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如何才能死得其所

端午節，是紀念我國戰國末期偉大愛國詩人屈原的重大節日。屈原出身楚國貴族，自幼勤奮好學，胸懷大志。早年受楚懷王信任，後被貶去職，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目睹國家破亡、人民逃難，抱石投汨羅江而死，以生命譜寫了一曲壯麗的樂章。每年的這一天，人們通過包粽子、賽龍舟來紀念他。屈原葬身江底而受後人敬仰，可謂死得其所。在追思這位古代先哲的同時，使人聯想到當前社會葬俗文化的異變。

中國喪葬文化的歷史流變

關於死亡，是古今中外所有人必須面對的終極問題。無論採用哪種葬俗，一定都包含著這個民族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對死者「體面」地離世很重要，對生者也是一種社會化的人生羅盤，而且浸透著這個民族的群體性感情，是不容他人輕視和誤解的。

中國人活著以儒家文化為綱領，「忠、孝、廉、恥」四維和「仁、義、禮、智、信」五常形成文明規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忠」和「孝」。以「忠」維繫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以「孝」維繫個人與家庭的關係，構成嚴密有序的群體性社會結構。在嚴密的同時，再以道家的「無為」尋求「逍遙自在」，包容個人的特殊性和支流文化的存在，留出一定的社會空間。中國人死去的時候，則大多採用佛家的理論和方法，將人生看作是前世—現世—來世的連續體而且互為因果的關係，今生前生定，來生今生定，鼓勵人們生前嚴格按照「善」和「德」的要求做人，死後就能有個好的去處，這無論對死者離世時的心安理得，還是對生者面對艱難人生勇敢頑強地生存下去，無疑都起著巨大的安撫作用。因而，無論科學如何進步，如何破除迷信，佛教的死亡原理和程序，直到今天也是大多數中國人沿用的死亡禮儀。

中華五千年文明是以農耕文明為主體，因而生前離不開土地，死後還要回歸土地，歷史上絕大多數中國人以土葬為主，形成所謂的「入土為安」的觀念。由土葬衍生出來的喪葬文化更是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從看風水選墓地到立碑建園，各種排場，不一而足。大者如世界規模第一的秦始皇陵，小者如普通人家的「荒冢一堆草沒了」。還有以人殉葬、動物殉葬、豪華品殉葬的演變，倒是為今天的考古學提供了難得的研究標本，能夠形象展示中華文化的輝煌歷史，前不久陝西漢墓的發掘，正成為人們關注的事件。其實喪葬文化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有錢就葬人，無錢就埋人」。喪葬的儉樸奢華和花樣百出，說到底是用死人做活人的面子，而面子及其實現方式，也是與時俱進變化多端，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特色。

近代以來開始的中國現代化追求中，文化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還有一個極其輝煌的業績就是人口跟著不斷翻番。從清朝時期的二、三億，到民國時期的四、五億，新中國成立後更是人丁興旺，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就已經達到七、八億，國家受困於日益增長的人口壓力，於是出台了著名的計劃生育政策。在生不起的同時，也開始出現死不起的問題，傳統的土葬風俗佔用了太多的土地，死人搶了活人的飯碗。毛主席帶頭簽字，提倡改傳統的土葬為火葬，共產黨人率先移風易俗，全國響應雷厲風行，幾千年的葬俗為之一變。

事後大辦喪事大修陵墓，不如生前在日常生活中盡心儘力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進入發展的快車道，經濟騰飛的同時，人口也在迅速增長，從10億提升到今天的14億左右，即將進入中國人口的最高峰期。而且正值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信息化、國際化的劇烈社會轉型時期，城鎮化和市場化使得「死不起」直接演變為「葬不起」。雖然土葬改了火葬，棺材變成了骨灰盒，但最後還得入土為安，只是地盤變小了而已。隨著城鎮化使鄉村分散居住變成了城鎮集中聚居，生在鄉村死在城鎮就成為這個時代的特點，市區人滿為患、交通堵塞，郊區則石碑林立，死無葬身之地也就成為必然的結果。改革時期不規範的市場經濟和行業壟斷，使得活人買不起房產、死人買不起墓地已經不足為奇。再加上拿死人給活人撐臉、以葬禮誇富顯闊，翻倍漲價的天價墓地和近千萬元的豪華墓園之類的新聞，當然會不斷刺激人們敏感的神經。

這種緊張的局面還會加劇。一是因為我們的城鎮化方興未艾，市場經濟還需規範，正是各種矛盾的突顯期；二是我們的人口特徵是「未富先老」，比中國經濟發展還快的是人口老齡化正在迅猛到來。看來在「死不起」之前，先要想法解決「養得起」的問題。與其傷感「子欲孝而母不待」，事後大辦喪事大修陵墓，不如生前在日常生活中盡心儘力。孔夫子早就指出：「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面對老齡化的到來，既要養身也要養心的「孝道」文化，更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面對今天有的人寧可養狗也不養人、寧可死後大操大辦而不願敬老攜幼，重樹孝道可謂國之大事也。本來中國的喪葬文化，就集中表現了這種深刻的文化內涵。不在於修墓造園守陵祭祀，而在於通過喪事傳遞孝道，彰顯個人與社會的和諧關係。

要想死得其所，可能首先要回到群體，回到責任，回到傳統的孝道

所謂「變」，就是面對人口快速增長和集聚的現實，解決死不起、葬不起的緊迫問題，所以必須推進喪葬形式的改革。從土葬改火葬是一變，今天必然面臨著二變，將來還會有三變和四變。所謂「不變」，就是喪葬文化的孝道內涵不能變。喪禮是對死者的人生總結，更是對生者的人生洗禮，通過這一獨特的禮儀，要做到的是紀念死者、教育生者、整合社會、構建和諧。中國人要想死得其所，還要做到視死如歸，這就牽涉到我們的精神家園在哪裡的深層次問題，這是人類「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的終極疑問，傳統的中國人一向解決得很好。因為中國文化將個人融入社會，自己只是家庭、家族、地方、國家中的一分子，小我變成了大我；再將自己看作上接祖宗父母下接兒孫後代的生生不息的過程，小循環變成了大循環；而且將人類看作世界萬物的一部分，在新陳代謝中相生相滅，謀求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焉有不怡然自得、視死如歸的道理？死得其所當然也就不難解決。

現代的中國人不僅要面對死不起、葬不起的不得其所的困境，更深層次是面對「我是誰」的困境。我們為了效率不管不顧地追求所謂的自我、自由，獲得了物質上的飛躍，卻落下了精神上的孤獨，很多時候只剩下顧影自憐了。人縮到了最小，焉有高尚的理想可言，自私必然帶來孤立，孤立帶來空虛，空虛帶來虛弱，虛弱帶來煩惱，當然難以做到視死如歸了，因為早沒有了心靈的家園，何處可歸？要想死得其所，可能首先要回到群體，回到責任，回到傳統的孝道。

因而，現代人首先要解決人生觀、價值觀問題，這需要我們在傳統文化和世界眼光的縱橫坐標下去領悟和實踐。有了這個前提，我想死得其所就只是個技術操作性問題，只要不丟孝道文化的精髓，又符合世界變得越來越平、越來越熱、越來越擠的地球村現實，辦法總是有的。一是向東進大海，將物質和靈魂都融入萬頃波濤；二是向西進群山荒漠，將對前輩的追思變成綠化祖國的行動，在這個前提下可建超級陵園，讓富人把孝心變為福澤後代的綠色；三是向上繼續建高閣，擴大現有靈堂墓園規模，生前死後都困於一隅；四是向下做深埋，無論在森林或是田野，都可化作春泥更護花；五是向空中虛擬化，建立網路紀念堂，唯留精神在人間。當然還有其他的方法，但最好的做法就是生前盡忠盡孝、盡責儘力，為社會做出相應的貢獻，死後活在人們心中，那才是一座永恆的紀念碑。

（作者為中央黨校文史部文化學教研室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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