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本土資源是救災的生命線(南方周末 2010-4-28)

作者: 梁文道 2010-04-28 21:05:40 來源:南方周末

玉樹地震的啟示就是重整本土資源的必要

黃福榮的故事已經不用再說了，大家都曉得這位患過肺結核的香港貨櫃車司機走上義工之路的過程。大家也知道他怎樣捐獻畢生積蓄，騎著一輛自行車四處為血癌病人募款。最後，我們還看見他的靈柩，裡面躺著一個男人；他為了拯救被困的孩子，終於送出了自己僅余的一切。在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之下，只剩下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目前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的江蘇人王穎娜，在四川什邡當過救災志願者。她和朋友們在當地曾經見過黃福榮埋頭搬桌鋪磚，靜靜地管理一間臨時開設的愛心圖書館。她們覺得他很奇怪，沉默低調，總是在大批物資送達大量志願者抵達之後就消失隱退，轉換另一個戰場。問他為什麼不說話，他就自嘲「因為我普通話不好嘛，所以還是少講話」；問他為什麼不幹脆給孩子上課，他便說：「我也沒什麼文化，不敢教小孩子們啊！」覺得他奇怪的不只是王穎娜，還有當地警察，他們三番兩次找他談話，請他離開。

為什麼那些警察要找黃福榮問話？一個民間志願者要怎麼樣才能贏取官方的信任？為什麼一個千里迢迢跑來救災的義工必須得先過這一關才能留下來做他要做的事呢？

黃福榮的例子不是個案，不少志願者都曾有過類似的經歷，好心做事卻遭人疑慮。這些情況恰好可以用來說明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第一個層面比較抽象，涉及到政府掌控的國家機器與民間的關係。天災過後，政府到底是應該包攬一切救災重責，還是願意和民間攜手合作，汶川地震以來，大家對這個問題漸漸有了共識。雖然有些人堅持民間志願者必須納進國家的監管，有些人則主張民間自主的權利；可是二者的共存與互動已是不容否認的前提。第二個層面過去就比較為人忽略了，它涉及到本土社會與外來支持之間的關係。汶川地震發生之後，全國各地的志願者紛紛湧進四川。雖然其志可嘉，其情可感，但當時並沒有太多人意識到本地怎樣看待這一大批外來者，甚至願不願意接受各種類型援助的問題。這話聽起來很荒謬，難道人家跑來救你還要你先答應嗎？可世界救災史上卻有無數的例子證明這種災區社會文化的特殊條件確實不容忽視。

當年南亞大海嘯發生之後，全球救援組織迅速湧進印尼，大家分工合作，首先是擅長醫療工作的跑去救助傷患，然後有擅長緊急重建工作的跑去搭蓋臨時房舍。當那些臨時房舍的預製組件被運到現場之後，重建人員就立刻遇到一個始料未及的難題。原來印尼災區的居民把廁所設在住家之外，認為這才衛生，但這些北美生產的應急房屋卻依循西方傳統，將廁所放在住家以內。如果當地人一時適應不了，丟著現成的洗手間不用，都跑到屋外方便，說不定就要引發一場大規模的環境問題了。於是救援人員只好邀請災民合作，改裝既有組件，使那些板房變得更加本土化。

這次玉樹賑災為救援人員帶來了空前的挑戰，首先是高原反應擊退了不少有心人，其次是言語不通製造了溝通上的困難。正是在這麼棘手的情況之下，一支獨特的救災隊伍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來自整片藏區的四萬名喇嘛。

首先投入災區的救援力量是玉樹區最大的寺廟結古寺，然後是南方的康乃寺，最後則是遠自四川、西藏和甘肅等地而來的龐大僧團。據報道，這些僧侶不只自己的組織良好，還能協助官兵穩定民眾秩序。

而且他們說藏語，和災民的交流不是問題，可以幫助部隊解決很多困難。他們發放的糧食也不一樣，在路邊的施粥站里，僧人會在大鍋里加入藏民慣食的酥油。最後，他們還承擔了心理康復的任務，為死者火葬超度，替生者誦經祈福。四川甘孜一位宗教局官員說：「他們在精神層面發揮的作用，恐怕是任何其他單位無法替代的。」（見《新世紀周刊》2010年4月26日）

出於種種原因，藏民聚居的地域比漢區保留了更多的傳統資源。可是在國家力量仍然止於縣衙門的年代，漢人一樣也曾靠著民間的固有網路挺過了千年天災。那時候的政府遠不如今天有效，那時候的國家機器也遠不如今天強大；無論是雨是旱，是洪澇抑或地震，首先站出來對災民施以援手的，通常是不同村落所組成的水利／祭祀綜合體，以及建立在傳統秩序上的士紳長老群，他們在天災里發揮的力量，就和我們現在看到的喇嘛一樣。那不只是一種物質上的能力，而且還是精神向度的重心，可以維持起碼的秩序。地震震垮了房屋，但它卻不能徹底震垮一個社區的肌理。

不要忽略這種本土的社會資源和傳統的文化傳承，就算到了民族國家建立得非常成熟的現代，它仍是應對災難的重要力量。就拿1995年的日本阪神大地震來說吧，八成獲救的民眾是被親友和鄰居在瓦礫下挖出來的。日本不可謂不先進了，其官方救災的經驗與能耐獨步天下。儘管如此，它到達現場的速度也還是比不上現場的民眾自身。仔細考察日本的經驗，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或許是它對災民自救社區互助的重視，是它推廣相關知識與技能的計劃。再想下去，你便會發現這一切的基礎是社區網路的存在。沒有人際間的信任，沒有鄰里關係的健康發展，就不會有所謂的社區；沒有社區，又何來社區內的互助呢？至於災後的重建，當地社區的角色自然也要比中央政府更近身更緊要。

假如汶川地震使大家看見了志願者群體的興起，看見了民間社會和政府合作的空間，那麼玉樹地震的啟示就是重整本土資源的必要了。我盼望未來的每一個阿福都不必再遭到懷疑，每一個外來的志願者都能受到當地政府的接納，我更希冀每一個地區的居民都能在危急關頭集體變成當地的阿福，而且受到官方的祝福。

（作者為鳳凰衛視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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