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文山書院

06-13

　中國書院的發展與澧州書院的概況李翠明輯錄　　近十多年來，中國書院史和書院文化的研究成果顯示：書院之名，最初見於唐開元5—6年（717—718）的「麗正殿書院」和「集賢院書院」，不過這種書院只是「朝省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但漢代的「精舍」、「書堂」發展成盛唐「講學授徒」的民間私家教育機構之後，即襲用了書院之名。雕版印刷術的發展，從「口授弦誦」到「視簡而讀」的教授方式的轉變，使得原來聚書、藏書性質的書院，演變成了集藏書、讀書、講書、著書、刻書、祭祀於一身的文化教育機構；特別是唐代官方承認書院「收徒講書」的資格，又經唐玄宗一代君臣「廣學開書院」的倡導，各地具有學校性質的書院遂日漸流行。由唐而歷宋、元、明、清千餘年發展，這種古代學校性質的書院得以遍布除西藏以外的全國府、州、縣城鄉，數量達七千所以上，成為與中國官辦的教育、學術、文化、出版、藏書事業相輔相成的一支重要力量。明代開始，中國的書院又走出國門，傳到朝鮮，日本、東南亞各國，遠及義大利那不勒斯、美國舊金山等歐美華人社區，為中華文明的傳播和當地文化教育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近代以來，因「新學」、「西學」的加盟，它又成為交通中西文化的橋樑。1901年，清光緒帝一紙詔令，將全國書院按省、州（府）、縣不同規模等級的書院，分別改為大、中、小學堂（書院本身為古代大學性質的學堂，除諸生來源、規模大小之差外，一般不具備現代大中小學的文化程度等級），更使它由古代邁向近代和現代，得以貫通中國教育的血脈。因此，書院文化教育是中國文化教育的重要分支，地方書院史即是地方文化教育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澧州的書院在這一漫長發展過程中，具有顯著的特色和重要的地位。第一是多：據清同治13年（1874）修訂的《直隸澧州志》及1997年出版的《中國書院史》記載：古澧州州本部（轄今澧縣、臨澧、津市三縣市）曾有文山、車渚、溪東、文正、延光、學殖、懷德、澧陽8所州級書院和道溪、澹津、崇實3所縣級書院；州轄的永定（今張家界永定區）、慈利、石門、安福（今臨澧）、安鄉各縣有天門、漁浦、九辯、秀峰、深柳等24所縣、鄉級書院，合計約佔湖南全省528所書院名錄的6℅還多。州級書院與澧水流域各縣、鄉書院一起，形成了整個大澧州（即今湖南省澧水流域除桑植外的7縣市區）的書院網路，而且各呈特色，對於整個澧州人才的培育成長產生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第二是早：近幾年來書院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們稱，澧州（澧縣）的「文山書院」，最遲建於公元863年前，不僅是環洞庭湖地區最早的書院，也是全國現已查到的唐代49所書院之一。這49所書院中，有地方史志記載的40所，有《全唐詩》詩具體描述的13所。而地方志和《全唐詩》均有記載、具有「雙重證明」的僅僅4所，文山書院就是4所之一！這表明澧州的書院基本與全國的書院同步誕生和發展。第三是與全國知名的文化名人相關聯。澧州「車渚書院」、「文山書院」、「文正書院」，就是以紀念「囊螢照讀」的晉代吏部尚書車胤、唐代詩壇「絕世才子」李群玉、宋代「名相」范仲淹三人青少年時代發奮求學的讀書台遺址「囊螢台」、「水竹居」、「洗墨池」建造，並用其名、字、號命名的書院。車武子、李文山、範文正是澧州歷史上的三大文化名人，也是全國的歷史名人。澧州志說，「澧陽分隸南服，所置書院自晉以後，列志乘者八」，成為「王化之本，人才之所由出」的神聖殿堂，以至於澧水上下，「莫不涵泳聖澤，敦詩書而悅禮樂」，出現了「澧陽美冠南州，昔賢所羨，武子、文山之芳躅，文正之餘澤流風，觀感興起，代有聞人」的局面，可以說這是對澧州書院歷史作用的最好總結。但是，縱觀近幾年的書院文化研究狀況，應當說對於澧州的書院史，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探討、整理和研究，特別是作為澧州地方傳統文化和澧水流域最高學府的歷史淵源，這種探討、整理和研究，尤其具有緊迫性和重大意義。

　　文山書院的誕生與其後續史追蹤　　李群玉，這位被唐代詩人周朴稱為「群玉詩名冠李唐，投書換得校書郎」的澧州詩人，早在其生前就名響朝野：名相令孤淘在朝堂上讚揚他是「佳句流傳於眾口，芳聲藉甚於一時，守道安貧，遠絕名利」的人；唐宣宗讀其進詩後則認為：「李群玉放懷丘壑，吟詠情性，孤雲無心，浮磬有韻，吐妍詞於麗則，動清神於風騷」。就是在李群玉含冤下世73年之後，晚唐著名詩人韋莊，又向唐昭宗奏稱，說李群玉是朝廷的「遺賢」，且「皆有奇才，麗句清詞，遍在人之口」，因「含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應「追賜進士及第，贈補闕，拾遺」官銜。昭宗皇帝非常重視韋莊的這一進言，即予「追賜」。後來，元代辛文舫在《唐才子傳》中，盛讚李群玉「詩筆遒麗，文體豐妍」；清人金聖嘆也在《唐才子詩評點》中，稱之為「絕世才子」。這位「絕世才子」，不僅給今日澧州留下了265首詩作，而且留有水竹居和文山書院這一令多少文人魂牽夢繞的文化遺址！可惜今日澧州，已少有人確知水竹居和文山書院的祥情。澧州志上雖有文山書院名錄，但它究竟誕生於何時何地，後來的演變如何？沒有詳細記載。好在近幾年來專家學者們的研究，似可讓人看到初略的線索：　　一本由湖南省前副省長、省人大副主任龐道沐任編委主任，施金炎為主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洞庭史鑒》說：「洞庭湖區（此指環洞庭湖的長沙、湘潭、益陽、常德、岳陽及荊州江南的濱湖縣、市、區）最早的書院是唐代咸通年間（860—873）或以前興建的澧縣文山書院，位於今澧縣城關鎮仙眠洲，李群玉讀書處，以李群玉號文山而得名，至清末廢。」這本書是迄今為止洞庭湖史志的最新權威之作，它指明這一區域內最早的書院在澧州，而且比此區域內稱譽全國四大書院之首的嶽麓書院，還早了一百年以上（該書認定嶽麓書院「為北宋開寶9年即976年建」）。澧州早在「唐咸通間或以前」已經有了全國少見的早期書院，僅這個認定就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全國書院的起始時間在「唐代後期即唐德宗貞元間（785—805）、至遲於唐憲宗元和間（806—820）已有創始於私家以講學為事的書院」，澧州的書院與此同時誕生，既表明了古澧州文化教育的發達，又折射出澧陽平原曾為長江以南文化中心的歷史輝煌。　　1994年6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國鈞等一批學者編著的《中國書院史》，以《直隸澧州志》中關於「湖南澧縣文山書院」的記載和《全唐詩》中李群玉《書院二小松》詩的描寫為據，證明中國書院在中、晚唐時得到了普遍發展並具有了「講書授徒」的職能。這實際上說明，依據李群玉《書院二小松》詩的寫作時間，即可認定文山書院的誕生之期。嶽麓書院研究所鄭洪波教授，亦據此在其《〈全唐詩〉中的書院》一文中明確指出：李群玉有「一雙幽色出凡塵，數粒秋煙二尺鱗。從此靜窗聞細韻，琴聲長伴讀書人」的《書院二小松》，而「李群玉……晚年因裴休、令狐淘薦舉曾任弘文館校書郎，"未幾解任歸』，二年後去世。其死，段成式以詩哭之，有雲"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按段成式卒於863年，(李群玉)書院存在的時間即可斷定在咸通年間(806—863)或以前。書院所屬不明，然松韻、琴聲很合詩人之性，……此詩還透給我們這樣一個信息，那就是主人改善環境，以增加書院的詩韻之氣。」按有關「李群玉問題研究」專家學者們的意見：李群玉約18歲（唐長慶4年）時即824年左右，從州西38里外的東溪七里庄遷居澧陽城南仙眠洲，自築「水竹居」棲身；20歲（唐寶曆2年）時即826年寫《仙明州口號》；22歲（唐太和2年）時即828年長安赴舉落第歸澧。從此「垂頭在沅湘，十年寓龜魚」，在水竹居讀書賣文為生。所以寫《書院二小松》的時間，至遲應在唐太和2年至開成元年（828—836）左右。據此把上述的「唐代咸通間（860—863）或以前興建的澧縣文山書院」中的「以前」，判定在「唐太和2年至開成元年（828—836）左右」，應該是準確無誤的。

實際上，李群玉遷居仙眠洲的第3年（827），殿中駙馬都尉杜悰任澧州刺史。同年，大詩人杜牧來澧探訪駙馬堂兄，與李群玉一見如故。此時正擔任杜府塾師的澧州布衣詩人李宣古，也深得杜悰和岐陽公主器重，二李便陪同杜牧，沅澧採風，洞庭暢遊，詩酒唱和。正是這種交往，致杜牧力勸並促成了李群玉次年的長安赴舉。卻不想因「巴歌掩白雪，鮑肆埋蘭芳」而蒙辱。2年後，杜悰澧州任滿奉調，李宣古的「杜府塾師」隨即去職，從此以收徒教授為生。據此可推論：蒙辱的李群玉與去職的李宣古（堂）兄弟二人，利用水竹居這塊風水寶地和他們的文名聲譽，正式開辦文山書院，一方面收徒講學、一方面賦詩著文，應當是順理成章的事。那麼，文山書院的誕生，不僅可以判定在杜悰澧州離任的太和4年（830）左右，而且可以為「李群玉蒙辱讀書賣文」和李宣古「去職收徒教授」的謀生手段找到可信的依據。由此也可結論：公元830年左右，澧州誕生了由唐代詩壇知名的「澧州四布衣」①中的李群玉、李宣古二人創建，並得到後來官至宰相的杜悰支持的「文山書院」。此時距中國書院之名的出現僅僅一百年左右；據《中國書院史》中「從事教育活動，又具有學校性質的書院至少在唐德宗貞元（785—805）至唐憲宗元和（806—820）年間就有了」的論斷，僅僅相距25—10年時間。　　從文山書院的誕生過程、職責等情況看，它一開始就是一所州級書院，是整個澧浦地區第一所最高學府無疑。據說杜悰奉調後，他的二個兒子仍留澧州從二李讀書。這大約就是文山書院可知的最早教授與生員了。至於文山書院在仙眠洲的具體位置及延續的時間，下面的幾則史料，可提供更清晰的線索：　　《直隸澧州志》說：「文山書院，在城南仙眠洲上，李群玉讀書處，今廢。」又云：「水竹居，在城南仙眠洲上，李群玉讀書處。後人因建文山書院。」這就是說，文山書院是由李群玉最初棲居的「水竹居」擴建的，址在城南仙眠洲。但時至今日，仙眠洲早成高樓林立的城區，不僅「文山」蹤跡難尋，就連史料中描述過的曾千年繁茂的十萬竿翠竹，也已不見蹤影。鄧洪波編著的《中國書院楹聯》初、再版中，錄載有清末民初澧州文人周春華為文山書院撰寫的一幅楹聯，云：「漠地擁高台，過仙洲第二灘，平分片席吟風月；晚唐多秀才，讀石室五千卷，別有新詩上相台。」此聯雖寫出了文山書院在仙眠洲的具體方位、特色，可惜編著者不清楚文山書院是那州那縣的，因此把它列為「院址不詳的書院」欄下。2004年10月，澧縣政協副主席張振漢先生為《澧州文化之旅》系列叢書撰《詠澧對聯擷英》時，鄭重地寫下了這樣一段考證評語：「清末民初的澧州人周鳳楞，字春華，任過澧州學款經理處經理員、澧縣中學堂教員，其對聯佳作傳世較多……題為文山書院的對聯，其書院所在的仙眠洲是一片沙洲，稱漠地當是確切的，第二灘應指蜚雲塔一帶，塔後有三賢祠，（祀屈原、車胤、范仲淹），祠後還有三閭大夫廟（見張之覺民國28年編《澧縣誌》），後二祠均毀於洪水，蜚雲塔也因澧水大堤內移而成為外洲之塔。」作為澧州人，我們真希望《中國書院楹聯》三版時，能把文山書院遺址標明為「澧州城南仙眠洲蜚雲塔北側」。　　據傳：「兩宋」之交時，以理學名文《心箴》受朱熹擊節稱賞的澧州「香溪先生」范浚（1102-1150，字茂明，南宋初學者。紹興中舉賢良方正），曾教授文山書院。清代的澧陽書院內，特建一藏書樓，命名「心箴樓」以示紀念。而被大文豪蘇軾譽為「詩可亂青蓮」的「澧州三蘇」中的蘇庠（1065—1147，字養直，蘇堅長子）、人稱「廬山祖可師」的佛壇詩僧蘇序（字正平，法號祖可，蘇堅次子），都曾是宋時文山書院的生員學子。蘇庠老年歸省澧州寫的《菩薩蠻。澧陽庄》和《木蘭花》二詞，曾以「照溪梅雪和煙墮，寒林漠漠愁煙鎖。」「白沙煙樹有無中，雁落滄洲何處所」等句，描寫文山書院周圍的景色，寄託對母校的深情眷念。　　文山書院大約經歷了近400年，屢有興廢。到南宋寶慶2年（1226），為「溪東書院」所替代，但其遺址，實為歷代文人墨客憑弔吟詠的勝地。《中國書院楹聯賞析》收有湖南大庸（今張家界市）文人陳逢元（約1869—約1920，字桐階）撰的文山書院聯：「與段柯古往來贈答以詩，想雜俎成篇，倩校書郎正字；同屈靈均抑鬱悲傷而死，令幾人搔首，疑造物者忌才」。似乎是對元、明、清以來，文人們面對文山書院遺址無盡感嘆的最好寫照！1610年正月，「公安三袁」中的小弟袁中道遊覽澧州，寫了一篇《澧遊記》，其中有這樣一段話：「仙眠洲上有亭，即詩人李群玉水竹居……予（中道自指——筆者）曰："昔李群玉以詩名鳴於唐，至今千餘年矣（袁文如此——筆者），而更無有追步之者。吾直以目所未見求之，即詩人亦荒唐矣。』相與大笑，浮白數十而歸。」袁小修的這種豪飲（「浮白數十」）澆愁和追思「大笑」，應當就是面對文山書院僅存的一亭，從心底湧出的「疑造物者忌才」的另類慨嘆！擔任過明末御史、副都御史、中州督學的澧州人胡澥（1579——1655，字練海），1640年歸隱故里後，用李群玉《仙眠洲口號》原韻，寫過10首《文山書院和韻》詩，從其中的「披雲新敞翠微居，坐對江風邀月初」等詩句看，明末清初時的文山書院遺址還是可觀的，或許當時有過新的修葺？只是到了清乾隆年間的長沙府教授馬宗良（字最眉，1748年進士，澧州人）寫《訪李文山故居》詩時，卻成了「一代詩壇能有幾，數檁遺宅竟難留。芳名剩與蘭爭艷，歲歲飄香入勝游」的境況了。不知道「文山」這座澧州人心中不朽的高山，能否有朝一日再恢復哪怕是「數檁遺宅」的容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