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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詠荊軻

陶淵明陶淵明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沖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翻譯

燕國太子喜歡收養門客,目的是對秦國報仇雪恨。

他到處招集有本領的人,這一年年底募得了荊卿。

君子重義氣為知己而死,荊軻仗劍就要辭別燕京。

白色駿馬在大路上鳴叫,眾人意氣激昂為他送行。

個個同仇敵愾怒髮衝冠,勇猛之氣似要衝斷帽纓。

易水邊擺下盛大的別宴,在座的都是人中的精英。

漸離擊築築聲慷慨悲壯,宋意唱歌歌聲響遏行雲。

座席中吹過蕭蕭的哀風,水面上漾起淡淡的波紋。

唱到商音聽者無不流淚,奏到羽音荊軻格外驚心。

他明知這一去不再回返,留下的姓名將萬古長存。

登車而去何曾有所眷顧,飛車直馳那秦國的官廷。

勇往直前行程超過萬里,曲折行進所經何止千城。

翻完地圖忽地現出匕首,秦王一見不由膽顫心驚。

可惜呀!只可惜劍術欠佳,奇功偉績終於未能完成。

荊軻其人雖然早已死去,他的精神永遠激勵後人。

注釋

荊軻:戰國時衛國人,為燕太子丹報仇,以送地圖為名,藏匕首刺秦王,不成被殺。燕丹:戰國時燕王喜的太子,名丹。強嬴:秦國。荊卿:指荊軻。漸離:高漸離,戰國時燕國人,與荊軻友善,善擊築(古時的一種樂器)。宋意:燕國的勇士。商音、羽奏:商聲和羽聲。商聲凄涼,羽聲較激昂。

背景

這首詩同《詠三良》、《詠二疏》是陶淵明三首著名的詠史詩,三篇體制大體相當,當為同一個時期的作品。但具體創作時間大致有兩說:一說作於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之後不久,約在永初三年(422),陶淵明五十八歲;一說約在東晉安帝義熙十年(414),當時陶淵明五十歲,與《雜詩十二首》寫作時間相近。關於荊軻之事,《戰國策·燕策》與《史記·刺客列傳》都有記載,其基本情節是相似的。

賞析

於荊軻之事,《戰國策·燕策》與《史記·刺客列傳》都有記載,其基本情節是相似的。陶淵明的這首詩顯然是取材於上述史料,但並不是簡單地用詩的形式複述這一歷史故事。  詩的頭四句,從燕太子丹養士報秦(報,報復、報仇之意),引出荊軻。不僅概括了荊軻入燕,燕丹謀於太傅鞫武,鞫武薦田光,田光薦荊軻,燕丹得識荊軻,奉為「上卿」等等經過,而且,一開始便將人物(荊軻)置於秦、燕矛盾之中,又因為這個人物是最出眾、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於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託。那麼,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負之重任,大體都已亮出,所以說這四句是「已將後事全攝」。正因為如此,矛盾的發展,人物的命運等等懸念,也就同時緊緊地系在讀者的心上。下面接著就寫荊軻出燕,在臨行前,史書中有荊軻等待與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遲之,疑其改悔」,引起荊軻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帶著並不中用的秦舞陽同行的記載。詩人略去這一重要情節,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這後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顯然是回護了燕丹的過失,但這樣寫卻與首句的「善養士」相呼應。既使得內容和諧統一,一氣貫注,也使得筆墨集中,結構渾成。易水餞行,《戰國策》與《史記》是這麼寫的:「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緩而漸趨激昂。詩人則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素驥,白馬。馬猶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詩的情緒一下子就激發起來了。因而「雄發」二句的刻畫——頭髮直豎,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氣,衝動了系冠的絲繩——雖不無誇張,但卻由於情真意足而顯得極其自然。易水餞別,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中醞釀和展開的激昂悲壯的一幕。高漸離、宋意……一時燕國的豪傑,都列坐在餞席之上。寒水哀風,擊築高歌,聲色俱現,情景相生,送者、行者,無不熱血沸騰,慷慨流涕。「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又一筆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決心,寫出了行者的氣概,而這也就是這幕戲的意圖與效果之所在。「登車」六句寫荊軻義無反顧,飛車入秦。使上述的決死之心與一往無前的氣概,從行動上再加以具體的表現。其中「凌厲」二句亦屬詩人的想像,它好似一連串快速閃過的鏡頭,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節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詩中以大量筆墨寫出燕入秦,鋪敘得排盪淋漓,而寫到行刺失敗的正面,卻是惜墨如金,只用了兩句話——「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前一句洗鍊地交代了荊軻與燕丹在地圖中藏著利刃以要劫、刺殺秦王的計謀,同時也宣布了高潮的到來,後一句只寫秦王慌張驚恐,從對面突出荊軻的果敢與威懾,而對荊軻被秦王左右擊殺等等,則隻字不提,其傾向之鮮明,愛憎之強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現了雄姿勃勃的荊軻形象,也表現了作者剪裁的功夫與創造的才能。詩的最後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評述,詩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猶在,在惋惜和讚歎之中,使這個勇於犧牲、不畏強暴的形象,獲得了不滅的光輝、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詩人是以飽蘸感情的筆觸,寫下了這個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結尾。正如張玉谷說的:「既惜之,復慕之,結得摶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詩賞析》)。  發思古之幽情,是為了現實。不過這「現實」亦不宜說得過窄過死(如一些論者所言,這首詩是詩人出於「忠晉報宋」而作),為什麼呢?首先,因為陶淵明反覆地說過:「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之八);「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之五)。這使我們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著豪放、俠義的色彩。其次,詩人也曾出仕於晉,不過他說這是「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歸田園居五首》),悔恨之情溢於言表,足見「晉」也並不是他的理想王國,當然「宋」亦如此。這些都是我們不必將《詠荊軻》的作意膠柱於「忠晉報宋」的理由。詩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惡除暴、捨身濟世之心常在,詩中的荊軻也正是這種精神和理想的藝術折光。說得簡單一點,便是借歷史之舊事,抒自己之愛憎,這樣看是比較接近詩人心跡的吧。是的,這首詩的影響也正在此,此亦有詩為證:「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龔自珍《己亥雜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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