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楊振寧和李政道決裂40周年 - 黔之驢茶館 (NEWS & OPINION) -...

先來介紹一下宇稱不守恆中的「宇稱」。宇稱　　假定我們把每一個亞原子粒子都掛上標籤：要麼是A，要麼是B，二者必居其一。現在再進一步假定，一個A粒子只要分裂成兩個粒子，這兩個粒子要不是統統屬於A類，就 必定統統屬於B類。這時我們可以寫出A＝A＋A或A＝B ＋B。一個B粒子如果分裂成兩個粒子，這兩個粒子當中總是有一個屬於A類，另一個則屬於B類，所以我們可以寫出 B＝A十B。 你還會發現另一種情形：如果兩個粒子互相碰撞而分裂 成三個粒子，這時你就可能發現A＋A＝A＋B＋B或A＋ B＝B＋B＋B。 但是，有些情形卻是觀察不到的。例如，你不會發現A ＋B＝A＋A或A＋B＋A＝B＋A＋B。 　　這一切是什麼意思呢？好吧，讓我們把A看作2，4， 6這類偶數當中的一個，而把B看作3，5，7這類奇數。 兩個偶數相加總是等於偶數（6＝2＋4），所以A＝A＋ A。兩個奇數相加也總是等於偶數（8＝3＋5），所以A ＝B＋B。但是，一個奇數和一個偶數之和卻總是等於奇數 （7＝3＋4），所以B＝A＋B。 換句話說，有些亞原子粒子可以稱為「奇粒子」，另一 些亞原子粒子可以稱為「偶粒子」，因為它們所能結合成的 粒子或分裂成的粒子正好與奇數和偶數相加時的情況相同。 當兩個整數都是偶數或者都是奇數時，數學家就說這兩 個整數具有「相同的奇偶性（宇稱）」；如果一個是奇數， 一個是偶數，它們就具有「不同的奇偶性（宇稱）」。李政道其人　　1946年，20歲的李政道到美國留學，當時他只有大二的學歷（在浙大和西南聯大各讀了一年），但經過嚴格的考試，竟然被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錄取。3年後便以「有特殊見解和成就」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辨，被譽為「神童博士」，其時年僅23歲。1956年30歲時便升任哥倫比亞大學正教授，從副教授到正教授，只用了1年的時間。　　李政道30歲就升任哥倫比亞大學正教授，「當時是在哥倫比亞大學二百多年的歷史中，在全校各系裡，被聘為正教授時最年輕的人。」　　1957年，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獎，年僅31歲，是諾貝爾獎有史以來第二年輕的獲獎者。兩人的決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把當年的物理獎授予李政道和楊振寧。　　11月，李政道要為去斯德哥爾摩領獎做準備。他們都要寫發言稿和講演稿。那時，在諾貝爾獎委員會通知以及所有媒體的報道中，兩個名字的次序都與獲獎論文的署名一樣，李政道在先，楊振寧在後。　　「沒有想到」，在《李政道傳》一書中寫道，當他們到了斯德哥爾摩，楊振寧忽然提出，授獎時他希望能按年齡順序在李政道之前受獎，而他夫人杜致禮則想在出席晚宴時讓國王作陪，也就是說，在進入晚宴會場時她要走在最前面，楊振寧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對此大為驚訝，不同意這麼做。但是，楊振寧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對李政道說，假如為這件事鬧出笑話，讓外國人看不起，太丟臉。這樣李才勉強地同意。　　這是一個插曲，李政道雖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諾獎的榮耀沖淡。而不久後的一篇文章卻讓他們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國《紐約客》雜誌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寫的《宇稱問題側記》，記述李楊合作發現宇稱不守恆的故事。　　風波由此而起。　　當時，李政道已經回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樣，沒作什麼修改。可是楊振寧卻提出了許多意見。他說，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 要和李政道討論。　　楊振寧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寫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禮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為杜致禮年長一歲。第二天，楊振寧到李政道家裡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楊寫了??」的地方都要加一個注，說明是出於字母排序的習慣。　　對楊振寧的這些要求，李政道覺得太無聊。當天晚上，楊又打來電話，說那些注或許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寫成「楊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議他們今後不再合作。書中說，楊振寧隨即變得十分激動，開始哭起來，說他是非常願意繼續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無可奈何。最後他們都同意暫停合作。　　當年11月，李政道向奧本海默遞交了辭職書。奧本海默對此感到非常遺憾，他尖銳地說，李政道應該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楊振寧應該去看看精神醫生。各執一詞　　之前關於兩人爭執的情況，當然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傳》中，作者季承也盡量引入楊振寧的表述，以求平衡。　　楊振寧寫於1982年，於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識李政道》一文里寫道：「他才華出眾，刻苦用功。我們相處得頗投機，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費米做了他的學位論文導師，但他總是轉而向我尋求指導。因此，在芝加哥的歲月里，事實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師。」　　在《和李政道的最後的合作》一文的後記里，楊振寧對兩人的合作做了總結：「我對他就像一位兄長。在粒子物理和統計力學領域裡，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經成了名。我們的合作關係中，我是資深的一方。敏銳地警覺到不應該擋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識地往後靠，盡量在事業上扶持他，同時，在公開場合對我們合作關係的實質嚴格地保持緘默??」　　在寫於1982年的《獲諾貝爾獎的論文產生經過》一文後記里，楊振寧的版本與李政道截然不同： 「我們的討論集中在θ－τ之謎上面。在一個節骨眼上，我想到了，應該把產生過程的對稱性同衰變過程分離開來。於是，如果人們假設宇稱只在強作用中守恆，在弱作用中則不然，那麼θ和τ是同一個粒子且自旋、宇稱為0－(這一點是由強作用推斷出的)的結論就不會遇到困難??李政道先是反對這種觀點。我力圖說服他，??後來他同意了我的意見。」無解的謎局　　李楊之間的恩怨，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個人範疇，延伸到了日後中國基礎學科的發展。　　1972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先後回國訪問，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科學事業。季承寫道， 圍繞著高能物理的發展，過去在中國素來就有不同的意見。但是，自從李楊這兩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自天外歸來、陸續回國訪問並介入其間，這一分歧就帶有了濃厚的個人意氣的色彩，成了李楊不和的易地之戰。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張建高能加速器，楊振寧反對；李政道主張重視基礎科學，楊振寧力主搞應用科學；李政道創立特殊的考試辦法幫助中國學子赴美留學，楊振寧就說是「喪權辱國」，等等。　　「他對中國高能物理髮展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甚至主張凍結基礎研究的經費，說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張科學院要以發展性研究為主，從而『生產第一，生產第一，生產第一』。」書中這樣對楊振寧的態度作總結。　　季承寫道：「推而廣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贊成的，楊振寧就反對。楊振寧的個人意氣遠超出了高能物理領域。意氣的來源完全在楊振寧。相反，李政道卻沒有表示出對楊振寧回國後所作所為的個人意氣。人們看不到『只要楊振寧主張，李政道就反對』這種現象。」　　季承對本刊記者表示：「我寫他們的恩怨，是抱著客觀的態度歷述事實，不偏不倚，不做結論。」　　「他們之間的分歧，已經是一個科學史的問題了。其是非曲直，應該由歷史來判斷，應該由科學史家來研究。至於結論，這恐怕是沒有人，沒有什麼機構，可以做出的。」季承說。下面一段文字摘自《中國人一定要知道的真相：楊振寧和鄧稼先》　　楊在得獎後首先訪問了台灣，李同情紅色中國，兩人漸行漸遠。此後中美解凍楊回國見到老同學鄧稼先竟然鼓動他到美國，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那時出去了就由不得自己了（鄧稼先說過，我不會在楊面前透露在幹什麼，因為楊何等聰明，只要我一說，他就可以推斷中國原子彈研究進展程度），周總理熱情的請楊回來為祖國效力，竟被他以國內物理水平太差而一口回絕。而李、丁肇中訪問大陸後積極為國內引進先進設備，親自安排人才培訓，造出了正負電子對撞機（受到楊的反對好像認為太浪費錢）、加速器、阿爾法磁譜儀等世界領先科技，李還積極幫助建立兩岸骨髓庫（註：此為原作者誤把另一個同名的李政道誤以為物理學家李政道）；即使李遠哲這個現在認為是親獨分子，78年到大陸訪問安排他參觀景點，他卻說時間緊張先看科研單位，80年代不辭辛苦為大連物理化學所引進了當時國內還沒有的部分先進的分析儀器。　　從70年代起，李政道教授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和科技術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為了在中國發展高能物理和建立高能加速器，後來成為建立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 (BEPC)、北京譜儀和進行高能物理實驗的骨幹；1982年當我國高能物理事業舉棋不定 的關鍵時刻，他幫助我國選擇了一個既先進又符合國情 的 BEPC方案，並成為當今世界上在c -τ物理研究能區唯一的高亮度電子對撞機，並做出了重要的物理結果。　　在李政道的建議下設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已經是目前中國最重要的科研基金。　　李政道設立的CUSPEA計劃，讓無數大陸的青年學子，有機會到美國一流大學深造，可以說，中國科技大學今天為什麼那麼容易申請出國留學，基本上可以說李政道博士做了最大貢獻。中國科大的學生，在李政道博士的計劃中，佔了最大的比例，都是進入到美國名校，為中國科大出國留學打下了無比堅實的基礎。沒有李政道的計劃，情形可能會差很多。清華北大等高校的學生在出國方面，也受益於李政道的計劃良多。　　李政道為了幫這些人聯繫學校，寫推薦信，耗費了巨大的精力和時間，有一個報道提到，這至少佔了他很多年的時間每年的三分之一。實際上，我想可能還不止，因為想想可知，為了聯繫這麼多人去美國名校，憑他個人之力，一定常年累月都要思考相關的問題，或是有學校或學生因各種事情找上他。而作為計劃的發起人，不可能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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