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為何走向蔣介石的獨裁政權？

06-13

胡適為何走向蔣介石的獨裁政權？

文章摘要: 這就是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之難，它不是在「民主」與「極權」之間選擇，而是在「威權」與「極權」之間選擇。胡適斥極權而擇威權，並非對它認同，而是一種基於「寬容」的考量。這裡的寬容不是別的，是一種制度空間，或者說，寬容就在於空間。

作者 : 邵建,

這個問題由李澤厚提出，他的原話是：「胡適由一個主張西方民主的自由主義者，為何會最終走向了蔣介石的獨裁政權。」

該問題其實是個老問題，早在1950年代，郭沫若等人就拎出它來，作為胡適甚至不止是胡適而是整個中國自由主義的罪證。當然，李澤厚也不是最後，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依然常老常新，被人們刻刻掛在嘴頭。當年胡適們的取捨，似乎最大限度地「敗壞」了自由主義本來就並不好聽的聲名。人們實在難以想通，自由主義既然追求自由，怎麼會和獨裁走到一起呢？

凡是提出這樣問題的人，不妨先行考量一下自己的政治學知識。

蔣介石政權的確是「獨裁」政權，獨裁人人痛恨，因此，人們往往忽略不同獨裁之間的區別。根據20世紀的現代政制來看，它至少存在著兩種獨裁形態，一種是「威權型獨裁」，一種是「極權型獨裁」。這兩種不同形態的獨裁有其共同性，如黨、政、軍權力往往壟斷於一人之手，並且按胡適所說這種權力還不受法律限制。但，它們之間的不同似乎被忽略了。如果說「威權型獨裁」基本上是一種傳統型獨裁的話，極權型獨裁則是它的現代形態。這種獨裁表現為「政治全能主義」，它從兩個方向上把政治權力發揮到極致：一是權力的範圍，一是權力的程度。前者，權力走向「無限」，即政治權力滲透於社會每一空間，它使經濟、文化和一般社會生活都高度政治化。整個社會已然沒有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區分，沒有民間社會可言。社會的邊界在哪裡，權力的半徑就指向哪裡。後者，權力走向「無形」，作為一種深度滲透，政治權力以「意識形態」的方式進入看不見的思想、觀念、意識和人心。思想範疇本是人的自由的最後的領地，當初，自由主義爭自由也是從這裡起步，從而導致政教分離。而意識形態恰恰是以「有形」入「無形」，試圖進行思想整合和控制，使之走向新的政教合一。因此，美國的漢娜·阿倫特特彆強調意識形態在極權主義統治中的首要地位，後來的極權主義研究者如弗里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也共同地把極權主義的第一個特徵視為「無所不在的官方意識形態」。

根據我個人閱讀，胡適最早使用「極權」概念是在《獨立評論》時代，尤其是赴美後的1941年。該年夏天，他應邀在美國密西根大學作政治講演，題為「民主與極權的衝突」，該講演接著發表在《美國政治社會科學學會年報》上。這個英文講演的題目雖然是意譯，但並不走形，因為胡適文中大量使用「極權」這個概念。胡適根據美國《紐約時報》上馬克思·伊司曼的文章，不僅歸納了包括以上兩點在內的極權體制的二十個特點，以此和民主體制進行比較；並十分明確地把極權體制鎖定在當時的三個國家上：社會主義蘇聯、納粹主義德國和法西斯主義義大利。1947年，胡適又有「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一文，它實際上是上文的繼續，儘管文中沒有用「極權」這個詞。但，胡適所做的甲式政黨（以英美政黨為代表）和乙式政黨（以蘇俄政黨為代表）的條款性比對，也依然是在比較民主與極權的不同。應該說，這樣的對比對於胡適，帶有自我清算的性質；因為他曾經在一定程度上認同過蘇俄革命。然而胡適一旦認清革命後蘇俄政制的極權面目，他自然要做出反向的選擇。

和極權體制相反的當然是民主體制。可是，對中國自由主義來說，這不是一個現成的體制，而是一個在現實土壤中尚待形成的體制。因此，胡適與其說是選擇民主，毋寧說是選擇有可能走向民主的體制土壤。比較而言，1949年以前的國民黨體制，是在「民主體制」和「極權體制」之間的一個「威權體制」。它儘管也是獨裁的，但比之極權，它的權力有相當的限制。如上，極權政治的範圍無遠弗屆，而威權體制有國家與社會的區分，它的許可權不可能由國家向社會無限延伸。一般情況下，這個政權並不干涉民間社會和私人領域的存在，也不干涉私有經濟和市場。另外，威權體制不搞意識形態，它是一種有形的的權力且止於有形，沒有以意識形態統一意識的訴求，也不進行思想控制和表態。由於政教分離，宗教、信仰、文化等領域中的事務，不是國家包辦，而是取決於個人或各自不同的社群。

國民黨從本質上來說，是蘇俄性質的政黨，這是胡適的論定。比如它搞一黨專制、搞黨化教育、搞新生活運動、搞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等，都是向極權靠攏的表現。但由於各種機緣、條件和因素，它直到自己交出權力的那一天，也沒有完全蘇俄化，充其量是搖擺於「威權」與「極權」之間。這個時期，胡適還可以在國民黨外辦《新月》、辦《獨立評論》。雖然，這些雜誌可以被查封，就像查封了還可以再辦；但極權體制卻不需要這樣，它預先就不讓你出現。因此，當年儲安平談自由的「多少有無」，放到這裡，威權體制就是自由的多與少，極權體制則是自由的有與無。

這就是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之難，它不是在「民主」與「極權」之間選擇，而是在「威權」與「極權」之間選擇。胡適斥極權而擇威權，並非對它認同，而是一種基於「寬容」的考量。這裡的寬容不是別的，是一種制度空間，或者說，寬容就在於空間。力主政治寬容的胡適緊盯的不是民主自由滿天飛的口號，而是它可以播種的土壤。極權體製作為一種剛性體制，權力之外無空間，內里也不存在轉圜的餘地。因此，民主口號滿天飛，卻著不了地。威權不然，它有它權力不達到的地方，這地方再小，也有一個「寬度」，可以「容納」不同的聲音。比如，你能想像極權體制也會容有《獨立評論》這樣的刊物甚至刊名嗎？獨立的空間在哪裡？而威權，這個空間，外在於體制，它恰恰就是可以播撒民主種子的土壤。自由主義正是在這塊土壤上開展自己的工作，並試圖以漸進的方式，一寸一寸拓展之。它之所以反對蘇俄式的暴力革命，是因為推翻威權的暴力需要集聚更大的暴力，這種暴力一旦被集聚，就不可避免地極權化，當它摧毀威權的暴力時，連同被摧毀的勢必包括那原本就弱小的空間，於是，民主與自由徹底失去生長的土壤而僅流於滿天飛的口號。

這就是當年胡適選擇的內在緣由，不知道李澤厚先生今天是否把這問題想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