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中央朝廷與地方關係中的江南著姓望族

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結構的基本特徵，主要有三點：(1)家國同構；(2)世卿世祿與官僚制度；(3)君權至上。其中，則又以「家國同構」為中國封建政治結構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徵。在清季曾與康有為一起倡導「戊戌變法」的梁啟超曾云：「吾中國社會之組織，以家族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所謂家齊而後國治是也。」[1]在周代以後嚴格的宗法制度雖然已不復存在，但「家國同構」精神卻始終貫徹於數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所謂「家國同構」，即家族(由若干家庭組成)與國家在組織結構方面的共同性。無論「家」與「國」，其組織系統和權力配置都是嚴格的父系家長制。在家庭、家族內，父系家長(家庭的家長、家族的族長)位尊權大，其屬下成員都唯命是從；在國內，君王則有「九五之尊」而君權至高無上，可操縱治下子民百姓的生殺大權。這真可謂家乃小國，而國即大家。父系家長在家族內權力至大，「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易·家人》)而君王則是全國士民百姓的嚴父，「夫君者，民眾父母也」(《新書·禮三本》)。而國內各級地方政權的行政首腦，也就順理成章地被視為屬下百姓的父母官了。君父同倫，家國同構，宗法關係亦即滲透於封建國家的社會整體。此層關係，正如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經典《周易》所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①它清楚地表達了國家關係的先導和基石乃是家庭(家族)關係，這亦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國同構」精神的精義所在。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著姓望族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曾經對當地社會乃至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諸方面的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在社會生活中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分量。任何區域文化的內涵與特點，都有一定的淵源和載體。一地著姓望族的生長演變，一定意義上即是該地區域文化承衍的主要載體，他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社會生活中所呈現的生態與心態，及其所起作用和影響的綜合，則是構成區域文化內涵和特點的重要淵源。明清時期的江南著姓望族，本質上是文化型的，即家族具有強烈的文化意識，都特別重視家族教育，「世以風雅相傳」，讀書、著述與藏書蔚然成風，詩禮傳家，碩儒輩出，尤其是明清江東科甲之盛冠甲天下，許多家族都具有相當的文化積累，家族整體文化素質較高[2]。那麼，在「家國同構」的倫理政治型社會範式下，明清時期中央朝廷與地方關係中的江南著姓望族又是表現如何呢？　　在「家國同構」的倫理政治型社會範式下，明清江南望族一般均有「忠君」之志而能盡忠報國，做到「家」、「國」雙贏，從而亦使家祚綿長。　　誠如上述，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裡，家是小國，國即大家，「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3]，「家國同構」精神促使家族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忠君報國」自然而然地也就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全體臣民的正宗傳統思想。2001年夏季，筆者剛從學校教席退休賦閑，應友人邀請在浙西天目山區消暑旅遊度假。該地森林茂密，煙巒滴翠，夏季平均氣溫25℃，處處清風送涼，是一個理想的避暑勝地。一個偶然的機會，筆者在浙西古剎禪源寺附近一個山區鄉鎮的一戶舊家大宅的門柱上，看到一付古楹聯，上聯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下聯為「二件事：耕田讀書」。明清時期的江南，望族士子大都具有「忠君」之志，而「忠臣孝子」之家則可謂比比皆有。上述那付古楹聯所反映的正是中國農耕社會一般士民的心態，也是明清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明清時期浙江「忠孝之家」型的望族頗多，諸如杭州錢塘縣于謙家族、紹興餘姚縣王陽明家族、餘姚縣的孫燧家族、山陰縣劉宗周家族、山陰縣朱篪家族、山陰縣何詔家族、山陰縣沈綰家族、湖州烏程縣朱國楨家族、寧波府鄞縣楊范家族、鄞縣張煌言家族、鄞縣錢肅樂家族、紹興餘姚黃宗羲家族；等等。其中，尤以紹興府餘姚縣的孫燧家族最為典型。孫燧(1460-1519年)，字德成，弘治癸丑進士，正德十年(1515年)擢為右副都御史巡視江西。孫燧知悉寧王朱宸濠必反，乃不攜家眷赴任，結果被寧王殺害。明世宗繼位後，追敘孫燧之功，贈孫燧禮部尚書，賜謚「忠烈」並祠祀江西，賜祠名為「旌忠」。孫燧生有三子，皆以至孝聞名。同郡高官兼大儒王守仁(陽明)吊孫燧時曾贊曰：「公為忠臣，公之令子為孝子。」紹興餘姚孫氏「忠孝之家」的美名由是傳遍天下。「忠烈公」孫燧正德己卯(1519年)以身殉國難，炳然樹大節，其堪、墀、升等三子則賢孝相繼，皆以文武鼎甲顯世；諸孫、曾孫輩等後裔群又蟬聯鵲起，「一門之中，文為儒宗，武為將表」，海內稱「閥閱世家」②因此，紹興餘姚孫氏「忠孝之家」遂為後人津津樂道、讚美有加：「孫氏自(孫)燧及(孫)嘉績六世，世以文章忠孝嗣其家緒，蔑有廢墜。海內高仰之為當代宗臣。」[4]明末清初的浙江海寧人查繼佐更是盛讚孫燧家族乃是「傳世顯榮」的華麗家族。③正是由於「忠孝」思想的深入人心，故在明清易代「鼎革」之際，浙東的張煌言、錢肅樂、劉宗周等望族士大夫或奮起參加抗清武裝鬥爭，或者以「絕食」方式來為前明殉國。當時，望族士大夫王業泰(王守仁的玄孫，歷史上最後一位「新建伯」爵位的貴族)為明朝殉國的悲壯結局頗為令人肅然起敬。崇禎十七年(1644)，時任明軍都督的「新建伯」王先通(王業泰之父)在李自成農民軍攻克北京城時兵敗被殺。王業泰即南下投效南明弘光政權，承襲了「新建伯」的爵位。清軍進入南京城時俘虜了王業泰，多方勸誘王業泰降清、並許諾他可繼襲「新建伯」爵位等優厚待遇。但王業泰堅持民族氣節，慷慨陳詞：「世受國恩，義不改節，得死報君父地下足矣。」④王業泰終遭清軍殺害，浙江紹興餘姚王陽明文化世族也在悲涼中沉沒了[5]209。　　明清時期，不獨浙江多「忠臣孝子」之家，江南其他的諸如蘇南(也稱「江東」)、皖南等地「忠臣孝子」之家亦頗多。例如，明代蘇南吳郡吳縣洞庭東山鎮陸巷村「莫厘王氏」的王鏊家族，也可稱「忠臣孝子」之家。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曾積極鼓勵臣民諫諍，強調：「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⑤明太祖朱元璋說：「忠臣愛君，言為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為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又云：「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功於社稷人民也。」⑥若以此種標準來衡量王鏊，王鏊可謂是明代中期一個大忠臣。王鏊(1450-1524年)，字濟之，號守溪，晚號拙叟，人稱震澤先生。明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殿試一甲第三名進士探花及第，授編修。弘治時歷侍講學士，充講官，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鏊擔任皇帝近臣侍講學士時，讜言盡忠導帝上進：「進講必分別天理人慾，君子小人。每至治亂用舍之際，言之懇懇。上以方春，出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無盤於游田》一章，反覆千言……上自是不復出矣。」[6]可見，抱有「忠君」之志的王鏊，他就是用其忠讜來向青年君主(明武宗)進諫、引導君主上進的。正德時閹官劉瑾擅權，劉瑾的黨羽日益囂張，禍流紳，王鏊又置生死於度外，與韓文等大臣奏請誅殺劉瑾及其黨羽「八虎」等。事雖不行，但王鏊的忠君言行和膽識則為同僚廷臣們所折服、欽佩，故在他辭官後鄉居十四年間，廷臣們還是對他「交薦」不斷。⑦尤其是，王鏊的「忠君報國」思想也極大地影響其子孫後裔等族眾。萬曆年間，王鏊的曾孫王禹聲(1548-1611年)，字遵考，號聞溪。萬曆十七年(1589)己丑進七，歷刑部主事、工部郎中、承天知府等職。其時正值權閹專橫，王禹聲乃「牒報上官，直列二閹激變狀」，因其言行忤逆權閹而被罷官歸里：「坐削籍歸，歸數年卒」。[7]王禹聲這種恪遵祖訓、不辱家聲的崇高品格受到了後人的讚揚，其族人王仲鎏對他稱讚云：「昔文恪公(王鏊)當武宗時為宰輔，而內困於逆(劉)瑾；公(王禹聲)當神宗時為太守，而外尼於奉茂，何後先一轍也。」⑧明清江南望族中「忠臣孝子」之家，由於望族士子、士大夫們一般均有「忠君」之志，他們大都能夠盡忠報國，於是往往能達到「家」、「國」雙贏，不僅為國盡忠出力，而且也使家運鼎盛、家祚綿長。例如，明代浙江處州府青田縣的開國元勛劉基家族，因是「忠臣孝子」之家，故亦家祚綿長，竟能成為與大明皇朝相始終的江南望族[5]193－201；明代浙東紹興府餘姚縣的「忠烈公」孫燧望族，更是集忠、孝、文、武於一門，前後有子孫後裔十一人進士及第入仕為官作宦，二人位登後閣，六人卒後蒙朝廷賜謚，後人贊曰：「孫氏自(孫)燧及(孫)嘉績六世，世以文章忠孝嗣其家緒，蔑有廢墜，海內高仰之為當代宗臣。」(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三之《姚江孫氏世傳》)而蘇南(江東)蘇州府吳縣洞庭東山鎮的莫厘王氏，該望族士大夫自「山中宰相」王鏊堅持儒家忠讜之道的傳統一直延續到清末。王鏊第十四世孫王頌蔚(公元1848年-1895年)，少負盛名，與袁寶璜、葉昌熾並稱「蘇州三才子」。光緒六年進士及第後歷任戶部主事、軍機章京。王頌蔚嘗言：「京曹官惟科道尚可抒其忠讜，以補朝政之缺耳，若我所居職，終日疲精於抄寫，役形於案牘，直吏胥事，一旦得居言路，踵朱蓉生、梁節庵後，我願足矣。」[8]頌蔚之子王季烈(字晉余，號君九，系王鏊第十五世孫)，光緒三十年(1904)甲辰進士，官至學部專門司郎中，誥授通議大夫。娶鄭氏，誥封淑人。生有七子、三女。總之，洞庭東山鎮陸巷村的莫厘王氏望族，自明代文淵閣大學士王鏊(1450-1524年)後一直瓜瓞綿綿、子孫不絕，而又科第相繼、簪纓聯翩，故竟能成為貫聯明清兩代的江南著姓望族。　　在「家國同構」的倫理政治型社會範式下，明清江南望族士大夫以「市隱」人文心態在亦出(世)亦入(世)、似出(世)似入(世)的夾縫中謀求自身的生存與發展。　　眾所周知，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高度發展的時期，君權至高無上，帝王操縱帝國全體臣民的生殺予奪之權，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使身處廟堂的殿閣大臣，也是帝威不測，「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則隨時可招致殺身之禍；遑論身在江湖的山野草民了。尤其是，明、清王朝對江南的封建統治又尤為嚴厲。由於元末朱元璋與張士誠鬥爭時，「張士誠據有吳中，江南名士多往依之。」[9]於是朱元璋在削平群雄建立了大明王朝後，便對江南實行苛政：遷富戶、重賦稅、殺士人等一系列的高壓政策和殘酷鎮壓隨之而來。明洪武三年(1370)庚戌，遷江南蘇、松、杭、嘉、湖五府無田之民四千餘戶至皖北臨濠墾田，又移江南富民十四萬戶於鳳陽。同時，又對江南課以重賦，以致「天下之賦莫重於東南，東南之賦莫重於吾蘇」。[10]不僅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又對江南士子進行摧殘。明太祖迭興文字獄、推行文化專制主義，在其繁密的文網和文化高壓政策下，明初蘇州府長洲縣大名士高放(公元1336年-1374年)等一批江南文士被戮殺，與高啟友善的「吳中四傑」或「北郭十子」中的楊基、張羽、徐賁和王行等江南吳地才人俊彥，竟無一善終。朱元璋拋棄了「刑不上大夫」的中國封建社會的老傳統，發明了「廷杖」制度，即在廟堂大殿上杖責大臣，以此來樹立皇帝的絕對權威。他的侄兒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書薛祥等都被廷杖致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則被當眾鞭死。終明一代，廷杖作為威懾公卿、維護皇權的殘酷手段，經常被濫用，使得「天下莫不駭然」。據葉子奇撰《草木子》一書記載：當時京官們都人人自危，每天早晨離家去上朝時，都要與妻子、兒女相互訣別，挨至晚上平安回來，一家相慶，即慶賀又多活了一天！同樣，清朝為了鞏固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在實行恢復科舉、開設「博學鴻詞科」和南巡召試等懷柔政策羈縻封建士子的同時，又交替使用了文網繁密的文化高壓政策，屢興「科場案」和文字獄來對付漢族紳地主，特別是對江南縉紳、封建士子進行摧殘和打壓。箍制異端，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統治。　　那麼，面對明清封建專制主義的文化高壓政策和摧殘、箍制，江南縉紳和望族士人又是如何處置呢？中國封建社會的士大夫和文人，一般而言，其在成功、得意時是儒家，都有著「達則兼濟天下」的入世的社會責任感，他們「學會文武藝，售於帝王家」，他們「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在其遭受挫折(諸如科場不利、仕途坎坷)、失意時則又往往變成了釋、道，崇尚師法自然的田園理想、追求一種遠離塵俗的出世的浪漫主義。而明清時期的江南封建士子、特別是江南吳地文化世族的士大夫，其中有相當部分的人士，他們則在「入世」、「出世」或者「兼濟」、「獨善」之間，採取了一種折中的所謂「市隱」生活道路。其實，「市隱」心態並非江南吳地士人所始有，它更不是元明之際的產物。早在東晉時詩人王康琚的《反招隱》一詩中已有「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之句。後來，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在其《中隱》一詩中則又將隱逸心態擴展為「大隱」、「中隱」、「小隱」等幾個層次：「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其間，既有晉代「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式的隱逸，也有將梅樹當妻室、把白鶴當兒子的宋朝林和靖式的隱逸。但成為一種普遍的人文心態，其涵蓋面竟遍及一個地域，則肇自明初，迨至明代中葉的成化、弘治、正德、嘉靖(1465-1566年)四朝這一百年間得以充分發展，穩定成江南尤其是其中的蘇松吳中地域性的文化精神，即特定時空間群體性趨從的一種意識形態。[11]這是頗具江南特色的隱逸心態，它既無須如同釋、道宗教人那樣終年隱居深山老林專心修鍊，也有別於一般意義上的歸隱山林與世隔絕，而是把隱逸的地點從山林轉到了城市：「雖居市廛，如處岩壑」。⑨誠如明代朝廷名臣兼著名文學家的蘇州府婁東人王世貞(1526-1590年)對雖然不曾有過科舉功名的隱君子、卻又能得享天下大名的松江府華亭大名士陳繼儒(1558-1639年)所言那樣：「市居之跡於暄也，山居之跡於寂也，惟園居於季孟之間也。」⑩於是，在那種隱於朝市的「市隱觀」的時尚理論觀照下，「大隱隱於市」，只要「內無所營，外無所冀」，[12]只要不像人們所熟悉的唐人借「隱居」為名成為平步青雲的終南捷徑那樣，亦即如果能夠保持人格的獨立和精神的超脫，那麼就處處可以隱，不僅城市可以隱，即使當官作宦也一樣可以隱，可以隱於醫，可以隱於詩、可以隱於畫、可以隱於旅，那簡直就是無往而不可隱了，亦即「市朝無拘管，何處不漁蓑？」而且認為隱於市朝者尤為難得，故目之為「大隱」。文徵明在《顧春潛先生傳》中對「市隱」則有更加透徹的解釋：　　「或謂昔之隱者，必林棲野處，滅跡城市。而春潛即仕有官，且嘗宣佈於時，而隨緣里井，未始異於人人，而以為潛，得微有戾乎？雖然，此其跡也。苟以其跡，則淵明固曾為建始參軍，為彭澤令矣。而千載之下，不廢為處士，其志有在也。淵明在晉名元亮，在宋名潛。朱子於《綱目》書曰：『晉處士陶潛』，與其志也。余於春潛亦云。」[13]654－655從上述文字可見，文徵明認為「林棲野處，滅跡城市」已經不能作為判定處士隱者的標準，身處市井裡巷之人只要其「志有在也」，那麼也就仍然不失其文人處士的本色。故自明代江南吳門大名士文徵明(1470-1559年)上述此言一出，「市隱」說即從行為到理論都獲得了圓滿的佐證和支撐點，江南吳地「市隱」人文心態之風於是亦就愈盛。　　《列朝詩集小傳·丙集·吳尚書寬》認為：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間(1465--1566年)，江南吳地「紳首稱匏翁(吳寬的號)，布衣首推白石翁(沈周的號)」。按：吳寬(明蘇州府長洲人，1435-1504年)字原博，號匏庵。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會試、殿試皆第一，金榜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明孝宗即位，預修《憲宗實録》，進少詹兼侍讀學士。丁憂後，入東閣，專典誥敕。弘治十六年(1503年)進禮部尚書，次年卒謚「文定」。後人評說：「吳中自吳寬、王鏊以文章領袖館閣，一時名士沈周、祝允明輩，與並馳騁，文風極盛。」(11)明人蘇南吳郡吳縣洞庭東山鎮王鏊在他的《吳寬神道碑》中說到吳寬在京城為官時的「市隱」心態及其行為：「公(吳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熱。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雜萌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為具召客，分題聯句為樂，若不知有官者。」(12)王鏊在他所撰的另一文《送廣東參政徐君序》中則又比較具體地說到了當時任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的吳寬與給事中陳玉汝、御醫周原己、武選郎中徐源以及作者王鏊本人等一批在京供職的江南吳地籍士大夫們在天子腳下的京師「大隱」生活狀態之一斑：「少詹有園曰一鶴，亭曰玉延，庵曰海月。陳(給事中陳玉汝)有半舫齋，周(御醫周原己)有傳菊軒，武選(武選郎中徐源)有超勝樓，予家有小適園。花時月夕，公(吳寬)退輒相過從，宴集賦詩，或聯句，或分題詠物，有倡斯和，角麗搜奇，往往聯為大卷，傳播中外，風流文雅，他邦鮮儷。」(13)可見，這些在京城當官作宦的江南吳地籍望族士大夫，他們在京城都擁有自己的園林與亭、樓、軒、庵，每當花時月夕，彼此「輒相過從」、「宴集賦詩」，真正的「風流文雅」之極！試想，吳寬、王鏊等江南吳地籍的文化世家望族士大夫在天子腳下的京城已經表現出了「他邦鮮儷」的「市隱」風貌了，那麼在他們的故鄉即江南之吳中地域，望族士大夫此種「市隱」風範之盛則可想而知了。　　明清時期，江南吳地「市隱」人文心態的承衍載體主要是當地的文化世族。文化世族和豪門右族、科舉簪纓世家同屬著姓望族之列，但他們之間卻又有所區別。明代吳門文化名人文徵明(1470-1559年，明蘇州府長洲縣人)的後人文含在《文氏族譜續集·序》中曾不無自豪地說：「吳中舊族以科第簪纓世其家者多有，而詩文筆翰流布海內累世不絕則莫如文氏。」(14)文化世族可能同時又是科第簪纓世家(例如，本文中的江南吳門長洲文徵明家族即是這種簪纓世家、文化世族「雙肩挑」的名門望族)，但科第簪纓世家卻並非就是文化世族。簪纓世家和文化世族兩者之間的區別，主要在於：前者的家祚所維繫的命脈大都是政治、經濟轉化的物質因素，故簪纓世家往往是「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而後者所承傳的則更多的是心態因素、精神因素，即所謂「詩書之澤，衣冠之望，非積之不可，而師資源委，實以興之」，(15)而文化和精神的因素積之彌深，則續之彌遠，故文化世族例如吳門長洲文氏望族即能夠「詩文筆翰流布海內累世不絕」也。　　吳門長洲文徵明家族歷史悠久，其遠祖可以追溯到西漢景帝時期的蜀郡太守文黨(字仲翁)，故《文氏族譜續集》稱：「吾文氏系出漢蜀守翁之後。」(16)後唐同光三年(925年)，文時從征南唐，留鎮江西，遂家廬陵，是為廬陵文氏始祖，該支十三世祖文天祥(1236-1283年)即臨刑作《正氣歌》的抗元民族英雄，而十二世祖文寶則遷至湖南衡山。文寶是為文氏衡山派始祖。其後，文氏衡山派的文惠入贅於江南蘇州張氏，文惠則為江南吳門文氏的始祖。吳門長洲文氏在落籍蘇州之前均系武人，「世以武胄相承」，以武功而被授官者甚眾。在文惠入籍蘇州後，文氏家族「始業儒，教授里中」。[13]710江南吳門長洲文氏從此棄武從文，走上了讀書科舉之路。文惠之子文洪(字公大，號希素)系明朝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舉人，官淶水縣教諭。能詩，有《淶水集》、《括囊詩稿》等。文惠的二個孫子文林、文森均是進士及第。文林(文洪長子，字宗儒，1445-1499年)系成化壬辰進士，歷知永嘉、博平二縣，遷南京太僕寺丞，終官浙江溫州知府。有《琅琊漫抄》、《文溫州詩》。文森(文洪次子，字宗嚴，1462-1525年)系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丁未進士，授慶雲知縣，歷監察御史，官至右僉都御史。曾與修《憲宗實録》。文林之子文徵明(文惠的曾孫，1470-1559年)：初名璧，號衡山，即是譽滿海內的明代江南大名士。從吳寬學文章，從李應楨學書法，從沈周學畫。他既是明代著名的書畫家，與沈周、唐寅、仇英號稱「吳門四大家」；他又擅長詩文，才高八斗，與唐寅、祝允明、徐禎卿並稱「吳中四才子」。但他雖然文壇得意，卻科場蹭蹬，屢試而不獲中舉。正德末，在其54歲時才以歲貢生薦試吏部，授翰林院待詔。然他卻又因保持人格尊嚴而不奴顏權貴，尤不肯為藩王、中官作畫。故旋即致仕歸里，「市隱」故里潛心書畫創作數十年，其詩、文、書、畫無一不精，時人美譽他為「四絕」的全才，並稱他「主中吳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文徵明及其子孫後裔文彭、文嘉、文元發、文元善、文肇祉、文震孟、文震亨、文從簡、文從昌、文秉、文乘、文柟、文點等文氏文化家族鏈中的眾多文化名人在文學、史學、書畫藝術和園林等諸多領域皆有傑出貢獻，江南吳門長洲文氏因此而成為明清時期聞名海內外的文化世族。[5]335－337明清時期，類似吳門長洲文氏家族那樣的文化世族在當時的江南吳地甚多，例如，前述的蘇州府吳縣洞庭東山鎮陸巷村王鏊所屬的「莫厘王氏」、蘇州府長洲縣的吳寬家族也均為其時吳門頗為著名的文化世族。此外，當時蘇州府長洲縣的彭啟豐家族、申時行家族、韓菼家族、徐陶璋家族和蘇州府吳縣的繆彤家族、洞庭東山鎮嚴經家族、吳鍾駿家族、木瀆鎮馮桂芬家族、袁尊尼家族及蘇州府元和縣吳廷琛家族、朱希周家族、陸肯堂家族，與蘇州府吳江縣「全孝翁」吳山家族(清初著名邊塞詩人吳兆騫即出此族)、吳江縣葉紹袁家族、松陵鎮沈璟家族，以及蘇州府常熟縣的孫承恩家族、趙用賢家族、嚴訥家族、瞿景淳家族、歸允肅家族、錢謙益家族、翁叔元家族和蘇州府崑山縣的葉盛家族、歸有光家族、崑山縣千墩鎮顧炎武家族、崑山縣城廂鎮徐乾學家族，等等，也都是明清江南史上有過一定影響的文化世族，(17)而這些家族中產生的諸如王鏊、王世琛、王禹聲、王芑孫、吳寬、葉盛、嚴訥、歸有光、歸允肅、朱希周、朱駿聲、汪繹、沈璟、趙用賢、袁廷檮、錢謙益、顧炎武、徐乾學等等文化名人，則無疑都在明清江南文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上述蘇州府長洲文徵明家族、吳縣的洞庭東山鎮「莫厘王氏」和吳寬家族及吳江縣沈璟家族等諸多文化世族，就是明清時期江南吳地「市隱」人文心態的主要承衍載體。那麼，他們又是如何來實現自己「市隱」的途徑呢？這主要是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文人雅集、尋勝紀游、品茶神聊以及寫詩、繪畫等文藝創作諸方面，亦即所謂「明季江南文人有『隱逸氣』，就是從他們這種趣味生活和藝術生活的選擇中流露出來的。」[14]明代江南吳地文士雅集結友之風甚盛，所謂「吳中盛文會，濟濟多英彥」。(18)例如，文徵明父子與袁氏兄弟在「聞德齋」的雅集，以及文徵明、陳淳、吳爟等的「東郭十友」，皆是著名的文士之會。他們以文會友，通過雅集聚會來詩酒唱和，品文論畫，來度過淡定自若、舒心愜意的「隱逸」生活。文徵明家族的文氏成員又經常與三五情趣相投的文人雅士結伴出遊，他們一起去蘇州乃至江南地區的名勝古迹地訪游。這種訪勝紀游與他們的書畫、詩文等文藝創作相結合，則又構成這些文化世族的士子、士大夫隱逸生活的重要部分。另外，品茗、飲茶自古以來即屬雅事，故品嘗名茶香茗也往往與「市隱」相聯繫，茶寮也就成為「隱於朝市」的一大佳處。文徵明曾創作《惠山茶會圖》、《品茶園》等畫品。文徵明的曾孫文震亨(文震孟的胞弟、文元發次子、文彭孫，1585-1645年)則又設計了一個令人想往的品茗佳境：「構一斗室，相傍山齋。內設茶具，教一童專主茶役，以供長日清淡。寒霄兀坐，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15]　　在中國傳統隱逸文化中，私家園林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以文會友、詩酒唱和、品詩論畫乃至飲茶品茗，在在皆需要一個賞心悅目、高雅舒適的場所，而最理想的場所則莫過於園林了，因為它最富有文化標誌意義：「園林是隱逸人格精神最直觀感性的外化物之一，也是將隱逸本質貫徹得最徹底的藝術樣式。園林在相當大程度上彌補了歸隱羨隱的士大夫在政治受挫後的心理失衡，並完成其人格精神的改造與構建。」[16]尤其是明清時期，江南士大夫將園林建築同詩詞、繪畫藝術等創作結合在一起，以梅、蘭、竹、菊、松、荷及山水、怪石等自然界的存在，作為自己人格的象徵，並從中感悟到它們與自己的共鳴。我們僅從前述王鏊撰寫的《吳寬神道碑》、《送廣東參政徐君序》二文中已經領略了一些園林的詩酒唱和、以文會友等功能，文章真實地反映出當時在京供職的江南吳地籍縉紳士大夫京城都擁有自己的園林，如時任少詹兼侍讀學士的吳寬有「一鶴園」、「玉延亭」和「海月庵」等園林，給事中陳玉汝有「半舫齋」，御醫周原己有「傳菊軒」，武選郎中徐源有「超勝樓」，作者王鏊本人則有「小適園」；他們公幹下班閑暇時彼此「輒相過從」，就在上述這些私家園林「宴集賦詩」，洒脫地消遣、休閑，這種「大隱隱於市」的隱逸生活真是「風流文雅」之極！吳寬、王鏊等江南吳地籍官員在天子腳下的京城都已經擁有自家的私人園林，那麼在他們的故鄉江南吳地，構造園林之盛也就可想而知。　　童寯《江南園林志序》云：「吾國凡有富宦大賈文人之地，殆皆家族園林之所薈萃，而其多半精華，實聚於江南一隅。」(19)明清兩代，是江南私家園林建築的鼎盛時期。江南園林的勃興，大約在明代中葉以後，史載：「嘉靖末年，海內宴然，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20)明代雲間華亭名士何良俊(1506-1573年)在所撰《西園雅會集序》中記載了明朝嘉靖以來江南各地竟修園林的情況：「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營治一園。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嬴，尤以此相勝。大略三吳城中，園苑棋置，侵略市肆民居大半。」(21)生活於明末清初的上海著名文人葉夢珠，他回憶起晚明松江府城內園林之盛時也云：「余幼猶見郡邑之盛，甲第入雲，名園錯雜，交衡比屋，闤闠列廛，求尺寸之曠地而不可得。」(22)但是，江南區域則以吳地蘇州的園林尤多、並以蘇州園林最為著名。這正如明代蘇州府婁東太倉文人陸容(1436-1497年)所說：「江南名都，蘇杭並稱，然蘇城及各縣富家，多有亭館花木之盛。」(23)明代蘇州府屬各縣大約有園林合計達250多處，迨至清代蘇州園林數量則更加可觀，並且名園凸現，誠如清代嘉慶壬午進士官至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的梁章鉅(1775-1849年)所言：「吳下園亭最盛，如齊門之吳氏拙政園、閶門之劉氏寒碧庄、葑門之瞿氏網師園、婁門黃氏之五松園。其尤著者，每春秋佳日，輒開園縱人游觀。」[17]我們縱觀江南私家園林，尤其是明清江南蘇州園林，其園主大多是得志官紳、富商大賈或是歸隱文人士大夫。前者(得志官紳、富賈)姑且不論。與本文關係密切者，乃是明清時期那些由失意或退隱官員為消遣避禍、標榜「寧靜致遠」而自娛自樂而建築的蘇州私家園林。例如，坐落在蘇州城東北街的拙政園，它「雖由人作，宛若天開」，(24)集中體現了江南園林的精湛造園藝術，是世界文化遺產和中國四大名園之一，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拙政園最早的原創園主是明代蘇州府吳縣人弘治六年(1493年)癸丑進士王獻臣，他仕途坎坷，早年雖曾擢御史巡按大同，但旋以細故為東廠所誣，謫為上杭縣丞。後復以前巡按大同事再遭東廠誣奏，再謫廣東驛丞。王獻臣受誣罷官後歸隱蘇州故里，寄情於東北街一隅，以大弘寺廢址建別墅，並取西晉潘岳《閑居賦》中「灌園鬻蔬……是亦拙者之政也」之意，題名「拙政園」。當時吳門畫派的大家文徵明參與了該園的設計，並作有《拙政園卅一景》圖。可見，失意官員王獻臣是要以此園來實現他終老林泉的願望。而位於蘇州闊家頭巷的網師園，其最早創建此園的園主是南宋的侍郎史正志，他在京師遭彈劾罷官後流寓吳中，首先在此建堂築圃，花園稱「漁隱」，堂號則名「萬卷」，他本人又自稱是「吳門老圃」。後來，又將花園改稱為「網師」，意即漁夫、釣叟。柳宗元有「獨釣寒江雪」之詩，內含「眾人皆醉我獨醒」之意，可見，此網師並非尋常的漁夫，而是隱於江湖的高士。將園林取名為網師園，意即「漁夫叟之園」，又可見園主那種淡定自若、終老江湖的「市隱」人文心態。再如，蘇州現存古典園林中歷史最悠久的滄浪亭，它至今也是世界文化遺產。滄浪亭位於蘇州護龍街(現改名為人民路)的南首，其最早的原創園主為北宋詩人蘇舜欽(公元1008年-1049年)。蘇舜欽出身於北宋四川一個文化世族，其胞兄蘇舜元(1006-1054年)進士出身，官至三司度支判官。他倆的祖父則是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庚辰進士、狀元及第的蘇易簡(958-997年)，曾官拜參知政事。蘇舜欽原籍四川綿州鹽泉，字子美，晚號滄浪翁，系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甲戌進士，少有大志，入仕後累遷至大理評事。慶曆中，因名臣范仲淹推薦出領集賢校理，進監奏院。他和岳父杜衍都與范仲淹主新政，故多遭保守大臣們的讒陷，於是蘇舜欽乃罷官流寓江南蘇州，買水石建築私家園林以自適，起園名「滄浪亭」即取《楚辭》中的隱逸之句。他工詩文，又善草書，其「墨寶」則多為時人所傳。蘇舜欽建築滄浪亭後，親撰《水調歌頭》一首，云：「瀟洒太湖岸，淡濘洞庭山。魚龍隱處煙霧，深鎖渺彌間。方念陶朱張翰，忽有扁舟急槳，撇浪載鱸還。落日暴風雨，歸路繞濘灣。丈夫志，當景盛，恥疏閑。壯年何時憔悴，華髮改朱顏？擬借寒潭垂釣，又恐鷗鳥相猜，不肯傍青綸。刺棹穿蘆荻，無語看波瀾。」人云「自古聖人不寂寞」，但是這首宋詞卻多少流露出蘇舜欽因被讒陷遭降職而不甘寂寞之情，悶悶不樂的蘇舜欽不久終於英年早逝了。滄浪亭歷經滄桑，它經歷了由亭變為庵，又由庵變為亭的曲折過程。南宋紹興年間，該園林為韓世忠所有。由元至明初，則廢為僧舍。明嘉靖時，就其遺址建築韓蔪王(世忠)祠，文瑛和尚則在大雲庵旁恢復了滄浪亭。明代蘇州府崑山文化名人歸有光(公元1506年-1571年)曾特地撰寫《滄浪亭記》一文，生動地記述了文瑛和尚修復滄浪亭的緣由及其變遷過程。作者歸有光在文中有的放矢地大發議論，認為歷史上的君臣將相爭霸立業，雖極一時之盛，但最終功名富貴還不是「皆無有」？同滄浪亭的為人們熱愛相比，其原創園主蘇舜欽雖然被讒陷而長期放廢並且英年早逝，但由於他「所至皆有善政」(歐陽修《湖州長史蘇君墓志銘》)以及其在文學上的成就，因而能夠名垂千古。入清後，康熙年間又改建為蘇公(舜欽)祠，商丘宋牧仲尋訪遺迹，又構亭於假山之上，因得文徵明隸書「滄浪亭」三字，便作為園林匾額了。又如，那座位於蘇州府吳江縣同里鎮上的退思園，其園主任蘭生(1838-1888年)字畹香，號南雲。同治年間，賜內閣學士。光緒三年(1877年)任安徽鳳潁六泗兵備道，其管轄區域是皖中的鳳陽、潁川、六安、泗州兩府兩州之地。光緒十年(1884年)任蘭生被彈劾落職還鄉，在同里鎮創建了私家園林「退思園」。園名「退思」，即取「退而思過」之意，典出《左傳》：「林父子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25)等等。由上述可見，拙政園、網師園、滄浪亭、退思園等明清江南吳地古典園林，其原創園主的最早造園初衷，或多或少地皆具有「市隱」人文心態。拙政園、滄浪亭、網師園等蘇州古典園林，一般而言，其園主大都學問淵博、思想深奧，他們造園時不僅精心設計、別出心裁，還往往與當時社會上的文化名人、著名畫家等一起探討和規劃。例如，在拙政園建造之時，那位文名卓越的退隱官員王獻臣即虛心地邀請當時吳門畫派的大家文徵明參與了設計。文徵明不僅為拙政園題詞、作記，繪有《拙政園卅一景》圖，並親手在園內栽植了一株紫藤。因此，拙政園、滄浪亭、網師園等蘇州古典園林，可謂均皆「雖由人作，宛若天開」，它們都集中體現了中國江南古典園林精湛的造園藝術。例如，拙政園是一座山水俱佳的園林，但它總體布局則以水池為中心。它臨水建有形體不同的亭、台、檻、榭，高低錯落的各種建築物，具有江南水鄉特色。而網師園、滄浪亭、退思園等以水為中心的水景園，也都很有各自的特色。如在網師園，有一處景點名稱「月到風來亭」，它居水崖之巔，突出於池中。該亭呈六角形平面，單檐攢尖頂。亭中正中牆上鑲有一面如同門樣的大鏡子，鏡中映出園中的山光水色，造成園中有園、景外有景的效果。它是園中觀景賞月的佳處，依韓愈「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的詩意，人們在月明風清的夜晚來到該亭，則可領略「月到天心，風來水色」的情趣，故它冠名「月到風來亭」自是十分貼切的。再如滄浪亭，在該園林南部的竹叢之中有「翠玲瓏館」一座，取自蘇子美詩「秋色入林紅黯淡，月光穿竹翠玲瓏」之意。建築平面由三個矩形對角相連，化大為小，融於自然。每當月色溶溶的晴晚，身處其館，則似覺清涼襲人，胸懷頓若俗塵遠去，體現出江南園林主靜、主幽的傳統文化思想；等等。明清蘇州古典園林這種「若以城市中而求隱居」的境界，正符合當時江南吳地文人的隱逸思想。曾有學者指出：明代蘇州私家園林的主人們「既貪圖城市的優厚物質供應，又不想冒勞頓之苦，尋求『山水林泉之樂』，因此就在邸宅近旁經營既有城市物質享受，又有山林自然意趣的『城市山林』，來滿足他們各方面的享樂慾望。」[18]而這種情況，即在當時江南文人的詩文中亦有類似記載。例如，明末清初那位與陳子龍等有「雲間六子」之稱的雲間青浦詩人李雯(1608-1647年)在他所撰《寶樹園記》中云：「(寶樹園)廣不逾數畝，無層峰疊壑之奇，無廣廈華堂之美，而洞石玲瓏，雲林掩映，至其地者，超然有城市山林之想。」(26)而那位生前備受乾隆皇帝寵愛並賜詩極多的蘇州府長洲籍大名士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1673-1769年)在其所撰《復園記》一文中亦有類似的記載：「峰岫互回，雲天倒映……禽魚翔游，物亦同趣，不離軒裳而共履間曠之域，不出城市而共獲山林之性。」(27)　　正是由於這些蘇州古典園林具有如上述諸多特色、優點，使得園主人在其中生活能夠舒適自在、從容淡定，他們可以在園林中隨心所欲地品茗、撫琴、下棋、寫詩、作畫、清淡，亦可以在園林中以文會友、舉行文會雅集。例如，在朱彝尊去世後那位清初東南文壇領袖查慎行(浙江海寧人，1650-1728年)有詩云：「不須絲竹發豪興，自有風雅供清淡。」(28)試想，風和日麗之時，三二知心文友相聚園林亭台，一邊品茶、一邊清淡，不亦樂乎？而江蘇丹徒文士余京的詩記：「名園今又逢高宴，怪得銀花夜結社。」(29)從中，則又道出園林具有文會雅集的極佳功能了。明清江南的文會雅集主要就在園林池館、亭軒樓台中舉行，如《蘇州府志》卷四十九《第宅園林四》載：「李文安公傑宅，在北郭外石城裡。宅有五樂堂，長沙李東陽記，公又辟西園，結酒社、詩社為娛。」須知，建園結社乃是明清時期江南具有標誌意義的風雅之舉。總而言之，私家園林總是承衍具有「市隱」人文心態的江南文人士大夫高逸、閑適理想生活的最佳載體。而上述所引查慎行、余京和李雯、沈德潛等江南文人士大夫的一些詩文，則揭示了園林的諸多功能和江南文人士大夫們的隱逸情志。　　上述種種，既是具有「市隱」心態的江南文人士大夫們的生活情趣，也是他們這些人的生活智慧。誠如前述，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君權至高無上，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封建專制主義殘酷的文化高壓政策下，面對兇險的宦海風波或政治風險，江南文人士大夫在朝不保夕的殘酷現實面前選擇了遠避是非、明哲保身的生活道路，他們在亦出(世)亦入(世)、似出(世)似入(世)的夾縫中謀求自身的生存與發展，於是江南吳地「隱逸」風氣日盛。江南望族文人士大夫的「市隱」觀提供了一個既能與時俱進、又能享受生活的生存方式。但我們不能由此而說這些具有「市隱」心態的明清江南吳地望族文人士大夫都是一些逃避政治風險、只圖享樂的私利之徒，因為實際上他們也都飽讀儒家經典而又滿腹詩書，也均認同中國傳統文化的「家國同構」倫理政治型社會範式，他們也如同尋常士民那樣都保持完善的人格。在平常的歲月，他們懷著「市隱」心態過著「大隱隱於市」的隱逸生活。但是，一旦當遭遇到了民族危機、國家有難之秋，他們同樣也會挺身而起，同樣也是頂天立地的錚錚大丈夫。例如，著名的江南吳門長洲文氏文化世族產生的文震孟(字文起，大名士文徵明的曾孫，1574-1636年。明天啟壬戌進士第一，官至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就曾為維護朝廷利益觸怒了權閹魏忠賢而被昏君明熹宗下旨廷杖八十；在清朝「剃髮令」下後，震孟的胞弟文震亨則在跳江投水殉國未果之後又絕食而死。又如，明末清初蘇州府崑山縣千墩鎮顧氏望族產生的大儒顧炎武(明正德丁丑進士顧濟的玄孫，初名絳，字忠清，1613-1682年)，明末參與「復社」活動，清兵南下，從崑山知縣楊永吉舉兵抗清；抗清失敗後，他則遍游諸省(故有人稱顧炎武是「隱於旅」)，考察山川形勢，屢謁明陵。所至每墾田度地，結交豪傑之士，圖謀匡複明室，發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豪言壯語。[5]496再如，蘇州府吳縣洞庭東山鎮莫厘王氏望族的士大夫王頌蔚(明武英殿大學士王鏊的十三世孫。字芾卿，號蒿隱，1845-1895年。光緒六年進士，官至戶部郎中、補軍機章京)是馮桂芬的高足，他一生以入言路做個忠讜的諫臣為理想。中日甲午戰爭前，他已經憂慮地認為：「敵人謀我非一日，我乃臨渴掘井，如何制勝？」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失敗後，他更是憂國憂民溢於言表：「償金賠款割地委曲求和，府君益為憤懣，嘗曰：『今日之敗績，歸咎於師之不練，器之不利猶非探本之論，頻年以來，盈庭皆泄沓之風，宮中務游觀之樂，直臣擯棄，賄賂公行，安有戰勝之望？』此後償金既巨、民力益疲，恐大亂之起不在外患而在內憂，時局至此，令人有披髮入山之想。」[19]等等。上述文震孟、文震亨兄弟和顧炎武及王頌蔚等江南吳地望族士人的言行，從另一個側面為我們詮釋了明清時期江南吳地「市隱」心態人的人生。我們研究歷史，只有全面地研究這個問題，才能歷史主義地正確評價明清江南吳地「市隱」人文心態在明清江南望族史與江南文化史上的影響。在「家國同構」的倫理政治型社會範式下，明清江南望族官紳努力為「江南減賦」呼籲與晚清時由於吳地望族官紳各方的耦合力爭而終使「江南減賦」獲得成功。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說：「賦稅是官僚、軍隊、教士和宮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話，它是行政權力整個機構的生活源泉。」[20]江南重賦由來已久，在明清兩代尤其劇烈，其中又以蘇、松二府最為突出。唐朝中期的韓愈已說：「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可見江南重賦早在公元八九世紀之交即初肇其端。明朝弘治年間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的丘濬曾云：「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30)清代，康熙初年的江蘇巡撫韓世琦也說：「然財賦之重，首稱江南。而江南之中，唯蘇、松為最。」(31)江南在重賦壓榨下經濟十分不景氣，「民窮財匱」而「無處不苦」，這正如明人黃廷鵠在他的《役法原疏》中早已指出的那樣：「國家財賦，耑倚三吳，而蘇松獨甲於天下，則其劬勞疾痛之狀，亦獨倍於天下，第今民窮財匱，十室九空，無處不苦，而蘇松為甚。」(32)在重賦的剝削下，江南蘇松二府百姓，特別是佃種重賦官田的農民，為支付沉重的賦稅，「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脫婦人簪珥者有矣」。(33)清朝康熙皇帝六下江南，在他首次巡視江南回京後，訓示即將離京南下赴任的江蘇巡撫田雯時也說：「向聞江蘇富饒，朕親歷其地，見百姓頗多貧困。爾至彼地，當以愛養民生為要。」(34)康熙年間工科給事中任辰旦則云：江南開張鋪面形似繁榮者，實際上乃是一種僅在城市中呈現的虛假盛世，江南廣大農村的真實情況是「至於鄉鎮村落，則居者半是草屋，服者半是單衣，婦子之啼飢號寒，實與瘠薄之區無以異地。」[21]　　關於江南重賦的原因，自明以來眾說紛紜。現代中國史學界的伍丹戈、林金樹、樊樹志、楊亞非、郭厚安、唐文基、韋慶遠、範金明等對於明清江南重賦問題均有研究，先後撰文加以探討。上述諸家的看法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三點：一、是依照明清文人學者的成說，也主張是由於明太祖朱元璋「怒民(江南吳地百姓)附寇(張士誠)」的原因，諸如伍丹戈(撰文《明代的官田與民田》，載《中華文化論叢》1978年第1期)等人；二、是認為重賦問題是與江南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江南農業經濟的高水平發展及其所帶來的較其他地區富庶的農家經營，可謂是「江南賦重」的根本原因，持此說者有樊樹志(撰文《明代江南官田與重賦之面面觀》，載《明史研究論叢》第4輯)、郭厚安(撰文《明代江南賦重問題析》，載《西北師範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範金明(撰文《明清江南重賦問題述論》，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3期)等；三、認為導致蘇松重賦的原因在於蘇松二府歷來官田多，並且官田之賦苛重，持此說者有林金樹(撰文《試論明代蘇松二府的重賦問題》，載《明史研究論叢》第1輯)、楊亞非(撰文《明代蘇松嘉湖地區重賦之由》，載《江南學刊》1983年第5期)、韋慶遠(撰文《明代「江南賦稅畸」原因辨析》，載韋慶遠著《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行)、唐文基(撰文《明代江南重賦問題和國有官田的私有化》，載《明史研究論叢》第4期)等等。筆者已往對江南重賦歷史問題關注不夠、認識不足，但自從較多地接觸了此歷史問題的史料後，則認為江南重賦問題既由來已久、又十分複雜，雖然上述伍、林、樊、楊、郭、唐、韋、范等各家所說皆言之成理，但我們又不能孤立地看待江南重賦問題，故如將上述各家所言彙集成一說，那麼離開「江南重賦」原因的完整答案則會更近些。這其中又必須指出：即明清封建統治者對江南百姓的「重鞭抽快牛」這一招，也是「江南重賦」的重要原因之一。試想，如果在貧窮的邊遠地區或者雖屬內地中原但卻是土質瘠薄的不毛之地，那裡的百姓終年辛勤勞作也難以溫飽，封建統治者對那裡的百姓敲骨吸髓也榨不出多少油水，又怎麼能夠對其實施什麼「重賦」政策呢？然江南則自然條件得天獨厚，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向有「蘇杭熟，天下足」的美譽，加上江南百姓歷來勤勞、淳樸又比較柔弱，缺乏抗爭精神，故歷代(特別是明清)封建統治者當然也就樂得對江南百姓「重鞭抽快牛」，油水多榨一分是一分地供其揮霍享受。明清時期，如果在江南多產生幾位李自成、張獻忠或者洪秀全式的農民起義領袖，那麼一部「明清江南賦稅史」可能要改寫了。　　江南重賦明清時尤烈，而以蘇松二府最為突出。基此原因，明清以來在朝野官宦士大夫中對於要求實施「江南減賦」的呼聲甚高，特別是江南吳地籍的望族士大夫這種要求「江南減賦」的言行頗多。例如，明代蘇州府吳縣洞庭東山鎮「莫厘王氏」望族的王鏊(1450-1524年)，他在成化十一年(1475年)乙未進士及第後，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他不僅文章優長，而且為官正直敢言，被吳門大才子唐寅譽稱為「海內文章第一，山中宰相無雙」。王鏊晚年積極倡導江南減賦，他在一篇《吳中賦稅與巡撫李司空》文中說：「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稅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指出吳中稅額之高而導致了吳中地區「貧窮多流，里甲坐困，去往相牽，同入於困……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役。近年吳下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22]王鏊此文，可謂是明清時期江南望族士大夫對於「江南減賦」努力的先行者。雖然當時的明朝封建統治者並未如王鏊所請那樣實施「江南減賦」，但多少也有所觸動，故迨至明代嘉隆年間在江南一些州縣試行「一條鞭法」以減輕江南一些州縣農民的負擔，如嘉靖十六年(1537年)丁酉蘇州府、松江府出現了「照田多寡為輕重，凡大小差役總其徭役數目，一條鞭征充」。(35)迨至明代隆慶年間(1567-1572年)海瑞任應天巡撫時，他又將嘉靖末年巡按浙江的御史龐尚鵬在餘姚、平湖等地試行的一條鞭役法在其轄境應天加以推廣。但江南廣大地區並未真正減賦，江南百姓賦稅負擔依然十分沉重。對此，萬曆初年的內閣首輔張居正(1525-1582年)也有較深的認識，他曾對當時的應天巡撫宋儀望(字望之，號陽山)說：「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施欠云云，讀之使人扼腕！」張首輔明確表示：「不於此時剔刷宿弊，為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36)但「使人扼腕」的是，沒有等到張居正將江南重賦的「宿弊」加以「剔刷」，使江南的百姓也能「均糧足民」，這位台閣重臣的大改革家張首輔即撒手西歸，「張居正改革」亦即就此打住。此後，明朝的國政每況愈下，國庫日益不盈，張居正的那位不良門生明神宗為了滿足其荒淫奢侈的生活，竟然派出太監充當礦監、稅使去各地為他聚斂財富。試想，這樣貪婪的封建君主又怎麼可能為江南「減賦」呢？入清後，也曾有不少朝廷官員曾為「江南減賦」發出呼籲，有的更明確地為「江南減賦」向朝廷進呈奏本。例如，康熙二十二年任辰旦即向清聖祖進呈《工科給事中任辰旦為酌減蘇松之賦額以均國課事題本》，云：「工科給事中臣任辰旦謹題，為請酌蘇松之賦額，以遂民生，以均國課事。……(由於重賦，江南)鄉鎮村落，則居者半是草屋，服者半是單衣，婦子之啼飢號寒，實與瘠薄之區無以異也……今百姓幸生唐虞三代之事，此真千載一時，償不為之酌量裁減(賦稅)，更復誰望用敢仰請乾斷敕部議。……定為蘇松之賦，則即不然亦請從稍減。減一分，百姓免一分之困；減一厘，百姓沐一厘之惠。……以蘇松百姓數百年呼天吁地，而一旦蒙恩於今日，垂諸百代史冊有光。」[21]任辰旦(1617-1686年)字千之，號待庵，清浙江杭州府蕭山縣人。康熙丁未進士，官至大理寺丞。這是位頗為幹練的江南望族士大夫，在他擔任上海知縣時治績考評為「最」。他的上述題本在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進呈，清聖祖在本月十五日即批示：「知道了」，並且「該部知道」。但由於當時各方面時機尚未成熟，清中央朝廷並沒有給江南實施「減賦」政策。促使「江南減賦」時機成熟的是清季的「庚申之難」。清朝咸豐十年(1860年)庚申，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軍東征，連克常州、蘇州，並在蘇州建立了太平天國的蘇福省。這次「庚申」戰爭對蘇州而言，無疑是一場災難，它不僅死人無數，而且經過這場屠殺焚毀的兵燹後，繁盛的蘇州變得十分蕭條：「金閶門外，南北兩濠，附郭臨流，舊為鬧市，實煙月之作坊，鮮風騷之名跡。庚申(1860年)之役，景物一變，昔之列屋連雲，今則荒丘蔓草矣；昔之燕舞春風，今則狐嗥夜月矣。盛衰轉眼，過客興悲。」(37)蘇州的大批官紳、富商紛紛逃至上海的租界避難，「庚申之難」不僅成為蘇州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且也促成了「江南減賦」時機的逐漸成熟。戰爭中吳地人口大量死亡，使得江南蘇松常等郡耕地荒蕪，農業蕭條。兩年後，太平天國「天京」被清軍攻陷，江南再次遭受戰爭的洗劫，江南許多州縣更是遭難落荒：「自昆至蘇境，轉荒落。金閶門外，瓦礫盈途，城內亦鮮完善。虎邱則一塔僅存，余皆土阜。由是而無錫，而常州，而丹陽，蔓草荒煙，所在一律。」[23]　　在清朝咸豐末、同治初的太平天國晚期，最早為「江南減賦」做努力的是江南吳地望族代表、時任太常寺卿的潘祖蔭(1830-1890年)，他在太平軍攻佔蘇州之後的第七天，亦即咸豐十年(1860年)庚申四月二十日，就向咸豐皇帝進呈《敬陳救時八策》，在該文的第二策「收人心」之中，他首次提出要豁免江南積欠錢糧：「江浙皖豫歷年民欠錢糧……款項已屬虛懸，雖征亦無實濟。合無仰肯天恩推廣，萬壽恩昭，刊刻謄黃，大普皇仁，概予豁免。……臣所謂收人心者此也。」(38)次年十月，潘祖蔭又進呈《請免錢糧、汰厘局、嚴軍律、廣中額疏》，奏請清廷：「免各省之錢糧以蘇民困也。……即如去年(1860，庚申)蘇州失守……聞彼此賊人(對太平軍的污衊稱呼)，已先遍張偽示，概與蠲除。……民貧為盜，勢所必然，而賊又誘之以利，結之以恩……」故潘祖蔭審察當時江南現狀而懇切請求清中央朝廷把當時歷經兵燹的江南之「府廳州縣錢糧即行豁免，其附近各州縣亦行酌量減成」。(39)隨著江南戰局的不斷發展，江南地方士紳與督撫的勢力也日益膨脹。在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以曾國藩為代表的地方督撫，不僅控制了大量的軍隊，而且其幕府聚集了當時最傑出的人才。據統計，兩江總督曾國藩(1811-1872年)幕府經其舉薦日後官至總督者有13人，巡撫者有13人，提督、布政、道府者有100人。[24]太平天國失敗後，以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1823-1901年)為代表的東南地方督撫專政的局面大致形成，已成為當時左右清廷的重要政治力量。而當時蘇州府吳縣的大阜潘氏望族的潘祖蔭、潘曾沂、潘曾濤、潘曾綬等傑出人物就是以曾國藩、李鴻章等東南督撫為堅強的政治後盾，利用大阜潘氏望族控制的社會網路所構成的有效社會資源，由各種力量的耦合力爭而使「江南減賦」終獲成功。[25]　　蘇州「貴潘」支潘氏，其先世居皖南徽州歙縣北岸鎮大阜村，原是徽州商賈世家。明末清初，其二十四世祖潘仲蘭(譜稱「筠友公」，1609-1677年)在江淮間經營鹽業，始僑寓蘇州南濠。清代康熙初年，其二十五世祖潘景文(譜稱「其蔚公」，1639-1706年)正式卜居蘇州城廂黃鸝坊橋巷，成為大阜潘氏遷徙蘇州府吳縣的始遷祖。經過百餘年的發展，迨至清代乾隆以後該支遷蘇州潘氏遂發展成為蘇州門第煊赫的官宦世家兼文化世族，科第相繼，世代書香。從乾隆中期至光緒末年的一百二十餘年間，潘氏先後計有三十五人在鄉試、會試中金榜題名，中舉者二十六人，成進士者九人(其中狀元一名、探花二名)，其他取得貢生、監生、諸生等科名者則是不計其數，遂成為清代蘇州彭、潘、申、顧四大科舉家族中僅次於彭氏的一等著姓望族。此即為遷徙蘇州潘氏的「貴潘」支，它有別於清代由徽州歙縣遷徙蘇州的潘氏另一支「富潘」。[5]145－146　　自潘奕雋、潘奕藻兄弟先後進士及第，成為大阜潘氏遷入蘇州後力學「張儒」、科舉入仕從而富貴興盛的契機。此後，蘇州的大阜潘氏便科第相繼，簪纓盈門。其中的潘世恩(字芝軒，號槐堂。奕基次子、潘冕孫、潘兆鼎曾孫、潘景文玄孫、潘仲蘭來孫，1769-1854年，潘氏第三十世)成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一甲第一名進士狀元及第，累官至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是清代著名的「狀元宰相」。大阜潘氏人才輩出，代不乏人，正如晚清顯宦李鴻章為潘氏第三十一世潘曾瑋宅題寫的「祖孫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匾額所示那樣。而潘氏望族中的潘奕藻、潘世恩、潘祖蔭等高官又均位居顯要，故其門生、同年、座主、同僚等關係遍布全國，諸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翁同龢、阮元、俞樾、彭啟豐、彭紹升、李慈銘、吳鍾駿等達官顯要、學者名流都與潘氏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潘氏構築的社會關係網路中，其同年、門生的關係則往往藉助於地緣關係而結成更為關係密切的「通家之好」甚至姻親關係，這些原因都構成了潘氏成為清代江南一等望族巨紳的有效社會資源。迨至晚清，蘇州大阜潘氏望族的頭面人物潘祖蔭(1830-1890年。字伯寅，號鄭盦，是歷仕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四朝的「狀元宰相」潘世恩之孫。咸豐二年一甲第三名進士探花及第，授編修，在南書房供職近四十年，光緒年間官至工部尚書，卒謚文勤)即利用潘氏望族多年來控制的社會網路所構成的有效社會資源，耦合各種力量共同促成了「江南減賦」最終獲得成功。　　江南減賦，就蘇州大阜潘氏望族而言，最早醞釀於潘世恩。據潘曾綬墓志銘記載：　　「同治三年，吳中大亂克平，百物凋盡，尚書(即潘祖蔭)思所以救鄉里佐中興者，惟減漕 賦一事為最重，而軍餉方急，度支累空，非常之舉，難於發言。復請於公(潘曾綬)，公曰：『此先太傅(即潘世恩)之夙志，未得閑以請，汝勉之。天子仁聖，萬一得請，吳事畢矣！』尚書(即潘祖蔭)遂齋祓入告，竟荷愈旨，三吳千里歡聲如雷。」(40)　　可見，「江南減賦」乃是蘇州大阜潘氏從潘世恩以來三代人的共同願望。潘世恩之所以沒有直接去做，既是由於其時條件尚未成熟，但亦因潘世恩為官向以「慎密」著稱，他在樞垣十七年「不與疆吏交一牘。上前所陳奏，或有所論薦，非宣示，終不以告人，雖家人子弟不聞不知。」(41)可謂一生慎言慎行。潘祖蔭是潘世恩的嫡孫，他「一生以文學政事敭歷三朝，早結主知，日在禁近，進參樞密，出備六卿，恩寵便蕃，光華震疊」。(42)潘祖蔭雖也「服膺家教」為人謙恭，但他遇事敢作敢為，在晚清為「江南減賦」努力再三，不僅自己不斷向朝廷奏請要求「酌減」江南重賦，還多方利用有效社會資源為「江南減賦」添磚加瓦。例如，其祖父潘世恩的私塾弟子馮桂芬(字林一，號景亭，蘇州府吳縣木瀆鎮人，1809年-1874年。道光二十年一甲第三名進士探花及第，授編修，是近代中國改良主義思想之先驅人物)在其早年即深感江蘇漕糧沉重，曾上書當時江蘇巡撫林則徐，請予緩解一二分或三四分，以與民休息。此後，馮桂芬在咸豐三年(1853年)、咸豐六年(1856年)先後上書時任江蘇巡撫的許乃劍、趙德轍，都要求「江南減賦」，雖皆未果，但「江南減賦」問題已經引起朝野普遍關注。咸豐十年(1860年)，蘇州士紳紛紛避亂上海，馮桂芬再次為減賦事上書曾國藩，獲得曾國藩的首肯。同治元年(1862年)李鴻章率師進入上海，邀請馮氏入幕，馮桂芬再提「減賦」之議。與此同時，祖蔭之父潘曾綬(世恩之子，字紱庭，1810年-1883年。道光二十年舉人，官至內閣侍讀)也與分管江蘇糧儲的郭嵩燾先請示江蘇巡撫李鴻章，得到李鴻章的首肯後，再由馮桂芬擬具《請減蘇松太浮糧疏》進呈。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十二日，兩江總督曾國藩與江蘇巡撫李鴻章兩位封疆大臣督撫會銜上奏朝廷，曾、李督撫並於五月二十四日抵達京師朝覲。在曾國藩、李鴻章督撫進京之前，太常寺卿潘祖蔭又曾多次上書朝廷請減江南積欠錢糧以收拾江南人心。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二十日，即在曾國藩、李鴻章進京前一個月，潘祖蔭再次上奏《請減江南賦額疏》云：　　「江蘇漕賦之重，甲於天下。自南宋籍沒官田之租，元明以來即准此以為賦額。嘉靖中將官田民田均派攤科，官田雖減，民田反增。蘇松兩屬官田甚多，故賦額獨重，太倉次之，常鎮又次之。周夢顏《財賦考》謂明比宋多十倍，比元多七倍，其大較也。……　　臣竊見前江蘇撫臣林則徐奏疏，有云：江南漕賦獨重，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地延袤僅五百餘里，歲征地丁漕項正耗額銀二百數十萬兩，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又漕贈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餘萬石。比較浙省征糧多至一倍，較江西則三倍，較湖廣且十餘倍。……　　自道光三年以來，歲無上稔，十一年又經大水，民力愈殫。……囊時特以積重難返，殫而不為，今則江南數郡兵燹頻經，蘇常至今未復，不於此時酌減舊賦，更定新章，將來照常徵收，上持空名，民受重困，以殘破之餘，雖求如道光年間實征之數且不可得……　　臣聞湖北漕額經前撫臣胡林翼裁減清厘，不獨民生利賴，國課亦且大嬴。此時江南郡邑漸就蕩平，因時制宜，實事求是，與民更始，酌定額糧，撫字之恩加與盪析之後，則戴德者愈深，攜離之眾返諸畎畝之中，則弭變者甚大。」(43)　　就在朝野大臣的共同努力下，清廷立即頒布上諭，令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督飭布政使和糧道設局辦理「江南減賦」事宜，查明有關府廳州縣情況，折中議減，並將曾、李奏摺與潘祖蔭等人的奏摺一併交部核議。最後折衷近三十餘年實征與舊額，清廷「准蘇(州府)、松(江府)、太(倉直隸州)減三分之一，常(州府)、鎮(江府)減十分之一。」這次清廷為江南減賦削減的只是無法征足的空頭數據，清政府的實際收入並未因此而減少，但正是這個空頭數據曾給徵稅環節帶來諸多弊端，正如馮桂芬所說：「不減額之弊，在多一分虛數，即多一分浮費，減額之效，在少一分中飽即多一分上供。減額既定，胥吏無權，民間既沾實惠，公家亦有實濟。」(44)正由於這個緣故，所以當上述潘祖蔭等為「江南減賦」的奏本上達清廷「竟荷愈旨」時，使得當時江南的「三吳千里歡聲如雷」。(45)儘管這次削減的數額未能完全如願，但想清初順治年間發生的「奏銷案」曾令多少江南士紳一夜之間淪為平民、囚徒，曾讓多少士紳風聲鶴唳，遠走他鄉，甚至自殺身亡，又有誰能料到二百年後江南士紳(主要是江南望族士大夫)竟讓朝廷一次削減三分之一。細繹江南減賦之過程，不僅可以看到晚清國家與地方關係的轉變，同時也可以看到地方士紳所擁有的社會資源是如何發揮其效用的。它標誌著江南士紳力量的復甦，是清代皇權與紳權關係的轉折點。[25]

作者：吳仁安 來源：《江南大學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