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腐敗與中國的歷史周期律

鄭永年：腐敗與中國的歷史周期律

鄭永年

2014年01月28日

第二，在這個階段，王權本身往往處於弱勢狀態，大多權力分散在既得利益手中及與其有緊密關係的官僚體系之中。既得利益大多是王室大員，但他們絕對沒有王室的整體利益觀念，僅視國家事務為皇帝個人的事情。他們能夠對皇帝構成最有效的制約，因為這個群體往往是王權的內在組成部分。官僚系統也就是（宰相）相權方面，往往也和這個群體有緊密的關係。相權本來就是要為皇帝服務的，但這個時候，相權往往被各個既得利益所分解，成為既得利益的工具。嚴格說來，這個時候已經沒有了明確的王權，王權被分解在體制內部的各個部門。

第三，國家和社會的關係進入惡性循壞。皇帝要通過改革既得利益和官僚機構來消解體制外的力量已經變得不可能，往往轉而依靠國家暴力機器（往往是軍隊或者特務組織），通過鎮壓的方式對付體制外力量。但這種鎮壓往往顯得無效，造成更大、更多的對立，繼續促使體制外力量的成長。在很多時候，皇帝連動員軍隊的權力也被既得利益和官僚集團所制約。

第四，隨著體制外力量的崛起，體制內部的一些既得利益開始和體制外力量溝通甚至結合。當然，這些既得利益不是為了改革，而是為了尋求自身的安全，免除其個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受損。體制內從權力分散狀態走向分裂狀態。因此，體制內的一些既得利益實際上為自下而上的反叛提供了機會。體制內部的分裂是體制外力量崛起的前提條件。

體制外出現的反叛力量儘管具有很大的破壞性，但其本身往往不足以推翻現政權。在反叛力量崛起過程中，有另外兩個群體的加入至為關鍵，即知識分子和中下層的體制內部官員。這兩個群體在反叛力量中起領導作用，往往是知識分子作「智庫」，而中下層官僚作未來的掌權者。知識分子不難找，歷朝歷代，總有很多懷才不遇、對現狀不滿、希望出現一個好皇帝的知識分子。中下層官僚是體制內的一部分，知道體制如何運作、體制的問題出在哪裡、如何在未來建設一個新王朝。同時他們又是一線政府官員（如果用現在概念來說），了解社會為什麼會反叛、社會需要什麼、如何動員社會等等。這個群體也決定了在推翻舊體制之後，所建立的新體制往往仍然是舊體制的翻版，他們所做的只是在王朝體制內部做些所謂的制度改善或改進。

對如何走出這個周期律，毛澤東和黃炎培都指向了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精英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聽了之後說：「這話是對的，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個地方的事，公之於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黃炎培，在談論民主政治的時候，實際上都指向了體制內、外的關係，或者說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這裡面又包含幾層意思。改革和變化的動力要從體制外而非體制內尋找。既得利益靠不住，因為既得利益所追求的都是私利私益。改革不可避免要依靠體制外力量。如果改革意味著克服既得利益，很難通過依靠既得利益來進行改革。但同時，改革又意味著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問題在於要找到一條依靠體制外力量來推進改革的道路。

這個問題的提出和解決方法，唐朝思想家柳宗元在《封建論》已經做過論述。他認為，中國社會結構可以分為三層，即王權、大戶和民。「大戶」就是現在所說的既得利益和官僚階層，「民」就是社會力量。在柳宗元看來，如果皇帝（王權）的改革行為遇到了「大戶」的阻力，就可以依靠「民」來克服既得利益。

既要依靠體制外的力量來推進改革，同時又要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社會運動），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動員社會力量搞不好就會演變成社會運動甚至革命，這需要當政者找到有效的方式來結合體制內外的改革力量。反腐敗就是其中一種有效的手段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