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說金融史33—「錢袋子」裡面出政權？

在政治的暴風驟雨中，首先離不開「筆杆子」，改革和革命均始於對頭腦的洗禮。在筆杆子與槍杆子的背後，還有一股隱於野、隱於市、亦隱於朝的力量，那就是「錢袋子」

　　【坐而論道】（財新專欄作家 李弘）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的政壇，是「革命」與「割據」連番上演的角斗場。政治權力曾歷經四次動蕩，在五大勢力中連番易手——辛亥革命使一姓帝國變為民國；袁世凱當了總統復做皇帝；北洋軍閥你方唱罷我登場；之後是「國民政府」統一全中國。除了第一次的革命與第二次中間的復辟，同時改變了國體與政體，其他動蕩中各方勢力爭奪的是國家的統治權。

　　圖1：1909年11月9日，慈禧太后大出殯。光緒皇帝在此之前已魂歸東陵。中國政壇就此揭開權力換手的大幕。

　　在政治的暴風驟雨中，首先離不開「筆杆子」，改革和革命均始於對頭腦的洗禮。立憲派對此更為倚重，例如《申報》1909年請願建立國會時，就曾鼓吹「歐西國會，以流血求之，中國國會，以筆墨請之」。台灣史學家張朋園認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憲派的筆杆子「自有其貢獻」。然而，導致政權易手的往往不是筆杆子而是槍杆子的力量，革命黨對此的開悟總是快得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暴力才是新政權名符其實的「助產婆」。在二十世紀將近四分之三的時間裡，伴隨著中國人政治演化的腳步，「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成為人所共識的真理。

　　在筆杆子與槍杆子的背後，還有一股隱於野、隱於市、亦隱於朝的力量，那就是「錢袋子」。在金融勢力相對分散弱小的環境中，沒有人可能像內森·羅斯柴爾德那樣囈語，「誰控制著大英帝國的貨幣供應，誰就控制了大英帝國」 ，也沒有人會把中國政權的更替描繪成是金融家貪婪與冷酷的副產品。但是，我們不能忽略，沒有貨幣金融的潤滑，任何強人也無法把政治的車輪推向前進。錢，決定著改革或者革命的關鍵轉折點。

　　清末民初的各派政治力量誰有錢有勢？答案很簡單，那就是大家錢袋子都不深。下面我列出一個簡表，來看看各方所能動員的財力。

　　圖2：大清垮台的導火索，是川漢鐵路國有化導致的保路風潮與武昌兵變。距「雙十起義」不足兩周，1911年10月21日《倫敦畫報新聞》就登出漢陽兵工廠與隔江相望的武漢雙城。孫中山的頭像將中國革命的消息迅速傳遍全球。

　　川漢鐵路收歸國有像是一把熊熊大火，點燃它的卻是大清新政後期的財政政策與外債政策。要了解此中背景，可讀朝廷兩個關鍵人物和他們的作為。其一是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成為度支部尚書後又成為皇族內閣度支部大臣的鎮國公載澤（1868-1926）。此人雖貴為皇族，乃嘉慶皇帝的重孫（過繼的），卻是清末少有的為人稱頌的財政實幹家，具有救國救民救朝廷之抱負。連袁世凱後來都承認「前清預備立憲，惟度支部，最有成績，余皆敷衍耳」。

　　那麼相當於財政部長的載澤做出了點什麼成績？ 答案是他力圖增加大清稅收。1909年他提出了一份六年竣事的財政改革案，要調查全國財政，試辦各省預算，統一藩司，統一事權。他還要建立全國預算，辦理決算，劃分國家稅地方稅，實施會計法，建立金庫制度。

　　此時大清已日薄西山，朝不保夕，載澤方案卻著力於財政制度建設，國家長治久安。結果這份眼高手低的方案，與體制外的梁啟超提出的金融改革大計命運相同，都被遺棄在歷史的故紙堆中。

　　圖3：載澤屬於朝廷內的立憲派，他帶領五大臣1906年出訪考察憲政，對英國的君主立憲頗為讚賞，對經濟與財政肯於學習與思考。這是他和代表團在伯明翰的一家工廠留影。

　　和載澤方案相比，另外一個人——「責任內閣」的郵傳部大臣盛宣懷1911年4月所提出的鐵路幹線國有化就實用得多了。他深諳通過持有與經營企業來廣開財源之道。大清朝廷現在把握著郵政局，地方上還插手經營鋼鐵廠、煤礦，但有什麼企業比鐵路來錢更快？《盛宣懷行述》一書載，蘆漢鐵路1905年剛分段通車，一年凈利就有350萬銀元。將鐵路收歸國有，並以其未來的現金流做抵押借貸款，正可以解大清新政燃眉之急。

　　有些史學家指出，盛宣懷不惜以68歲之高齡，衰暮之餘年，孜孜兀兀整理鐵路，報了政敵私愁，營了自家私利，是貪得無厭的瑣鄙之為。然而，史學家蘇同炳的分析亦有道理。他認為鐵路幹線這件事，就應當國家來修建管理，商辦鐵路各管一段其實後患無窮。國家沒有財力投資，地方借外債聚民資修建為不得己之策。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得到朝中有識之士如載澤，鄭孝胥諸人的支持，亦由朝廷所頒布的上諭開道， 這並不是一個人的私事，而是國家集權管理的長遠大計。

　　但1911年朝廷到哪裡去借錢來國有化川漢鐵路呢？不用擔心，外國銀行早已手捧著銀子站在總理衙門的大門口了。國有化的上諭不出一個月，英法德美四國借款合銀4700萬兩的消息就傳了出來，而尚未收回的川漢鐵路股權據傳已成了貸款的抵押品。這在反朝廷強權之上又點燃了民間反西方列強的怒火。大清一步錯，步步錯，原來夢想著用國有化的銀子救命，不成想被國有化點燃的烈火焚身。

　　大清被錢袋子絆倒，清末的保皇黨立憲派，財務處境也不妙。在野的政治家是無法利用國家強權為自己的政治目標籌款的。那麼宣傳立憲改革，組織群眾保皇運動，錢從那裡來？自從1898年避難海外，為繼續維新事業籌款就成了康有為、梁啟超的一項繁重的工作。1902-1903年梁啟超一路在夏威夷、美洲、澳洲奔波，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動員海外華僑，支持保皇會捐款。康有為還曾親力親為在南美進行投資，可以算是中國人「走出去」的老前輩。以康梁的影響力，他們也算當年中國的「吸金大王」了，但是，一場場「路演」下來，能聚集八萬十萬已是很大的成績。這些錢不少暗中投資於國內立憲派的各大報刊，如《時報》《申報》《中外日報》《國民公報》與《東方雜誌》。學者們僅就《時報》方面的直接史料，就考證出康梁的撥款約為20萬兩銀子。支持一家報紙就有如此開銷，康梁干改革的財務壓力可想而知。

　　圖4：由於籌款問題，立憲派與革命黨還在海外華僑界得不可開交。康有為的家書、梁啟超的信函都反覆提及籌款中的挫折。這是1906年左右康有為給女兒的一封信。

　　與立憲派相比，革命黨幾乎就是燒錢黨了。他們不但同樣要保持輿論陣地，進行團體活動，更要價的，是在國內一次一次地組織暗殺與暴動。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直接組織的暴動就超過十次，每次都要槍要人要金錢。就在孫中山的頭像上了倫敦報紙的前幾天，他在美國的酒店早起用餐，發現報紙上赫然大字登出「武昌為革命黨佔領」！如此重大的消息並沒有讓他馬上奔赴革命的前線，而是坐上了輪船，馳向了歐洲。為什麼呢？原因之一是他正在為革命的槍杆子籌款。他明白，暴力推翻大清需要金錢做後盾，要建設一個新政權，革命黨必須爭取列強的支持與銀行的貸款。只要擁有足夠的資金，他相信一切新政權就有生存的機會。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還保留著孫中山當年海外籌款的廣告報道。

　　圖5：同盟會1906年曾於法屬安南發行的票券，上面用法語承諾，軍政府革命成功後，見票即兌現。這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大的風險投資吧。

　　兩股最有錢的勢力，當年卻對革命黨的籌款冷眼旁觀。

　　首先是中國國內的民族資本家。這個階層在新政時期增長很快。僅就上海看，1902年出現了「上海商業會議公所」，已經頗具實力的董事有28人。到1911年「寧波旅滬同鄉會」成立，一個地方起來的大小老闆就有上百人。用20世紀80年代改革前的語言說，這些商人一方面「勾結官府」，一方面「背靠洋人」，但是和革命黨卻保持著距離。商人的本性就是偏執穩定，厭惡動亂，對他們來說，所有打破現存制度的革命都可能意味著財富的再分配。上海的實業家寧願納稅以「出代議士（議員）」，也不願支持革命黨犯上做亂。

　　有一典型的例子是「江浙財閥的泰斗」虞洽卿。他靠著清末十年的穩定，變成了政商兩道上的紅人。時任兩江總督端方1906年搞的「南洋勸業會」，他在裡面扔了十幾萬兩銀子。但與革命黨直接發生關係，按他的傳記作者馮筱才的考證，「最早也許就在1911年上海經濟形勢危急重重之時」。換句話說，必是看到大勢已去，商人才會出手去幫革命黨推倒危牆。

　　圖6：南京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出餉無門，1912年2月2日開始發行公債，由大總統和副總統連署。政權交給袁世凱的前一個月，政府出餉的難題還是江浙企業大佬張謇出面向兩淮鹽商會借錢解決的。

　　其實，孫中山從來也沒有把革命籌款的希望放在民族資本上。他最想得到的還是西方銀行的借款，一種真正的「市場力量」。但是他似乎不明白，1906年他在日本與梁啟超打筆墨官司的時候，曾由胡漢民汪精衛搖旗吶喊，主張地權資本國有化，使國家成為「唯一的大地主與大資本家」（此觀點後來修正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哪一家外資銀行敢給這樣的政治領袖做債主？

　　1911年12月25日，大清的垮台已成定局，此時孫中山從歐美歸來,卻沒有得到西方列強承諾的一分錢貸款。他給革命軍政府帶來的，是如李大釗後來所讚譽的「鑄新淘舊」的堅強意志與勇氣。孫中山始終沒有像梁啟超那樣關注財政銀行制度。把政權轉給袁世凱之後，他把自己的心血投入到為中國修築20萬公里鐵路的激情之中。

　　毫無疑問，對政權的轉移，金錢從來不會無所作為或保持中立。在精明的算計之後，商人很快會做出選擇，支持能夠維持秩序的威權，以便為財富的可持續發展創造生存空間。辛亥革命推翻大清皇朝結束千年帝制，並不是袁世凱的選擇；但由他出面收拾殘局，維持新政權和社會的穩定，卻是內外商業勢力的共同選擇。

　　譬如說張謇。張明園說他早先想維持清政府的沿續，及事不可為，轉而寄希望於袁世凱，對革命黨只不過是應付而已。袁世凱年輕時曾和人說過，「天下無難事，惟有金錢自能達到目的耳」。及至戊戌變法失敗，被攝政王驅除，袁世凱的為人已劣評如潮。像張謇這樣的立憲派精英，再怎麼樣也不能轉寄希望於袁世凱啊。但幾本史書上均記載，辛亥革命還沒有爆發，張謇就主動去拜訪袁世凱，表示如果有一天袁世凱時來運轉，再次出山，他自己會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也就是說遵從袁世凱的意志而行。這樣做是張謇在政治上的敗筆嗎？很難說。張謇認為自己有責任在政府與商業面臨崩潰的威脅下，尋找到一個安定的力量以避免更大的危害。他自己所代表的商界中堅支持袁世凱的政治執行力，就是為了達到這個非常理智的目的。

　　圖7：張謇（1853-1926），是民族資本的優秀企業家，但卻不代表革命可以依靠的階級。

　　列強遵循的是同樣的邏輯。他們在華利益的焦點不是顛覆它的皇權或替代它執政，而是保證自己的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利益不受動亂損失。如能混水摸魚撈一把，更何樂不為。英國人不愧是老牌帝國，它最早嗅出了辛亥乾坤逆轉的味道而先下手為強。當日本駐華公司還在幻想會袁世凱會恪守誓言，靖難報國時，英駐華公使朱爾典已開始謀劃，激袁反叛，又出計調合革命軍，使袁可以借革命的聲勢逼迫清廷遜位。這樣做為英國人帶來了什麼好處？80年後，史學家奎恩與霍普金斯對此一語道破：＂1911年的革命，部分原因就是外國債權人對大清迫人太甚。而革命本身，更把北京政權牢牢拴在大英帝國為首的外國債權人的羅網之中＂。

　　圖8：這一單1913年才簽署的大清「善後貸款」，1911年底就已在英國人的運作之中。英國人還想以此為誘餌，在西藏得到更大利益。 後來德法俄日擠了進來，利益均占，所以一筆貸款出現了五種顏色五個幣種標識的債券。

　　就是這筆未來的財政擔保，使袁世凱有了與革命黨討價還價的底氣。這筆錢到賬之時，袁世凱已不滿足於當大總統，而是要登基做皇帝。「錢袋子」裡面不但出了政權，而且使它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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