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民的侵華戰爭責任
2012-9-03 第57期天皇詔書將投降美化成「為萬世開太平」日本國民與侵華戰爭責任將日本政府與日本國民區分開來，將侵華戰爭的罪責全部推給所謂的「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而將日本國民置於一種「受害者」的地位，完全違背了歷史的真貌。為政治目的而扭曲歷史，短期可能獲益，但長遠而言，必然變成沉重而難卸的包袱。將「日本人民」從侵華責任當中剝離出來，是斯大林的主意就目前所見資料，最早提出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將日本國民同日本政府區分開來的，是斯大林。1949年7月，中共建政前夕，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在談到對日政策時，斯大林認為：「現在美國正在爭取日本，如果它達到目的，今後中國的困難將更大；但如果你們能把日本爭取到你們這方面來，則資本主義從此將在遠東壽終正寢。日本人民是好的，中國人民對日本人的仇恨情緒不應成為你們爭取日本的障礙。可是日本還有一批上層反動分子沒有被打下去，今後你們的任務就是要幫助日本共產黨及其它進步勢力打擊日本的反動分子。」（轉引自《建國前後中國共產黨對日政策的形成與演變(40年代後期—50年代中期)，載《中共黨史資料·第七十四輯》）斯大林的建議得到了中國官方輿論的鼎力宣傳遵照斯大林的建議，1949年後的中國政府，長期致力於「幫助日本共產黨及其它進步勢力打擊日本的反動分子」；斯大林的意見——「日本人民是好的，中國人民對日本人的仇恨情緒不應成為你們爭取日本的障礙」——也得到了中國官方輿論的鼎力宣傳。如1950年1月17日《人民日報》看法文章《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稱：「日本帝國主義曾經是並且現在仍然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但是日本人民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有共同的敵人，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及其支持者美國帝國主義。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有共同的朋友，這就是社會主義的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以及為反帝國主義而鬥爭的全世界的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日本人民的解放是中國人民所極為關懷的。」因為堅持斯大林的這一「兩分法」，即便日本來訪者主動「代表日本人民」對侵華表示歉意，中國領導人也不會忘記將「日本人民」放置回「受害者」的既定角色。如1953年9月28日周恩來會見大山郁夫，大山表示「代表日本人民向中國人民表示歉意」；周恩來則回答說：「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對外侵略罪行，不僅使中國人民和遠東各國人民遭受了巨大損失，同時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災難。」再如1971年3月13日，周恩來在會見日本關西學生友好訪華參觀團時發表談話說：「日本在亞洲成了強國，軍國主義的野心大起來了。……軍閥可以決定一切，強加給天皇，所以天皇實際上也是個傀儡。從1894年起一直到1945年共51年，（日本侵華）對中國人民是很大的教育。所以，你們日本的資產階級南鄉三郎和毛主席見面時說，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日本人民應向中國人民道歉。毛澤東同志說，不要道歉，我們還要謝謝日本軍國主義。如果僅僅是甲午戰爭、日俄戰爭，還不能教育中國人民。」毛澤東1961年說：「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關係和同日本政府的關係」60年代到70年代，在許多外交場合，周恩來、廖承志等人在談及「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受害者」這個論斷時，無一不提到是在「遵照毛主席的教導」。那麼，毛澤東本人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呢？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毛澤東1960年6月21日會見日本文學代表團，是如此評價日本侵略這一歷史問題的：「中國地方大，打了10年內戰。以後同日本軍閥打仗，又和蔣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但是日本現在沒有負擔了，因為日本沒有殖民地，相反地變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毛澤東同日本文學代表團的談話》）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在同來訪的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時如此說道：「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關係和同日本政府的關係，兩者是有區別的。」1965年11月25日，在同參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的日本各代表團團長和其他日本朋友的談話中，毛澤東又說：「我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只是限於反對帝國主義分子，一定要把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同美國人民劃分清楚。這個觀點在我們中國長期搞不清楚，是鬧了幾十年才逐步搞清楚的」——雖然談的是「美帝國主義和美國人民」，但話卻是說給日本來訪者聽的。周恩來對田中角榮說：中國人民「嚴格區分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的日本人民」1972年，中蘇已經交惡，斯大林時代所賦予中國領導亞洲革命、「幫助日本共產黨及其它進步勢力打擊日本的反動分子」的政治任務已經不存在了，但此時的中國外交政策已轉變成聯美抗蘇，與美國在亞洲最親密的盟友日本實現關係正常化，也就成了當務之急，所以，「日本極少數帝國主義分子」和「日本人民」之間的「兩分法」，繼續被延續繼承了下來。1972年9月17日，廖承志在與日本自民黨訪華代表團會談時如此說道：「日本軍國主義過去發動侵華戰爭，使千百萬中國人民蒙受災難，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同樣，廣大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中國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從來把一小撮軍國主義者和廣大日本人民嚴格區別開來。」。25日，周恩來在歡迎田中角榮總理大臣宴會上的祝酒詞里，也如此說道：「自從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於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住。中國人民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教導，嚴格區分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的日本人民。」但中方的這種「兩分法」並未獲得日方的「共鳴」，田中角榮的祝酒詞里，將殘酷的侵華戰爭用「麻煩」二字一語帶過：「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之間,中日關係經歷了不幸的過程。其間,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如此輕描淡寫，以至於中方不得不提出抗議，最後在恢復邦交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才有了「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雖然用「損害」代替了「麻煩」，但聲明仍然不承認侵華戰爭是「侵略戰爭」。而在次年2月2日的日本眾議院，議員不破哲三提問首相是否認為中日戰爭是侵略戰爭時，田中的回答則是：「你要問我那次戰爭是不是侵略戰爭，我的答覆是，我無法回答這一問題，這還是留待將來的歷史評說吧。」反觀日本，其戰後第一反應，是用「全民懺悔」來洗刷天皇的戰爭責任與中共建政伊始即致力於區分「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日本人民」相反，日本1945年戰敗後，新成立的東久邇內閣在處理戰後事務時的第一反應，是用「一億總懺悔」來洗刷天皇的戰爭責任。所謂「一億總懺悔」，即東久邇在1945年8月28日會見記者時所言：「事已至此（戰敗），當然是政府的政策不好，另外，國民道義的頹廢也是原因之一，此時此刻我認為，軍、官、民等國民全體都必須徹底反省和懺悔，我相信，全體國民的總懺悔是我國再建的第一步，也是國內團結的第一步。」9月5日, 東久邇又在第88次帝國議會的施政演說中，強調戰爭的結束是由於天皇的「御仁慈」和「大御心」,，強調昭和天皇是「和平主義者」，稱戰爭的責任不在天皇，而在全體日本國民：「今天我們回顧過去，不是責備誰，追究誰的問題，無論前線後方，無論軍、官、民，所有的國民都必須冷靜地反省，今天, 我們只有進行總懺悔，在神的面前洗凈一切邪心，才能把過去當作將來之鑒。」（值得注意的是：東久邇內閣還刻意使用「戰敗責任」來混淆「戰爭責任」）因為美國的干預，東久邇內閣維持不足兩月即被迫解散。但新成立的幣原喜重郎內閣延續了前任內閣洗刷天皇戰爭責任的既定方針。11月5日，幣原內閣做出《關於戰爭責任的決議》，決議稱：「大東亞戰爭是鑒於帝國周邊的情勢，而不得已發生的」，「天皇陛下堅決主張對英美交涉，和平的妥協」，「關於開戰的決定，作戰計劃的實施，天皇陛下遵從憲法運用中確立的慣例，不能駁回大本營或政府決定的事項。」
《大東亜戦爭終結ノ詔書》手稿（點擊圖片可看全圖）。通觀裕仁《終戰詔書》，815個字中根本沒有「投降」二字，也沒有承認日本「戰敗」。對於其侵略戰爭，詔書也百般狡辯，說什麼戰爭是為了日本「自存」和東亞「安寧」，日本仍舊以反抗歐洲白人統治，「解放東亞」的救世主自居。並且，裕仁在詔書中所說的戰爭是指自1941年開始的「已閱四載」的與英美間的戰爭，而對侵略中國的行徑根本不置一詞。對各國抗擊日軍的行為甚至用了「頻殺無辜，慘害所及」的字眼。但美國另有想法，通過控制日本媒體，向日本民眾灌輸了與中國相似的戰爭責任「兩分法」但和東久邇內閣不同，幣原內閣不再提什麼「一億總懺悔」。這個變化，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干預的結果。美國戰後駐軍日本，一方面要壓制日本國內美化侵略戰爭的聲音，如幣原內閣堅持使用「大東亞戰爭」一詞，即被美國認為有「美化聖戰」的意味而被禁用；但另一方面，美國要維持其在日本的佔領，勢必要採取措施安撫日本國民，若依照東久邇內閣「一億總懺悔」的路數，則全體日本國民被認定為負有「戰敗責任」，會嚴重威脅美國對日佔領的穩定。故美國太平洋陸軍總司令部從從1945 年末開始，利用NHK廣播連續播放《真相是這樣的》長篇系列報導，同時通過各新聞媒體連載《太平洋戰爭史——不真實的軍國日本的崩潰》 ，把適合美國現實政治需要的「太平洋戰爭史觀」強制灌輸給全體日本民眾。美國在日本強制灌輸的「太平洋戰爭史觀」的主要觀點有五：一，日本對外發動的侵略戰爭始於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經七七事變到最後發動太平洋戰爭，對外的侵略戰爭是連續性的。二，日本侵略的主要目標是在中國。三，美國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做出了最大貢獻。四，以軍部為中心的軍國主義者是侵略戰爭的主要責任者，而天皇、宮中派(天皇身邊的重臣) 、財界、輿論界等屬於穩健派，是軍國主義的對立勢力。五，強調日本軍國主義者隱瞞了事實，欺瞞了民眾，日本國民也是軍國主義的犧牲品。如此，美國雖然不像蘇聯那樣講究什麼「階級史觀」，但出於現實利益的考量，卻對歷史——日本侵華的戰爭責任——作出了相同的扭曲。美國的扭曲宣傳，直接導致日本國民對戰爭責任缺乏反省；中國的兩分法則強化了這種扭曲這種宣傳，直接導致兩個嚴重後果：1、誇大美國對日作戰的戰績，為日本以後輕視亞洲被侵略國埋下伏筆；2、極端淡化了日本民眾的戰爭責任意識，絕大部分日本民眾「自覺」地認同了自己就是美國宣傳下的「軍國主義的犧牲品」，而逃避了對戰爭責任的反省——據愛知縣知事45年9月8日的一份報告，當地老百姓對「一億總懺悔」非常反感，稱：「我們為了打贏戰爭，忍受了所有的無奈，今天才明白知曉國力真相的領導者們的欺瞞政策」；「為什麼不信任忠良的國民，公布事實的真相，甚是遺憾」，「直到最後，指導者還欺瞞國民，實在該死」，「歷來的指導當局在國民總懺悔前，必須負起自己的責任」。美國對日本侵華的戰爭責任的扭曲宣傳，顯然迎合了日本民眾的這種「反感」。（資料轉引自王希亮，《評「一億總懺悔」與「天皇退位論」》，載《抗日戰爭研究》2003年第1期）日本最大的非商業性廣播電視網路NHK下屬的廣播文化研究所，在2000年上半年以《日本人的戰爭》為題進行過一次輿論調查，調查的第1題是：「說到戰爭你首先想到的是哪一場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越南戰爭」、「海灣戰爭」、「前南斯拉夫民族糾紛」等選項中，選擇「第二次世界大戰」者佔73%。第2題「戰爭的印象」，有70%左右的被調查者選擇「悲慘」和「原子彈爆炸」。關於日本一般國民有沒有戰爭責任問題，有一半左右的被訪者認為「當時的國民是政府、軍部發動戰爭的受害者，他們沒有責任」，勉強認為「從結果上看當時的國民與政府、軍部合作，從這個意義而言是加害者，有責任」者不到30%。出現這樣一個結果，最關鍵的因素，當然是美國當年佔領日本期間的扭曲宣傳；而中國自49年以來基於「階級分析」的「兩分法」，顯然也有力地強化了日本民眾對自身無戰爭責任的認知。就史實而言，將戰爭責任推給「日本政府」和「一小撮戰爭狂人」，實在很幼稚但日本國民真的沒有戰爭責任嗎？或者說其戰爭責任很小，已經到了不需要刻意提出並反省的程度了嗎？顯然並非如此。中國社科院日本所日本問題專家趙剛曾如此批評上述荒謬的「兩分法」：「多年來，對日本國民性的認識，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誤區，總以為歷史上日本對外發動戰爭，僅僅是日本最高統治者天皇和一小撮戰爭狂人所釀造的悲劇，與廣大日本人民毫無干係。充其量，日本老百姓只是受了蒙蔽。但是，如果對日本近現代歷史稍作分析，便不難看出這種看法的片面與幼稚。「公元1592年豐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長、加騰清上侵略朝鮮，妄圖遷都北京爆發的戰爭；公元1894年日本出兵侵佔朝鮮，偷襲中國海陸軍發動的甲午戰爭；公元1904年日本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在中國境內挑起的日俄戰爭；以及20世紀30年代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及太平洋戰爭，這些歷史上非正義的侵略戰爭，有哪一場沒有得到過日本國民狂熱支持和擁護？若沒有多數日本國民亢奮高漲的積極響應，這些戰爭能如此大規模地開展嗎？「據歷史資料表明：二戰期間日本各黨派對戰爭議案表決時，甚至連日本共產黨也投過贊成票。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尾聲時，美軍向日本本土發起最後的攻擊，在沖繩戰役中，日本方面傷亡24萬餘人。其中正規的軍人僅6萬餘人，將近18萬人則是普通的老百姓。這些老百姓為了效忠天皇，進行『大東亞聖戰』，寧願自殺身亡，也堅決不投降。戰後，日本政府追查戰爭責任，當時的首相東久邇曾提出『一億總懺悔』的口號；日本共產黨也提出『一億人民一億戰犯』，主張日本全體國民共同懺悔。但是，這種提法並沒有得到多數日本人的認同。當西方記者對市民採訪問及日本為什麼被打敗時，多數老百姓竟然回答，『日本還沒有準備好』。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日本輿論在進行民意調查時仍發現，認識到過去那場戰爭是侵略戰爭者不足50%，而認為這場戰爭是為了生存不得已進行者佔了50%；同意這場戰爭是『反抗歐美壓迫，解放亞洲諸國』者竟然佔了45%，而對此持不同意見者僅有25%。」觀察民意何在的一個視角：日本市場化媒體為爭取讀者到了不得不鼓吹戰爭的程度為了把問題說得更明白一些，不妨以報界為例說明。曾任外務省情報部長的白鳥敏夫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供述詞中，曾有這樣一段陳述：「1931年9月18日的滿洲事變，對幣原外相及所屬外務省官員來說擾如晴天霹靂，受到猛烈衝擊，一時竟不知所措。按照對待突發事件的慣例，政府決定了不擴大並迅速地實現現地解決事件的方針，並隨即將此會佈於眾。我主管的情報部奉外相之命，全力開展了支持和平解決事件的輿論動員。但連過去一般情況下被認為是同情外務省的報紙，此次亦與倫敦裁軍會議時迥然不同，未與我們保持步調一致。倫敦裁軍會議時，在報紙的支持下，政府不顧國內的強烈反對仍得以在條約上簽字，這種氣氛的變化幾乎發生於一瞬之間。由於報紙及輿論站到了強力政策的一邊，所以外務大臣及其部下深感運用外務傳統極為困難。」——政府希望和平解決「滿洲事變」，因而展開輿論動員，報界卻完全倒向民意，不與政府合作；民意如此，怎能說國民沒有戰爭責任？再如：《朝日新聞》在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前，始終主張裁軍。但事變發生不久，即主動放棄了裁軍立場，轉而擁護軍部。10月19日大阪憲兵隊向軍部提交的一份秘密報告可以證實此種轉變完全出乎自主和自願：「大阪朝日新聞社此前於社論及其他報道中，從國家財政經濟立場出發，常強調裁軍論。特別是編樣局長高原操、論說委員兼調查部長藤田進一郎、經濟部長和田信夫等，此色彩最為濃厚，備受注目。而日支衝突事件(即九一八事變)局面展開、國家面臨重要時刻之際，暫時擱置裁軍主張。為決定對時局之方針，自十月十二日午後一時至夜八時，召開該社主要領導大會……經各部長集體協議，作為大阪朝日新聞社今後之方針，雖如從來強調裁軍，但當國家處於重要時刻，作為日本國民，支持軍部、統一國論乃為理所當然。故決定抑制對軍部及軍事行動的發難批評，而應積極支持之。」該社記者森恭三則如此解釋報社的立場轉變：「滿洲事變爆發時，大阪朝日新聞社內的空氣是對關東軍持批判態度的，但不知不覺就減弱了，我們下邊的人不知報社方針是否改變了，報紙已開始對潮流妥協。」（《我的朝日新聞社史》）——要讓這樣一份對關東軍持批判態度的報紙改變自己的立場，所謂的「潮流」，即民意基礎如何，也是可想而知的。事實上，九·一八事件爆發時，日本報業早已完全實現了市場化，如何抓住更多的讀者，是報紙賴以生存最關鍵的前提。報界在九·一八事件後迅速轉向，變成軍部的支持者，一點都不奇怪，因為當時日本國內各階層的戰爭狂熱空前高漲，在「懲膺支那」的呼聲中，報界集體使盡渾身解數，爭取讀者，擴大銷售量。因為迎合了當時讀者的心理。許多報紙銷量猛增，僅從事變爆發到次年的2月29日，《東京朝日》發行增加20萬份，《大阪朝日》則增加27萬份。當然，稍後一些時候，日本政府完成了對報界的嚴密控制，但九一八事變前後報紙的這種變化，已足以說明當時日本民意何在了。至於那種說民眾支持戰爭是受了某些勢力的矇騙的辯解，不妨聽一聽日本著名電影導演伊丹萬作的反思：「許多人都說在戰爭中受了騙，可是，在我接觸的範圍內沒有一個人說自己騙過人……無計劃、瘋狂的戰爭的必然結果，是使國民陷入不共同吃苦就不能生存的境地，儘管如此，諸位不還是相信只有自己沒有騙人嗎?……被欺騙也是一種罪，從古至今這也不是值得吹噓之事。……而那些若無其事口口聲聲稱『我被騙了』的國民，恐怕今後也會再次上當受騙。不，現在他們就肯定已經開始被其它的謊言騙得團團轉了。」（《戰爭負責人的問題》）（編輯註：專題凡未特別註明出處的史料，均引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結語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裡，做這樣一個專題，除了澄清歷史真相之外，還希望它能夠是一面鏡子。因為類似的全民瘋狂的悲劇事件，並不僅僅只發生在日本。階級分析式的「兩分法」、「欺騙論」，是無法徹底反思日本侵華戰爭的，自然也無法徹底反思其他類似悲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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