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為文化大國之首要

——訪哈佛大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 杜維明時間:2012年03月21日 11時21分 來源:《人民論壇》 作者:杜維明字型大小：『 大字體 中字體 小字體 』我要評論作者簡介：杜維明祖籍廣東南海，1940年生於雲南省昆明市。1961 年畢業於台灣東海大學。後獲得哈佛—燕京獎學金赴美留學，在哈佛大學相繼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1981年始任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和哲學教授，並曾擔任該校宗教研究委員會主席、東亞語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自1996年開始出任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社長。1995年應印度哲學委員會之邀，在南亞五大學府發表「國家講座」。現今，擔任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不斷宣講推廣、傳播二十一世紀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作為現代新儒家學派的新生代學人，杜維明將儒家文化置於世界思潮的背景中來進行研究， 直接關切如何使傳統文化與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接軌，從而自20世紀80 年代以來通過借鑒哲學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比較文化學、比較宗教學、知識社會學等跨學科研究的方法，比較多地闡發了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和儒家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勾畫了當代新儒學理論的基本構架，在東亞和西方世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文化大國」比「文化強國」更能體現中國包容的文明，「文化的魅力」比「文化軟實力」的表述更精確人民論壇：在接到我們的約訪函之後，您特地打電話給我，要求將「文化強國」改成「文化大國」，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改動呢?杜維明：歷來我們形容一個國家的時候，都會用到這樣一個詞：富強。「富」是指經濟，「強」是指政治和軍事。到如今，這個目標我們依然在追求。當前我們在經濟、政治上已經有很大的突破，更加需要迫切發展的是文化，即朝著文化大國的方向邁進，這是對中華民族發展潮流的一種反思。中國的儒家傳統有三個特色：首先它是學習的文明，其次它是對話的文明，第三個特色即包容。我們常說「博大精深、大氣磅礴」，這種「大」的觀念比起強弱觀念來，更符合當前中國面向世界的思路。《禮記·中庸》里說：「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對「南方之強」注釋說：「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這與北方風氣剛勁、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頗為不同。曾子也認為，真正的勇是道德勇氣。在孔子看來，真正的剛強是「無欲則剛」。我們對其他國家和民族沒有剝削和征服之心，我們不是在稱強爭強，而是以一種包容之心，踐行一種大道。我想用「大」而不是用「強」來體現這種包容的文明，更符合我們中國的儒家傳統和精神。說了文化大國與文化強國的區別，我還想再談談文化軟實力。我認為「文化的魅力」比「軟實力」的表述更精確。就像我認為「文化大國」比「文化強國」更好一樣，我認為用「魅力」比單純的「力」要好。現在美國不只講軟實力，而講巧實力(smart power)。有次我在一個研討會上說了這個看法，一位教授非常嚴肅地對我說：「杜教授，你在國外生活多年，我認為你應該多了解了解中國的現實。」他的意思是「軟實力」已經寫進官方文獻了，不過我以為哈佛大學前肯尼迪學院院長提出這一理念是針對美國外交策略的建言。也就是說我們除了軍事、經濟、政治實力之外，還需要發展一種看不見摸不到的軟性的滲透力很強的資本，否則我們可以以力服人而不能達到心悅誠服的效果。我並不反對這種觀點，其實我和奈(Joseph Nye)院長論學多次，對地緣政治有不少共識。但我知道他曾是美國情報委員會的主席，協調並指導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他的提法必然有現實性和工具性。要成為文化大國，首先要講的就是領導者的素質人民論壇：中國成為文化大國，當前最需要做哪些事情?杜維明：要成為文化大國，我認為首先要講的就是領導者的素質，這個領導者既包括黨政領導幹部，也包括媒體、學術、企業、職業團體、非政府組織的領導。他們負有提升社會資本的責任。社會資本我們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可以感覺得到。如何提升社會資本呢?要通過對話，通過交流，通過論辯。特別在現代社會，我們叫做Public Reasoning(公共理性、公共說理、公論)，符合理性的公共辯說，在一個動態的環境里大家懷著公心、帶著理性去交談，去履行社會責任。比如一個大學裡，有很多大樓，有充足經費，有很先進的技術，但是如果學校領導和老師、學生之間相互交流不夠，那麼這個大學的社會資本就不夠。哈佛大學政府系的普南(Robert Putnam)教授曾經就義大利做過一個研究。義大利北部和南部的經濟發展差不多，社會結構也差不多，但是可以說北方的民主很成功，而南方的民主卻沒那麼成功，因為北方人與人之間跨職業、跨學科、跨階層的交流良好。他以合唱團為例，義大利北部的合唱團特別多，參加合唱團的人都是自願的，唯一的要求是你能不能唱好歌，而與社會地位、學歷職業毫無關係。比如北京大學組織一個合唱團，不管你是校長、教授、學生還是職員，只要唱得好，就都可以參加。組成合唱團之後，他們肯定要定期聚在一起練習，關係網一下子就打開了，這就給不同階層的人們進行更好的交流、溝通創造了機會。第二，我們要重視文化能力的培養和提高，每個公民都能掌握相應程度的文史哲知識。對於我們的文學傳統、我們民族最精緻的語言、對歷史的記憶、對思辨技藝的掌握等等，這方面的能力，我們都應該有。第三，在智商之外，我們還講究倫理的智慧和情商。當然，在物質條件之外，我們還講究精神價值。如果我們只重視物質、科技、智商，而忽略情商、文化和精神，就會產生很大的社會缺失。應該照顧到對內在價值的追求和人的全面發展，而不能把人當成工具，要把人當作目的，給每個人以發展的機會，用儒家的話來講就是「一切都要以修身作根本」，把一個人潛在的力量發揮出來。第四，再來說說知識層。我對「知識層」的定義比較寬泛，一是學術界，二是知識界，三是文化界。學術界指的是大學裡面從事學術研究的一群人，知識界指的是不同學科的知識群體，文化界也就是文化娛樂方面，比如電視電影音樂等。在最完美的狀態下，學術界創建新的理論知識，提升知識界的水平，進而使文化界的品味更精緻。而實際上呢，我們這個社會正好反過來了。文化界熱衷於庸俗炒作，直接干擾了知識界的求知，真理好像不是大家考慮的東西了，而效率、報酬成了關注的焦點，一切都工具化了。追求利益的知識群體也就促成了學術界的浮躁之風。市場經濟滲透了社會各個階層，浮躁成了一個大問題。另外，還應考慮怎麼在各種不同的知識領域開拓公共空間。也就是說，在政界、媒體、學術界、企業界等等社會各界，應該有一批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這些人的橫向溝通有沒有活力，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普通老百姓有沒有寬廣的視野，也很重要。在美國，不論多麼優秀的政治家都不能跳出國家利益的限制。但是在中國，卻可以有這樣的人，因為中國自古至今有著「天下一家」的觀念，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念，到後來更是有了「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觀念。假如說中國的利益和世界的、人類的利益有衝突，中國人願不願意以世界的利益作為中國利益的導引呢?我想中國人都有這樣的意願。而很多民族沒有這樣的觀念，只是狹隘地考慮本國利益。越有錢、越有權、越有資源、越有信息的人，就越應對社會有責任感、義務感。如果領導者不以身作則，不去踐行責任與義務，起不到榜樣帶頭作用，那麼社會上就會出現懷疑和不信任。我現在積极參与儒家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可以向中國傳統文化開放，盡量來了解儒家傳統人民論壇：您是當代儒學的代表人物，您認為當代儒學會對文化大國的構建作出怎樣的貢獻呢?杜維明：我很不喜歡新儒家的提法，但是認同當代儒學或儒家第三期的說法。任何一個文化大國之所以能夠稱之為「大」，一個根本原因是其有深厚的文化積累。文化的層次是很多的，我們一般所講的文化，是包括一切人力所塑造的東西。一個文化大國，他要有很多的文學家、藝術家、文化人，要有很多有文化素養的政治家、有文化底蘊的企業家，越有權有勢的人越對社會負責，一般的知識分子即使無恆產而有恆心。如果我們追求文化中國的認同，我們所要掌握的資源一定是在長期塑造我們中華民族成為今天這個樣子的重要資源。儒家傳統是中華民族之所以成為中華民族在文化認同上最重要的資源。這是什麼原因呢?道家崇尚自然，不強調人文化成，對人工的塑造基本上是否定的，認為人文沒什麼了不起;佛教是出家，嚮往的是彼岸，是凈土;而儒家是紮根在生活之中。儒家文化簡而言之有三大發展的階段，一是從曲阜到中原，二是從中國到東亞，那麼現在能不能從東亞走向世界?這一大發展是塑造當代中國認同的重要資源。現在大家都很關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中國人的歷史文化非常長，那麼這幾千年的文化應該成為塑造當前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重要資源。近一百多年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最強勢的文化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對塑造當前的中國文化認同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現在政府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來研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我認為這值得每一位思想和理論工作者重視，儒學如果真能走向世界這是非常好的機緣。1967年我就在「儒家的新考驗」一文中指出，在社會層面儒家必須從馬克思學派中汲取知識和智慧。我現在積极參与儒家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就是要繼續深化數十年來的心愿。同時我認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也可以向中國傳統文化開放，來深入了解儒家傳統。所以當我們現在逐漸地重新了解、重新發掘、重新解釋、重新體認中國傳統文化時，對於當前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來說，更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一步理解;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專家學者，也要關注、認識、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現實世界、發展前景與困境。一種道德的訴求一定要有敬畏感，一個沒有敬畏感的社會，它的道德底線是很難維持的。首先應從教育開始突圍，恢復敬畏感人民論壇：您曾經說過，儒學的一個最基本的信念，就是認為它所講的是做人的道理。近年很多人感嘆社會道德滑坡，您是否有這樣的感受?當代儒學能夠為道德提升做些什麼?杜維明：從鴉片戰爭特別是五四以來，儒家在中國徹底崩潰。一種道德的訴求一定要有敬畏感，一個沒有敬畏感的社會，它的道德底線是很難維持的。革命的時代是沒有敬畏感的，人們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而當進入一個和平發展的時代，這個社會的人們沒有敬畏感的話，剩下的只能是庸俗、唯利是圖、招搖撞騙。要打破這種氛圍，首先應從教育開始突圍，恢復敬畏感。中國的民間社會有敬畏「天地君親師」的傳統，其中的「君」有時也稱之為「聖」，是一種愛國主義的體現。現在北京精神第一個便是「愛國」，而愛國又必須通過「創新、包容、厚德」來體現。要有敬畏感，還要有聽德。現在很多人都在發出自己的聲音，忙於傾訴、分享，根本不聽別人的聲音，聽德應該進一步發展。人與人之間的對話，特別是長者的人生經歷和智慧，應該當成社會的財富。這個建構的過程也應該從教育開始。我們現在基本上還是魯迅心態的教育，魯迅是反傳統最厲害的人，他最看不起中國人的「國民性」，連中醫中藥都不屑一顧，四書五經就不必提了，懷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呼籲中國人向西方學習是他的使命。你看現在中國的學生沒有人不知道阿Q，但是有幾個人知道孟子呢?在北京大學，不知道《大學》的學生有一大堆。曾任台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決定以孟子為大一國文教本而且宣布，沒有念過孟子的就沒有資格作「台大人」。徐前校長在就職典禮時講了一個笑話(應該是黑色幽默)，有一次他問好幾位博士：「你們知道朱熹嗎?」回答：「不知道朱熹，知道朱德。」徐前又問：「有沒有聽說過理學?」又答：「沒有，我們只聽說過物理學。」2000年，我在上海參加了「紀念朱熹逝世8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發言的時候講到韓幣上的人像李滉就是韓國的朱熹，一位知名大學的校長立即就打斷我說：「杜教授，我們已經把孔子平反了，你又來了個朱熹，沒完沒了啊?」這句話如果拿西方聖哲來打比方，就是我們已經平反了柏拉圖，還要提亞里士多德、康德，多麼貪得無厭!在這樣的氛圍中，你要是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或者試圖通過儒家文化來恢復社會誠信，建立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就會遇到重重困難。但是在現階段我發現了很多變化，這些變化對我而言是很大的鼓勵。現在全國各個地方都在談他們自己的精神，像北京精神、杭州精神。在樹立這些精神的時候，肯定要尋找價值，而這些價值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儒家價值，這是毫無疑問的。我最早來北京的時候，北京的標語還都是「毛澤東萬歲」之類的革命標語，而現在北京大街上隨處可見「愛國、創新、包容、厚德」，在中國傳統社會，小孩子看到的、聽到的都是這些。有時候我很悲觀，對小孩的教育問題、孝道問題、見死不救、麻木不仁的現象有很深的憂慮。但是我堅信那種炫富欺貧、「我爸是李剛」等現象終究會慢慢減少，特別是網路將一些過分的炫耀、過分的霸道揭露出來，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21世紀應該有比較寬廣的人文精神，而儒家精神恰恰與之完全合拍人民論壇：在剛才的談話中，您對北京、杭州等城市精神表示了高度評價。您認為提煉城市精神，對當前的意義何在?杜維明：追求城市精神這個過程，是很有教育意義的。我了解的這一過程，先是領導、專家們提煉、總結，然後是成百上千萬市民進行投票，這個過程就是教育的過程。我在哈佛教了15年書，主要講儒家的核心價值，而哈佛是體現西方普世價值的重要學府。西方的普世價值我們可以總結很多，自由、平等、法治、人權，所有這些普世價值加起來，能否讓一個現代人更好地面對21世紀的挑戰?有自由而沒有正義，可以嗎?理性之外可以沒有同情、慈悲、惻隱嗎?權利之外沒有責任行嗎?法治之外，我們還有禮讓。個人尊嚴之外，還有社會和諧問題。現在西方普世價值是紮根在西方啟蒙運動中發展出來的具有全球意義的價值，儒家價值是紮根在東亞文明特別是中國文化、儒家傳統中的具有全球意義的價值，這兩者之間一定要對話。21世紀應該有比較寬廣的人文精神，而儒家精神與這種寬廣的人文精神是完全合拍的。中國社會現在氣不順，應該大大地開放，多向世界各國學習，哪怕是一個我們認為較為落後的國家，也有他的可取之處。比如印度，今天是一個精神文明的輸出大國，他們的知識精英與傳統文化的親和力，就非常值得我們學習。我發現中國現在官本位思想非常嚴重，我曾經在印度參加一個文明對話，告別晚宴的時候，主桌上坐的全是學者，什麼部長啊大使啊都在別的桌上。讓我最驚訝也最感動的是主人旁邊的主位是空著的，留給當時正在台上演奏的一位音樂家。我去新加坡參加學術會議，主桌上也都是學者，因為學術會議就是邀請學者們來對話的，包括部長、甚至議員都是坐在下面的。而現在中國的學術會議，總要來幾位官員，官員還要來段講話，然後就是合影留念之類的。一些省長部長旁邊的座位，也是不可能留給京劇演員的，而實際上，國粹京劇演員對中國文化的貢獻，特別在「軟實力」方面，絕對比省長部長高得多。最近我發現北京大學的博士後(多半是為待業而來)，有一個政府部門的小職員的工作給他，他就會感恩戴德地入職去了。而對哈佛大學的博士後來說，即使是華盛頓政府有個很好的職位給他，他也會考慮半天：我到政府部門去幹什麼，能不能發揮我的專業特長?這當然不是大學內部的問題，更不是博士後的問題，而是教育制度乃至教育政策的大失誤。試問如果北京大學文科博士後的「市場價值」還比不上一個市政府的職員，我們所竭力提倡的不是文化的軟實力而是官場的硬權力。以上我說的這些話，當然有我的情緒在裡面，但是也反映了當前的現實。(人民論壇記者杜鳳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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