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人權宣言》與法國大革命--[議宣]個人天地

　　法國革命在世界歷史上比英國革命或美國革命顯得突出的多。它比那些較早的革命引起更多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並伴隨著拿破崙的征服，影響了整個歐洲甚至是世界的更大地區。　　法國革命不僅標誌著資產階級的勝利，而且標誌著以往一向蟄伏的民眾的充分覺醒。在法國大革命中，雖然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引人注目，但對各階層的人們都具有號召力的民族主義也已經出現，並在此後的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影響著世界的發展。從此以後，政治中，祖國、人民、民族、個人自由等概念佔據了重要的地位。法國大革命留下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原則，和人民主權思想，使歐洲誕生了第一批現代民族國家，徹底摧毀了歐洲的封建制度。可以說，正是在法國，世界首次強烈地、清楚明白地感覺到至今仍在我們腳下隆隆作響的地震。　　雖然同樣是資產階級革命，但是法國大革命對人權、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與英國、美國都有著各自不同的理解。思想的差異造就了英、美、法革命的完全不同的面貌。

一，"天賦人權"與伏爾泰、盧梭

　　法國境內最早的定居者是克爾特人（羅馬人稱為"高盧人"）。公元5世紀，法蘭克人移居於此，後來成為法蘭克王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公元843年。根據《凡爾登條約》正式分封劃界，西法蘭克地區與現代法國的地理相合。983年，法蘭克王國改名為法蘭西王國。12世紀以前，法國是一個最典型的封建稱雄割據和大小公國林立的國度。15世紀末，法國完成了艱難曲折的統一歷程。16世紀初，法國形成中央集權國家，工場手工業發展迅速，成為歐洲大陸強國。　　大革命前的法國與"光榮革命前"英國有著截然不同的社會背景。法國沒有英國《自由大憲章》那樣的"歷史權利"可以憑藉。近代法國資產階級也不象英國資產階級那樣，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貴族階層，易於同封建統治階級達成妥協，暴虐的封建專制統治已經使國內階級矛盾白熱化。就像米涅在《法國革命史》里所說的那樣，除了宣稱我們作為一個人的資格之外，我們一無所有，無所憑藉。君主制下的法國，沒有成文憲法，沒有留下任何公共機關和法律方面的遺產，以便為人民行使主權打下基礎。有的只是與王國的神話起源有關的一些模糊傳統。這是法國革命更"激進"的根本原因。　　漢譯"天賦人權"一詞是值得商榷的。通常，我們說西方人把人權（human rights），看作自然權利或天賦權利（natural rights）。這種說法是不夠全面的。因為人權與自然權利既有聯繫，也有區別。因為在構詞、權利理論和權利內容三方面，"自然權利"與"人權"都不是等同的。不能將"人權"與"自然權利"等同。從"自然權利"到"人權"，需要"權利推定"。近代人權史上有兩種人權推定，一是經驗式的，以英國法為代表，推定的根據是某種制度事實，包括權利主體的社會地位、財產、利益、權力以及有關的習俗和法律；二是先驗式的，以法國法為代表，體現了前述自然權利的思想邏輯。"經驗式推定"、"先驗式推定"的區別，也反映了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實踐的不同，反映了自由與民主、保守與激進的差異。　　英國法意義上的"生而自由"，通常指作為一個一出生便生活在自由的法律傳統里的具體的人無疑享有自由。這是傳統的要求、法律的要求，因出生而取得，所以是天生的、固有的、與生俱來的。正如《大憲章》中所渭"延及子孫萬代"之類的誓言。1628年《權利請願書》："是故根據上述法律、與其他法良意美之英國法律與規章，陛下臣民可謂生而享有此種自由。"　　法國人則是運用古代自然法原理來推論權利。既然按照自然法，每個人應該生而自由；（然而）由於自上古以來就已採用，並一直到現在還在我國土上被保持著的某種慣例和習慣，並且可能由於我們前輩的罪行，在我們普通人民中就有許多人陷入了被奴役的地位，因此，我們......。對此，梅因評述說："這不是一條法律規定而是一個政治教條的宣言"。　　英、法兩國不同的權利推定離不開各自特殊的社會背景。不同的權利推定實際上表明了不同的法制變革方法，其中既包含著不同的法律推理，也包含著不同的政治智慧。就制度變革而言，經驗式推定與先驗式推定，一個是漸變，一個是急變；一個是保守，一個是激進。效果也很不相同。英國的社會演變保持了相對的有序和穩定，法國人則為抽象理念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在法國的啟蒙運動中，影響較大的思想家有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　　孟德斯鳩（1681—1755年）出身於貴族家庭，曾任地方法院院長。他的代表作是1748年出版的《論法的精神》。他認為有三種合理的政體，一是民主政體，政權屬於全體人民；二是貴族政體，政權屬於貴族階層；三是君主政體，君主按照法律並依靠貴族來統治國家。最理想的政體是君主立憲制。還有一種不合理的政體，那就是暴君政體，君主不要任何法律，僅依靠恐怖來維持。他說的這種政體就是暗指法國的君主專制制度。為防止暴君政體的出現，孟德斯鳩發展了洛克的"三權分立"學說。他將洛克的外交權改為司法權，明確提出了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三權分立的原則。立法權委託給人民代表機關，司法權屬於陪審法庭，行政權交給君主，三者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三權分立學說18世紀末美國，以及對後來整個西方社會的法治思想，都有深遠的影響。　　伏爾泰（1694—1778年）伏爾泰堅持"自然權利說"，認為自然賦予人類以自由平等的權利。他所說的自由，是取消暴政壓迫和廢除農奴制的自由，以及出版和信仰的自由。但他同時也強調"自由只存在於依靠法律進行統治的地方"。他所說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社會生活的平等。他反對君主專制，而贊成"開明"君主，認為"開明"君主實行改革，就可以過渡到君主立憲制。伏爾泰認為，現存社會中的一切災難都來源於教會造成的無知，因此他無情地抨擊天主教會，認為天主教會是一切進步的障礙。伏爾泰把天主教會稱作"迷信的惡魔和狂狺的九頭蛇"，說羅馬教皇是"魔術師一樣的騙子"。但是，伏爾泰並不反對宗教本身，因為宗教可以維繫人心，有助於鞏固社會秩序。他有一句名言："如果沒有上帝，那麼也要捏造出一個來。"　　晚年的伏爾泰致力於反對教會的暴虐，卻幾乎退出了對政治腐敗、政治壓迫所進行的鬥爭。"政治並非我的本行；我始終只願薄盡綿力使人們少點兒愚昧，多點兒正直。"他不願就政府形式問題去多費心機。理論上他喜歡共和國，但是他也認為共和國有缺陷。"如果要有錢的人答覆——他們都要貴族政治。如果問人民——他們要民主政治。只有君主要君主政治。然而幾乎整個地球全由君主統治著，這是怎麼一會事呢？問耗子去吧，他們曾提議在貓兒頭項上系個鈴子。"　　伏爾泰差不多對國籍漠不關心，象個以四海為家的人，他幾乎沒有一般字意上的愛國心。他最痛恨戰爭，他也不信任人民："人民從事理性活動的時候，一切便都完了。""平等同時可以是世界上最自然不過，也是最夢幻一般的東西：最自然不過是它局限於權利的時候，最不自然則是它試圖平分財富和權力的時候。"——他不但反對平分財富，也同樣反對平分權力，這與對階級懸殊很敏感的盧梭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盧梭（1712—1778年）祖籍法國，出生於瑞士日內瓦的一個鐘錶工人家裡。他幼年輟學，當過學徒、僕役、家庭教師，流浪過街頭。他深刻了解下層人民的疾苦和社會的不平等，因此他的思想較為激進和革命。1754年，他發表了《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認為，在"自然狀態"中，沒有私有制，隨著生產工具的改進，產生了私有制，也產生了國家。國家是富人和強者陰謀的產物，擴大了貧富懸殊。盧梭人為人類不平等起源於私有制但他又不主張取消私有制，只要求進行比較平均的分配，以達到經濟上平等的目的。1762年發表的《社會契約論》使他最終成為社會契約論的集大成者。　　盧梭將法分為兩種，一種是自然法，認為這是人天生就具有的法律規則，是普遍的、永恆的自然權利，即通常所說的"天賦人權"，這些權利包括生存權、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的權利，獲得人身和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等等。另一種是實在法，就是人們為了幸福地共同生活，不至於相互衝突、仇殺而制定的法律。這法律必須是公共意志的體現，作為個人，"不論他是誰，擅自發號施令絕不能成為法律。"這些法律的制定，既給人們權利，也給人們義務，是為了保障天賦人權的實現。在此基礎上盧梭提出了"人民主權"說。他主張建立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民主制國家，主權屬於生而自由於等的全體人民。如果統治者違反了民意，侵犯人權，破壞了大家都應遵守的社會契約和踐踏了公共意志，人民就有權推翻它。　　盧梭對法國的專制制度進行了更加嚴厲的批判。他指出，君主制本身必然導致君主的昏暴。盧梭理想中的民主制國家，是個小型的民主共和國。它實行直接民主，每個公民都直接參与法律的制定，因此無需議會制，以免人民成為議員的奴隸。盧梭進而推斷說，既然每個公民都能參與立法，那麼這個體現全體人民意志的國家權力就不應再分割了，所以他反對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然而盧梭也注意到了防止行政機關以個人意志代替人民意志的問題，他主張定期召開人民大會，由人民決定現存政府形式的存廢和政府人員的去留，以保證政府官吏服從人民的意志。　　盧梭的《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在伏爾泰看來，簡直就是主張回到野蠻人和動物的那種自然狀態去。伏爾泰答覆說："迄今為止，沒有人有你那種聰明詼諧，竟試圖把我們變成畜生；讀你的書讓人想匍伏而行。"伏爾泰甚至罵盧梭是"第歐根尼發了瘋的一條狗。"但是，當瑞士當局焚毀盧梭的該書時，伏爾泰也同樣站出來反對，當盧梭逃亡時，伏爾泰還熱誠地邀請盧梭來樂園住在一起。伏爾泰堅持他那著名的原則："你說的話我一句也不同意，可是我將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這與其說是體現了伏爾泰的民主思想或平等思想，還不如說體現的是一種貴族式的高傲。　　伏爾泰崇尚理性，反對暴力。這裡又是那個固有的循環了：人確定製度，而制度又培育人。改變從哪裡才能切入這一循環呢？伏爾泰和自由主義者認為：可以憑著理性教育人，改變人從而緩慢地、和平地破除這個環節；盧梭和激進分子則覺得打破這一環節，只有靠出於本能的激情行動才行；它們會破除舊制度，並受熱誠的驅使建立新制度，然後自由、平等、博愛才能盛行於世。伏爾泰對此則持懷疑態度。他認為：人間的立法者出於他們的想像創造一個嶄新的世界，因而塑造出種種烏托邦來。社會是時間的產物，並非是邏輯上的三段論式，過去的東西從門裡被推出去時，它又從窗戶鑽了進來。 　　從伏爾泰與盧梭的分歧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後來法國大革命中的血雨腥風。盧梭主張反抗壓迫是人的天賦權利之一。但是，誰"在貓兒頭項上系個鈴子"呢？羅伯斯庇爾可以說是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回答了伏爾泰的這個問題。在危機過後，以盧梭的繼承人自居的羅伯斯庇爾等人，也被送上了斷頭台。而在此之前的1791年，法國革命的另一個英雄人物，同樣以盧梭的繼承者自居的馬拉被刺殺，刺殺者是曾被稱頌為法國女英雄的夏洛蒂，理由是為了國家的安寧。1795年的憲法，削減了公民權利，恢復了財產等級制度。此後，法國的政體在共和與帝制之間幾經反覆。伏爾泰的預言似乎應驗了——"過去的東西從門裡被推出去時，它又從窗戶鑽了進來。"但是今天，盧梭的的平等精神最終還是更多地被人類保留了下來了。

二，從攻佔巴士底獄到拿破崙加冕

　　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索與英國革命很類似，路易十六面臨財政危機 ，特權等級不肯做出利益讓步，反對反對財政改革。路易十六為了使第三等級拿出更多的錢來，1789年5月5日，被迫召開已有175年沒有召開的三級會議。　　第三等級反對按傳統方式進行，即三個等級的代表分別開會，表決時每個等級只算一票，強烈要求三個等級一起開會，表決時按人數計票，以體現第三等級的雙倍代表名額的作用。繼而宣布，他們單獨代表全國人民的國民議會，後改名為"制憲會議"，7月13日，巴黎人民武裝起義，接管了政權，決定建立國民自衛軍。7月14日，起義群眾包圍了象徵封建專制統治的巴士底獄。為紀念這個日子，7月14日被定為法國的國慶日。　　8月26日，制憲會議通過了《人權和公民宣言》，簡稱《人權宣言》。提出了"主權在民原則"，宣稱："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　　值得一提的是《人權宣言》雖然徹底否定了封建主義的王權、神權和特權，但同時又承認財產的不平等。隨後制憲會議還制定了一些壓制"人權"的法令，如禁止集會和遊行的《戒嚴法》和禁止同行業工人結社的《列沙白里哀法》。1791年6月20日，國王出逃未遂。巴黎激起了一場要求廢除國王、建立共和國的運動。制憲會議擔心，廢除國王會招致外國的武裝干涉，還害怕廢除君主制會引起新的革命和群眾運動的進一步高漲。於是，"君主立憲派"在7月17日鎮壓了馬爾斯校場上要求廢除路易十六的集會，造成了死傷數百人的"馬爾斯校場流血事件"，將共和運動鎮壓了下去。　　9月3日正式通過的《1791年憲法》規定：法國是君主立憲制國家，實行三權分立的原則。年滿25歲的男子每年繳納直接稅相當於3天工資者稱"積極公民"，才有選舉權；低於這一數額者的"消極公民"無選舉權。根據這一規定，當時法國在總數700多萬的公民中，有近300萬公民被剝奪了選舉資格。根據憲法，10月1日新選出的立法議會開幕。在議會中，右翼主張君主立憲制的"斐揚派"佔264席；左派"雅各賓派"有136席，其中佔優勢的是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吉倫特派"，影響較小的是雅各賓派中的"激進民主派"。議會中佔有345個席位的多數派是"中間派"，他們比較傾向於右派。　　1792年2月，普、奧訂立了進攻法國的軍事同盟。揚言法國如不恢復王權、解散議會，各國君主就將訴諸戰爭。面對這種情況，路易十六將斐揚派內閣免職，任命主戰的吉倫特派組織新內閣。宣戰後法軍節節敗退，敵軍侵入法國境內。路易十六又將吉倫特派內閣免職，重新起用斐揚派組閣。前線的軍事失利、及立憲派內閣的無力，都引起了人民的極度不滿。在雅各賓派的領袖羅伯斯庇爾、馬拉等人領導下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義，推翻斐揚派統治，逮捕路易十六國王。9月21日召開國民公會，次日宣布成立"法蘭西第一共和國"。　　新的共和政府中，吉倫特派掌握了政權。但當政的吉倫特派，害怕革命深入發展，與雅各賓派發生分裂。1792年的最後三個月，在如何處理國王的問題上，吉倫特派與雅各賓派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吉倫特派以《1791年憲法》為借口，反對審判國王。11月20日，在王宮秘密壁櫥中發現了國王與外國宮廷相勾結的信件，證實了路易十六的叛國罪行。吉倫特派被迫同意審判國王。經過激烈辯論後，1793年1月14日，國民公會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通過了處死國王的決議。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斷頭台。　　面對普魯士、奧地利、西班牙等7國組成"第一次反法同盟"，和國內西部發生的大規模的王黨叛亂，投機商大肆囤積貨物，哄抬物價，物價高漲和市場物資短缺的問題。而吉倫特派極力維護經濟自由原則，對"限價運動"實行鎮壓。　　1793年5月31日—6月2日巴黎人民第三次起義，推翻了吉倫特派統治，雅各賓派上台後，無償廢除一切封建義務，使幾十萬無地農民變成了小土地所有者，爭取了農民的支持。6月24日，國民公會通過了新憲法，史稱《1793年憲法》。取消了《1791年憲法》中"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的劃分；降低了年齡限制，凡年滿21歲的男子都有選舉權。公民有人身、信仰、出版、請願、結社等自由權利，當政府侵犯人民權利時，人民有起義權。《1793年憲法》是法國第一部共和制憲法，是當時最激進、最民主的資產階級憲法。由於當時激烈的鬥爭環境，這部憲法並沒有實行。　　從7月下旬起，前線形勢急劇惡化，反法同盟的軍隊又攻入法國領土，國內反革命叛亂進一步蔓延。9月5日國民公會通過決議，"將恐怖提上日程"。經濟方面頒布了《全面限價法》、《嚴禁囤積壟斷法》，政治方面，頒布了《嫌疑犯法》，實行以羅伯斯庇爾為首的救國委員會集權制體。雅各賓派的恐怖政策，在一段時間裡發揮了巨大作用。經濟混亂得到克服，國內反革命叛亂大部被平息，到1794年初，全部干涉軍都被趕出了國土，法軍開始轉入外線作戰。　　1794年初，法國的危急局勢扭轉後，雅各賓派內部的分裂和鬥爭卻加劇了。曾力主實行集權統治的丹東，敏感地察覺到了恐怖統治所帶來的弊端，提出了"珍惜人類鮮血"的著名口號，最後丹東本人也被送上了斷頭台。羅伯斯庇爾的恐怖政策使得人人自危，最終1794年7月27日（熱月9日），國民公會通過了逮捕羅伯斯庇爾、聖鞠斯特等人的決議，並將他們送上了斷頭台。這就是"熱月政變"。熱月政變後組織督政府的"熱月黨人"，主要是原丹東派成員，代表了法國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取消了雅各賓派的恐怖政策和激進措施。鎮壓了1795年4月和5月發生的飢餓暴動。也鎮壓了王黨分子的暴動。熱月黨人實施的《1795年憲法》，刪掉了《1793年憲法》中的政治民主詞句。這是一部典型的資產階級憲法，督政府既打擊王黨分子，又打擊民主勢力。這樣一個政權，無法實現對內穩定局勢，對外應付戰局的要求。　　督政府雖然在1797年10月取得了對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勝利，但是，在1798年拿破崙率軍遠征埃及時，英、俄、奧又組成了第二次反法同盟，督政府在戰場上迭遭失敗，處境十分困難。1799年10月拿破崙離開埃及，回到法國。於11月9日（霧月18日）發動政變，推翻了督政府，史稱"霧月政變"。建立了以拿破崙為第一執政的臨時政府。不久，公布了新憲法。憲法規定國家一切大權均由第一執政掌握，指名拿破崙為第一執政。執政府正式成立後，為實現穩定，拿破崙實行了一系列加強統治的措施。在政治上，首先建立了中央集權的體制。還建立了由他控制的軍隊、警察系統，他利用國家機器消滅反對派勢力，逮捕和流放了許多民主派人士，平定了西部地區的王黨叛亂。在經濟方面，改革稅收制度，取消地方稅權，由中央統一管理；成立法蘭西銀行；實行保護關稅政策，鼓勵工商業發展和增加出口，等等；在軍事上，打敗了第—二次反法同盟對法國的包圍和威脅，取得了全面勝利。　　在這一過程中，拿破崙的權力逐漸走向頂峰1802年5月8日，立法機關宣布他連任10年第一執政，8月2日，又宣布他為"終身"第一執政，4日又通過新憲法，規定第一執政臨終前可以指定自己的繼承人。1804年5月，法國終於修改憲法，宣布法國改製為帝國，拿破崙為皇帝，稱拿破崙一世。

　　1804年，羅馬教皇庇護七世屈尊下就，來到法國為拿破崙舉行加冕典禮，這在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在此一千年前，赫赫有名的查理曼也是親赴羅馬接受教皇加冕，12月2日在巴黎聖母院舉行加冕典禮時，拿破崙拒絕向教皇下跪，自己把皇冠從教皇手中奪過來戴在頭上，隨後又自己為皇后加冕。過去，人們常常把這當成是拿破崙自大、狂妄的舉動，而沒有注意到這其中的象徵意義——現代國家，主權是最高權力，是絕對不允許教權、神權凌駕於主權之上的，哪怕它是君主立憲的現代國家主權。這是法國大革命中的近代"民族主義"也的體現。國家的最高權力不再來源於教皇的加封，來源於"君權神授"或者是"朕即國家"，來源於"人民"或"民族"。國王如果背叛人民或民族，也可以因"叛國罪"而被送上斷頭台。　　早在拿破崙加冕之前的1798年，拿破崙就曾率軍進駐羅馬，迫使庇護六世放棄教皇國領土，並取消其世俗權力，成立羅馬共和國。1800年庇護七世重建教皇國。拿破崙加冕5年後的1809年，拿破崙又將其併入法國版圖。同時，還下令逮捕為他舉行加冕典禮，又長期與他對立的梵蒂岡教皇庇護七世，將他軟禁于楓丹白露。直到1814年才釋放出來。 1年後拿破崙再次入侵羅馬，這位教皇又被迫流亡到義大利北部的熱那亞。　　從800年查理大帝加冕，到1804年拿破崙加冕，歐洲天主教走完了1000年的輪迴。

三，"代議制度"與美國革命

　　要真正理解法國大革命，除了與英國革命對比之外，還有必要參照一下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受到不久前美國1776年革命的激勵。對法國的改革者來說，美國呈現出的新社會、自由平等的政治世界的圖景令人激動。儘管這兩個年輕的共和國展示出相互的欽佩和熱情，但是，事實上，美國的制度證明難以模仿。　　除了法國強大的中央集權體制已經有兩百年的歷史之外，美國還是一片富饒的土地，每個公民都可以成為一個小農場主；而在法國，這麼普遍的財富分配是不可想像的：當法國革命政府沒收了教會和流亡貴族的土地之後，不是重新分配給農民，而是賣給富有的平民，革命政府本身一直頑固地堅持自己有責任保護私有財產。而且，美國人由於他們的地理位置而沒有外國入侵的威脅，而法國則暴露在那些強大的歐洲鄰邦的攻擊之下。普魯士、奧地利以及後來的英國、俄國為支持法國國王反對叛亂的國民議會統治而進行的軍事入侵，對大革命的命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國家將淪陷於外族之手的危險，喚起了全民族愛國主義的反應，由此導致了軍隊大規模招募新兵以及人民總動員來支持這場戰爭。這種徵兵行為和公民捲入戰爭的狀況在十八世紀的歐洲是非常新奇的現象。它們對法國社會和世界輿論的影響是巨大的。此外，美國具有"天然的自由主義"（natural liberalism）傳統。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早期美國的定居者都是為了逃避歐洲的封建與宗教迫害才抵達新大陸的。美國從一開始便不存在封建壓迫與宗教壓迫，不存在等級制度，不存在內部激烈的階級對立，因此與歐洲、特別是與法國相比，自由主義在美國的發展要順利得多。　　法國大革命前，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對自由與民主這兩種制度的理解頗具樂觀主義色彩。法國大革命深受盧梭思想的影響，盧梭似乎對權力本身並無恐懼。盧梭所關心的核心問題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即權力由誰行使，屬於誰的問題。但是，法國大革命的血腥，使這種良好的願望破滅了。自由主義者貢斯當認為，盧梭將自由原則與人民主權的原則聯繫在一起，要求社會的"每一個體將自己的權利毫無保留地完全轉讓給共同體（community）"這是其理論的一個致命弱點。在貢斯當看來，盧梭忘記了一個最基本的道理：任何主權都必須由具體個人行使。托克維爾則把自由主義對大眾民主的恐懼，系統表述為對"多數暴政"的恐懼。　　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問世後曾轟動一時。托克維爾對民主制度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托克維爾對民主制度有一種本能的反感。他堅定地認為如果民主制度在一個缺乏對民主制約的社會中建立，其結果必然是西方從未經歷過的集權與專制；另一方面，他敏銳地觀察到，由美國發韌的民主制度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潮流與趨勢。歐洲傳統的君主制度將無法抵禦民主制度的衝擊。不管特權階層對民主制的抵抗多麼頑強，民主制將最終獲得勝利。他注意到了美國社會與政治結構中，有許多制約多數暴政的因素。　　美國的民主沒有墮落為多數暴政。美國的政治家們以一種冷靜、審慎、實用主義的方式，將歐洲自由主義的諸多重要原則體現在美國憲法之中，從而開創了西方近代憲政主義的先河。在孟德斯鳩、托克維爾、洛克對法制與分權思想的基礎上，孟德斯鳩的貢獻是，將分權的思想與自由的概念聯繫起來，並具體提出三權分立的方案。美國憲法相當重視市民社會對政治權力的制約。在托克維爾的心目中，一個由各種獨立的、自主的社團組成的多元的社會，可以對權力構成一種"社會的制衡"。這一點，是保證美國民主制度是一種自由主義民主的重大因素，也是保證任何民主不致墮落為多數暴政的重要因素。可以說，美國對自由主義的貢獻最主要的是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美國憲法也是自由、法治、民主觀念最早融合的實踐方案。我們今天通俗所說的"美國式民主"，實際上是自由與民主的結合體。　　在18世紀的英美世界，民主的含義一如既往，表示由人民治理的政府，也就是說，它不只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政府，那稱為共和國；而且實際管理政府的權力也在人民手裡，是"所有人統治所有人的政府"，統治者就是被統治者，被統治者也是統治者。但他們同時都意識到這種字面意義上的"直接民主"，只有在古希臘的城邦國家和新英格蘭城鎮才能近似地實現；大範圍的共同體不可能實行真正的"直接民主"。　　正是由於這種對"直接民主"的不信任，於是才有了英國人的發明——"代議制度"，就是"用少數來取代多數"。事實上，18世紀的不列顛人往往把"民主制"和君主制和貴族制合在一起，都作為大不列顛混合政體或者說平衡政體的一個核心部分。混合政體（平衡政體）理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數世紀以來一直支配著西方的政治思想。根據的又是掌權者的人數是一人，少數人，或者多數人，做出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這三種理想的政體類型的劃分：在君主制，是秩序或活力；在貴族制，是智慧；在民主制，是誠實和善良。但任一種單一的政體自身都不能保持穩定；無論統治者是一人、少數人、或多數人，都會貪婪地攫取更多的權力，使得每一種政體一直走向腐化墮落。君主制發展到極端而成為獨裁政治；貴族制，位置處在中間，同時受到兩個方向的拉力，造成派系與分裂；民主制，則由於人民試圖掌握更多的權力，退化為無政府和動亂。混合或平衡政體的設計，則是把上述三種標準的政體形式包容在一種政治制度之內，相互制約。這樣，每種政體所具有的那些好品質才能保持，並防止走向腐化墮落。　　這種平衡政府的理論在18世紀英國憲法中得到表達，由此它獲得了自古以來未嘗有過的活力和名聲。當時英國社會分成國王、貴族和人民三個等級，他們在制度上分別體現為王位、上院和下院，包括孟德斯鳩在內的各處的理論家，都是以一種且敬且畏的心情看待18世紀英國憲法的。　　1776年時，多數美國革命者儘管他們正在做的事情是捨棄君主制，建立共和國，但他們都無意放棄這一深受歡迎的混合（平衡）政府理淪；雖然現在他們的新的共和國州政府是選舉產生的，但在1776—1777年起草的幾乎所有各州的新憲法中，革命者所創造的無非是平衡憲法的共和版本：代表一人的是惟一的州長，儘管他的權力受到相當的削弱；代表少數的是上院或稱參議院；代表多數的是眾議院，它權力極大，規模也超過從前。事實上，正是由於人民的眾議院被授予了如此強大的權力，以至於有些美國人認為，儘管他們的新政府有一個州長，有另一個立法機構，但仍有很重的民主意味。　　有些州的革命者有意拒絕平衡政府的理論，賓西法尼亞尤其如此。1776年，賓州的激進勢力提出，如果實行混合政府，設立州長和參議院，那意味著社會裡存在君主的成分和貴族的成分，而這恰恰是共和革命假設要廢除的東西。1776年賓州的民主憲法激起軒然大波，一直到十五年後憲法做了修改方告平息。圍繞這部傾向激進的州憲法的辯論，使人們意識到，不能從傳統意義上的混合（平衡）政府觀念來理解州長、參議員。他們不得不完全丟開平衡政府的理論，而以其他理由證明可以有上院，即它絕非一種貴族制，而只是"人民的一種雙重代表"，是把無法完全信任的立法權力分為兩部分。　　隨著1776年《獨立宣言》的發表，美國擺脫了世襲君主制和貴族等級制度，迅速建立了（假設）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新的共和制政府。美國革命者所建立的政府，其中所有的部分，有時甚至還包括法官，都是由人民選舉產生；在人們眼裡他們都只是以不同方式代表了人民。下院的成員不再是惟一的、完全的代表。美國政府里各級官員，任何機構，都是人民的有限的代理人。到處都是人民在統治，到處都不是人民在統治。人民，作為一個社會等級，被美國人從政府那裡完全剔除了。　　不僅如此，很快他們把選舉權利擴大到令許多歐洲人瞠目結舌的地步。擴大投票權固然重要，但對於民主而言，比這更重要的是，革命時代美國人將普通百姓作為實際的統治者引入統治事務的方式。這正是美國民主的一個基本特徵。　　說到從"自然權利"到"人權"的"權利推定"，還需要特別提到"財產權"。因為"財產權利"是很難憑藉"自然"來論證的。洛克是最早明確論證私有財產權利合法性的學者。事實上，儘管洛克經常列舉"生命、自由、財產"作為天賦權利，但在他泛指任何權利的時候，也常常使用"財產權"一詞。他把財產權當作典型的和最重要的權利。洛克在論證財產權利時，為了把它說成"自然權利"，起初用"上帝的賜予"來論證，但是，這樣的論證顯然有利於教會和君主為自己的財產所有權作辯護。這是從"自然權利"到"人權"的"權利推定"的困境。傑斐遜在起草《獨立宣言》時寫到："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了他們若干不可讓渡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在這裡明顯地是依據人權的先驗推定，但是卻將"財產權"改為"追求幸福的權利"，或許正是出於此種考慮。後來，洛克又強調財產是"個人勞動"的產物。而現代，更多的人已經不再將財產權看成是個人的自然權利或最基本人權。

　　美國革命是美國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大事件。它在法律上宣告了美利堅合眾國的成立，而且它還為美國人民界定了平等的信念以及憲政思想，在他們之前，任何民族，包括英國人，都沒有按照他們的方式理解代表原則。這使美國成為現代世界第一個享有真正的民主政府和民主社會的民族，儘管與之矛盾的奴隸制一直到19世紀中葉也依然存在。　　1788年，詹姆斯·威爾遜談到，世界"把光榮和幸福留給了美國，讓它去建立一個政府，這裡，上層建築的基礎和質料都可以由代表原則提供；還讓它把代表這一重要的原則傳播到政府的各個分支，各個部門。"美國人看到自己的政府如此新穎，與眾不同，便想找到適合描述它的詞。一些人稱作"最民主的政府"，而另有一些人把它稱作"民主共和國"，1788年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指出：它的含義就是"一種代議制民主"。也就是我們今天經常提到的"美國式民主"，或"西方民主"。在它誕生的年代裡，心驚膽戰的保守派人士同樣把"民主"一詞用於貶義，只不過指責"民主"的理由與我們今天的有所不同罷了。

　　與美國民主相比，直接民主的理想（當時叫做démocratie pure），在1789年的法國非常醒目，革命者對古希臘城邦國家和古羅馬共和國模式做了理想化的重構，使這種模式包含了公民對政治決策積極、一貫的參與，全身心地效力於共和國，保衛共和國，對榮譽、愛國、美德這些集體主義價值的高度認同。1789年的《人權宣言》，就是這種古代共和主義的理想的象徵。革命宣告了"人民主權歸於整個法蘭西民族"的核心原則。在此之前，十八世紀的歐洲，人民主權被傾向於認為只具有象徵的意義；人民永久性地把權力授予君主，授予一個既有世襲部分，又有選舉部分的機構，就人為是實踐了人民主權了。當國王勾結國外封建勢力鎮壓革命，因叛國罪被送上了斷頭台後，法國人面臨著一個難題，那就是一個主權民族，如何通過一套新的機構、程序和規則來表達它的意願，行使它的權力？他們不得不面對政治代議制問題。　　隨著國王的消失，先前君主行使的絕對權力卻沒有分散到各個機構中去，比如某一個或幾個議院，行政機構，或者像英國政府那樣的，由法官組成的某個機構，而是原封不動地移交給了國民議會，結果任何黨派和領袖只要控制了國民議會，這種權力就成了它的囊中物。雅各賓派的極權民主，既是外部民眾壓力的結果，也是在憲法體系內缺乏有效的權力分割的結果，這一點使得國民議會與絕對君主如出一轍。1791年憲法中體現的選舉機制給予了大約400萬男性公民選舉權，實踐證明是難以操作的。為了使決策有效率，革命政府不得不沿襲舊制度下專制君主所慣用的模式，訴諸特殊的規定和法令，而這些嚴格意義上都是非法的。沒有合法地位，實際只是革命黨的最高行政機構的公安委員會，用自己迅速有效的干預，代替了國民議會中的討論、協商。有人認為，法國新憲法最嚴重的結構缺陷是把立法行為抬得太高，損害了行政職能，這多半是對的。雅各賓派可以被視為是一群資產階級精英，他們利用和背叛了革命運動中真正的無產階級精神。雅各賓政府雖然口稱忠於人權，但在1792年到1794年之間，卻任意逮捕和殺害了成千上萬的公民。迫害人們的宗教信仰，並以公共安全和集體利益為理由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並進行裁決——這是專制的"國家理性"的陳詞濫調。

四，英國的干預與特拉法爾加海戰

　　在法國大革命的過程中，以英國為首的反法同盟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法國處死路易十六時，英國就糾合普、奧、荷、意、西等國，組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英國的干預，除了是歷史上兩國長期爭霸的繼續之外，還有更深層的政治因素。　　法國大革命喚起了英國的民主運動，威脅到資產階級上層利益。大革命揭示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原則把"歐洲每一個國家都分成兩個陣營"——特權階級和非特權階級，"在英國，資產階級的較高階層位於此線之上"。大革命爆發後，英國國內共和派和激進派掀起了鬥爭，要求進行民主改革。參加過北美獨立戰爭，發表了著名小冊子《常識》的潘恩，此時在英國發表《人權論》，為爭取共和制和民主權利吶喊。被克倫威爾征服的愛爾蘭和蘇格蘭人民也開始了反抗。這些都使英國資產階級對法國大革命驚恐，仇視，視其為洪水猛獸。1792年11月19日法國政府發表宣言"保證援助一切反抗壓迫者而起義的民族"，促使英國決心對法國大革命進行干涉。　　17世紀，法國在西歐海上貿易浪潮的推動下，加入到海外殖民競爭的行列。1604年，法國成立東印度公司和加拿大商業公司。1608年，法國在北美新斯科舍半島、魁北克建城，1642年，法國在蒙特利爾建城，1682年，法國人命名密西西比河流域為路易斯安那，期間法國還佔領西印度群島的馬提尼克島、瓜德羅普島。18世紀初，法國在非洲西海岸的塞內加爾、東部馬達加斯加島等地建立殖民點。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國在海外的殖民地面積，等於本土面積的20倍，建立起僅次於英國的殖民帝國。英國對法國大革命的干預，是歷史上英法兩國長期爭奪海上霸權的繼續。英國需要機會奪取海外殖民地。　　法國大革命還危及到英國在歐洲大陸上的商業利益。大革命在法國興起之時，英國工業革命正蓬勃發展，歐洲各封建國家是英國工業品的重要市場。1792年，法軍打敗普奧，取得瓦爾密大捷之後，乘勝征服了比利時，並宣布廢除1786年英法商務條約。法國控制比利時還威脅到英國的盟國荷蘭，"歐洲大陸越來越成為法國的天下"了。比荷兩國是英國商品輸入歐洲的重要渠道，再加上法國實行高關稅政策，嚴重影響了英國商品進入歐洲大陸，法國即將成為英國"商業和工業的對手"。　　因此，1793年英國獲悉法國處死路易十六後，驅逐了法國公使。法國政府以英國同反法國家聯繫為由，在2月1日對英國和荷蘭宣戰。此後英國先後同普、奧、荷、撒丁、西等國簽訂援助條約組成反法同盟，反對法國大革命。英國不是首先對法作戰的國家，"然而一旦捲入漩渦""就是最堅決要將戰爭進行到底的國家"。

　　法國面臨大西洋和地中海，有著遠遠長於西班牙和荷蘭的海岸線，但法國一直追求的目標是在歐洲大陸建立霸權。為此，法國長期的對外政策以打擊哈布斯堡王朝在歐陸的統治勢力為目標，直至30年戰爭（1618—1648年）擴大了法國在義大利、德意志、尼德蘭和瑞典的影響，為法國建立歐洲霸權奠定了基礎。17世紀末，法國不僅建立起歐洲最強大的陸軍，而且擁有數量規模上遠強於英國的海軍，但法國海軍在軍費上受到強大陸軍需求的限制，在地理上受到將艦隊分割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兩個方向的限制。　　法國本土雖然東部臨地中海、西部瀕大西洋，但由於東西兩個海洋方向被伊比利亞半島所阻隔，只能通過直布羅陀海峽聯繫起來，因而讓法國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才可能與英國的海軍力量相抗衡。又由於法國陸地邊界歷史上長期受到德國的重大威脅，法國還必須集中大量財力建設強大的陸軍力量，因而這種地理位置，使法國長期以來一直面臨著究競把戰略重點放在發展"陸權"還是發展"海權"的"兩難選擇"。　　與此同時，英國在打敗了荷蘭這個強敵後，世界上能與英國抗衡的只剩下法國了。為了爭奪歐洲和殖民霸權，英國的戰略是：一方面不斷在歐陸組織反法同盟，以耗費法國陸軍；另一方面控制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直布羅陀海峽，成功地阻止法國地中海艦隊與大西洋艦隊的有效聯合。因而，法國不得不在或者是維持歐陸霸權，或者是與英國爭奪海洋霸權中進行選擇。英法兩國先後進行了聖·奧格斯堡同盟戰爭（1689—1697年），結果是英國在地中海站穩了腳跟；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2—1713年）和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40—1748年），英國奠定了海外貿易和殖民地的基礎；最後，兩國在七年戰爭（1756—1763年）中展開了爭奪殖民地的最後較量，結果法國大敗。在印度，法國的勢力幾乎全被英國排擠出去，僅在印度沿海保有幾個貿易站。1775年爆發了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北美十三州獨立戰爭，法國藉此積極援助美國，派遣軍隊在北美、地中海、印度洋同英國作戰，打敗了英國，幫助美國取得獨立。但在1783年的和約中，法國卻未收回加拿大法國在北美的殖民勢力幾乎蕩然無存。"新法蘭西"殖民地被英國奪去，路易斯安那也以密西西比河為界被英國（佔領東部）和西班牙（佔領西部）分割，法國僅保留了紐芬蘭沿岸兩個小島及西印度群島的幾個島嶼。從此之後，英國確立了世界殖民霸權，自誇為"日不落"大殖民帝國。

　　在與英國進行海上較量的長期鬥爭中，法國海軍不乏有輝煌戰績，但由於從路易十四到拿破崙的法國統治者。都基本上遵循了歐陸霸權的總政策，所以失去了爭奪世界海洋霸主地位的機遇。　　1799年拿破崙在推翻督政府後，又粉碎了1788年建立起來的以英國為首的第二次反法聯盟。1803年5月，在經過短暫的寧靜之後，兩國重新宣戰。1804年12月2日，拿破崙加冕稱帝，建立了法蘭西帝國。英國以大量英鎊開路，聯絡奧地利和俄國，籌劃組織第三次反法聯盟。荷蘭和西班牙則站在了法國一邊，並將自己的海軍交給拿破崙指揮。　　宣戰之後，英國海軍部長聖.芬森特立即命令封鎖主要的法方海軍港口。拿破崙則夜以繼日地建造新軍艦、運輸船、駁船準備橫渡英吉利海峽攻擊英國。到1805年，法國已有戰列艦103艘、巡洋艦55艘。但是，法國的海軍主將維爾納夫卻是一個失敗主義者。他不相信拿破崙的侵英計劃，對自己也缺乏信心，對對手納爾遜畏之如虎，終於使他在以後的作戰中作出了一個又一個的錯誤決定。也使得拿破崙調虎離山，突破英軍封鎖，入侵英國的一切機會隨之化為烏有。9月2日，拿破崙拔起在布倫駐軍的帳篷，於是"英格蘭軍團"變成了"大軍團"不渡海而開始準備渡過萊茵河了。英國得救了，本來準備給它的打擊，落到了維也納的哈布斯堡王朝身上。　　入侵的威脅既已解除，英國政府鬆了一口氣。但是法國海軍原封不動，隨時可能對大不列顛的海上霸權提出挑戰。1805年9月2日，英國巡洋艦"歐亞拉斯"號傳來消息：法西聯合艦隊已由維爾納失率領進入了西班牙的加的斯港。於是，海軍部決定派著名的海軍將領納爾遜到加的斯港外去加強封鎖。　　9月28日，納爾遜到達加的斯與科林伍德會合，並接管了全部英國艦隊的指揮權。他的作戰計劃是誘敵出海，相機殲滅之。而此時，拿破崙此已命令以海軍上將羅西里來替換維爾納夫。維爾納夫得知後，覺得這是個奇恥大辱，於是決定在羅西里到達之前，即先行衝出加的斯港，通過直布羅陀海峽前往地中海，配合拿破崙在義大利的軍事行動。10月21日拂曉，當法西聯合艦隊駛抵特拉法爾加海域時，與納爾遜的艦隊遭遇。　　戰前，納爾遜為英國艦隊設計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進攻陣勢：排成雙列，從垂直方向直搗敵艦隊的中央，把它斬成幾截。切斷其前後聯繫，打亂敵人隊形，使其首尾不能相應；另外一支由柯林伍德率領攻擊敵人後衛；預備隊在發現敵人的旗艦後，才發起進攻，一舉打亂其指揮機關，迫使敵艦陷入混亂狀態，最後逐個殲滅被分割的敵軍軍艦。這樣的戰法，對每一列的頭艦都是十分危險的。它們將受到敵人全部火力的轟擊。納爾遜把最強的主力艦配置為頭艦，科林伍德的旗艦"皇權"號和他自己的"勝利"號兩艦，都是三層甲板、百門炮的戰列艦，比起74門炮的敵艦來，威力要大得多。同時，納爾遜還給予艦長們在攻擊方式上享有極大自主權，只要求他們充分發揮勇猛頑強，積極主動，敢於近戰的精神。聽完這個計劃，艦長們極為振奮，異口同聲的說："它是真新奇、真特殊和真簡單......只要我們抓住他們，就一定會成功！"他們把這種戰術稱為"納爾遜秘訣"。　　維爾納夫則在最後一分鐘又改變計劃，命令全部艦隊轉向，這樣好使加的斯港可以處於下風位置，以便被擊毀的船只有一個避難之地。這個的行動，實在是十分的不幸，因為這不僅好像退卻一樣，足以影響到部隊的士氣，而且這樣調一個頭，需要兩個多鐘點的時間，結果所組成的戰線凌亂不堪。　　由於擔心維爾納夫逃回加的斯港，納爾遜也改變了原計劃，不以敵方中央前段為目標，而改向其前衛的中央衝去。柯林伍德則向敵人後衛部分前段進攻。納爾遜又發出了其著名的通令："英格蘭要求每人恪守職守！"戰鬥一開始，"皇權"號就插進西班牙旗艦"聖安那"號與法國軍艦"猛烈"號之間，把聯合艦隊攔腰斬成兩截。納爾遜也率"勝利"號插入"金船"號與後面的法國軍艦"可畏"號之間，把已成兩截的法西聯合艦隊再次齊胸劈斷。　　法西聯合艦隊一時吃不準英國人的主攻方向，見納爾遜來勢洶洶，就把密集的交叉炮火傾瀉到帶頭衝鋒的"勝利"號上，而這正是納爾遜所希望的。"勝利"號和"可畏"號戰列艦很快逼近，雙方投鉤手立刻就把對方的戰艦勾住了。英國水兵和法國水兵都準備跳上敵艦甲板，進行古老而殘酷的接舷戰。納爾遜助攻一列成功地牽制了敵人的中間和前隊，保證了科林伍德在主攻方向不受干擾地吃掉敵人的後隊。法西艦隊被分割包圍。經過數小時激戰，在英國海軍的重創下，維爾納夫終於抵擋不住，被迫下令投降。　　下午4時30分，炮聲終於停了下來。法國和西班牙聯合艦隊的33艘戰列艦中，有12艘被俘，7艘完全喪失戰鬥力，1艘正在起火燃燒，9艘逃往加的斯，4艘逃向直布羅陀。當夜幕將垂時，風暴大作，一連就是四天，多數負傷船隻都自動沉沒，包括所有的英軍戰利品在內，只有4艘例外。而在整個會戰中和風暴之中，英國都未損失一艘船。　　這次特拉法爾加海戰是裝備實心炮彈的木質帆船之間最大的一次海戰。也是19世紀規模最大的一次海戰。英國贏得了一次偉大的勝利．但是卻喪失他納爾遜勛爵，他在戰鬥中中彈身亡。對拿破崙來說，1805年10月21日是個喜憂參半的日子。在這一天，他既贏得了大敗奧地利軍隊的烏姆大捷，又輸掉了特拉法爾加大海戰。這一仗，不僅把英國從拿破崙入侵的威脅中解脫了出來，而且也使一百年來的英法海上爭霸戰從此告一段落。它使英國獲得了一個海洋帝國的地位，而且這個帝國維持了長達一個世紀以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才受到德國的挑戰。

五，俄國的彼得大帝與中國的康熙皇帝

　　要了解拿破崙從兵敗莫斯科到最終走向失敗的歷史，還有必要追述一下俄羅斯的歷史。　　關於最早的俄羅斯人，一直有"斯拉夫起源說"和"日耳曼起源說"之爭。到底是起源於居住在第聶伯河流域的東斯拉夫部落，還是起源於日爾曼人"堂兄弟"維京人征服者"羅斯人（意為紅頭髮的人）"，至今爭論不休。可以確定的只是，9世紀開始形成以基輔為中心的古羅斯國家。到11世紀時封建制度才最終確立。　　988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接受東正教為國教，在羅斯建立起大主教區。基輔羅斯是中世紀歐洲最大的國家，與東西方各國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又以通婚的方式與歐洲鄰國建立起廣泛的政治聯繫。11世紀後半期基輔羅斯開始解體，分裂成眾多的小國，彼此混戰不斷。1240年被蒙古征服，從屬於成吉思漢之孫拔都所建立的金帳汗國（又稱欽察汗國）。金帳汗國對羅斯採取"夷人治夷，分而治之"的策略。最終羅斯的土地分成東北、西北和西南三個部分，以後在這些地區分別形成了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等三大東斯拉夫民族。　　俄羅斯是一個特別的歐洲國家。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一直在歐洲，但俄羅斯在許多方面與歐洲大陸各國，特別是與西歐、中歐的英、法、德等國，有重大的區別。俄國的早期遠古歷史和文化更接近拜占庭文明，而與希臘、羅馬文明無緣。希臘、羅馬和拜占庭是三種典型的歐洲古文明。希臘文明，是以城邦、和政治上民主化、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平等、商業和文化的高度繁榮為主要特徵。羅馬文明，是政治上是共和國，帶有保守色彩，貴族有許多特權；國家與民族至上；文化方面出現有限的繁榮；經濟以農業為主，商業不發達。與羅馬文明比，拜占庭文明政治上更加專利；經濟以農業為主，其次是手工業，經濟生活為國家所牢牢控制，社會嚴重不平等；文化方面，除了建築與某些工藝方面，沒有什麼創造性的貢獻。希臘文明與拜占庭文明是兩種極端的文明，羅馬文明則介乎兩者之間。正是拜占庭文明和東正教的影響塑造了俄羅斯人的鮮明性格，並長期影響了俄羅斯的發展。

　　14世紀莫斯科公國開始興起。1480年伊凡三世（1440—1505年在位）最終擊敗了金帳汗國的軍隊，結束了蒙古人長達240年的統治。俄羅斯國家開始逐步統一，建立起了中央集權的封建農奴制國家。疆域北達白海，南抵奧卡河，西及第聶伯河上游，東至烏拉爾山脈。馬克思在《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一書中評價莫斯科公國的崛起時寫道："驚恐的歐洲，當伊萬在位之初，幾乎不知道夾在韃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間還存在著一個莫斯科公國，這時（指伊凡三世時）看到一個龐大的帝國突然出現在它的東部邊境而弄得目瞪口呆"。伊凡四世（伊凡雷帝，1533-1584年在位）在位期間，對內採取殘酷血腥的手段，推行特轄制，打擊波雅爾大貴族的勢力，加強沙皇的中央集權，因而有雷帝之稱。對外大規模對外征戰，擴張版版圖。　　1598年，留里克王朝絕嗣，外戚戈都諾夫被推舉為沙皇。國內貴族爭權奪利，農民起義頻繁爆發，波蘭藉機入侵。1612年俄羅斯人民驅逐波蘭入侵者，解放莫斯科後，推舉大貴族米·費·羅曼諾夫為沙皇，自此開始了羅曼諾夫王朝的統治。羅曼諾夫王朝對外在不斷征戰，收復大量失地之後，繼續推行擴張政策，向西伯利亞全境推進，到17世紀末時基本佔領了整個西伯利亞地區。期間對中國清朝作戰失敗，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東段邊界。17世紀後期，封建制在西歐已基本瓦解，而俄國卻極力維護和加強農奴制，致使工農業生產嚴重落後，政治腐敗，軍事力量薄弱。

　　彼得一世（1682—1725年在位）年登基時剛滿10歲，1689年親政。彼得一世認為，俄國要強大，當務之急是打開通向黑海和波羅的海的道路，於是首先起兵攻打土耳其人控制的亞速堡壘，但未能成功。這促使他下決心建立一支強大的艦隊。此後，經過對瑞典和對土耳其的多年戰爭，俄國先後取得了通向波羅的海和黑海的北方出海口，1712年，彼得在涅瓦河兩岸的荒島上建立了一座新城市，取名為彼得堡，把首都從莫斯科遷到這裡。密切了與歐洲各國的聯繫，1721年10月，俄國樞密院尊稱彼得為"大帝"和"祖國之父"，莫斯科大公國也正式改稱"俄羅斯帝國"，同時也成為世界強國之一。正因為如此，彼得大帝一直被俄羅斯人奉為居功至偉的民族英雄。　　彼得一世執政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是俄羅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開始了俄羅斯向歐洲資本主義文明的邁進。這些改革包括：效法西歐，全面改革政府行政管理機構和宗教管理制度，開辦工業，加強海、陸軍正規建設。興辦教育，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事業，創辦科學院和各種專門學校，並派遣大批貴族子弟出國學習。同時頒令簡化俄語，出版報紙，獎勵翻譯西歐著作。就連俄國人的生活習慣，彼得也不放過，下令不準留長鬍須，禁止著舊式長袍，自己帶頭改穿匈牙利式和德國式短裝。彼得激烈、激進地改革，不僅改換了俄羅斯人的頭腦，甚至改變了俄羅斯皇族的血緣。他嚴厲地鎮壓改革的反對派，不惜處死反對改革的親生兒子阿列克塞。馬克思曾說："彼得大帝用野蠻制服了俄國的野蠻"。 　　值得我們今天深思的是，俄國的彼得大帝與中國的康熙皇帝處於同一時代。彼得一世登基時，俄國還十分落後，但是他敏感地覺察到了當時西歐變化，和英國、荷蘭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後，工業、貿易的發達。學習西方的心情十分迫切。彼得一世曾化名米哈依洛夫，隨使團周遊普魯士、荷蘭、英國等許多西歐國家，細心考察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通過"尋師問道"，彼得不僅親身感受了西方國家的先進之處，而且進一步弄清了當時歐洲的國際形勢和俄國所處的地位。從國外歸來，他果斷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儘管彼得推動改革的手段十分專橫，並引發不少爭議，但他的改革無疑推動了俄國的現代化進程。　　中國的情形恰恰相反。儘管康雍乾三代帝王學識淵博，雄才大略，但沒有感受到世界範圍空前深刻的大變動、大轉折，也沒有感受到西方國家的產業革命、啟蒙運動的發展趨勢。乾隆二十年前後，隨著統一新疆戰爭的順利進行，乾隆皇帝自感王朝進入"全盛"時期，從此將"持盈保泰"作為基本的治國方略。"持盈保泰"就是保持富足安穩的局面，實際上就是墨守成規，維持現狀。在對內政上仍舊沿襲保守的傳統，限制工商業，輕視科學技術，大興"文字獄"。這與彼得大帝的開明政策形成鮮明對照。因此，俄國在彼得大帝的手中由弱而強；而中國在康雍乾的任上盛極而衰。一喜一悲，一起一落，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彼得大帝之後，葉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實行"開明專制"，和亞歷山大一世實行"有限自由主義改革"，進一步接受歐洲啟蒙思想，實行了一系列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俄羅斯繼續對外擴張，三次參與瓜分波蘭，南方疆土擴展至第聶伯河，在遠東征服西伯利亞北部，渡過白令海峽，佔領北美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島。沙俄政府1809年從瑞典手中奪得芬蘭，1812年打敗了拿破崙率領入侵俄國的六十萬大軍，從土耳其手中取得比薩拉比亞，隨後又從伊朗手中奪取了喬治亞和亞塞拜然的大部，從拿破崙手中取得法屬波蘭部分。1815年與普魯士和奧地利締結"神聖同盟"，儼然成了歐洲霸主。

六，聖赫拿島上的拿破崙與"睡獅論"

　　1804年，拿破崙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他在擊敗歐洲第五次"反法同盟"後，幾乎佔領和控制了除英、俄外的整個歐洲。為了稱霸歐洲，拿破崙決定攻打俄國。　　1812年夏，拿破崙從法國本土及其歐洲盟國與附庸國中徵集了一支60餘萬人的大軍入侵俄國。6月24日，法軍進入俄境，第一批三個集團近45萬人，很快深入俄國內地。戰爭初期，俄軍面對法軍咄咄逼人的攻勢，被迫撤退，沿途進行堅壁清野，以阻滯法軍前進。　　9月7日，庫圖佐夫率領約12萬俄軍在博羅季諾附近依託預先選定陣地，與拿破崙率領的約13萬法軍展開激戰，試圖切斷法軍通往莫斯科的兩條主要通道。此役雙方損失慘重：俄軍傷亡5．2萬人，法軍傷亡5萬以上。雙方未能決出真正的勝負，法軍佔領博羅季諾。打開了通往莫斯科的大門。俄軍也極大地消耗了法軍，贏得了防禦的時間，積聚力量建立總預備隊，為轉入反攻創造了條件。博羅季諾會戰對俄國1812年衛國戰爭的整個進程有重大影響。雖然沒有直接導致戰爭進程發生根本性轉折，但標誌拿破崙軍隊覆滅的開始。拿破崙後來曾寫道："在我一生的作戰中，最令我膽戰心驚的，莫過於莫斯科城下之戰。作戰中，法軍本應取勝，而俄軍卻博得了不可戰勝的權利。"　　9月14日，法軍佔領莫斯科，但只是座空城。當天夜裡，莫斯科又起了大火，連燒了五晝夜，並且沙皇成功地誘使拿破崙舉行了政治談判，從而使法軍喪失了六星期的寶貴時間，一直拖到嚴冬降臨，俄國才拒絕求和。法軍據守空城，既無糧草又無給養，嚴寒襲擊，疾病流行，死亡累累。10月18日，俄軍開始反攻；19日，法軍撤出莫斯科，爾後節節敗退。法軍11月的維亞濟馬交戰失利，對其士氣影響極大，加速了法軍的瓦解。戰至12月，法軍幾乎全軍覆滅。拿破崙的侵俄戰爭，以喪失50多萬人的慘敗而告終。12月12日，不足3萬殘兵返回法國，拿破崙的軍隊主力損失殆盡。拿破崙幾乎是獨自狼狽地逃回巴黎。　　1813年，俄、普、英、西、葡、瑞、奧等組織第六次反法聯盟，10月16日，爆發萊比錫會戰，拿破崙被擊敗。1814年1月，聯軍侵入法國本土，拿破崙連續對聯軍發起攻擊，聯軍損失慘重，但此時拿破崙也已無力進行殲滅戰。3月30日聯軍攻陷巴黎。4月11日，拿破崙同反法聯盟簽定"楓丹白露條約"，4月20日拿破崙被迫退位，被流放到義大利西海岸的厄爾巴島。波旁王朝復辟。　　1815年3月1日，拿破崙利用人民對波旁王朝的不滿，重返巴黎。3月25日，英、俄、普、奧、荷等國成立第七次反法聯盟，集結70萬重兵進攻法國。6月中旬，反法聯軍在滑鐵盧擊敗法軍，7月7日，聯軍進入巴黎，拿破崙再次宣布退位，被流放到南大西洋聖赫拿島。直到1821年5月5日，死於該島。

　　就是在這個聖赫拿島上，拿破崙會見了一個英國人——阿美士德，並提到了有關中國的著名的"睡獅"論。這個阿美士德就是近代繼馬戛爾尼第一次出使中國後的第二次出使中國的英使團團長。　　乾隆晚期，在海外貿易中中國是一個出超的國家，大都數年份都有貿易順差，經過產業革命、經濟蓬勃發展的英國在來廣州進行貿易中佔一半以上，他們也長期處在逆差之中。英國政府為改變這種狀況，消除限制，締結基於近代條約的國際關係，特派以馬戛爾尼伯爵為正使、東印度公司大班斯當東為副使的使節團，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7月乘"獅子號"軍艦到達中國於大沽登陸。對於這個使節團，清廷頗為重視，派官員專程迎接，優禮款待，希望把此次"朝聘"搞成"外夷向化"的盛典。然而雙方一接觸，便發生了覲禮，糾紛。馬戛爾尼儘管在進京途中對清方在他的船上掛上"英吉利國貢使"的旗幟佯裝不知，但抵達熱河離宮時，拒絕向清朝皇帝行跪拜禮，要求行英國的覲禮——一足跪地，一手輕握君主之手而親吻。清朝官員經過一番權衡，只同意一足跪地，而不同意親吻皇帝之手。9月在避暑山莊謁見了乾隆皇帝，呈遞的國書，獻上洋槍和當時英國首號巨艦的模型。乾隆皇帝則贈給英王一柄"白如意"交給馬戛爾尼。馬戛爾尼隨後提出如下要求：英國派員常駐北京照管商務，允許英商到寧波、舟山、天津等地貿易，在北京建商館貯貨發賣，中國在舟山附近割一小島供英商居住、貯貨，在廣州附近撥一處地方供英商居住並允許其自由出入，減免英商在廣州、澳門的內河運輸稅，允許英國人傳教，免除英國人居住稅並發給許可證等。　　乾隆皇帝面對英國炫耀近代工業技術、武器和試圖打破中國傳統對外體制的雙重挑戰，卻照舊墨守華夷秩序的傳統對外觀，暴露了對世界發展大勢的愚鈍。乾隆皇帝一方面明確表示"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所屬"，英船不得駛至浙江、天津等地上岸交易，勿渭言之不預；另—方面，以上諭的形式告知英國："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考慮到對方的困難，可以承認作為恩惠的朝貢貿易。馬戛爾尼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於翌年三月從澳門踏上歸途。　　馬戛爾尼帶著使團失望羞辱地返回英國。而在此之前，使團成員受歐洲掀起的中國熱的影響，對中國的美好一直很嚮往。在與中國人直接接觸中，滿清政府的傲慢，冷漠，卻給他們留下了極壞的印象。一位使團成員在他的日記里這樣描述在中國的出使經歷："我們的整個故事只有三句話；我們進入北京向乞丐；在那裡居住時象囚犯，離開時象小偷。"馬戛爾尼後來把自已的日記整理出版，書名為《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當時歐洲的著名學者和普通老百姓都看到了這本書，包括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等人在內。這是影響歐洲人對中國看法轉折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繼馬戛爾尼之後不久來中國出使的荷蘭使團就認為；英國佬太迂腐僵硬了，他們認為；嗑個頭有什麼了不起的？只要能同中國做生意搞貿易行通商之實，荷蘭使團做好了三叩九拜的準備。但荷蘭人最後也是一無所獲。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英國再次派出以阿美士德為團長的使節團前來中國。上次馬戛爾尼出使在禮儀之爭，加深了清朝對於英人"桀驁不馴"的印象，阿美士德出使時，清廷變得不再通融。使節團一到大沽，清朝官員就與他談判禮儀問題，結果雙方陷入僵局。使節團因此被堵在通州。最後清仁宗不耐煩了，下令招見英使，官員連夜用車把他送往北京，當英使抵達圓明園時，借口疲憊不堪要求改日覲見，不顧清方官員勸阻，拂袖而去。英使如此無禮，清仁宗大怒，下令驅逐英使，並且在給英國國王的敕諭里宣布：英國遣使前來中國，"禮義不能諳習，重勞唇舌，非所樂聞"，"嗣後無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當然，阿美士德原先準備提出的要求根本無從談起。談判還未開始已告決裂。　　在歸程中路過聖赫拿島時，阿美士德拜訪了拿破崙——這個曾是敵人的被流放的皇帝陛下。在拜會中他向拿破崙介紹了他出使中國的情況和所受到的遭遇。拿破崙倒象務實的荷蘭人一樣認為：阿美士德的使團幹了件愚蠢的事，大老遠的跑到中國，為了嗑不嗑頭的爭吵而白跑一趟。他說："你們到了中國，就要入鄉隨俗。應該嗑頭，為什麼不像中國的官員那樣向皇帝嗑頭呢？那隻不過是中國人的風俗禮儀罷了。"當阿美士德談及中國人對西方的蔑視和拒絕通商貿易交流，對這種情況非戰不能使中國統治者明白打開國門的道理時，拿破崙說："要同這個幅員廣大，物產豐富的帝國作戰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開始你們會成功，你們會奪取他們的船隻，破壞他們的軍事和商業設施，但你們也會讓他們明白他們自已的力量。他們會思考，然後說；建造船隻，用火炮把它們裝備起來，使我們同他們一樣強大。他們會把炮手從法國美國甚至倫敦請來，建造一隻艦隊，然後把你們戰敗。"誰知道此時的拿破崙說的是不是他同俄羅斯這個比中國幅員更大的帝國作戰是作了蠢事，是不是他自已在莫斯科作戰的失敗過程。最讓人難以忘懷的還是拿破崙的這句話："中國一旦被驚醒：世界都會為之震動。"這次與拿破崙的會談內容被阿美士德寫進他的書中發行大受歡迎，隨著書的流行，中國是一隻睡獅，睡獅涼醒，世界震動，就像咒語一樣流傳。善意的西方人可以用這句話表達自己的希望，但更多時候，西方人在用這句話表達一種意識或潛意識中的恐懼。

七，從"啟蒙旗幟"到"泥足巨人"

　　令人吃驚的是，歷時兩個世紀之久的中國熱情，在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雙元革命之後蕩然無存。馬戛爾尼出使中國，使歐洲人對中國的美好形象一夜之間全部崩潰。"一個專制帝國，幾百年幾千年都沒有什麼進步，何處值得仰慕？"馬戛爾尼說："一個民族不進則退，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狀態。"同一年，孔多塞的《人類精神進步的歷史畫卷之概述》出版，孔多塞，這位伏爾泰之後又一偉大的法蘭西思想家竟然認為，中華民族是停滯、平庸、屈辱、充滿偏見的民族："如果想知道這些機構可以摧殘人類的機能發展到何種程度——只要看看中國就行了。這個民族在科學藝術方面領先於其它民族，彷彿只是為了看到自已最終被別的民族一一超過；火炮的發明未能避免這個民族被蠻族多次征服——在那裡科學服從於荒謬的偏見，——甚至連印刷術的發明除了宣揚君權神授真命天子外，也完全無助於人類精神的進步。"　　亞當·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於的《國富論》（又譯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認為中國既富有又貧困，既繁榮又停滯。中國土地肥沃、耕作精細、人民勤勉，然而中國社會很久以來已陷於停滯狀態，勞動生產率低與人口膨脹造成大面積的貧困。中國的富有是事實，貧困也是事實。中國低廉的勞動者像乞丐一樣求職，從早到晚工作仍無法養家糊口，他們吃最污穢的廢物，把自己無法養活的孩子像狗一樣地扔到水裡。亞當·斯密認為，中國過分重農抑商的經濟制度破壞了經濟平衡，而歸根結蒂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是中國的法律，中國的專制暴政的法律制度造成中國的停滯。甚至衰退。　　孟德斯鳩在18世紀最系統地表達了中國的否定形象，或許他的分析也最為深刻、最有影響。在1748年完成的《論法的精神》這部影響廣泛的著作中，中國形象得到系統的分析，既不是像伏爾泰那樣的熱情歌頌，也不像笛福那樣的惡毒譏罵。但在孟德斯鳩"三種政體"的劃分中，"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　　黑格爾在他的《哲學史演講錄》中提到孔子時說：中國人把孔子的教訓當作權威來尊重，但孔子的理論只是一種道德哲學，甚至不過是一種在哪一個民族那裡都找得到的"常識道德"，其中毫無出色之點。"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裡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黑格爾甚至還說："我們根據他的原著可以斷言：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設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語言尖刻，竭盡嘲諷。至於孟子，黑格爾認為，他的著作也是道德性的，而且比孔子次要，就更不值得多提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黑格爾對《易經》的評價比《論語》要高。他把《易經》理解為"論原則的書"，"包含著中國人的智慧"，它"反映出中國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純粹的範疇。"　　歐洲人對中國的陰暗面的了解越來越深入了。一種自信自大，蒸蒸日上的文明需要一個陪襯的異域形象，一個停滯落後的，骯髒可鄙的、邪惡墮落的國家與人民；如果我們對比19世紀中葉歐洲的中國形象與18世紀中葉的歐洲形象，我們就知道一個世紀間中國形象的落差之大。一切都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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