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研究一百年

近現代的杜甫研究，應該從辛亥革命1911年以後算起，迄今已百年有餘。百年杜甫研究，可謂風風雨雨，坎坷不平。2012年，全國各地都在舉辦紀念杜甫誕生1300周年的系列活動。201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推出了皇皇12巨冊的《杜甫全集校注》。此書問世，可謂杜詩學史上的百年盛事，令人振奮。今年又恰逢四川省杜甫學會、《杜甫研究學刊》成立與創刊35周年，因此，筆者深感有必要對百年以來的杜甫研究做一個梳理和總結。這種梳理與總結，既是對杜甫的一種尊崇，也是對長期默默支持《杜甫研究學刊》同仁們誠摯敬意的一種表達。

行文之前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對新世紀杜甫研究做過系統梳理和討論的文章主要有焦裕銀、鄭慶篤、張忠綱和馮建國的《杜甫研究論文綜述(1911-1949；1950-1976；1977-1985)》(《文史哲》三期連載)、祁和暉和濮禾章的《建國以來杜甫研究情況述略》(《杜甫研究學刊》)、段海蓉的《建國以來杜甫研究的回顧、反思與展望》、林繼中的《百年杜甫研究回眸》(《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王輝斌和王麗娟的《杜甫研究五十年》(《貴陽金築大學學報》)、吳中勝的《杜甫研究三十年——以〈杜甫研究學刊〉為例》(《杜甫研究學刊》)、張忠綱和趙睿才的《20世紀杜甫研究述評》(《文史哲》)、杜曉勤的《二十世紀杜甫研究概述》(節選自《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劉明華的《現代學術視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顧與前瞻》(《文學評論》)等，上述諸文，或觀點，或分期，大致相同，對本文的寫作有著重要的借鑒和參考意義。尤其是在數據統計和書目援引時，本文主要以鄭慶篤等編的《杜集書目提要》、周采泉的《杜集書錄》以及張忠綱等編的《杜集敘錄》《杜甫大辭典》等諸書為據。筆者在此特予以說明，並向諸位先生致以深深的謝意！另外，本文的杜甫研究主要是指中國大陸地區，而不包括香港、澳門和台灣三地。

不管是什麼文學，什麼研究，它都必然植根於現實社會當中，杜甫研究亦是如此。百年杜甫研究與中國政治形勢和時代環境密切相關，以時間為序，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民國時期的杜甫研究，為本文的第一部分；第二階段為建國三十年的杜甫研究，為本文的第二部分；第三階段為八十年代以後的杜甫研究，為本文的第三部分。

一、民國時期的杜甫研究

二十世紀初，隨著西方文明的輸入，以民主觀、科學觀的現代視野來關照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成為一時之新風氣，杜甫研究亦包括在內。民國時期第一位關注杜甫的是謝無量先生，他的《中國六大文豪》於1916年1月由中華書局首印出版，書中列舉了屈原、揚雄、司馬相如、李白、杜甫、韓愈六位文學史上的著名人物，此書第五編為「杜甫研究」，對杜甫的生平、詩歌作品以及李杜比較均有涉及。該書很受讀者歡迎，在出版後不到十年的時間，就印刷了四次。民國時期的杜甫研究在延續晚清考證、校勘、箋注與詩學研究的同時，開始出現新的氣象。這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就是梁啟超刊載於1922年5月28日《晨報》上的《情聖杜甫》，此文是梁啟超當時在清華大學的一篇演講稿，梁啟超首以人文情懷和真、善、美的標準來評價杜甫，稱杜甫為「情聖」，這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影響。繼梁公後，這種旨在還原杜甫真性情和本來面目的文章逐漸多了起來，其中又以胡適和蘇雪林等為代表。與此同時，杜甫研究領域還出現了另外一個新特點，即有學者開始關注杜甫與地域文化之間的關係，這個時期與地域文化研究相關的論文近20篇。據不完全統計，整個民國時期發表的杜甫研究論文共160餘篇，兩者相較，20亦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幾乎佔了民國時期杜甫研究論文總量的八分之一。有學者認為這種研究是在八十年代才開始出現的，其實不然，在民國早期這類研究就已然有之，中後期就更多了，亦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這個時期的杜甫研究，是老派與新派並存，傳統與現代兼融。民國凡三十八年，本文把民國時期的杜甫研究分為前期和後期，前期從1912年孫中山就任大總統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期則從1937年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後兩期的杜甫研究均呈現出明顯的不同特點。

(一)民國前期杜甫研究

民國前期(1912-1937)二十五年間，發表杜甫研究相關論文有30餘篇，出版專著20餘種。杜甫研究的內容主要集中在杜詩藝術和杜甫生平研究兩方面，研究方法則以傳統的校勘、箋注、考辨、系年為主。杜甫地域文化研究在這個時期亦開始出現，跨文化、跨時代的比較研究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尤其引人注目是梁啟超《情聖杜甫》一文的發表，開啟了以現代科學與民主主義思想來關注和研究杜甫的新風氣。

這個時期以研究杜詩為多，杜甫生平思想研究相對要少些。論文中涉及杜甫其人研究的僅5篇，有聞一多的《杜甫》、定翔的《李白與杜甫》、佚名的《詩人與詞人：杜甫與李白》等。20餘種專著中，有6種關涉杜甫生平研究，如汪靜之的《李杜研究》、顧彭年的《杜甫詩里的非戰思想》、傅東華的《李白與杜甫》等。1928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顧彭年《杜甫詩里的非戰思想》一書值得注意，據題目，可知此書具有強烈時代色彩。民國二、三十年代，軍閥混戰，加諸1931年的「9.18」事變，整個社會動蕩不安，人們過著極不穩定的困苦生活。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以此書為發端，關注杜甫戰爭思想的研究文章開始多了起來。涉及杜詩研究的論文以胡小石的《李杜詩之比較》、常工的《彌爾頓與杜甫》、陳寅恪的《庾信哀江南賦與杜甫詠懷古迹詩》等為代表。我們稍加留意就會發現，這些研究其實大都屬於比較研究，這種跨時代、跨文化的比較研究對我們以多視角、多維度來認識和理解杜甫與杜詩是非常有益的。民國前期關注杜甫與地域文化的研究不多，以陳鳴西的《杜甫地圖十幅》和鞠清遠的《杜甫在夔州的瀼西與東屯庄》兩文為代表，有學者把這類研究歸到杜甫的行蹤遺迹類，這也是可以的。行蹤遺迹研究和杜甫地域文化研究的內容和對象，在某種層面上其實是一致的。另外，還值得關注的是這個時期開始出現專文討論杜甫文論觀的文章，如段熙仲的《杜詩中的文學批評》、郭紹虞的《〈戲為六絕句〉集解》、羅庸的《少陵詩論》等，這些研究說明在杜詩研究中已經從文本研究上升到了理論批評研究，晚期程千帆的《少陵先生文心論》、金啟華的《杜甫詩論》均屬此類研究。專著研究中，則多為選詩和分類研究兩種。選詩研究以吳闓生選《杜詩》為最好，此本首載年譜，所選杜詩不分卷。熊希齡的《精選杜詩》則為近代杜詩研究中較早的一本通俗讀物，對普及杜甫文化、杜詩藝術是很有好處的。此書於1921年首印後，1930年又再次印刷，可見在當時很有市場。承宋代門類研究的流風餘緒，這個時期還出現了虞銘新的《杜韓五言古詩類纂》，此書分類凡十一種，其《自序》云：「讀其目，直《文選》耳，而編以詩，學詩者可以知所變焉。」①周采泉先生對此書亦讚賞有加。

在研究方法上，這個時期以傳統的校勘、編年和箋注等為主。如黃景仁的《朱竹垞先生批杜詩》、傅增湘的《校宋殘本〈草堂詩箋〉跋》、鞏固的《杜工部年表及杜詩年表》、梁廷燦的《杜工部年譜十二種考略》、聞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譜匯箋》和吳鼎南的《工部浣花草堂考》等，或考、或校、或箋等等，不一而足。《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尤值得關注，傅璇琮先生在《〈唐詩雜論〉導讀》中對其評價甚高，說它開拓和創新了中國年譜學和人物歷史的研究。在整個杜甫研究中，甚而在整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這種方法都一直存在，並在不同的時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28年，新月書店出版的《白話文學史》(胡適)，則把杜甫研究置於廣闊的社會生活變遷中，認為杜詩是那個動亂社會的產物，那個社會是杜詩產生的土壤，杜甫的詩歌表現離亂人生，反映社會現實，杜甫是那個時代的詩人。《白話文學史》還談到了杜甫詼諧風趣的性格，這是較少有人關注的一個話題，不過這個觀點，後來因為各種原因遭到一些人的否定和批判。蘇雪林的《唐詩概論》和吳經熊的《杜甫論》從西方的現實主義文論來分析杜甫的詩歌藝術，認為杜詩具有較強的寫實性和現實性。

總的來說，民國初期的杜甫研究，還是以老派研究為主。而以梁啟超和胡適為代表的新派研究只是開了個頭，還沒有形成氣候。在研究內容和對象上亦是繼續以往，雖有個別研究開始關注杜甫與地域文化，杜甫文論觀，以及跨文化、跨時代的杜甫比較研究等，但這些研究真正開始成為杜甫研究中的熱點，並被廣大學者關注卻是在八十年代以後的事情了。

(二)民國後期杜甫研究

民國後期(1937-1949)發表杜甫研究相關論文約130餘篇，專著5種。這個時期的杜甫研究，以杜甫生平思想為研究內容的文章開始多了起來，而專文研究杜詩藝術的則明顯下降。

杜甫研究與政治形勢和時代環境密切相關。1937年「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全國人民都參與到了救國救民的抗日活動中。這個時候，民族情感空前高漲，抵禦外侮、興我中華成為整個時代的主旋律和最強音。杜甫的民族意識、愛國思想、大一統觀念等與這個時代正好契合呼應，把杜甫研究納入到時代大環境中來討論，是民國後期杜甫研究的最顯著特點。這個時期專文討論杜甫與時代、杜甫戰爭觀、杜甫民族觀、杜甫愛國思想的文章，呈雨後春筍態勢紛紛多了起來。這類作品以一鳴的《杜甫反戰詩歌的研討》、許惕生的《反戰文學》、易君左的《杜甫的時代精神》、杜若蓮的《民族詩人杜少陵及其生平》、馮至的《杜甫和我們的時代》以及申如的《杜甫的戰爭詩歌》等等為代表。身處戰亂中的馮至在《杜甫與我們的時代》中對杜甫的「三吏」「三別」感同身受，他認為杜甫是一位「人民詩人」，他的詩歌真實反映了戰亂中人民的痛苦生活。1940年，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了易君左的《杜甫傳》，此書則重在分析和討論了杜甫的政治思想和人生觀。這個時期專文討論杜甫儒家思想的文章亦不少，因政治與時代的需要和召喚，這類文章多從杜甫的君臣觀、稷契志與民胞物與的情懷去討論和分析。趙翼在《題元遺山集》中說「國家不幸詩家幸」，應該說，這類文章都是在國家不幸、民族災難深重時創作和產生的，杜甫的作品是這樣，上述諸家的文章亦是這樣。所以，每逢家國離亂滄桑時，歷代的志士仁人總會把目光不約而同的投向杜甫，在杜甫那裡，他們總能找到寄託與慰藉。另外，較之前期，杜甫地域文化研究文章數量明顯增加，其中又以杜甫與蜀地文化研究成果為多，如易君左的《杜甫居蜀》、賀昌群的《記杜少陵浪跡西川》、朱偰的《杜少陵在蜀之流寓》、杜呈祥的《關於杜甫在蜀流寓一文的商榷》、郭祝崧的《杜工部浣花草堂生活》、銀化愚的《杜子美流寓成都的生活》《杜少陵在梓閬間的生活》等等。安史之亂爆發，杜甫被迫攜家小流寓西南，戰亂中顛沛流離的困苦生活正是中國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人民生活的寫照和縮影。這個時候的杜甫地域文化研究與時代相結合，深刻真實地反映和表現了戰爭給人民造成的創傷和苦痛。與此同時，李杜比較研究中出現較為一致的「揚杜抑李」的現象，這種不約而同的「一致」，是因為人們看到了較之李白的詩歌，杜詩更多地體現了家國意識和民族情感，這類詩歌對於身處戰亂時代的人們來說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民國晚期杜甫研究的主要成就還表現在對文獻版本的整理和研究上，以洪業的《杜詩引得》和程千帆的《杜詩偽書考》二書為主要標誌。《杜詩引得》由燕京大學引得校印所於1940年首印，後台灣與上海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分別重印。此書序文長達萬字，是一篇關於杜集版本源流、考證、評介的簡明杜詩學文獻史，其中許多觀點和論斷業已成為當今學界定論，被諸家屢屢稱引，有著極高的學術價值。程千帆的《杜詩偽書考》對歷代杜集注本偽書的形成、流布、弊端等均有詳細考辨和說明，極有發明和見地。

這個時期的杜甫研究中，有一件事情應該特別值得關注。據焦裕銀《杜甫研究綜述(1911-1949)》文可知②，1946年11月，《解放日報》刊登了煥南《案頭雜記》和錢來蘇《關於杜甫》兩篇文章。《案頭雜記》還轉引了胡喬木關於紀念杜甫的指示信，③並介紹了解放區的杜公祠等紀念地，及相關紀念活動等。《關於杜甫》則對杜甫和紀念杜甫的現實意義作了高度的評價和肯定。二文是目前關於解放區紀念杜甫的最早史料文獻，特別珍貴，從中亦可看出解放區對杜甫的重視。

總的來說，民國時期的杜甫研究，雖有羅振玉、梁啟超、章太炎、梁實秋、聞一多、翦伯贊、馮至等名家撰寫了相關杜甫研究的文章，從研究成果，研究力量，研究的方法和手段等來看，與建國後蓬勃生氣的杜甫研究相比，都顯得要單薄得多。這個時候，全國沒有一家杜甫研究會，沒有專門的杜甫研究刊物，研究成果與建國後六十年相比，顯得微不足道。④但是，其發端意義卻不可小覷。尤其是首次以現代民主科學文藝觀來關照和研究杜甫，使得杜甫的形象更為真實，更為豐滿。當然，因時代使然，戰火紛飛的年代，杜甫研究亦被染上了硝煙味。這也正好說明了無論是我們文學創作，還是文學研究，即或是看起來似乎有些脫離現實的古典文學研究，同樣也與現實社會息息相關。

二、建國三十年的杜甫研究

新中國成立伊始，馬列文論和毛澤東文藝思想成為古典文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原則，革命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成為分析和評判文學作品最基本的方法和手段。反映在建國三十年的杜甫研究中，就是圍繞著杜甫的政治性、人民性、現實性等命題，展開討論。期間，發表相關研究論文1100餘篇，專著近70種。較之民國時期的杜甫研究，建國三十年的杜甫研究繼續向前，雖然前進的道路出現過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建國三十年的杜甫研究以1962年杜甫被評為世界文化名人為分水嶺，前後的杜甫研究總體來說，都不太令人滿意。尤其是1962年以後的杜甫研究，因受「文化大革命」風暴的衝擊和影響，幾乎完全處於一種停滯狀態。1962年以前的杜甫研究，因五十年代後期極左思潮的泛濫，亦受到波及。這些時候的杜甫研究，雖然也出現了一些有見地的研究成果，但總體來說顯得死氣沉沉，惟階級論的研究方法使杜甫研究陷入了教條化和簡單化的僵硬局面。1962年，杜甫誕生1250周年，同年杜甫亦被評為世界文化名人，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世界各地都在舉行紀念杜甫的同時，北京也隆重召開了紀念杜甫誕生1250周年的大會。大會開幕式上，郭沫若作了題為《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講話，馮至則作了《紀念偉大詩人杜甫》的主題發言。這次會議，給予了杜甫極高的評價和肯定，掀起了建國後杜甫研究的第一次熱潮，杜甫研究成為了當時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熱點。僅這一年，全國發表相關杜甫研究文章就超過300篇，佔了當年整個古代文學研究成果的一半，⑤多出民國三十八年所有杜甫研究成果總和的一倍之多。建國三十年的杜甫研究雖然總的來說是一路向上，但走著的卻是一條崎嶇道路。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國剛剛建立，百廢待興，杜甫研究秉承民國研究餘緒，開始步入正軌，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學術研究成果，其中尤以馮至的《杜甫傳》為重要代表。該書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本杜甫研究專著。但是隨著五十年代末期中國浪漫主義政治的抬頭，極左思潮的出現給杜甫研究造成了嚴重損害，這個時候有學術價值的成果並不多見。六十年代初期，隨著左的思潮慢慢隱退，加之杜甫在1962年又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杜甫研究迎來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春天。但好景不長，1966年馬上又進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時期。在那樣的年代裡，知識分子們戰戰兢兢，朝不保夕，哪還有什麼心思來進行學術研究。十年當中，整個中國除了香港和台灣還在繼續研究杜甫外，大陸地區的所有研究工作幾乎都停了下來，期間因配合政治運動需要，也零星刊發了一些文章，甚至專著，但其學術價值和水平亦可想見。七十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結束，這個時期的杜甫研究主要是清算和糾正「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的各種謬論和錯誤觀點。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徹底結束了杜甫研究中的各種亂象，李、杜研究，也自然而然地被推到了古典文學研究的前沿。這個時期，杜甫的生平、思想、行蹤、交友，杜詩的創作手法、風格特徵、修辭藝術、分體分類等，無一不被涉及和關注，且這些研究都取得了不錯的成果，令人鼓舞。建國三十年的杜甫研究，我們擬分三個時段來敘述，即：建國十七年的杜甫研究、「文革」時期的杜甫研究、「文革」結束後的三年杜甫研究。

(一)建國十七年的杜甫研究

這個時期的杜甫研究，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原則，圍繞著杜甫的人民性、現實性、政治性等問題作了很多的探討和分析。認為杜甫是一位人民詩人、政治詩人，其詩歌的藝術創作手法和風格都達到了現實主義的最高峰。此時的杜甫研究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政治的扈從，但對杜甫的評價畢竟還是正面的。在研究中雖然受蘇聯模式影響，存在有簡單化、公式化的弊病，但其成績是不容抹煞的。

建國後發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文章是馮至的《愛人民愛國家的詩人——杜甫》，第一部杜甫研究專著是馮至的《杜甫傳》。《杜甫傳》的出版，是新中國成立後，學者們運用馬列文論和毛澤東文藝思想來進行文學研究的重要代表成果。該書曾在《新觀察》上連載，後來作者又進行了一些完善與補充，於195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後來於1954年、1980年、1999年再版，現海外有多種譯本流傳，影響很大。類似的研究成果還有傅庚生的《杜甫詩論》和蕭滌非的《杜甫研究》等。《杜甫詩論》被認為是五十年代中國大陸地區比較早的一部「全面、系統地論述杜甫詩歌創作成就的專著」。書中部分觀點，在今天看起來雖值得商榷，但許多見解仍有可取之處。《杜甫研究》則分為上、下卷，上卷和下卷分別在1956年、1957年先後出版過，後於1959年又以合訂本的形式出版。上卷主要是關於杜甫其人的研究，下卷則選注了260餘首杜詩，此書「代表了我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杜甫研究的水平」⑥，在今天它仍然是杜甫研究者的必備之書。這些論著的共同特點就是反覆強調杜甫的人民性和現實性。蕭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提出「人民詩人」的觀點在當時的影響非常大，一時間，杜甫研究中形成了一種以論證杜甫為人民詩人為最高的研究之風，並迅速席捲了整個杜甫研究領域。這個時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三卷本)和游國恩等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四卷本)兩部高等院校教材，均開闢專章、專節來討論杜甫和杜詩。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寫的《中國文學史》認為杜甫一貫「同情人民」「熱愛人民」「歌頌人民」「讚美人民」，他最偉大的貢獻在於使「中國古典詩歌走向人民」，具有強烈的現實性。游國恩《中國文學史》亦認為杜甫的詩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它同情人民、熱愛祖國，同時憎恨統治者一切的殘暴罪惡行為。這些論著都力圖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探究和分析杜甫與杜詩，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五六十年代，高唱杜甫的人民性，讚美杜詩的現實性，重視和闡釋杜甫的政治性和階級性成為了題中應有之義。這個時期見諸各類報刊雜誌的各種論文，亦大都圍繞著這個主題來進行闡釋和生髮，如夏承燾的《讀〈愛國詩人杜甫傳〉》、劉大傑的《人民詩人杜甫》、譚丕謨的《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劉紹亭的《〈杜甫詩歌中的現實主義精神〉讀後》、劉永年的《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看杜甫的基本政治態度》等。

五十年代後期，中國的政治也染上了浪漫主義的氣息，全民進入了「大躍進」時代，極左思潮泛濫成災。1958年3月，毛澤東到四川視察工作，並參觀了成都杜甫草堂，他對草堂裡面的杜甫塑像和碑刻詩文都很感興趣，老人家還向杜甫草堂借閱了館藏杜集。毛澤東認為，杜詩是政治詩。主席的觀點，很快就成為了杜甫研究中的最高指導思想，之後所有相關的論著，無不堅定貫徹主席的這一思想。這個時期出版的各種杜甫研究專著，發表的各種報刊論文，包括二部《中國文學史》都或多或少，程度不一地闡釋和演繹了杜詩的「政治性」。這個時候杜甫研究的主調就是：杜甫是偉大的政治詩人，杜詩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現實性。出於某種政治需要，這個時期，還出現了專門針對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提出杜甫性格具有詼諧風趣的滑稽特點的批判文章。五十年末期的杜甫研究大多脫離了文學研究的軌道，成為政治附屬物。六十年代初期，中國政治上的浪漫激情有所收斂，此時的杜甫研究開始更多的關注詩歌本身的文學特徵和藝術特色，對杜甫其人的研究亦不再僅僅局限於從政治的角度和眼光去解讀，對杜甫的評價和認識較之以往，更為公允客觀。

1962年，杜甫被列為世界文化名人後，也成為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聚焦點。與此同時，成都杜甫草堂也引起了海內外人士的矚目，僅關於成都杜甫草堂介紹和研究的文章就有40餘篇，或介紹，或緬懷，或遊覽等，譬如鍾樹樑的《杜甫草堂》、楊平的《獻給詩聖——雨中訪杜甫草堂》、知漸的《重遊杜甫草堂》、吳壽松的《游杜甫草堂》、劉開揚的《人日游杜甫草堂》、黑瑛的《萬里橋西一草堂——訪成都杜甫故居》等等。

(二)「文革」時期的杜甫研究

杜甫研究在迎來了建國後的第一個春天不久，就直接進入了冰寒季節。「文革」十年期間，中國包括香港和台灣地區發表杜甫研究論文共150餘篇，論著20餘部。其中：大陸論文僅18篇；專著僅1部。只有香港和台灣的杜甫研究沿著正常軌道繼續向前，其中亦產生了許多的名篇佳構。大陸地區的杜甫研究從1966年到1972年七年之間，無一篇關於杜甫研究的文章出現。據王學泰《二十世紀文化變遷中的杜甫研究》一文介紹，1966年年底到1967年年初，江青在審查國產影片時，對1962年拍攝的紀錄片《詩人杜甫》非常不滿，認為馮至等人影射現實，攻擊社會主義，並說毛主席不喜歡杜甫。杜甫很快就被掃地出門了。⑦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文革」十年之中出版的唯一一部杜甫研究專著，此書一出，反響巨大。書中一反郭沫若1962年在紀念杜甫誕生1250周年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立場，認為杜甫實際是為地主統治階級服務的。在解讀《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時說：「貧窮人的孩子被罵為『盜賊』，自己的孩子卻是『嬌兒』。他在訴說自己的貧困，他卻忘記了農民們比他窮困百倍。」⑧這樣的觀點和論調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隨處可見。很明顯，此書是在有意的「揚李抑杜」，是在曲意迎合。作為當時杜甫研究中的唯一一部研究著作，雖有其可取之處，但總的來說，書中對杜甫與杜詩的評價，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主觀性太強，有些看法和論斷有失偏頗甚至是錯誤的。學者們雖對該書的學術觀點持懷疑態度，心中不滿，但囿於當時政治環境，無人站出來回應，從而形成了一花獨放、一家獨鳴的奇怪現象。由此亦可見，當時的思想禁錮和意識形態管控之嚴，之深。1975年，中國大陸地區又掀起了「評法批儒」的政治運動，為了配合當時的政治需要，1976年再版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劉大傑)對杜甫與杜詩的評價也出現了令人難以理解的奇談怪論，該書把杜甫研究納入儒法鬥爭模式中，認為法家優於一切，全篇貫穿的都是非儒思想。與此同時，一篇署名為梁效的文章《杜甫的再評論——批判杜甫研究中的尊儒思潮》，對杜甫是儒家詩人的看法提出了質疑和批判，認為杜甫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是因為他的世界觀中具有積極的法家思想基礎，杜甫應該是法家詩人，而非儒家。圍繞著杜甫到底是法家還是儒家的這個問題，杜甫研究領域展開了一場討論。當時，大多數學者或許已斷學術研究之心，沒有心思再參與到這場討論中來。這場由「四人幫」事先預設好的學術討論，其基調也早已定好。這場討論就本身而言，無甚學術價值可言，只不過是為了配合政治的需要和目的而已。期間發表的大多數論文，亦多是談杜甫的政治問題、政治傾向，鮮有論及杜詩的藝術創作和文學特點，篇篇文章讀之都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令人不忍卒讀。在那樣一個瘋狂動亂的年代，要想尋一方凈土來安心學問，恐怕也是難事。學術研究與社會現實緊密結合，學以致用，這本是我們古典文學研究的題中之義和根本。但「文革」十年的杜甫研究，其實用主義與功利目的已經膨脹到無視學術研究的基本的規律和特點，而直接把杜甫研究視為當時政治運動的一個部分。這個時期的杜甫研究，準確的來講，已經不是真正的學術研究了。

(三)「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三年杜甫研究

1977年到1979年三年期間，是杜甫研究的清算與復甦階段。其中最主要的一個任務就是對「文革」期間出現的各種謬論，進行清理和撥正。同時也沿著以往杜甫研究的路子，繼續探討。這些討論雖未能超出建國十七年間杜甫研究的內容和範圍，但一些大型研究項目的啟動頗令人期待。譬如，《杜甫全集校注》的初期籌備組建工作，就始於此時。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約請山東大學蕭滌非先生出面來主持《杜甫全集校注》工作，並在山東大學成立了校注小組，當時由蕭滌非先生任主編，廖仲安先生任副主編。另外，這個時期有兩部專著亦不得不提一下，一是郭紹虞的《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該書於197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杜甫《戲為六絕句》言簡辭約，諸家註解歧義紛呈，為還杜詩本意，郭氏鋪排眾說，以杜論杜，使諸說不辨而自明。此書研究方法，對杜甫研究很具啟發意義，葉嘉瑩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很難說沒有受到此書的影響。徐仁甫的《杜詩註解商榷》由中華書局1979年8月出版，次年3月香港中華書局再版。徐氏認為歷代研究杜詩者多，注杜者少，注中又尤少於杜詩語法與虛詞用法的注本，這給準確理解杜詩造成了一定的障礙。《杜詩註解商榷》以其精闢準確的解釋，糾正了歷代注杜中存在的許多語法問題，贏得了學界的肯定和讚譽。「文化大革命」結束的三年期間，各報刊雜誌發表杜甫研究論文有140餘篇。1977年，十年浩劫剛一結束，《四川師院學報》(今《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就發表了《一篇包藏禍心的反黨黑文——批判梁效炮製的〈杜甫的再評論〉》(成都杜甫草堂文物保管處大批判組)，與此同時《湖北文藝》亦刊載了聞始平的《揭露「四人幫」歪曲杜甫的罪惡陰謀》，以這兩篇文章為發端，杜甫研究中湧現出了大批為杜甫「平反昭雪」的清算文章，這些文章主要集中在梁效的《杜甫再評論》、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和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三種上，以及「四人幫」橫行時出現的種種奇談怪論。譬如，牟世金的《斬斷「四人幫」伸進文學史領域的黑手——評梁效〈杜甫再評論〉》、蕭滌非的《清算「四人幫」破壞毛主席關於批判繼承原則的罪行——評梁效的〈杜甫再評論〉》、陸侃如的《與劉大傑論杜甫信》、徐中玉的《能夠這樣評價杜甫么——評新版〈中國文學發展史〉第二冊杜甫部分》、蕭滌非的《關於〈李白與杜甫〉》等等。與此同時，關於杜甫思想、創作手法、藝術特點、杜詩文獻研究的文章開始大量出現，並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譬如，羅宗強的《渾涵汪茫，兼收並蓄——杜甫文學思想隱議》、吳小如的《略論杜詩的用事——讀杜札記》、鄧紹基的《讀杜隨筆(十二篇)》，以及李一氓連續發表在《社會科學戰線》上的四篇關於杜詩文獻的文章《〈擊楫題跋〉選錄》(一、二、三、四)等等。這些研究中，雖然還有些文章未盡脫政治腔調和說教模式，但較之以往，在研究的深度和研究的方式與方法上，更為深入和多樣。

建國三十年的杜甫研究，因受意識形態影響嚴重，大多研究成果都富有強烈時代色彩。與此同時，與政治、意識形態聯繫不是那麼緊密的杜詩文獻整理研究，在這個時期卻取得了顯著成績。如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出版的《杜少陵詩集詳註》，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在1957年分別影印的《杜工部詩集》和《宋本杜工部集》，中華書局於1958年出版的《錢注杜詩》(錢謙益)，1961年出版的《讀杜心解》(浦起龍)，1962年出版的《杜詩鏡銓》(楊倫)和《讀杜詩說》(施鴻保)，1963年出版的《杜臆》(王嗣奭)以及1964年出版的《杜甫資料彙編(唐宋部分)》(華文軒)等。另外還有西安文史館於1954年油印的西安市文史研究館選輯、周君南編的《杜甫在長安時期的史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由四川省文史館編的《杜甫年譜》，⑨中華書局則分別於1962年12月、1963年2月、1963年9月出版了《杜甫研究論文集》的第一輯、第二輯、第三輯等，這些杜詩文獻的出版和整理研究工作，為後來的杜甫研究提供了諸多的便利和幫助。與此同時，海峽對岸的杜詩文獻整理工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台灣大通書局於1974年影印出版了由黃永武主編的《杜詩叢刊》，凡三十五種，均為歷代杜詩箋釋評註本，其中多為罕見珍貴的孤本、善本、稿本等。《叢刊》的出版，對保存和傳承杜詩文獻具有不可低估的價值和意義，為推進杜甫研究也起著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叢刊》所附「索引」，亦甚便查檢。

建國三十年的杜甫研究起起伏伏，甚為坎坷。五十年代初期、六十年代初期、七十年代末期三階段的杜甫研究，以六十年代初期的研究成就為最高；五十年代初期的杜甫研究，多為杜詩賞析類，深度與創新稍顯不夠；七十年代末期杜甫研究則較多糾纏於歷史問題，屬於清算階段。無論如何，三十年的杜甫研究，與共和國一起雖歷經風雨，但仍然在曲折中向前。為迎接杜甫研究的下一個春天，亦做了自己應有的努力和貢獻。

三、八十年代以後的杜甫研究

真正迎來杜甫研究的春天，是在八十年代以後。從1980年到現在，杜甫研究又經過了三十多年。處於世紀之交的杜甫研究，其間經歷了學術觀念、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的變遷與轉換，思維更為活躍，方法更加多樣，視角更加豐富，並從不同層面集中討論了許多新的問題，開展了很多有影響的學術活動。這時期的杜甫研究不再局限於杜詩文本的研究，而對杜甫的家世譜系、交遊行跡、相關典章制度等外圍研究多了起來。同時從宏觀的層面來關注杜甫研究的成果顯著增多，其中尤以「杜詩學」史的研究最為明顯。這個時期，許多杜甫研究的學術團體、雜誌開始成立和創刊。據不完全統計，這個時期發表杜甫研究相關論文近6000篇，出版專著400餘種，比前面任何時期的研究成果都要多得多。從1980年到2014年期間，舉辦了各種學術會議30餘次，紀念活動10多次。創辦杜甫研究刊物3種，其中1種為海內外公開發行期刊。八十年代初期，在胡喬木的指示下，成都成立了全國第一家杜甫研究學會。其後，1994年10月中國杜甫研究會成立，1999年6月夔州杜甫研究會成立，2006年8月天水杜甫研究會成立，2010年3月河南省杜甫研究會成立。至此，目前全國成立杜甫研究會共有5家。四川省杜甫學會和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共同創辦的《杜甫研究學刊》(原名《草堂》)成為改革開放後展示杜甫研究成果的最重要平台。迄今為止，已發行124期，發表杜甫研究論文近2000篇，1000餘萬字。夔州杜甫研究會亦有自己的會刊《秋興》，以專門登載杜甫相關研究文章為務，到現在為止已發表杜甫研究文章300多篇，20餘期。河南省杜甫研究會亦辦有雜誌《杜甫》。四川省杜甫學會從成立之初到現在，在海內外舉辦杜甫學術研討會已有18次，杜甫誕生周年大型紀念會議4次。中國杜甫研究會也舉辦杜甫學術會6次，天水杜甫研究會舉辦杜甫學術會8次，夔州杜甫研究會舉辦3次。這個時期的杜詩文獻研究整理成果卓著，令人矚目。2014年1月，《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代表了中國古代作家別集整理研究的最高成就。可以這樣說，八十年代後，杜甫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進入了它的最好的歷史時期。周采泉的《杜集書錄》，鄭慶篤、焦裕銀等的《杜集書目提要》，林繼中的《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張忠綱、趙睿才等的《杜集敘錄》《杜甫大辭典》等等，這些成果把杜甫文獻研究整理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裡，這個時期對杜甫的研究和關注，超出了任何一位古代作家。區域研究、現地研究、文化研究成為這個時期的研究熱點。研究隊伍在這個時候也逐漸壯大，僅據《杜甫研究學刊》上發表過文章的作者來看，就有數百人，雲集了幾代學人。年輕作者們，幾乎都具有博士學位，接受過長期的專業訓練，對杜甫研究都有自己較深的獨特體會與理解。這個時期，與域外杜甫研究有了較多的交流與互動。2011年10月，四川省杜甫學會第十五屆學術年會就在韓國大邱舉辦。2014年7月，韓國漢學會與四川省杜甫學會在成都杜甫草堂就「東亞視野中的杜甫詩學」為題召開了學術研討會。2015年6月，成都杜甫草堂與海內外著名語言學家就「唐詩語言藝術與文化」為主題進行了學術座談。這些活動對推動杜甫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進和宣傳作用。

總的來說，八十年代後的杜甫研究從各個方面全面推進，使世紀之交的杜甫研究呈現出了百花齊放、萬花爭艷的熱烈絢爛場面。這個時期的杜甫研究可分為二十世紀末期和二十一世紀初期兩個階段。

(一)二十世紀末期的杜甫研究

二十世紀末期的杜甫研究指的是1980年到2000年這段時期。這段時期的杜甫研究具有復興、承上、啟下的意義，有梁津作用。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以及「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口號的及時提出，這無疑給杜甫研究領域吹響了振奮人心的號角，許多因時代因素而抑鬱不得發的學者們，在這個時候紛紛拿起手中的筆來開始撰寫文章，以一吐為快。僅1980年1年的時間裡，報刊雜誌上發表的論文就近150篇，出版專著10餘種。據筆者粗略統計，二十世紀末期全國刊發杜甫研究相關文章約3000多篇，發表專著100餘種。這些成果，在繼續回應以往杜甫研究中的各種問題的同時，亦開始了新的思考與發現，諸如杜甫家世譜系，杜甫辭官與罷官、杜甫複雜的思想、建構「杜詩學」體系等等問題。二十世紀末期，杜甫研究學術團體紛紛成立，學術交流活動踴躍。這個時期有3家杜甫研究會成立，其中以四川省杜甫學會成立時間為最早，影響最大，舉辦學術活動亦最為頻繁，並辦有杜甫研究專門刊物。九十年代中期成立的中國杜甫研究會，級別為最高，學會領導和理事均由全國各地的研杜名家擔任。夔州杜甫研究會成立於九十年代末期，雖面臨研究隊伍匱乏，資金困難等問題⑩，但他們仍然堅持舉辦學術會議和會刊《秋興》雜誌，特別令人感動。不過目前重慶方面對重建夔州杜甫草堂非常重視，據說現在已經在論證與規劃當中了。恢復、重建、維修在文革時期被損毀的杜甫遺迹和遺物，在二十世紀末期被提到了各個地方政府的議事日程。杜甫作為優秀傳統文化和士人精神的傑出代表，弘揚杜甫精神和研究杜詩藝術，是各界有識之士和地方政府的共識與願望。

1980年12月3日，在《草堂》(今《杜甫研究學刊》)創刊號問世的前幾天，馮至來到了成都杜甫草堂，與同年4月才成立的成都杜甫研究會(即今天的四川省杜甫學會)的同志們舉行了座談。會上，馮老說杜詩中描繪大自然的詩歌很少有人關注，被忽略了。他認為這些詩歌包含了很深的哲理，應該引起人們的重視。馮老對建國時期的杜甫研究是不太滿意的，他認為：「僅僅用現實主義來評價杜甫是不夠的。我們要破除迷信，大膽探索。」(11)當時，與會的四川省杜甫學會首任會長繆鉞先生也認為，「在『四害』橫行時，杜甫備受冤枉。」(12)並認為《李白與杜甫》造成對杜甫看法的思想混亂是不可低估的。這次座談會，其實已經指出了今後杜甫研究的方向，一是在繼續關注杜甫憂國憂民詩歌的同時，更要重視杜甫描寫自然美的詩篇，要關注杜詩的藝術美；二是如何評價杜甫，這是一個關涉很廣的話題，涉及到對「詩聖」「詩史」「忠君」「集大成」「李杜優劣論」等的再評價。馮至在《祝〈草堂〉創刊並致一點希望》中說，我們現在研究杜甫，應該有我們這個時代自己的看法，應該力求對杜甫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和認識。以更寬廣的視野，更深入的探討，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來關照杜甫，這既是馮老的希望，也是新時期對杜甫研究提出的要求，更是《草堂》(《杜甫研究學刊》)辦刊的宗旨和追求的目標。

1.八十年代的杜甫研究

二十世紀末期的杜甫研究，前十年(1980-1990)在繼續「撥亂反正」的同時，在普及杜詩如鑒賞、選注、導讀等方面，做了許多有益工作。與此同時，為了使人們能更全面真實地認識和了解杜甫，這個時期推出了好幾種杜甫傳。其中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杜甫敘論》(朱東潤)、《杜甫評傳》(陳貽焮)二書影響最大。李杜比較是杜甫研究中的不老話題，八十年代初期，大概是杜詩學史上有關李杜比較研究成果最豐碩的時期，四川省杜甫學會首屆年會收到關於李杜評價的文章，就佔了會議論文的三分之一。這類研究以羅宗強的《李杜論略》為最高成就代表。四川省杜甫學會於1980年4月成立後，每兩年舉辦一次全國性的杜甫學術會議，每次會議均確定一個專題。以專題的形式來集中研究杜甫，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杜甫研究中，有方向和引領作用。這個時期，報刊雜誌和出版社所刊發出版的杜甫研究論文與專著，多與這些專題討論有關。杜甫區域文化研究、杜甫文賦研究、杜甫題畫詩研究等，在這個時候亦漸為學人們關注重視。杜集文獻的整理研究亦在繼續向前推進中。

八十年代初期，各種文化事業百廢待興，杜甫研究同樣如此。這個時候的各種報刊雜誌發表的杜甫文章多以賞析為主，且多集中在廣為人知的幾首名篇上，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石壕吏》《登高》《望岳》《秋興八首》等等。當時許多名家也積极參与到這項工作中來，如馬茂元的《杜詩〈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賞析》、廖仲安的《談〈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吳小如的《詩詞意札(三則)》、許永璋的《說杜詩〈望岳〉》、鄧紹基的《讀杜隨筆》、蕭滌非的《不要強杜以從我——三談「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等等，這類鑒賞文章多發表在《語文教學》(江西師院)、《中學語文教學》(北京師院)、《語文學習》(上海)等師範類院校創辦的雜誌上，這些文章在普及杜詩知識、弘揚杜甫精神方面，具有積極意義和作用。這個時期各大出版社亦及時地推出了一批與杜甫相關的通俗讀物，其中以巴蜀書社推出的「中華文化要籍導讀叢書」系列之一的《杜甫詩集導讀》(劉開揚、劉新生著)最為簡明扼要，適於初學者使用。為了使初學者能更好地閱讀、學習杜詩，此書還特辟一章「怎樣誦讀和研究杜甫詩集」，尤為實用，備受讀者好評。另外秦似選析的《杜甫詩歌賞析》注釋詳備，並附賞析，極適合青少年們學習閱讀。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杜詩論稿》(李汝倫)則是一部兼具學術價值和通俗特色的專著。八十年代初期的杜詩普及與推廣工作，在名家的參與下，全國各地湧現出了一大批極具質量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除了上述諸本外，尚有陳香的《李白與杜甫》，燕白的《簡論李白與杜甫》，金啟華、陳美林編撰的《杜甫詩選析》等等。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以兒童為主要閱讀群，以故事的形式，對杜甫的一生進行了簡要的介紹，並在行文中有意識地推出杜甫的名篇佳句，這種從娃娃抓起的教育理念是非常有卓見的。八十年代，各出版社密集地推出了各種杜甫傳記。第一本杜甫傳是李森南的《杜甫詩傳》，該書由台北洪氏基金會出版，對杜甫的一生作了較為詳細的敘述。林玉瑛的《杜甫》則是這個時期的第二本杜甫傳，由台北名人出版社1980年出版，為梁實秋主編《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一種，作者博採各家說法，較為客觀地再現了杜甫的一生。曾棗莊的《杜甫在四川》則是選取杜甫流寓四川(今四川和重慶)十年間的生活與創作等事迹，進行敘述交代。該書以文獻為據，重地域文化和作家心理等因素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在方法上具有一定創新和開拓意義。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杜甫敘論》(朱東潤)以時間為序，共十章，把杜甫置於廣闊的歷史背景下，結合當時的社會現實，對杜甫的生平事迹、思想變化、詩歌創作等進行了評介。該書資料充分，結論公允，對了解認識杜甫極具參考價值。八十年代以「杜甫評傳」為題名的杜甫傳記就有三種，分別為台北國家出版社出版的《杜甫評傳》(陳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杜甫評傳》(陳貽焮)、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杜甫評傳》(金啟華、胡問濤)。其中以陳貽焮的《杜甫評傳》最為詳贍、全面、完備，代表了二十世紀以來系列杜甫傳中的最高研究成果。該傳一百餘萬字，分為上、中、下三卷，對明清以來所有杜甫研究的相關成果作了一次大清理，並澄清了杜甫研究中的許多問題和疑惑，對重要的詩歌創作理論也作了分析和闡釋。該傳立體、完整地呈現和展示了杜甫的精神面貌和複雜性格，成為了當代研杜者們的必讀書目。

八十年代，李杜比較研究仍然是大家關注的熱點，雖然這個時候的比較研究不再僅僅局限於李杜二人，但仍以李杜比較研究文章最多。這些文章大都從評價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入手，然後再提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譬如袁行霈的《李杜詩歌的風格與意象》、羅宗強的《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李白與杜甫》、陳昌渠的《關於李杜研究中的兩個問題——重讀〈李白與杜甫〉》、張步雲的《談李杜優劣之爭——兼談對〈李白與杜甫〉的一點意見》、劉夜烽的《試談〈李白與杜甫〉的評價問題》、陳介如的《〈李白與杜甫〉質疑與點滴》、張式銘的《關於李杜優劣論》等等。這個時期李杜比較研究成果專著主要有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李杜論略》(羅宗強)、台灣鳳凰城圖書公司1980年出版的《李白與杜甫》(陳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簡論李白與杜甫》(燕白)以及台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國三大詩人新論》(黃國彬)等。其中羅宗強的《李杜論略》在各本中，更具理論系統性和整合性。該書在回顧和總結歷史上李杜優劣諸說後，從李杜二人的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學思想、創作方法和藝術風格以及藝術表現手法等幾方面全方位地進行了比較，認為李杜二人實乃並駕齊驅，不分軒輊。這個時候的李杜比較研究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不再給李杜二人排座次，貼標籤，而是從不同的側面和角度來進行述評比較，而得出一個比較公允客觀的結論。羅宗強的《李杜論略》就是這種研究趨勢、研究特點的代表成果。與此同時，論及李杜二人友誼的文章開始多了起來，這個時候的觀點多以為二人友誼深厚，其間雖有不同的聲音出現，認為李杜友誼實乃一般的泛泛之交而已，但這並不是主流。八十年代的杜甫研究，大多是在為杜甫正名，並努力發現和闡釋杜甫的光輝與偉大。到了末期，杜甫崇高的聖者形象已經被固化，令人仰視而難以企及。這個時候，有幾篇文章尤值得我們留意，如王許林的《論杜甫與「干謁」》、林繼中的《杜甫早期干謁游宴詩試析》、範文質的《論杜甫羈旅長安十載的生活與創作》、躍進的《〈篋中集〉與杜甫》等，這些文章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杜甫早期干謁權貴之事作了客觀公允的討論和分析，這種討論對全面了解和認識杜甫是有幫助的，也是必要的。只有了解了杜甫的這段經歷，我們才能更加深刻體會他的悲辛和屈辱，才能做到了解之同情。也惟其如此，杜甫的形象才能豐滿起來，才能活起來。

杜集文獻的整理在這個時候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主要以鄭慶篤、焦裕銀等編著的《杜集書目提要》和周采泉的《杜集書錄》為代表。與此同時，成都杜甫草堂陸續推出了《杜甫紀念館藏杜集目錄》一、二、三、四、五期，引起廣泛關注。陳尚君的《杜詩早期流傳考》對宋人所見唐至宋初的各種杜集、手稿、碑刻、選本均作了詳細考察，影響很大。《杜集書目提要》和《杜集書錄》在八十年代中期幾乎是被同時推出，二書在編撰的理念和方法上也幾乎完全相同，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巧合。鄭慶篤等編撰的《杜集書目提要》由齊魯書社於1986年出版，該書收錄杜集書目近900餘種，以時代先後為序，先介紹著者生平，次介紹著作內容、體例、特點，次介紹版本與流布。《提要》最後附有《杜甫研究報刊論文目錄(1909-1984)》，頗便檢索，非常實用。僅隔數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推出了周采泉先生的《杜集書錄》，該書分「內編」「外編」兩類，凡十六卷。「內編」以存書之書錄解題為主，「外編」則以存目及參考資料為主。書目以著作時代為序，各書首列書名、下系卷數、著者小傳，然後依次是「著錄」「板本」「序跋」「編者按」四欄目。書後附錄有四：「歷代杜學作者姓氏選存」「近人杜學著作舉要」「歷代總集、詩話、筆記與杜詩有重要論述著作簡介」「朝鮮、日本兩國關於杜集著作知見書目」。該書末尾還附有書名索引和姓名索引兩種。《書錄》收錄書目約1200餘種，具有重要參考和使用價值，是當今治杜者們的必備之書。《提要》與《書錄》二書的出版，代表了二十世紀末杜集書目文獻整理的最高成就。這個時期還出現了好幾種與地域文化相關的研究成果，如許應華的《杜甫夔州研究》，李誼的《杜甫草堂詩注》，黃素娥的《杜甫入夔以後的七律》，鄭元準的《杜甫長安詩之研究》，李濟阻、王德全、劉秉臣注析的《杜甫隴右詩注析》等等。這些研究開始注意到地域文化、地方風物、民俗民情以及作家的心理感受等對詩歌創作的影響與作用。這類研究中，尤受人們關注且創穫頗多的是杜甫的成都詩和夔州詩。研究表明，杜甫的成都詩尤為清新明麗和閑適寫意；夔州詩則是他藝術創作達到巔峰狀態下的作品，尤其是七律，已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神妙地步。杜甫文賦歷來較少有人注意，八十年代初期始有學者開始關注這一領域，四川學者劉開揚在《草堂》(今《杜甫研究學刊》上，連續撰文以專題的形式對杜甫的文賦作了集中的探討和分析，引起了學界廣泛注意。當然，這個時期仍然還有學者以「兩個主義」和「三個性質」的標準來研究杜甫與杜詩，雖然這種研究已成昨日黃花，不再受到人們的追捧，但亦可見出建國三十年間杜甫研究的遺風與影響。

這個時期，有學者以隨筆的形式來解讀和研究杜甫，並形成了系列成果。鄧紹基的《杜詩別解》就是這樣的一部論杜筆記，該書凡20餘萬字，收錄文章103篇，分為一、二兩輯。文中考釋不乏新意與創見，值得重視。

2.九十年代的杜甫研究

一些在八十年代才提出來的話題，在這個時候漸已升溫，如「杜詩學」體系的建構等。八十年代曾熾熱一時的如「詩聖」「詩史」「忠君」「集大成」等論題，到了九十年代，有的開始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有的則被人們賦予了新的內涵。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學術觀念的更新，學術研究環境較之八十年代，更加開放寬鬆。杜甫研究的範圍更加寬泛，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亦更為多樣。人們在這個時候能較少顧忌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以前一些諱莫如深的話題在這個時候也可以拿出來公開辯論和商榷。這個時候，曾經的青年學者們開始逐漸成長為杜學研究領域裡的骨幹和中堅。與此同時，一大批年輕學者，尤其是那些正在就讀的博士研究生們，開始把目光投向杜甫，這部分年輕的群體正是杜甫研究的未來和希望，他們紛紛在各大報刊雜誌上發表自己初次的研杜心得和體會，其中不乏創見。這個時期見諸報刊雜誌的杜甫研究相關論文1000多篇，出版專著近100種。研究的內容涉及方方面面，僅關於杜甫的思想，就有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文學思想、美學思想、藝術思想、人性思想、政治思想、戰爭思想等等，論及詩歌體裁的就有七律、五律、排律，以及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和絕句等等，不一而足。

這個時期學術活動開展更為頻繁，學術氛圍異常活躍，老、中、青三代學術梯隊業已形成。四川省杜甫學會在1992年的2月和4月，分別在成都、河南兩地隆重舉辦了紀念杜甫誕生1280周年大會和杜甫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均獲得成功。與此同時，為紀念杜甫誕生1280周年，《杜甫研究學刊》在1992年以「專號」和「專欄」的形式，刊發紀念文章近80篇，其中匯聚了如王運熙、王利器、馮漢鏞、金啟華、廖仲安、屈守元、劉開揚、鄺健行、張忠綱、張志烈、祁和暉、吳明賢、鄧小軍、莫礪鋒、胡可先、劉明華、詹杭倫、徐希平、黃玉順、蔡錦芳等幾代學人的文章，內容廣泛，題材多樣，視角新穎，方法純熟，可謂盛況。四川省杜甫學會和《杜甫研究學刊》還在1990年、1991年分別舉辦了「四川省杜甫研究會成立十周年紀念會暨第六屆年會」和「《杜甫研究學刊》創刊十周年作者座談會」等活動。1994年成立的中國杜甫研究會，先後在河南鞏縣、甘肅天水、湖北襄樊等地連續召開了三屆杜甫學術年會，彙集了海內外學者數百人，會議議題涉及杜甫研究領域的方方面面，可謂是「命題集中，亮點突出」，集中展示了當時最新的杜甫研究成果。夔州杜甫研究會於1999年成立的同時，還創辦了專門研究杜甫的《秋興》雜誌。九十年代，成都杜甫草堂舉辦「杜集版本展」「杜甫詩意畫與書法展」等活動，並與日本、韓國、美國、加拿大等學術團體進行學術交流，1992年恢復「人日游草堂」(源於杜甫與高適友誼)活動並成功申遺，同時還編撰了「杜甫草堂歷史文化叢書」十一種等等。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相關杜甫紀念地，如四川的丹棱大雅堂(宋曾刻黃庭堅書杜甫兩川、夔峽詩詩碑300餘方)、梓州杜甫草堂、河南鞏縣杜甫故里、湖南耒陽杜甫墓祠等，在這個時候亦擬維修與重建。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杜甫文化、杜甫研究在此時已成為了一種氣候，一股熱潮。無論是在傳承優秀歷史文化方面，還是在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術領域，弘揚杜甫精神，研究杜甫文化都已經具有了當下的現實意義和重要作用。

我們今天的杜甫研究，應多關注杜詩的自然美和藝術美，這是馮至在《杜甫研究學刊》創刊號上提出的希望。而這個希望真正被踐以行之的是在九十年代以後，這個時候關注杜詩藝術，論述杜詩風格和藝術手法，成為杜甫研究的中的主流。如文自成、範文質的《詩聖的寫作藝術》、劉明華的《杜甫的修辭藝術》、朱梅韶的《杜甫七律詩句中的「虛詞」運用之探究》、吳梅芬的《杜甫晚年七律作品語言風格之研究》、張經宏的《杜甫七律與李商隱七律之比較研究》、候孝瓊的《少陵律法通論》等等。這些研究中，多為杜甫律詩創作專論。杜甫的律詩是唐人中寫得最好的，尤其是到了居夔期間，其創作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若要討論杜詩的藝術美，通過分析其夔州詩歌尤能說明之。葉嘉瑩在《論杜甫七律之演進及其承先啟後之成就》中認為杜甫晚年的夔州詩已臻於化境，表現在格律內是騰挪跳躍，格律外則是橫放傑出，並認為七律在所有詩體中最具藝術性。(13)侯孝瓊的《少陵律法通論》系統的討論了杜甫律詩的創作藝術手法，凡五篇。該書特別突出了杜甫在創作中的推陳出新，啟示學人要師古而不泥古。這個時期專文討論杜律文章很多，且多有創見，如蘇為群的《論杜甫七律的藝術成就》、趙謙的《杜甫五律的藝術結構與審美功能》、孫琴安的《關於杜甫五律詩的評價》、易偉的《談杜甫格律詩對仗特點》、林繼中的《杜律：生命的形式》等等。文自成、範文質的《詩聖的寫作藝術》和劉明華的《杜詩的修辭藝術》二書則集中的討論了杜詩的創作藝術與方法技巧。《詩聖的寫作藝術》對杜詩的藝術美作了很好的詮釋與分析。在「詩美特徵」部分對杜詩的色彩美、凝鍊美、含蓄美、曲折美、整體美等五美特徵作了討論。分類討論杜詩藝術美的文章不少，但是像該書如此集中、全面地進行研究，在杜甫研究中則並不多見。《杜詩的修辭藝術》從題名即可看出，該書主要是討論杜詩創作中的各類修辭藝術手法。全書凡十章，作者運用接受美學和心理學等研究方法，對杜詩創作的對仗、借對、互文、用典、擬人、誇張、對比、句法、構詞、疊字等藝術修辭手法作了論析，該書新見迭出，極富特色。這個時候報刊雜誌上專文討論杜詩藝術的文章更是不計其數，有影響的亦不少。

與此相應的是，這個時期的「忠君」說開始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詩史」說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意義，人們更加努力地發現「詩聖」的人文情懷和生活情趣。杜甫的「忠君」思想，經過歷代的闡釋與意義疊加，已經成為中國士人精神的體現和代表。在社會動蕩、萬方多難時期，全部杜詩幾乎就是「忠君」思想的體現和外化，而杜甫的其他思想，則被有意或無意地遮蔽和掩蓋。九十年代，對杜詩的其他思想諸如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美學思想等展開了更為深入的討論。莫礪鋒的《杜甫評傳》是繼陳貽焮《杜甫評傳》之後杜甫生平研究中的又一力作，該書為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之一種。書中對杜甫的人生哲學、文學思想和美學思想等均作了述評，認為杜甫不僅是詩人，同時還是一位思想家。這個時期討論杜甫思想的文章特別多，如鄧小軍《杜甫與儒家的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何根海《杜甫題畫詩繪畫美學思想芻探》、王抗敵《試論杜甫的遁世思想和道教、佛教思想》、鍾來因的《再論杜甫與道教》、徐希平的《杜甫與道家及道教關係再討論——兼與鍾來因先生商榷》等等。以上可以看出，杜甫的思想是複雜的，在不同的時期和環境下，或這種思想多一點，或那種思想多一點，雖然貫穿其終身的是儒家思想。這個時候對「詩史」的界說和闡釋不再局限於反映論和寫實論，而是從更廣袤的文化背景、敘事的藝術形式、主體的情感體驗等方面對其進行重新界說和闡釋，這種界說和解釋是對傳統「寫實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超越和顛覆。鄧小軍的《杜甫詩史精神》認為「詩史」精神是：「詩人國身通一精神，良史實錄精神，孔子庶人議政貶天子精神，民本精神，平等精神的集大成」(14)，認為杜甫「詩史」精神不是單一的所指，而是一個綜合指向，它綜合了中華文化史上的各種優秀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謝思煒的《杜詩敘事藝術探微》、祁和暉的《詩聖詩史論》、許德楠的《論「詩史」的定位》、韓經太的《傳統「詩史」說的闡釋意見》等文章對「詩史」說給予了不同於以往研究的闡釋，頗值得關注。同時，人們對「發現」杜甫生活情趣和可愛性情的一面亦特別有興緻。通過學人們的努力「發現」，這個時候的杜甫變得可親可近，極富人情味。這類研究文章，有唐典偉的《試論杜甫的幽默情趣及文化意義》，賃常彬的《諧趣、歡趣、奇趣——杜詩與美育三題》，張應華、張兵《略論杜甫詩歌中的人情美》，黃維華《杜詩中的幽默意趣及其審美特徵》，庾光蓉《論杜甫的愛情詩》，藍旭《論杜甫詩中的自適主題》，吳明賢的《試論杜甫的「狂」》等等。另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亂世流萍——杜甫傳》(鄧紅梅)，則著重探討了杜甫的心路歷程，突破了傳統研究中將杜甫「神化」和「扁平化」的單一模式，使杜甫形象更為立體豐滿。百年杜甫研究，「詩聖」歷經沉浮，從「情聖」到「平民詩人」，到「人民詩人」，到「法家詩人」，甚而「地主詩人」。這個過程「不能不激起群體性的反思：這不僅僅是某些知識分子人格缺失的表現，更是學術之道的失落」。(15)杜甫在不同時期被冠以不同的大帽，這既是杜甫的無奈，亦是杜甫研究的無奈，「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時代決定著學術，而不是學術決定時代」。(16)八十年代，「詩聖」榮耀回歸；九十年代，「詩聖」更富人情味，變得可親可愛。與此相應，這個時候人們更將「集大成」與「詩聖」聯繫起來合而論之，令人耳目一新。

九十年代，杜集文獻整理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幾種，分別是鍾夫、陶鈞編的《杜詩五種索引》、張忠綱的《杜甫詩話校注五種》、林繼中的《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以及王學泰點校的《杜工部集》等。《杜詩詩話校注五種》收宋方深道輯《諸家老杜詩評》(五卷)、宋蔡夢弼集錄《杜工部草堂詩話》(二卷)、清劉鳳誥撰《杜工部詩話》(五卷)、清潘德輿撰《養一齋李杜詩話》(三卷)和近人蔣瑞藻輯《續杜工部詩話》(二卷)五種。在此本基礎上，張先生後來又新增《新編漁洋杜詩話》(六卷)，是為後來的《杜工部詩話校注六種》，兼具文獻與學術價值。《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是林繼中先生的力作，凡百餘萬字，收杜詩一千四百餘首，可謂卷帙浩繁。宋人趙次公的杜詩注是一部杜詩全注本，在宋時即享有盛譽，諸家杜詩集注多有引錄。今僅存明清鈔本，均殘。林先生據數十種杜集本子，廣輯杜詩，配以殘本合而為《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實為不易。此本前面長達萬字的「前言」，是對趙次公杜詩注的綜合研究，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2012年，此本經過林先生修訂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出版。另外，1999年，由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張志烈主編的《杜詩全集今注》(2007年再版)，以簡體橫排的形式，參考各種本子，用簡明通俗的語言對一千四百餘首杜詩以「題解」「注釋」的形式，進行了疏解，尤適合初學者使用。

二十世紀末的杜甫研究，在繼承與揚棄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開闢和引領了新世紀杜甫研究的範圍和方向。許多傳統的老話題在這個時候被重提，被解決，然後淡出視野；同時許多新的話題又被提出，關注和研究。世紀末的杜甫研究，是新世紀杜甫研究的蓄勢和準備。

(二)新世紀的杜甫研究

二十一世紀初，有幾件與杜甫相關的大事值得人們關注。一是杜甫誕生1300周年，二是《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三是「杜甫很忙」事件。這三件事情，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繫，除了均與杜甫有關外。杜甫研究，杜甫文化，在某種意義上講，實際上就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和體現。2012年，官方在隆重紀念杜甫誕生1300周年的同時，網路上「杜甫很忙」事件卻甚囂塵上，使「詩聖」光輝形象蕩然不存。官方與民間對杜甫的理解和態度如此的不同，很值得人們思考。2014年，學術研究領域推出了一份厚重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成果《杜甫全集校注》，它的出版是百年杜甫研究的一個完美總結。同時，新世紀的杜甫研究，在普及與提高方面亦做了很多工作，並出版了許多專著，其中亦不乏一些優秀成果。世紀之交，許多學者開始總結過去杜甫研究中的得與失，希望通過對前人研究的總結，為今後的工作提供可資可鑒的經驗和教訓。建構「杜詩學」學科體系的呼聲，始於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開始被學者關注，世紀之交，則成為了杜甫研究中的熱點。學術研究遵循著它自身的內部規律向前發展推進，不因時代的變遷而立刻改變。新世紀的杜甫研究有因襲有繼承，也有批判與揚棄。它既是上世紀杜甫研究的延續，同時在內容範圍和方法理念上又有開拓與創新，而有別於以往的研究。關於杜詩中的繪畫藝術、書法藝術、風俗民情、唐代官制、女性形象等研究的文章更為豐富，運用統計學、心理學、田野調查等跨學科研究方法更為純熟，分類研究、分體研究、意象研究、外圍研究等更成系統。這個時候，研究隊伍總體趨向呈年輕化特點，大批思想活躍的年輕學者紛紛加入到研杜隊伍中來，曾經的年輕學者在這個時候勇挑重擔，成為杜甫研究中的領軍人物。二十一世紀，杜甫研究地區分布明顯。南方地區以成都杜甫草堂、《杜甫研究學刊》為據點，彙集了四川大學、四川師範大學、西南大學、西南民族大學等一大批研杜學者，他們齊心合力協助四川省杜甫學會創辦刊物，舉辦活動，開展研究，使學術研究與學術活動做得風生水起，極富特色。北方地區則以山東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首都師範大學、河北大學、西北大學、西北師範大學、陝西師範大學等為主要研究陣地。尤其是山東大學，近年來在張忠綱先生的帶領下，做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工作，隨著《杜集敘錄》《杜甫大辭典》《杜甫全集校注》等一批有分量的成果陸續面世，山東大學作為杜甫研究重鎮的地位愈趨明顯。另外，南京大學、上海大學、安徽大學、閩南師範大學(前身為漳州師範學院)在杜甫研究中的地位和影響亦很突出。尤其是南京大學，在程千帆先生的弟子莫礪鋒先生帶領下，一大批年輕人加入到杜甫研究的隊伍中。莫先生曾對他的博士生研究生說：你們做杜甫研究，至少要在《杜甫研究學刊》上發表三篇文章。在杜甫研究中，南北地區也曾開展過很多項目的合作。可見，全國杜甫研究重鎮雖分布於祖國各地，研究會也成立有5家，但是他們在杜甫這面大旗的號召下，共同協作，彼此借鑒，在避免重複研究的同時，從宏觀和整體上推動和深化了杜甫研究。與此同時，域外杜學研究亦呈蓬勃發展之勢，日本、韓國、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俄羅斯、德國等許多國家的漢學家，在這個時候開始把目光更多的投向杜甫。作為杜甫研究成果主要展示平台的《杜甫研究學刊》，在這個時候亦特辟「域外杜學研究」欄目，以專門介紹海外及港、澳、台地區的杜甫研究現狀與歷史。杜甫誕生1300周年，除海峽對岸的台灣外，韓國、俄羅斯亦紛紛舉辦活動以紀念這位偉大詩人。新世紀初，杜甫研究會又新成立了2家，一是天水杜甫研究會，它的成立對區域杜甫研究，尤其是隴右地區的杜甫研究做了很大的貢獻。二是河南省杜甫研究會，該研究會致力於拓展傳統文化產業，打造杜甫文化旅遊品牌，並組合相關資源，服務於中原地區的經濟發展。

新世紀之初，杜詩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學人翹首以盼數十年的《杜甫全集全注》終與人們見面，大家喜悅之情溢於言表。當初校注組為《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做準備，重走了杜甫當年行跡，形成了《訪古學詩萬里行》，該書結合杜詩與相關史志文獻進行實地考察與研究，以開當今杜甫「現地」研究熱之先。《全注》工作在蕭滌非先生帶領下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工作過半，成績斐然。然不幸的是1991年蕭先生卻因病逝世。因諸多因素，1994年《全注》工作停止。2009年山東大學在學界的殷殷期盼下，重啟《全注》工作，由張忠綱先生主持並擔任全書終審。2014年1月，《杜甫全集校注》終於在學界萬般期盼的目光中面世。厚厚12巨冊，近40年的光陰，幾乎就是一段歷史的記錄與見證。《全注》凡680餘萬字，對杜甫詩文進行了重新編年，分題解、注釋、集評、備考、附錄五部分，末尾還附有篇目索引，頗便檢索。《全注》以《續古逸叢書》第四十七種《宋本杜工部集》為底本，參校了宋、元刻本十三種，明鈔本一種。凡存世的宋、元杜集本子，均得以利用，明鈔本則為趙次公的《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並解》(五十卷)，為殘卷。《全注》尤為稱道的是「備考」部分，對有爭議和不同觀點之詩篇，匯錄該詩相關資料與諸家觀點，以為參考。全書「備考」近千條，可謂繁富。這種文獻處理方式，值得我們借鑒。陳尚君先生稱：「此書的問世，是當代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學研究中的重大收穫。」「代表當代別集整理新注之最高水平，是一部總結一千多年來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是毫不為過的。新世紀杜甫文獻整理研究的成果除了世人矚目的《杜甫全集校注》外，還有《杜集敘錄》《杜甫大辭典》兩種。《杜集敘錄》於2008年由齊魯書社出版，主要編者為張忠綱、趙睿才、綦維、孫微等。該書在眾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收錄杜集文獻1261種，且多為親見書目。該書在收錄、體例、考辨、研究等方面，較之《杜集書錄》(周采泉)和《杜集書目提要》(鄭慶篤、焦裕銀等)更為完備與成熟。《杜甫大辭典》於2009年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據「前言」可知，該書是在2000年的「世紀之交杜甫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根據傅璇琮先生的建議編纂的。此書編纂目的有兩個：一是對過去杜甫研究的一個總結，二是為研究者們提供一份比較全面的以往杜甫研究的概況及最新研究成果。作為工具書，《大辭典》為杜甫研究提供了許多方便，頗受學者們好評。

新世紀杜甫文獻整理研究除了上述幾種外，還有郝潤華的《錢注杜詩與詩史互證》、張忠綱的《山東杜詩學文獻研究》、孫微的《清代杜詩學文獻考》、蔡錦芳的《杜詩版本及作品研究》、郝潤華等著《杜詩學與杜詩文獻》、陳茝珊的《〈錢箋杜詩〉研究》、吳淑玲的《杜詩詳註研究》等。這些杜詩文獻研究中，涉及到斷代文獻研究，地域文獻研究，或者綜合二者研究等等。另外張忠綱的《杜甫詩話六種校注》是在《杜甫詩話五種校注》基礎上增添修訂而成，收錄諸家論杜共近900條。林繼中的《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則是在1994年版的基礎上，修訂再版。

建構「杜詩學」學科體系的呼聲，始於八十年代末期許總的《杜詩學發微》，該書為作者「杜詩學」相關研究論文集，分為內、外二編。該書首次從史的角度，對杜甫研究進行了宏觀描述。該書「後記」認為：「杜詩學」研究實早已形成專門之學，相較已初具規模與體系的「詩經學」「楚辭學」的研究，「杜詩學」體系的建構幾乎就是一片處女地。八十年中後期，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掀起了一股「宏觀研究」熱。受此風影響，學者們開始將這種研究方法運用於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杜甫研究首當其選。九十年代後期，許總又推出關於建構「杜詩學」體系的第二本宏著《杜詩學通論》，該書是作者八十年代「杜詩學」研究的繼續。該書對杜詩學的研究進行了全景式的觀覽，并力求以詩學研究為其本位。早在1984年，傅璇琮在鄧紹基《杜詩別解·序》里就認為，「杜詩學」同杜詩文本一樣，是具有獨立研究的價值的。建構「杜詩學」體系，從不同層面和角度對「杜詩學」進行關照和研究的熱潮，真正形成是在二十一世紀初。這個時候大量關於「杜詩學」研究的文章和專著開始出現，譬如楊義的《李杜詩學》，胡可先的《杜甫詩學引論》，楊勝寬的《杜學與蘇學》，孫微的《清代杜詩學史》《杜詩學研究論稿》，楊經華的《宋代杜詩學闡釋》，赫蘭國的《遼金元杜詩學》，劉文剛的《杜甫學史》等等。另外，還有徐國能的《歷代杜詩學詩法論研究》(台灣師大2001年博士學位論文)、聶巧平的《宋代杜詩學研究》(廣東省高教廳2003-2005項目)、魏景波的《宋代杜詩學史》(四川大學2005年博士後出站報告)、彭燕的《宋代巴蜀杜詩學文獻研究》(四川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等。這些研究中以楊義的《李杜詩學》和胡可先的《杜甫詩學引論》最具代表性。《李杜詩學》2001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該書在杜甫研究中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學術著作，對李白與杜甫的詩歌成就藝術給予了全新的描述與解讀，對建構中國詩學體系作了極具意義的探索和分析。全書分為導言、上編(李白詩學)、下編(杜甫詩學)、餘論(詩學研究與現代中國人文精神建設)四部分，全書還配有李杜相關圖片128幅。下編「杜甫詩學」對杜甫的「詩史」思維，杜詩的敘事方式、複合意象的創造、抒情共振原理及結構學、語句方式等，都做了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傳統研究。這種多維度、多層面、多視角的研究方法對杜甫研究具有啟發意義。胡可先的《杜甫詩學引論》側重於建構杜甫詩學學科的論著，該書將文獻研究與理論闡釋相結合，對「杜詩學」的內容、史論、專題、年表均作了深入研究。書末還附錄了「安史亂中杜甫行經地名箋證」和「杜集善本目錄」兩種，具有文獻參考價值。「杜詩學」研究，實際涉及到杜甫對前代文學成就的繼承，以及對後世文學創作的影響兩大部分。以此論，這樣的研究成果在二十一世紀簡直是汗牛充棟，雖然有的成果在研究題目中沒有直接點出「杜詩學」三字，但實際上仍屬於「杜詩學」研究的範疇和內容。如陳文華主編的《杜甫與唐宋詩學》、朋星的《杜甫與先秦文化》、趙海菱的《杜甫與儒家文化傳統研究》、張巍的《杜詩及中晚唐詩研究》等，本文所提及的這些研究成果，僅就專書而言，還未涉及大量的單篇論文。在強烈呼籲建構「杜詩學」學科體系的同時，有學者亦不以為然，或以為這種研究似乎意味著杜甫研究已再無拓展空間和開拓餘地。

這個時候，許多學者開始對上世紀的杜甫研究，尤其是改革開放後三十年的杜甫研究進行反思與總結，包括綜合類和專題類兩種。綜合類總結主要有林繼中的《百年杜甫研究回眸》、張忠綱、趙睿才《二十世紀杜甫研究述評》、王輝斌的《杜甫研究五十年》、吳中勝的《杜甫研究三十年——以〈杜甫研究學刊〉為例》、段海蓉的《建國以來，對杜甫研究的回顧、反思與展望》、杜曉勤的《二十一世紀杜甫研究概述》(節選自專著《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劉明華的《現代學術視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顧與前瞻》以及趙睿才的《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議與反思》(專著)等等。專題類總結則有沈文凡、孟祥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內杜甫「生平」研究述論—兼評〈杜甫親眷交遊行年考〉》等。這個時候，也有學者開始對港、澳、台地區，及歐美等國家的杜甫研究進行總結與回顧，如王紅霞、李廷宰(韓)的《二十一世紀以來韓國杜甫研究》，李特夫的《21世紀以來杜甫詩歌在英美的譯介與傳播——兼論首部英譯杜詩全集》，陳少芬的《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杜甫研究概況》等等。這種研究對總體把握和認識近現代杜甫研究的狀況、特點，及相關文化背景等是有積極意義的。

另外，這個時候有學者開始關注杜甫精神、杜詩藝術對少數民族的影響與作用，如徐希平的《李杜詩學與民族文化論稿》，以李白和杜甫的個案研究來展現中華民族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動，極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作者對相關問題的探討與分析，具有積極的現實價值和當下意義，值得關注。

2012年，全國許多地方都舉辦了豐富多彩、形式多樣的活動來紀念杜甫誕生1300周年，譬如中國的成都、西安、鄭州、重慶、天水、夔州、鞏縣、綿陽等。9月21日，四川成都隆重舉辦了杜甫誕生1300周年的紀念大會，該大會由國家文化部與四川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出席會議的領導有全國政協副主席孫家正同志和國家文化部副部長王文章同志等。另外，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杜甫紀念地代表以及社會各界人士800餘人參加了此次盛會。為紀念杜甫誕生1300周年，成都從2012年初，即陸續推出各種主題紀念活動，如人日游草堂、杜甫創意畫像徵集活動、草堂書法藝術展覽、「詩聖著千秋，草堂留後世」等主題紀念活動。其中「詩聖著千秋，草堂留後世紀念杜甫誕生1300周年」為全年系列紀念活動中的高潮部分，它包括：1300周年紀念大會、杜甫學術研討會、杜甫詩意書畫展、夜遊草堂等大型文化活動。在成都舉辦系列紀念杜甫誕生1300周年活動的同時，中國杜甫研究會、河南省杜甫研究會、天水杜甫研究會也紛紛舉辦了各種紀念活動。2012年10月，中國杜甫研究會為弘揚杜甫精神和優秀傳統文化，在西安召開了「紀念杜甫誕生1300周年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杜甫研究會第六屆年會」，來自美國、韓國及全國各地100餘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河南省杜甫研究會在2012年也舉辦各種紀念活動，如杜甫學術論文徵文比賽、出版《俱歡顏》叢書、舉辦詩聖杯海內外詩詞大賽、籌拍《大唐詩聖》電視劇等。天水杜甫研究會在2012年5月12日亦舉辦了「紀念杜甫誕辰1300周年、流寓隴右1253周年紀念活動」。2012年夏天，台北故宮博物院為紀念杜甫誕生1300周年，舉辦了「館藏精品杜集」等活動。杜甫作為世界文化名人，在俄羅斯也受到廣泛歡迎。同年4月，俄羅斯莫斯科舉辦了「紀念杜甫誕辰1300周年研討會」，中國駐俄羅斯大使館公使趙永琛出席會議並致辭。這一年，各種活動精彩紛呈，學術研究也是碩果累累，僅四川省杜甫學會和中國杜甫研究會召開的學術會議所收到參會論文就有200多篇，《杜甫研究學刊》辟「專號」與「專欄」以連續發表相關研究文章。孫家正的講話、王文章的發言，馬識途即興演講的錄音整理，馮其庸的賀函及書法等，均一一在《學刊》上轉載與發表，引起了極大的社會反響和廣泛關注。

2012年，全國各地都在舉辦各種活動紀念杜甫誕生1300周年的同時，「杜甫很忙」卻甚囂塵上，引全民圍觀。這個時候，官方媒體、各杜甫紀念地及專家學者們紛紛發聲表態，有嚴厲斥責，有寬容理解，但對無底線的庸俗惡搞均持強烈批評。其實，這個事件很值得我們深刻反思。新世紀，在杜甫詩歌文化普及方面做的工作實際並不少，出版與杜甫相關的專著有200餘種，這些專著中大都屬於普及類，學術研究並不是很多。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普及類成果，大部分做的都是重複工作，面孔相似，缺乏新意，難以起到浸潤心靈的作用。新時期的杜甫研究，雖然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對「詩聖」的研究，畢竟還是多了些嚴肅氣，少了些活潑氣。我想，我們如果把杜甫當作一個「人」，而非「聖」來研究和宣傳，或許杜甫「忙」的將是另一番景象。

八十年代以後的杜甫研究，遵循著學術研究的規律與特點，從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兩個方面，繼續向前推進和拓展。八十年代初期的杜甫研究在繼續對《李白與杜甫》《中國文學發展史》進行再評價的同時，出版了大量關於杜甫與杜詩的普及讀物。作為最能直接展現杜甫一生的各種傳記，在這個時候開始大量出版，陳貽焮的《杜甫評傳》就是這個時候的產物。應該說，八十年代前期的杜甫研究主要就是關於如何認識杜甫和如何評價杜甫的問題，這是一個為杜甫「正名」的時期。八十年代後期，研究開始轉向關注杜詩的藝術美，大量討論杜詩創作藝術手法的文章在報刊雜誌上發表。這種研究一直持續到整個九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西學東漸，波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當然也包括杜甫研究。這個時候的很多文章，動不動就在開頭大談一段西方文論，顯得視野廣闊很有深度的樣子，但實際上與文章內容關涉不大，令讀者頻頻蹙眉。作為對這種空泛研究與不實之風的抵制，有許多學者致力於杜集文獻的整理研究並結出碩果，如《趙次公杜詩先後解輯校》《杜甫詩話校注五種》等。二十世紀末期很多學者開始用史的眼光來關照杜甫研究，即「杜詩學」研究，新世紀初，成果初現。世紀之交，許多學者開始對以往的杜甫研究進行總結與反思，試圖從中發現規律。希望通過這種回顧與梳理，能給以後的杜甫研究提供一種可資可鑒的經驗與教訓。新世紀的杜甫研究，最令人振奮和鼓舞的無疑是《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這部代表著近現代文人別集最高整理成就的成果，給百年杜甫研究畫上了一個圓滿符號。

通過對百年杜甫研究的梳理與回顧，我們知道近現代杜甫研究發生了三次明顯變化：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紀初，即辛亥革命以後。西方文明以一種強勢的姿態進入中國，波及中國學術研究領域的方方面面。以現代學術視野和人文關懷來發現杜甫，研究杜甫，評價杜甫，是這個時期研究的主要特點。第二次則是在新中國建立以後。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成為意識形態領域裡的最高指導，這個時期杜甫研究被置於廣闊的現實社會中，聯繫時代，結合背景，捕捉歷史特徵，挖掘現實意義，成為這個時期杜甫研究的最顯著特點。但是這種過度聯繫與生硬研究，與真正的學術研究卻相去甚遠。第三次變化發生在世紀之交。西學東學三十年，在經歷了最初全盤接受「外來文明」階段後，國人開始集體反思中國文學研究的發展道路，並在具體研究工作中逐步摸索，並試圖建立起適合自己的研究體系和模式。杜甫研究在經歷了各種外來「先進」思想和理論的指導後，通過對現代與傳統，西學與東學，理論與文獻等融會貫通的思考，最後回歸到了對文本細讀的重視和對文獻研究的積累，並在此基礎上試圖建立「杜詩學」研究的框架與體系。「杜甫研究是文學史、學術史的個案研究。可是，杜甫特殊的地位決定了此一個案研究在古代文學研究中具有全局意義和引領作用。」(17)通過對杜甫研究一百年的梳理與回顧，不僅有助於我們了解世紀杜甫研究的狀況與特點，亦有助於我們認識百年中國文學研究的發展軌跡與曲折道路。

①周采泉《杜集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796頁。

②焦裕銀《杜甫研究論文綜述(1911-1949年)》，《文史哲》1986年第6期。

③一九八○年，四川省杜甫研究會、《杜甫研究學刊》亦是根據胡喬木同志的指示成立和創刊的。

④筆者粗略統計，建國後六十餘年發表杜甫研究論文有8000餘篇，專著近500種。

⑤王兆鵬《20世紀國內唐代文學研究歷程的量化分析》，《文學評論》2015年第4期。

⑥張忠綱《杜集敘錄》，齊魯書社2008年10月，第521頁。

⑦轉引杜曉琴《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叢書)，北京出版社2003年3月。

⑧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第215頁。

⑨宋後所有杜甫年譜中，以此譜最為詳盡。全譜凡三十五萬字，分為時事、生活、作品、備考四項。

⑩夔州杜甫草堂在「文化大革命」時遭到嚴重破壞，幾盡毀滅，目前除了在奉節中學邊還立有一塊殘碑外，與杜甫相關的遺迹、遺物均已不存。這裡的研究人員基本上都由當地的中小學教師業餘兼職，他們沒有開展學術活動固定場地和經費，非常困難。但他們對杜甫的熱愛與執著很令人感動唏噓。

(11)(12)濮禾章《記馮至先生訪問成都草堂》，《草堂》(今《杜甫研究學刊》)，1981年第1期。

(13)葉嘉瑩《論杜甫七律之演進及其承先啟後之成就》，《迦陵論詩叢稿》，中華書局1984年。

(14)鄧小軍《杜甫詩史精神》，《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92年第3期。

(15)(17)張忠綱《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議與反思·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頁，第21頁。

(16)趙睿才《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議與反思》，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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