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拒用真名罵蔣介石：文章容易寫上海就無法住了

用微信掃描二維碼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魯迅（資料圖）

原標題：魯迅拒用真名罵蔣介石：上海就無法住了

此時的魯迅，對於這些大大小小的爭論，多報以冷眼旁觀的態度。「胡適思想中的理想社會就是美國的民主社會，他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讓中國朝那個方向走。但魯迅心目中卻並沒有這樣一個理想社會的模式存在，他對任何完美社會的宣傳都是存疑的。」孫郁說。

不同的選擇

北京的局勢一日緊似一日，學生風潮此起彼伏，「三·一八」慘案之後，魯迅南下遠走廈門，不久，轉至廣州，最終定居上海，開始了最後十年的生命歷程。在那裡，他的雜文創作達到了高潮。也正是這些雜文，讓後世的人將其塑造成為一個鬥士，一個引導社會輿論的文學旗手。

人文學者謝泳則不同意這種長期以來對魯迅的認識。「嚴格說，魯迅對中國左翼思想是有影響的，但作為一般的社會影響，在知識界，他沒法和胡適相比。」謝泳說。那時候，魯迅是寄寓在上海租界當中的自由職業者，而胡適則是頻頻出入學界、政界的大學校長。

相比於魯迅與權勢的互不相容，胡適的所作所為則要入世得多。從提出「好人政府」，到主張「憲政國家」，無論是對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胡適似乎都沒有放棄過改造的努力，儘管在現實當中，胡適的種種努力被左翼人士認為是與虎謀皮，甚至是在為虎作倀。

1929年，胡適在《新月》雜誌發表《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1932年又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在這些雜誌中大聲呼籲保障人權，言論自由，並主張憲政民主，反對一黨獨裁。

回頭看來，胡適有些文章對國民黨的批判，其激烈程度絲毫不亞於魯迅。針對國民黨不循法制，任意壓制人權，胡適寫道，「無論什麼人，只須貼上『反動文人』 『土豪劣紳』『共黨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沒有人權的保障……無論什麼書報，只須貼上『反動刊物』的字樣，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分割自由了。」

「胡適和魯迅都是對當時的體制不滿的知識分子，但兩人所走的路徑不一樣，魯迅帶有左翼傾向，並帶有烏托邦色彩。而胡適遵循的是自由主義，比較重視經驗和事情的操作性。但兩人卻有共同的底線，那就是要求社會更公平，更有正義。」謝泳評論說。

誰人能知身後事

1931年，柔石、胡也頻等五位「左聯」成員被捕殺，兩年後，魯迅寫下了眾所周知的《為了忘卻的紀念》。越來越壓抑的現實，以及眾多朋友的鮮血，也讓魯迅徹底走入與官方相對抗的途徑。他成為「左聯」的「盟主」，冀希望於「無產階級文學」。

但沒有多久，魯迅就發現，在「左聯」，自己的作用被過分放大。時任中共宣傳部長的李立三讓魯迅用真名罵蔣介石。魯迅拒絕了，「文章很容易寫……但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

另外一些左聯實際負責人的作風，也引發了他的深深的不滿。而那些所謂的「革命文學青年」所暴露出的當權之後就專橫的行跡更令他警覺，「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魯迅說。

到了後來，魯迅幾乎與「左聯」完全決裂。這個與當政者決裂，最後又與盟友決裂的人，始終還是對任何權力擁有者都抱有警惕之心，他似乎又一次陷入1917年那個夏天之前的孤獨當中。

畢竟是書生

「九·一八事變」之後，國勢日漸頹廢。為了吸引知識分子為國效力，國民政府成立了國防設計委員會。一大批中國社會最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加入其中，胡適也不例外。在大敵當前之際，胡適終於選擇了從議政轉換到參政。1938年，胡適受命擔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此後，胡適在美奔波數年，遊說於美國各個機構，動員美國支持中國抗日。1942年，胡適卸任，留美直至抗戰勝利。

戰後，胡適出任北大校長，擺脫政壇約束的胡適再一次老調重談。1947年，胡適在《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中提到，「我深信這幾百年逐漸發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會的一切階層，最可代表全民的利益。民主政治的意義，千言萬語，只是政府統治須得人民的同意。」但此時國共兩黨激戰正酣， 誰又會再去理會胡適之言呢。胡適的心愿是在中國建立起一個憲政民主的國家，只是他至死在此方面一無所成。

研究了多年的魯迅，孫郁更願意將魯迅和胡適相提並論，在他看來，「胡適的選擇是常態人生的記錄，魯迅則是非常態的。在魯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適便凸現出他的意義。

一個病態的民族，胡適的自由之夢，常常沒有魯迅式的絕望之音更具有廣泛性。我以為要梳理中國『被現代化』歷程中最富魅力的因子，魯迅與胡適的互補性是重要的。或許，國民精神重塑的新途，他們是真正的奠基人。」孫郁說。（據《中國新聞周刊》孫展/文）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