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的哲學

06-13

◎ 王紹培

《易經》是中國最古老的經典了。伏羲畫八卦，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易經》的面貌至此大定。《易經》又稱《周易》，《周禮大卜》將《連山易》、《歸藏易》、《周易》並稱為「三易」。東漢人鄭玄說在夏為連山，在商為歸藏，在周稱《周易》。「連山」的意思是「易道象山之出雲連綿不絕」，「歸藏」的意思是「易道象萬物莫不歸藏其中」，《周易》的意思是「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鄭玄的說法儘管有爭議，但我喜歡他說法的象徵意味。有關《易經》的另一個說法是「潔靜精微，易之教也」，據說這是孔子整理《易經》之後對它的評價。廣大悉備是論其普適性，潔靜精微是論其敏銳性，無怪乎《易經》會被尊奉為「群經之首」。

《易經》是我國最古老的經典

我們這一代人於傳統文化相當隔膜，比如「四書五經」都是後來自行補課。我大學時老師雖然在講述《中國哲學史》時談到《易經》，但同學們基本無感。及至1988年讀到台灣學人孫振聲的《白話易經：簡易、變易、不易的哲理》，我才開始有些知道易經是什麼書了。孫振聲說：「伏羲畫八卦，為我國文字的雛形；文王演周易，是我國文化的開端。《易經》這部書，不但是我國最古老的經典，而且自古以來，就被推崇備至，尊為『群經之首』。」又說：「春秋戰國時代的儒道墨等諸子百家，以及唐宋以後儒、佛、道各家的學術思想，也無不淵源於《易經》的天人之學。因而，要了解中國文化，就不能不由《易經》著手；《易經》在我國文化學術史上的崇高地位，由此可以想見。」

不難想像智慧漸開的初民時處在一個充滿了敵意世界的惶恐。也不難想像他們多麼想把握不確定的外部存在。大致說來，《易經》是初民將陌生世界化為已知的一種努力，其具體的做法就是用符號代表外部的「大事物」，最基本的有八卦：乾卦是天，坤卦是地，離卦是太陽，坎卦是月亮，震卦是雷，巽卦是風，艮卦是山地，兌卦是海洋。這些卦象如宇宙天地，掛在我們的面前，所以是卦。因此，《易經》實際上是一個符號化的宇宙小系統。這八卦的每一卦，還有很多別的含義，比如乾卦，在人倫指代父，在動物指代馬，在屬性指代健，在身體指代首，在方位指代西北，在季節指代秋冬之間……不難發現，卦象的創作者發現了宇宙間萬事萬物的同構性，不管你是何物，或是何事，都在一個系統中，而這系統在結構上是相同的。因此，一個卦象就可以代表許多事物，一個系統就意味著很多其他的系統。在這八卦的基礎上，卦象的組合成六十四卦，不僅將「事物」納入易經的系統，而且將「事件」納入易經的系統。比如「訟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易經》包含了系統論的哲學思想

真正厲害的不在於畫卦，而在於將外部存在系統化並且發現系統的相似性，每一個具體的卦象正是依賴這個系統才有意義的。《繫辭》有云：「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周易是以天地的運行法則作為準繩，因此能夠編織出天地萬物運行的軌道。大概正是因為這一對於系統的發現，易經才成為初民的卜筮之書。據說初民習慣有事就占卜，以此來預測。歷來的論者向來很少解釋為什麼《易經》可以預測？我的理解是：一切存在都在系統中，一切存在都是會變化的，一切變化都是在系統中發生，一切變化都有其特定的發生順序，一切存在都是循環往複的，這恐怕就是所謂「易之三義」的來源：系統不變，所以不易；一切皆變，所以變易；一切有序，所以簡易。不管什麼事物，不管什麼情況，你都在某個位置上，你都會有某種狀態，你都會朝下一個狀態演變。過去，一些人學著西方哲學家如黑格爾之流的口吻說中國沒有哲學，他們或者不知道或者拘泥於西方哲學對哲學的定義，或者不知道何謂系統論，因此，他們不知道中國很早就有這樣一種哲學，這是系統論的哲學，是系統論的方法論，這個哲學實在是非常厲害的，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皆受到這個思想的影響，一直到今天。

我們或者可以用《易經》中的一些常用概念來加以闡述。比如：「剛柔」、「陰陽」，這些相反相成的概念，最能表明事物的兩面性以及對立統一；「位」的概念，六爻中的每一爻都有其位置，初二三四五上，位置的意思也是極其微妙的，比如在上固然是尊崇，但也有高處不勝寒的意思了。最佳的位置反倒是「中」，如內卦的「二」，外卦的「五」，都是得中，中庸之道的中也是從這裡來的。又比如「時」也是一個常用概念，表示卦的時間性，「時中」、「時用」等等都是這個意思，強調時間性的效用。「吉、凶、無咎、吝」，這些對未來的判斷辭可見其微妙，有吉祥，有不好不壞，有後悔，也有兇險。

「孚」是《易經》哲學思想之一

《易經》哲學思想之一是「孚」。《說文解字》：「孚：信也。」孚指的是誠信不欺。這個「孚」恐怕不完全是道德含義，更有一種「如實」是意味，是什麼就是什麼。後來儒家講「誠」，尤其是《中庸》中的「誠」，與這個「孚」是有關係的。《易經》的對立統一思想也是隨處可見，比如乾坤就是對立統一，泰卦跟否卦也是這樣的關係，否極泰來，相互轉換。《易經》的充滿了一種曲線發展觀，物極必反，「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中國人之所以壞處能夠淡定，得意時不忘形，跟我們洞悉了事態發展的曲折性是有關係的。《易經》的轉化觀，如需卦：從需於血到敬之終吉，其中的事情往往是有轉圜的餘地的。再如《易經》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都是以天地的屬性品格，來啟發君子之所「應然」。孫振聲先生十分強調「謙卦」，他說八八六十四卦，只有「謙卦」沒有缺憾，這一卦的形象是山在地之下，可見其謙虛。有此謙虛，就算是過長江大河那樣冒險犯難，也會吉祥。孫振聲先生說謙卦的重心在「袞多益寡，稱物平施」，唯有平等，才有和平。謙虛的動機必須純正，才能贏得共鳴與愛戴。

要之，則仍然可以說，《易經》是告訴我們如何「做人」的，也就是說，知識性的預見雖然是《易經》的強項，但不是重心，如何像一個君子那樣立身處世，才是關鍵。南懷瑾先生說《易經》的「六字真言」是「進退存亡得失」，學易就是要我們明白「退亡失」，所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如果說「潔靜精微」是知道，那麼，「進退存亡得失」就是行道。我們環顧周圍人世，多少人都因為缺乏「潔靜精微」的修養，而沒有把控「進退存亡得失」的能力，進退失據，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