偽職期間，聘用日人為教授，遵照日本的侵略計劃實施奴化教育，推行偽令，編修偽教科書，作利敵之文化政策，成立青少年團，以學生為組織訓練對象，泯滅青年擁護中央抗戰國策，啟發其親日思想，造成敵偽基要幹部，協助敵人調查華北資源，便利其開掘礦產，搜集物資，以供軍需，促進溝通中日文化及發行有利敵偽宣傳報紙，……等等。

周作人聘請了律師，做了答辯。他申明，當時政治環境惡劣，家庭生活困難，特別是元旦遇刺，生命受到威脅。因此，在湯爾和的再三慫恿下，出任北大文學院院長。但他不是真心投敵，他的想法是：「學校可偽，學生不偽，政府雖偽，教育不可使偽」。就是說，他的動機完全在維持教育，抵抗奴化。而且他還找到這樣一個理由，說明自己出任偽職是為了減輕佔領軍造成的危害：「頭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這樣三四等的人，不出來勉為其難，不致讓五、六等的壞人，愈弄愈糟。」而提出中國中心思想問題，致遭日本作家猛烈攻擊，也算是一條對他有利的證據。

周作人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1949年初，國共內戰接近尾聲，國民黨政府準備撤出大陸，監獄的犯人面臨疏散。周作人獲得保釋。他實際上只服了兩年多的刑。

出獄後，周作人先在上海住了半年多，８月回到北京。其時北京已成為共產黨人民政權的首都。周作人的罪行雖然是由國民政府的法院判定的，但共產黨政府不可能更改其結果，因為他的罪名是背叛國家民族。所以從1949年直到去世，周作人沒有獲得公民權。政府念他精通多種外語，請他翻譯外國書，但必須以「周遐壽」、「周啟明」等筆名發表。

他的經濟情況很拮据，雖然出版社每月都給他一筆錢，但無奈他家人口眾多加上年老生病，開銷很大，錢總是不夠用。晚年，因為國內鬧自然災害，食品短缺，家人營養不良，周作人不得不經常給香港友人寫信，請求郵寄食品和藥物。現在有大量這樣的信件留下來，透出了一個老年「乞食者」的無奈和悲哀。

值得一提的是，周建人的日本妻子，羽太芳子，仍然跟周作人一家住在一起，這無疑也增加了周作人的負擔。羽太芳子1964年病逝，她的姐姐信子死於1961年。

晚年的周作人，除了年老多病，經濟困難，心緒也常常十分惡劣。從政治上說，他很明白，不會再有人來顧問他，更不會有人來尊重他。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大哥享受著崇高的威望，自己卻漸漸被人遺忘。

兄弟的恩怨仍然在這座歷經滄桑的宅子里繼續。當然，有時候他也會想到大哥對他的提攜照顧，想到他們在紹興、南京、東京和北京紹興會館、八道灣11號寓所一起度過的快樂時光。有一次，他送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出門時，指著院內的丁香樹對說：「這是家兄種的樹。」客人第一次聽見周作人把魯迅稱為「家兄」，分明感到那語氣中流露的對魯迅的懷念之情。

晚年的周作人，身體在這所曾經輝煌過的宅院的一個角落裡掙扎，而精神無疑常處於陰慘的囹圄。災難無窮無盡，一直到大限來臨。紅衛兵衝進他家，對他施行專政。抄家、批鬥、罰跪，最後被趕進洗澡間，每天只能吃棒子麵粥，因飢餓而身體浮腫。為搜集魯迅資料而來訪問的魯迅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看到了這慘不忍睹的場面

當我們走進他被關的小棚子里時，眼前呈現的一切確實的慘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齊的周作人，今日卻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臉色蒼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釘著一個白色的布條，上面寫著他的名字。此時，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著，看上去已無力站起來了，而且幾個惡狠狠的紅衛兵卻拿著皮帶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來

同住一城、身居高位的三弟建人與他幾乎沒有來往。周建人晚年撰寫的《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談到兩兄弟的一次邂逅

全國解放後不久，有一次，我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突然面對面地碰到周作人。我們都不由自主地停了腳步

他蒼老了，當然，我也如此。只見他頗凄涼地說：「你曾寫信勸我到上海

「是的，我曾經這樣希望過，」我回答

我豢養了他們，他們卻這樣對待我

我聽這話，知道他還不明白，還以為他自己是八道灣的主人，而其實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隸

這一切都太晚了，往事無法追回了

周作人去世後，八道灣11號經過了很多變化，陸續搬進來很多住戶。他的後代完全離開這所宅院。一位曾在他家當過女傭的白太太，也於幾年前去世。

假如將這所院落保護起來，或作社區圖書館，或作新文學成就的展覽館，或作北京文化研究基地，都是可供考慮的選擇。

魯迅的崇高地位早已確立，周作人的凄慘結局也已定格。可是，八道灣11號，這所兩個大文豪居住過的、承載了兄弟恩怨、見證了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的四合院的結局將會怎樣呢。

2009年10月

以上摘自蘇門山人---姬學友的博客，登載日期：2011-12-9，其附記：

多年不看純散文雜誌了。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在《散文世界》2009年第6期上看到了黃喬生先生的《八道灣11號剪影》。出於對周氏兄弟生前身後事的興趣，我一口氣讀完這篇一萬多字的散文。文中攝取的家族影像，傳遞的歷史信息，涉及的現實話題，耐人尋味，發人深思。這是一篇以學問做根基，兼具思想深度、文化內涵和藝術感染力的美文，於平易中頗見功力。為了細讀，我冒昧地請黃老師發來了電子稿。現轉發於此

黃喬生，1964年1月生，河南南陽人。著名學者、魯迅研究專家。1986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任職於北京魯迅博物館。現任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兼研究室主任，研究館員，《魯迅研究月刊》主編，中國魯迅研究會秘書長。主要學術著作有《周氏三兄弟》、《魯迅與胡風》、《走進魯迅世界》、《陳天華》、《西方文化與現代中國婦女觀》等。著有散文隨筆集《采蘋集》。主編大型叢書《回望魯迅》、《回望周作人》以及《魯迅書話》等。另有譯著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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