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析簡介 | 法家思想 | 百家

子產執政時曾任鄭國大夫，是一位具有法家思想萌芽的政治家與思想家。《荀子·非十二子》談到：鄧析「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他反對將先王作為自己效法的榜樣，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反對禮治的思想家。

欲改舊制，私造「竹刑」。他比子產還要激進，對子產所推行的一些政策不滿，曾經「數難子產之政」。甚至對於子產的鑄刑書他也多有批評，於是自編了一套更能適應社會變革要求的成文法，將其刻在竹簡上，人稱「竹刑」。晉人杜預說：鄧析「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對於竹刑的具體內容，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從古人的評價即可看出，它是要改變鄭國的舊制，既不效法先王，不肯定禮義，也不接受當時國君的命令，只能是體現新興的統治階級意志的東西。

傳授法律知識，承攬訴訟。鄧析還聚眾講學，向人們傳授法律知識和訴訟方法，並幫助別人訴訟。《呂氏春秋》說：鄧析「與民之有訟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褲。民之獻衣而學訟者不可勝數。」相當於收取律師訴訟費，大家發現干這項工作收益不錯，於是又紛紛參加他的法律培訓班。他擅長辯論，有人稱他「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但廣大民眾對於他的成功卻十分敬佩。

在訴訟的過程中，他敢於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在他的倡導下，鄭國出現了一股新的思潮，「鄭國大亂，民口歡嘩。」對當時的統治者造成嚴重威脅。繼子產、子大叔而任鄭國執政的姬駟歂對付不了這種局面，於是「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他們殺其人而用其法，可見其竹刑的合理性。

另外，晉國的趙盾、趙鞅父子，叔向、士會等，也具有法家思想的萌芽。趙鞅曾在晉國鑄了鐵鼎，即將趙盾所作的法典鑄在鐵鼎上。它與子產鑄刑鼎、鄧析作竹刑一樣，都是法家先驅者制定法律和將法令條文公諸於世的一種重大舉措，這是對「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奴隸制的禮治的否定。與此同時他們還提出過「治國制刑，不隱於親」，「同罪異罰，非刑也」等主張法律平等、公正的執法原則。所有這些都成為後世法家思想的重要來源。

鄧析的兩可說

鄧析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兩可說」。在正統觀點看來，這是一種「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的詭辯論，簡單地說，就是模稜兩可、混淆是非的理論。《呂氏春秋·離謂》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洧河發大水，鄭國有一個富人被大水沖走淹死了。有人打撈起富人的屍體，富人的家人得知後，就去贖買屍體，但得到屍體的要價很高。於是，富人家屬就來找鄧析，請他出主意。鄧析對富人家屬說：「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將屍體賣你的，別人是不會買的。」於是富人家屬就不再去找得屍者買屍體了。得屍體的人著急了，也來請鄧析出主意。鄧析又對他們說：「你放心，富人家屬除了向你買，再無別處可以買回屍體了。」從這個故事來看，鄧析對買賣屍體雙方所說的話，確實有一點詭辯的嫌疑，但是，鄧析在這件事情中只是一個中立者，所以他沒有義務和責任一定要站在某一方的立場上說話。而且，得屍者和贖屍者各有正當的理由，鄧析也沒有理由偏袒任何一方。因此，雙方在向鄧析諮詢的時候，他就只能為對方出有利於其權益的主意。鄧析的回答都是正確的，而且反映出他已經具有了相當完整的樸素辨證觀念。

在鄧析看來，辯論必須根據實際情況，不能任意胡說，否則就會帶來禍患，特別是辯論必須要遵循一定的標準，所以「兩可」雖然不失為一種辯說方法，但不可濫用。

鄧析贖屍詭論

《呂氏春秋》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洧水發了大水，淹死了鄭國富戶家的一員。屍體被別人打撈起來，富戶的家人要求贖回。然而撈到屍體的人要價太高，富戶的家人不願接受，他們找鄧析出主意。鄧析說：「不用著急，除你之外，他還會賣給誰？」撈到屍體的人等得急了，也去找鄧析要主意。鄧析卻回答：「不要著急，他不從你這裡買，還能從誰那裡買？」

鄧析生在春秋末年，與老子和孔子基本同時，是戰國名家的鼻祖，著名的訟師，他的著作已經失傳。

同一個事實，鄧析卻推出了兩個相反的結論，每一個聽起來都合乎邏輯，但合在一起就荒謬了。鄧析是不是希望他們相持一段時間後，雙方都可以找到一個可以接受的價格平衡點？我們只能猜測。

後來，鄧析被殺，就是因為子產認為他「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可見，鄧析是一個沒有原則的人。身為訟師，鄧析善於辭辯，而不跳出詭論尋找客觀的解決辦法。嚴謹的邏輯推理固然具有說服性，但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中來

中國最早的律師

春秋時，子產當上了鄭國的宰相。該先生有理想，他認為他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他決心告訴人們如何正確地生活。這樣的先生如果不得志，也許就成了孔子，後人對他指出的方向心懷嚮往；但子產不幸得了志，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頭一件事，就是對付鄧析。

此前鄭國頒布法令，照例要寫在牌子上，掛在城門口，這叫「懸書」。假設國王有一天忽然認為走路先邁左腳是不對的，應該禁止，那麼好，他只需要寫一句：行路左足先者，笞五十！然後掛出去。第二天，全國的老百姓抬腳之前就會捂著屁股反覆思量。

這本來很好，令行禁止，可謂大治。但是偏偏出了一個鄧析，此人有研究法律的愛好，而且生就一張鐵嘴，如此的尖牙利齒必然是個人來瘋，你看他，站在人群里，手指告示，搖頭晃腦地評點：左足先者笞五十，那麼只好右足先，可是右足落了地之後怎麼辦？不是還得左足先？照此說來，豈不是人人落地穿鞋就得被打屁股？

你看，本來一清二楚的事，讓他一攪和，大家全糊塗了，鄭國的百姓都不會走路了。怎麼辦？子產著手解決這個問題，他的辦法是取消「懸書」，以後法令不再公示，官府說什麼就是什麼，比如你在街上忽然被捉了去打了五十板子，那麼你肯定觸犯了某條法律，至於是哪一條，你不要問，你如果問了你就觸犯了另外一條法律，又得再打五十板子。

這確實也是個好辦法，極大地提高執法效率，同時增強百姓對法律的敬畏。但是，新的問題又出現了，連挨幾頓五十板子的倒霉蛋們屁股朝天被抬回家，哭爹叫娘之餘想來想去，壓抑不住對神秘的法律的求知熱情，總得知道屁股因何而開綻吧，怎麼辦呢？找鄧析去。

於是鄧析家門口擠滿了要求普法的百姓。如果鄧析是個聰明人，他就會在他的鐵嘴上掛一把鐵鎖，把鑰匙扔到井裡去，可是他的人來瘋是必然要犯的，他口沫橫飛如雨，告訴人家前五十板子是依據某一條，後五十板子是依據某一條，根據你的情況，前後五十板子都於法無據。

義務諮詢倒也罷了，鄧先生還公然收取報酬包打官司，這就儼然是後世的律師了。春秋時貨幣經濟不發達，所以鄧律師的收費標準是：大案成衣一套，小案只收上衣或者褲子一件。結果生意興隆，客戶蜂擁，我估計鄧析他太太還得開一間店鋪，把家裡成堆的衣裳換成小米或者豬羊，至於換回那麼多小米豬羊怎麼辦我就猜不出了。

但與此同時，鄭國的民風變得不淳樸了，過去拉人進來打板子大家都是一聲不吭，低眉順眼像個太監，可現在呢，板子還沒舉起來，人家就喊，且慢！叫鄧析來，說說清楚！然後就扯著嗓子大叫孩兒他媽，快借兩件新衣裳找鄧先生去！

於是，據《呂氏春秋》記載：「鄭國大亂，民口喧嘩」，問題不解決不行了。子產相國斷然決定：殺鄧析而戮之，把他殺了而且陳屍示眾。

效果當然很好，再沒人敢跟板子叫板，鄭國從此大治。子產雖然沒當成孔子，但是就連孔子都對他的成就讚嘆不已，認為是在亂糟糟的春秋時代實行王道的典範。

在這個問題上，我完全不同意孔子的意見，我認為子產我們就把他忘了算了，但是我們應該紀念鄧析，這個最早的律師，這個招人煩的鐵嘴，這個把法律帶給民眾並為此犧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