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我對中國所謂的智庫很悲觀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其最新兩本著作《中國模式：經驗與挑戰》和《未來三十年：改革新常態下的關鍵問題》中，對中國學界的現狀及發展也做了深入的探討。

　　鄭永年認為，中國當然需要大量的智庫，而且現在好像有幾千家的機構自稱為智庫。但我是比較悲觀的，我們搞公共政策研究院(IPP)這個智庫，還是因為我們想做個新型智庫，實實在在地做一些事情。

　　主要是因為很多智庫沒有獨立性，不客觀。這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問題，更是知識分子的態度問題。新加坡的知識分子比較獨立客觀。我以前寫過文章說，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也不見得一定跟政府有關係。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往往跟權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

　　但換個角度看，中國的智庫還是有發展的空間。中國有兩撥人太多了，拍馬屁的人太多了，罵政府的人太多了。這兩撥人都沒有建設性的東西，無法滿足現實需要。因此有用的智庫是非常少的。

　　要搞好智庫，獨立觀察與客觀是最重要的。具體來講，比如機制的設計、政治環境、知識分子的人格問題和文化問題等。美國的智庫跟歐洲不一樣，歐洲各個國家之間也不一樣，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樣，但不管怎樣，客觀性都是普適性的標準。怎樣做到客觀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環境、文化體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國目前也正積極探索。

　　中國目前的智庫雖多，但很多都是有庫無智。2013年在北京開了個全國智庫大會，大家就談怎麼對政府產生影響力。我認為智庫不能老想著怎麼產生影響力，只要我們能做出實實在在的研究，自然就會有影響。根據我的經驗，只要你說的是真話，接近現實，即使政府不認同，最後還是會有影響。因此影響力只是一個副產品，而不是一個智庫應當追求的東西。

　　智庫就是要在知與行之間建立起一個橋樑。馬克斯·韋伯提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我們首先要問價值有沒有可行性，沒有可行性就是沒有理性的東西，是烏托邦。智庫的任務則是研究通過什麼樣的工具來實現這個價值，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智庫可以告訴執政者實際情況如何，有幾條路徑可以實現這個目標。至於選擇哪條路徑，則由政治人物來決定，我們也無法干涉。

　　具體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勵民間智庫，讓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點也沒問題。其次，要給它寬鬆的政治環境，允許大家進行理性的爭論，這是非常重要的，沒有理性爭論的空間就沒有理性的共識。

　　不過我的擔憂還是在知識界自身，我覺得中國知識界不成氣候。政府並不會限制你怎麼想，只要你能客觀地反映問題。而中國的知識界比較缺少獨立、客觀研究問題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