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是戰術也是藝術

［美］亨利·基辛格

在我跟周恩來的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風格幫我們克服了曾互為仇敵的兩個大國間新型關係中的很多隱患。中美和解起於冷戰期間的一種戰術，後來演變為新國際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們雙方都不抱幻想能改變對方的基本信念，我們的對話得以進行正是基於這一點。但我們也聲明了雙方的共同目標，這些共同目標在我和周恩來都退出歷史舞台後依然存在，這是一個政治家的最大榮耀。

揭掉各自神秘的面紗

當時，我和周恩來在綠呢面的桌旁坐下時，上述的這一切都還非常遙遠。我們坐下後，談的是有無可能走向和解。周恩來請我這位客人先講。我想好了，避開我們兩國有分歧的問題，只從哲學角度談中美關係的演變。我用了華麗的辭藻來做開場白，我說：「有很多遊客來過這片美麗的土地。對我們而言，這又是一片神秘的國土。」這時，周恩來擺了擺手打斷了我說：「你會發覺，它並不神秘。你熟悉之後，它就不會像過去那樣神秘了。」我們面前的挑戰可以說是要揭掉各自神秘的面紗，不過周恩來又進了一步。他20年來在跟一個美國使節第一次會談時，就說恢復友誼是發展兩國新關係的主要目的之一——這一點他在接見美國乒乓球隊時就已經說過。

3個月後，我第二次去中國時，周恩來歡迎我們的態度就好像兩國的友誼已經根深蒂固了一樣。他說：「說起來這只是第二次會談，但是我把自己所想的都對你們講了。你和溫斯頓·洛德先生（基辛格秘密訪華的高級隨員，1985年至1989年任美國駐華大使——編者）對這一點很清楚，但我們的新朋友（指我的軍事助手喬恩·豪）不大清楚。你們可能認為中國共產黨有三頭六臂吧？但是，瞧，我和你們一樣，是個可以與之理論並坦誠交談的人。」

不過這是對友誼的一種非常實用、不帶感情色彩的看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制夷」的傳統，他們讓對方為以「老朋友」的身份進入中國「俱樂部」而深感榮幸，這樣就使對方難以表達不同意見。歷史上，中華帝國的外交手段就是設法讓對方主動提出中方喜歡的建議，然後中方予以認可。同時，中國對個人關係的重視超出了戰術範圍。中國外交幾千年來的經驗表明，在國際問題上，每一個看起來不錯的解決辦法一般來說會造成一系列新的相關問題，因此，中國外交官把延續關係看做一項重要任務，甚至比正式的文件更為重要。中方領導人培養的「友誼」更重視長遠的文化、民族或歷史的紐帶。

提出對國際關係的新看法

中國領導人經常表現出的一個文化特點是，他們是從歷史角度考慮問題的，一個中國領導人取得的成就相對於中國的社會歷史顯得不那麼重要，這點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其他領袖。中國的歷史之悠久、規模之宏大，使中國領導人能用中國幾乎永無盡頭的歷史讓談判對手油然產生一種謙恭之心。外國的談判對手會因此而覺得自己是在違背自然，自己的行動註定只會在中國滾滾的歷史長河中留下一條逆流而動、微不足道的痕迹。

我們到達北京以後的頭幾次談話中，周恩來竭力把美國歷史說得比中國歷史還悠久，以示對我們的歡迎。不過，講完這句話之後，他又恢復了傳統的視角。他說：我們是太平洋兩邊的兩個國家。你們有200年的歷史，我們創立新中國只有22年，因此我們比你們年輕。至於我們的古文明，每個國家都有，美國和墨西哥有印第安人，南美洲有比中國還古老的印加帝國。

總的來講，周恩來提出了對國際關係的新看法，主張一種儒家道德觀念。他說：毛主席在許多場合說過我們絕不會成為超級大國。我們奮鬥的目標是，所有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他堅稱，不管中國以後變得多麼強大，中國對國際事務的看法都會摒棄傳統的權力觀念。他說：貴國總統也提到，今後5到10年中，中國會快速發展。我們覺得不會那麼快，儘管我們會全力以赴。再者說，我們的經濟發展了以後，我們還是不會認為自己是個超級大國。他這麼說是為了向美國保證，中國不是個潛在的威脅，不必用軍力與之抗衡。

通過折中辦法完成尼克松訪華聲明

這次密訪的根本挑戰在於要建立雙方的信心，以便在第一次會面之後還能把關係延續下去。高級別的外交談判一般總是把無足輕重的小事情先打發掉。這次密訪的特殊之處在於，由於兩國20年來沒有接觸，沒有什麼小事情需要先處理，只有兩個例外。這兩個問題雙方都知道短期內是不可能解決的，一個是台灣問題，另一個就是越南問題。

這兩個問題都是很不合常理的。1971年美國還不承認北京是中國的首都——現在回想起來簡直難以置信。第二個不合常理的問題是越戰。我的任務之一是要讓中國理解美國為什麼在中國的邊境上跟一個中國的盟友兵戎相見。台灣問題深深地紮根於兩國國民心中，北京的立場是，美國必須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這是取得進展的先決條件；而美方的先決條件是，中國必須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這個問題，然後美國才能開始討論。

在第一輪會晤時，周恩來就快刀斬亂麻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周恩來對台灣問題的實質立場我們是熟悉的，他在第一天長長的開場白中就講到了，美國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個中國」，並接受台灣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必須「限期從台灣撤出所有的武裝部隊，並拆除在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所有軍事設施」。隨著這一進程的展開，北京所不承認的美國和中華民國的「共同防禦條約」最終就「不復存在」了。

在秘密訪華時，北京和台灣對中國國家的性質沒有不同看法，雙方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因此對美國而言，問題不在於是否同意一個中國的原則，而是要基於美國國內的需要在適當的時候承認北京為一個統一中國的首都。這次密訪讓美國立場發生了微妙的轉變，美國開始逐步接受了一個中國的觀念，中國對於具體時間的把握也非常靈活。歷屆美國總統都很巧妙地像雜技演員般維持著一種平衡，一邊逐漸深化與北京的關係，一邊促進台灣經濟和民主的繁榮。歷屆中國政府雖然堅定地主張一個中國的觀念，但也沒有把美國逼到必須攤牌的地步。

關於越南問題，周恩來的做法跟我在台灣問題上的做法一樣，既不立即作出承諾，也避免一種緊迫感。他說，不管中國給了越南什麼樣的支持，都是出於歷史的原因，而不是意識形態或者戰略的原因。他用一種微妙的方式向我表示中國不會捲入軍事行動，也不會對我們施加外交壓力。

第二天下午的會議結束前，他提出了尼克松總統訪華一事。我和周恩來此前曾略提起過這事，但沒有明說。雙方都不願遭拒或顯得自己是求人的那一方。那天晚上在誰邀請誰的問題上雙方僵持不下——雙方都想讓對方顯得更主動。後來達成了折中辦法。最後毛主席批准的措辭是這樣的：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向其發出邀請」，而尼克松總統「欣然」接受。7月11日星期天下午離京前，我們終於完成了尼克松總統訪華聲明草案。

（節選自亨利·基辛格《論中國》，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該書已由中信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