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曾經敢於對蔣介石說：「大學不是衙門！」|民國歷史 - 啟蒙歷史網 - Powere...

知識分子曾經敢於對蔣介石說：「大學不是衙門！」　　官場的權力等級與大學的獨立精神從來都是格格不入，勢不兩立的，而權力卻從未放棄對這個神聖殿堂的滲透。於是，我們就看到了許多勢單力薄的知識分子在權勢面前，憑借著一己的精神力量，勇敢地捍衛著學校的獨立和知識分子的尊嚴，捍衛這所神聖殿堂的純淨——因為，大學不是衙門！ 　　「大學不是衙門！」，此話出自二十年代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之口；此話是劉文典對站在權力頂端的蔣介石說的。 　　這是一段學界舊事：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期，安徽大學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傳令時任安徽大學校長的劉文典，前去當面向他彙報。 　　劉文典對蔣介石給教育部下達的文件裡使用了「責令、責成」、「縱容學生鬧事」等詞十分不滿，謂「我劉叔雅並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手而去！」 　　因有怨氣，去見蔣介石時，劉文典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 　　蔣介石面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座，衝口即問：你是劉文典麼？ 　　劉文典針鋒相對，不僅沒叫他蔣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劉兆吉：《劉文典先生逸聞軼事數則》） 　　後來兩人的衝突升級，劉文典竟然指著蔣介石說「你就是軍閥」，而蔣介石則以「治學不嚴」為借口，當場羈押，說要槍斃他。後來多虧蔡元培等人說情，關了一個月才獲釋。 　　其實，早在此事發生之前，劉文典就已深深得罪過蔣介石。蔣介石掌握國家大權不久，想提高自己的聲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學視察。但劉文典拒絕蔣介石到校「訓話」。後來，蔣介石雖如願以償，可在他視察時，校園到處冷冷清清，並沒有老蔣所希望的「歡迎如儀」那種隆重而熱烈的場面。劉文典的觀點是：「大學不是衙門」 （見《讀書》二零零一年第十期，作者魏得勝） 　　好一個大學校長，好一個「大學不是衙門！」 　　設想今天，別說最高領袖，若是教育部長要來學校視察、要來學校訓話，那將是何等驚天動地的大事，將是何等榮耀的大事！ 　　這個故事有兩個非常精彩的亮點：舊時中國知識分子在權勢面前，是何等的尊嚴——即使明知這尊嚴要以牢獄之苦為代價，他們也絕不丟棄；另一個則是大學是做學問的文化殿堂，是知識精英談經論道的地方，是教師們教書育人、塑造靈魂的地方。在這裡，只承認高尚的道德和淵博的學問而不承認權勢——即使是最高權勢者，也無權到大學來指手劃腳、耀武揚威…… 　　大學不是衙門，大學不能辦成衙門。這是常識。 　　然而，這個常識在今天受到了挑戰。 　　還是在談及劉文典的這段軼事時，當代學者邵建十分感慨地說：「大學倒不是辦成了衙門，而是辦成了政府——不信到各大學走一圈，看看樓道裡各個門口上掛的牌子就明白了。」（邵建：《事出劉文典》） 　　有了政府，自然就有了許多官員，這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了，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在我們許多辦成了政府的大學裡，你很難看到純粹意義的官員。除了黨政幹部，大學裡的院長、所長、系主任、甚至首席教授們都嚴格的享受著縣團級、司局級，甚至副部級待遇，他們不僅是學術帶頭人、是專家學者，還同時是領導、是官，而且是好生了得的官——司局級可是能享受到「高幹」待遇的官——所以很難搞清楚他們到底算什麼人？ 　　「一方面，他們是教授、博導、專家，往往身兼數個學術職務和學術項目的主持人，擁有甚至壟斷學術大權，但是這樣的專家在第一線的實干往往少得可憐，學術質量也難盡人意，有時則有其名而無其實。另一方面，他們是學校各級身居要職的領導，兼任不少職能部門的負責人，但是他們往往很少深入第一線，根本談不上『三同』，你要他下基層深入第一線聽課參與基層教學科研活動了解實情，他往往以本人已在講課、在指導研究生等為由為自己無須深入基層辯護。對『官』來說，他為『學』，對『學』來說，他為『官』，往往既做不好『官』也搞不好『學』，但是名、利、權三收，往往成為學界的既得利益集團，嚴格說來這些官僚化的學者已和普通學者少有共同語言。（黃安年《謹防學術「官僚化」傾向》） 　　其實，他們的主業當然是官，「學」，不過是權力者手中的獲利工具而已。 　　人大代表趙師慶代表在談到當今大學裡這類身兼「官」「學」兩路的知識精英時，十分感慨地說：「一些人味口很大，既要搞學術，又想當官，還想拿錢。『魚』與『熊掌』都想得到，學術成了謀取個人利益的工具。」 （《兩會代表為「敗學症」把脈尋方》） 　　這就是當今大學的另一個大背景：權力等級與金錢平分秋色，幾乎完全主宰了大學——知識分子已經逐漸消亡，學術在錢和權的雙重擠壓之下，早已失去了理應由它們所佔據的大學舞台；即使表面上，「學」還在這個舞台的前台唱著主角，但實質上不過是給錢權牟利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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