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闖王只願做宋江

　　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很多，但是通過農民起義坐上皇位的農民領袖也就劉邦和朱元璋了。他們成功的背景是整個天下大亂，人心思變，他們有自己的目標和政治綱領，並持之以恆的貫徹之。他們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並鍛煉自己的統治術，從而使得自身更加強大，在戰勝各路豪強之後，成為開國之君。

　　與宋江一樣，李自成是被逼上梁山的。一個下崗的小吏，失去生活來源後，最終鋌而走險。但他還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忠君愛國對他有很多的限制，他更想做的是打土豪、打貪官。在即將攻下北京之時，他與崇禎和談，要求崇禎封其為王，他則替崇禎收服叛亂，抗擊滿清。崇禎不願承擔綏靖的名聲，大臣也沒有願意背鍋的，機會稍縱即逝，崇禎也弔死煤山。

　　有人對李岩提出的不納糧進行質疑，但我認為這是李自成前期成功的原因，他的失敗就來自於進駐北京後的無所作為。李自成沒有做好當皇帝的準備，如此多的勸進表也沒有讓他怦然心動。崇禎的死對其是種震撼，又讓他對未來迷失方向。他把如此多的軍隊放置北京城中是一個重大失誤，將帥官兵們見了這個花花世界也就把持不住了，本來軍紀嚴明的部隊變成了強盜，也就徹底失去了民心。

　　李自成沒有在攻佔北京的第一時刻進軍山海關是極大的失誤，當勸降不成時，他也徹底失去了機會。本來農民軍能夠勢如破竹，最根本上還在於明朝統治機器的癱瘓，而不在於他的軍隊天下無敵。開倉放糧的政策是不錯，但他沒有用武力去捍衛勝利果實，這遭到了北方地主集團的瘋狂反撲，他任命的地方官也就形同虛設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天命問題。農民領袖一旦成功就成為皇帝，搖身一變成為統治階級的代言人，這才有了所謂的天命。漢族士大夫來教化統治者，完成角色轉變，成立新的王朝。這是大明王朝官員望風披靡的原因，他們背叛了崇禎，想要擁抱闖王，為的就是維護自身利益。但是闖王拒絕了這種獻媚，他與官僚士大夫徹底決裂了。這時候就能看到闖王早已成了孤家寡人，均田在他這裡不是口號，而是理想。但理想太沉重，沒有人與他一起走。闖王沒想做皇帝，他也體會了黃袍加身的苦楚，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他也被歷史的波浪掀翻在地。

　　其實回到明朝的歷史，中國也經歷了巨大的變革，出現了我們熟知的美國歷史上得南北分化。中國北方，成為封建勢力大本營，土地兼并嚴重，土豪劣紳勢力強大，中國正在往後退，變成封建化濃厚的國家。大地主們武裝自保，對國家不承擔義務，誰能維護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擁護誰做他們的領袖。中國的南方工商業發達，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市民階級正在形成，他們開始反對專制，要求自主。他們在政治上結成了東林黨，想要通過政治改革改變國家現狀。但也造成了南北巨大的鴻溝。這些士大夫們只想偏安一隅。這是他們短視的地方，他們放棄了北方，江南則永無寧日，沒有大中國的視野，他們終究會失敗。但他們的抵抗也是最堅決的，嘉定三屠的慘狀還歷歷在目。

　　滿清的勝利實則加深了中國的封建色彩，暫時調和了中國南北的矛盾。《紅樓夢》算是北方對南方經濟控制的又一番努力。但隨著樓塌了，這種努力歸於沉寂。隨著南方經濟的繼續向前，也隨著外國勢力叩開中國大門，中國南方的色彩更多元了。有民族主義、有買辦勢力，還有維新共和。北方還是走在老路上，義和拳運動是對李自成起義精神的繼承。他們被收買了，也被出賣了。最終，袁世凱的橫空出世緩和了矛盾，但又製造了更多的矛盾。滿清有山西財閥抗衡南方勢力，袁世凱沒有，中國陷入了軍閥混戰。

　　以後來人的角度看，真正重新讓中國南北建立聯繫的就是我們偉大的長征，到達地陝北也是李自成的家鄉。均田賦的口號也是對其精神遺產的繼承。這批共產黨人卻不受封建忠君思想的羈絆，想要打破舊世界、建立新世界。通過自身的努力，他們如李自成一般進入了北京，去北京趕考。他們採取的措施是政治協商，他們爭取的是南方的民族資產階級，有了這一共識，中國實現了統一。這是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邏輯。

　　李自成的困境不是解決了，而是被拖延了，關鍵點在於角色改變了。中國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也改變了中國的經濟格局。這必然帶來南方的失落。而南方大員們又是何其的多，歷史底蘊又是尤其的深，他們總在盡全力恢復昔日的榮光。共和國的前20年扭轉了中國的經濟格局，形成了全國一盤棋，這是李自成如論如何做不到的，他想要的就是佔據幾個省，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不能做皇帝，只願被招安限制了他的上限。心中無天下，何以安天下?中國的南北對峙長期存在，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只有北方形成經濟上的真正超越，新型的南北關係才能形成，中國也必將強大。曾經的紅樓夢破滅了，或許現在的中國夢能夠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