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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趙鳳昌:被遺忘的共和元勛(三)

   在辛亥革命終結帝制、開創共和的歷史偉業中,有一個藏在幕後的人物,他就是趙鳳昌。無論是南方的黃興、孫中山,還是北方的袁世凱,做出的許多決定,其實都是趙鳳昌的主意。辛亥革命的一些重要歷史事件,歷史進程的一些關鍵之處,往往都是他的手在背後輕輕一撥。

   1

   在歷史上發揮重要作用的人物有兩種,一種是身處要害部位,躲也沒處躲;一種是並非中樞要員,卻偏偏以天下為己任。趙鳳昌屬於後者。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當晚,趙鳳昌正在參加一個宴會,席間有人來低聲耳語,趙鳳昌隨即起身向眾人告退,匆匆去了電報局,發密電給漢口電報局長朱文學,詢問武昌方面情況。第二天上午,趙鳳昌即得知鄂督瑞澂兵敗逃走、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

   從這一天開始,趙鳳昌就特別忙碌了起來。當天下午,他就約一些滬上名流來惜陰堂聚會,討論此事件將會帶來的影響,以及革命之後必將面對的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問題。他說:「上海據長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為武漢之聲援也」。顯然,革命剛剛爆發,趙鳳昌已經站在革命一邊。

   然而,趙鳳昌並不是革命黨人。趙鳳昌,字竹君,江蘇常州武進人,生於1856年,此時已經56歲,自號惜陰老人,上海南陽路十號的住處亦稱「惜陰堂」。辛亥革命期間,許多大事都是在「惜陰堂」討論決定的,所以,它應該是辛亥革命的聖地之一,可惜今已無存。

   趙鳳昌從20歲起就為幕僚,光緒十年(1884年)開始跟隨張之洞,從侍從做起,直至總理文案,參與機要。他不是科舉出身,讀書不多,但記憶力極強,善於鑽研,做事井井有條。「與之洞朝夕相處,久而久之,極能了解之洞心性,悉其癖好,居然能代擬公牘,符合旨意,摹仿其書法,幾可亂真。」(姚崧齡著《民國人物小傳》)也正因為這樣,他得到了張之洞的賞識,幫張之洞做過許多事。當時武昌有「湖廣總督張之洞,一品夫人趙鳳昌」的戲語,足見趙氏的地位和作用。

   當然,因為張之洞對他的信任,也因為當時還年輕,做事也未免失度,為此吃過虧,而且葬送了官場前途。事情的起因是張之洞被參,摺中涉及趙鳳昌。朝廷交兩江總督劉坤一查辦此案,劉坤一查辦完畢具摺上奏,為張之洞開脫得乾乾淨淨,但為了保全參奏者的面子,卻把問題放在了趙鳳昌身上,指其「攬權招搖」。因此,趙鳳昌被革職永不敘用。不過,張之洞為此過意不去,就為趙鳳昌弄了一個武昌電報局掛名的差使,讓他從那裡領一份薪水,然後把他送往上海,成了不在幕府的遠距離謀士。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趙鳳昌就做過一些大事。1900年,義和團在北京攻打外國使館,槍殺德國公使,慈禧太后抽列強宣戰的通電到達各省,就是趙鳳昌與張謇、盛宣懷等人在上海出謀劃策,分頭遊說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拒絕承認上諭,促成了東南互保。

   拒絕朝廷旨意,是掉腦袋的大事,張之洞開始時猶豫不決,趙鳳昌給張發電報說:李鴻章、劉坤一在原則上已完全同意,而英國駐上海總領事亦由盛宣懷接洽談妥,只希望武昌方面出來主持。然而,張之洞是謹慎之人,不見朝廷旨意,不敢領銜派人和外國簽訂互保條約。趙鳳昌竟然急中生智,發了一個電報給張之洞,電文是:「洋電,兩宮西幸,有旨飭各督撫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慶邸留京與各國會議雲。」張之洞很仔細,馬上複電:「詢電從何來。即確復。」趙鳳昌馬上去找盛宣懷,提出由盛宣懷把他發給張之洞的電文分發各省督撫。盛宣懷不敢,「聖旨豈敢捏造?」趙鳳昌說:「捏旨亡國則不可,捏旨救國則何礙?況且即稱洋電,即西人之電,吾輩得聞,即為傳達而已。」趙鳳昌擬定這份電報時,用「洋電」二字已經為自己留好退路:如洋電不實,日後追究起來,也不過是傳播謠言,與假造聖旨完全不同;而且,「洋電」是無法查實的。等盛宣懷的通電發出後,趙鳳昌才給張之洞回電報:「盛亦得洋電,已通電各省,望即宣布,以安地方而免意外」。這就是著名的「假造聖旨」一事,時間是1900年7月22日。

   因此,才有了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聯銜通電各省,稱北京義和團作亂,完全由於端王、剛毅所指使,認定對各國宣戰的上諭是假的,各省當局切勿輕信,應該竭力維持地方秩序,保護外國人生命財產。

   接下來是與洋人簽約。7月26日,上海道余聯沅與各國駐滬領事在北浙江路會審公廨舉行會議。會議之前,趙鳳昌與盛宣懷商定,由盛致電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提出必須在正式宣戰上諭到達之前,與各國領事訂約。因為聖旨正式到達之後,就是抗旨了。在各省派代表到達上海之前,盛宣懷擬就草約八條,又由趙鳳昌斟酌修改,添加了漢口租界和各口岸兩條,共十條。整個簽約過程,事實上都是趙鳳昌與盛宣懷做的,而起決定作用的又是趙鳳昌。趙鳳昌向盛宣懷建議:「此次與駐滬各國領事協商,你不在簽約人員中,自然不必講話。但主要召集者上海道余聯沅,向來拙於應對,不善折衝樽俎,你應以太常寺卿的地方紳士身份,從旁協助。倘使外國駐滬領事有難以置答的問題,余聯沅可以與你私下商量後再作答覆,這樣就可以有轉圜之地。」

   會議開始,外國方面,外國駐滬領事團領袖在前面,後面是各國駐滬領事;中國方面,則按照趙鳳昌的建議,上海道余聯沅坐在首席,盛宣懷坐在余聯沅身邊,以下是各省派來的代表。果然,各國駐滬領事團領袖美國領事古納抓住關鍵提出了問題:「今天各省督撫派你們與各國簽訂互保條約,如果貴國皇帝又有旨令要求殺洋人,你們是否遵旨?」

   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大家都知道數日前朝廷已有宣戰上諭,只是東南各省督撫不願公開而已。美國領事提出的這個問題事實上讓他們無法回答。因為他們如果回答「不遵旨」,顯然是犯上作亂的殺頭之罪;如果回答「遵旨」,中外互保則成了一句空話,條約無法簽署。余聯沅果然瞠目結舌,無言以對。坐在旁邊的盛宣懷輕聲向余耳語之後,余回答說:「我們今天坐在這裡協商訂約,就是已經『奏明辦理』」。他們用公文往來中常用的「奏明辦理」四個字,使外國領事理解為「已經得到上級的同意」!於是順利簽約。

   東南互保,為清帝國免去一場大劫難。慈禧太后回京之後,不但不指責他們抗旨不遵,而且十分讚賞,她為此重重地嘉獎了盛宣懷。盛宣懷見到趙鳳昌之後,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向趙解釋。趙鳳昌卻本來就沒有邀功的想法。

   通過這件事,可見趙鳳昌的膽識與智慧。

   2

   就趙鳳昌的性格看,大概難為將帥,也無心做將帥,卻算得上是一流的策士,諸葛亮式的軍師。革命剛剛爆發,大亂剛剛到來,他卻已在思考如何應對亂局,如何由亂到治。他不是革命黨領袖,也不是大清將相,卻真是身為布衣而憂天下,儼然是山中宰相。

   在《趙鳳昌藏札》第一百零七冊函電稿中,有他擬定的政見五條:一、保全全國舊有疆土,以鞏固國家之地位。二、消融一切種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競爭。三、發揮人道主義,以圖國民之幸福。四、縮減戰爭時地,以速平和之恢復。五、聯絡全國軍民,以促共和之實行。

   這是他在辛亥革命中的基本政見,也是指導他做事的五項基本原則。這五條站得很高,想得很遠,超越了黨派之見,顯示著趙鳳昌的思想、立場和努力目標。

   10月15日,武昌起義的消息在上海傳開,趙鳳昌邀請江浙立憲首領雷奮、沈恩孚、楊廷棟和同盟會員黃炎培等到惜陰堂聚會,暢論時局,探討應對方法。他有自己的立場和主張,但他不像一些領袖人物那樣習慣於登高一呼,而是更習慣於審時度勢,借用各方之力。他知道張謇已經在從武漢回上海的路上,知道他必然要去蘇州,於是請雷奮等人第二天即赴蘇州,與張一起為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了要求清廷早定憲法、速開國會的奏摺。然後就緊緊抓住了張謇,此後的半個月中,張謇兩次到滬,每次都在惜陰堂下榻,兩人對一系列問題進行探討。張謇是趙鳳昌的老朋友,平時來往甚多,所知甚深,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趙鳳昌當然首先要想到他。張謇是狀元,又是立憲派的領袖,有足夠的影響力,而且,張謇與袁世凱的關係非常一般,他的話在袁世凱那裡有足夠的分量。清廷註定已經無力收拾亂局,袁世凱必然要重返政壇收拾大局,張謇與袁世凱的關係,便可以派上大用場。何況,張謇與趙鳳昌雖然政見並不完全一致,但一些大的方面卻是一致的,比如,都不相信國家越亂越好,都希望少流血,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少一些。

   趙鳳昌總是不失時機地做一些事,於幕後影響國家大局。比如,清廷急令蔭昌和薩鎮冰分別率領陸軍和海軍鎮壓起義,趙鳳昌得知後,馬上找到退隱上海的鄭孝胥,讓他給薩鎮冰寫信,勸他不要炮擊武漢。薩鎮冰後來的表現,當然不一定是受鄭氏影響,黎元洪的信應該有更大的力量,但鄭孝胥也是多年的老朋友,薩鎮冰對他也有足夠的尊重。

   再比如,10月27日,趙鳳昌從上海給朝廷的兩位大臣發了電報。一封是發給剛任命的郵傳部尚書唐紹儀的。因為鐵路問題事態擴大,因為武昌起義爆發,清廷於10月26日(九月初五)下詔革去盛宣懷職務,任命唐紹儀為郵傳大臣。趙在電報中說:「大事計旦夕即定,公宜緩到任,如到任,宮廷聞警遷避時,公須對付各使,杜其狡謀,以保將來中國。」另一封是發給外務部大臣梁敦彥的。電報中說:「文明大舉,大勢已成,計旦夕即定。公切勿回京,宜在外阻外兵來華,並設法借他國阻止日本行動,以保將來中國。與公至交,據實密達。」並且勸他阻撓攝政王為鎮壓革命而借外款。

   這兩份電報顯示了趙鳳昌對武昌起義的態度,可見他對革命的成功充滿希望。趙鳳昌所擔心的清廷遷避和外國人乘機為害,顯然都非多餘。兩天之後(10月29日),灤州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第二混成協統領藍天蔚電請清廷下詔立憲。清廷恐有異動,一方面將京奉列車調集北京;一方面命錫良為熱河都統,預備逃往熱河。為此,袁世凱曾於11月1日南下視師之時電奏諫阻。兩份電報的作用如何?歷史提供的事實是:唐紹儀沒有接受清廷任命,梁敦彥公開反對借款。兩位朝廷大臣,是對趙鳳昌言聽計從,還是與他不謀而合,雖然不得而知,但事實就是這樣朝著趙鳳昌所希望的方向發展。

   革命爆發之後,尤其是江浙獨立之後,惜陰堂成了各派力量的聚會之地,成了各種大事的決策之地,趙鳳昌則成了大局走向的設計者和眾多大事的籌劃者。

   在那段時間裡,各派政治領袖們,紛紛湧向惜陰堂。

   黃興來了。他在漢陽兵敗後辭掉武漢戰時總司令而回到上海,馬上就去了趙鳳昌家中,與張謇、程德全等人會面。程德全來了,湯壽潛來了,陳其美來了,李平書來了,庄蘊寬、章太炎、蔡元培等各方面頭面人物,都來到這裡,於是,惜陰堂簡直成了當時中國政治的中心。

   根據鄭孝胥日記,12月2日:「聞黃興昨日來滬,寄居南陽路,非熊宅,必趙宅也。報言,程德全昨日來滬,與季直、平書等會議,必因漢陽失敗,南京守固,故謀辦法。」12月3日:「革黨已陷南京……是夜,程德全、湯壽潛皆在竹君宅中議事,車馬甚多。」

   同一天,梁啟超的學生盛先覺致信梁啟超:「(12月3日)覺即特介往訪趙竹君,略述往訪意,趙詢覺知張季直否,覺言知之,且欲見之而未能相值也。趙言今張在此,余請為君介而相見。……時在座有庄蘊寬者。」

   南北議和開始,趙鳳昌更成了關鍵人物,無論南方還是北方,遇事都向他請教,許多重要決議的形成,都是他的主意。從某種意義上說,所謂南北議和,幾乎是由他一手操辦的。

   當年的北方代表團成員馮耿光在一篇回憶文章里曾經寫到,有一天,北京發來電報,他馬上送交唐紹儀,唐紹儀興奮地說:「北京回電了,趕緊打電話給趙老頭子。」馮耿光覺得奇怪,問唐紹儀:「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伍廷芳),為什麼先打電話給他?」唐紹儀說:「秩老名義上是南方議和總代表,實際上作不出什麼決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見、能當事決斷的倒是這個趙老頭子。」馮耿光說得不錯,在和談中,趙鳳昌不僅是參與者,而且是能夠做出決斷的中心人物。而且,這個中心人物,南方北方都信服。

   12月7日,袁世凱派唐紹儀為全權代表赴南方議和。唐紹儀於第二天即致趙鳳昌:「明日赴漢口開議,請公約東南人望如張季老、湯蟄老赴漢會議為幸。」唐紹儀一行於12月9日到達漢口。黎元洪即以南方臨時政府首腦的名義電請伍廷芳前往武漢議和。上海集團不願以武漢作為和談地點。趙鳳昌與張謇、伍廷芳以及黃興等革命黨人進行緊急磋商,最後由趙鳳昌於12月10日致電唐紹儀:「伍秩老與張、湯二公均不能遠行,公到漢無可與議,請公徑來滬上。」

   12月17日,北方代表團到達上海,下榻處顯然考慮到以趙鳳昌、伍廷芒為樞紐,與江浙立憲派及革命黨人私下溝通的方便。唐紹儀住戈登路英商李德立(Little)的寓所,其餘代表住靜安寺路的滄州飯店,兩處離趙鳳昌的惜陰堂與伍廷芳的觀渡廬都不過數百米,步行轉眼即至。

   從唐紹儀到達上海那天晚上伍廷芳寫給趙鳳昌的一封信,更可以看到趙鳳昌在當時的特殊地位。伍廷芳在信中寫道:

  

   頃唐使來拜,已約明日兩打鐘在小菜場議事廳開議。全權文憑,乞明日午前擲下為禱。又黃公銜似可添代大總統字樣。

  

   此信至少透露了這樣兩點:一、伍廷芳作為南方全權代表的憑證,委任狀之類的正式任命文件,是由趙鳳昌辦理的。這樣的證件究竟應該由誰頒發?竟然是趙鳳昌。二、黃興的頭銜是否應該添加「代大總統」字樣,作為南方總代表的伍廷芳應該與誰商量?竟然也是趙鳳昌!一切都由他說了算,一切都由他一手操辦。這就是當時趙鳳昌在南方獨立各省以及革命黨人當中的地位。

   從12月18日到31日,南北雙方共進行了五次公開會議,討論了停戰、國體、借款、國民會議等一系列問題。但這公開的談判,包括激烈的爭論,都是例行公事,因為真正的會談是在趙鳳昌家中進行的。

   1911年12月20日,南北雙方第二次會談,已經取得了一個各方面的妥協方案:堅持讓朝廷儘快召開國會,議定國體。按照趙鳳昌、張謇、獨立各省和革命黨人的預期,國民會議必然的結果是選擇共和,那麼,清帝退位,袁世凱任大總統,一切都順理成章。

   然而,時間的拖延使歷史進程出現了新的變數:孫文回來了。

   12月25日,這位雖然少有成功卻一直在鼓吹革命、發動起義的革命領袖,風塵僕僕從國外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到惜陰堂拜會趙鳳昌。孫文徵詢趙鳳昌對時局的看法。趙鳳昌向孫中山分析了國家大勢,提出「三慮」和「三策」。所謂「三慮」:一、和議不決,南北相持,久則經濟恐慌,民生困苦,外交要出大危險。因為賠款如果到期不付,各國責之北京,北京不應,責之南方。各省又不能統一,萬一列強借為口實,以佔據領土為質,就有被瓜分的危險。二、北京本已朝不保夕,但自袁世凱入京之後,逐漸穩定。各國公使不信清政府,卻信袁世凱,袁氏已與皇帝無異。東三省因外交牽制而不能宣告獨立,山東、河南、直隸三省又是袁之根據地,萬一北京經營就緒,基礎稍固,舉兵南向,以革軍勢力,拒敵並非易事。三、南方各省,雖然宣告獨立,但事權不一,意見不齊,統一將是難題。如果不能統一,革命將功敗垂成,袁世凱將成就拿破崙之事業。他說的「三策」是:一、已經宣告獨立的各省,宜商議組織臨時政府,籌劃全局,務使將長江一帶布置完密,可守可戰。二、北軍所恃者京漢鐵路,轉輸軍餉,甚為便利。須出一奇兵,直搗開封,促成河南獨立,一方面絕北京之後援,一方面截斷京漢鐵路,漢口北軍自然不戰而降。三、南軍盡得江南富庶省份,應該保護民生,鼓勵商業,經營稅餉,既有長江河流交通之便,又佔蘇、浙、閩、粵港口外貿之利,財政、武器,均易籌措,可為持久之計。

   趙鳳昌對大局的洞察和把握,令孫中山由衷嘆服,所以又多次登門拜訪。

   孫中山的回國加速了組建臨時政府的步伐,但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卻又帶來了和談的危機。

   儘管孫中山就職之際已經按照各省代表會議的要求說明只是暫代,並且在誓詞中也有說明。但這突如其來的中華民國成立和大總統就職,卻不能不讓袁世凱產生疑慮。1912年1月2日,袁世凱致電孫中山:「君主、共和問題現方付之國民公決,無從預揣,臨時政府之說,未敢與聞。」

   同一天,段祺瑞、馮國璋等40多人聯合通電,拒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並誓言與之決一死戰。

   談判陷入僵局,戰爭隨時可能爆發,臨時政府前途未卜。面對如此危局,孫中山、黃興等人卻束手無策,只能空喊「北伐」的口號,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最後還是靠趙鳳昌出主意,並由他出面去請張謇,由張謇向袁世凱說明情況。1月10日,張謇致電袁世凱:「南省先後獨立,事權不統一,暫設臨時政府,專為對付獨立各省,揆情度勢,良非得已。孫中山已宣誓,大局一定,即當退位。北方軍人,因此懷疑,實未深悉苦衷。」張謇還電告袁世凱:「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昨由中山、少川先後申達。……久延不斷,殊與公平昔不類,竊所不解。願公奮其英略,旦夕之間戡定大局,為人民無疆之休,亦即為公身名俱泰,無窮之利。」[《勸告袁世凱速決大計電》,《張季子九錄·政聞錄》。]

   袁世凱信任張謇。有了張謇的擔保,他知道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確只是暫代,南方各省並未推翻已有的承諾。他回復張謇電報說:「凱衰病,斷無非分之想,惟望大局早定,使生民少遭塗炭。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猶之在南不易言君主。近日反對極多,情勢危險,稍涉猛浪,秩序畢亂,外人乘之,益難收拾,困難萬分,筆難罄述,非好為延緩,力實不足,請公諒之。」[《袁大總統書牘》,轉引自張學君:《張謇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99-300頁。]

   趙鳳昌請張謇出面,不僅使南京臨時政府逃過一劫,而且加速了清室退位的步伐。

   袁世凱讓清帝退位的事遲遲未能完成,張謇在電報中提出指責,袁世凱表示並非有意拖延,而是實在力不從心。趙鳳昌和張謇也知道,對於退位之事,朝廷仍然阻力重重。於是,由張謇向袁世凱建議,由他赴漢口見段祺瑞,說服他用軍人名義通電擁護共和,以促清帝早日退位。張謇的電報說:「設由前敵各軍以同意電請政府,雲軍人雖無參與政權之例,而事關全國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為水火。擬呈辦法,請政府採納執行,否則軍人即不任戰鬥之事云云。如是則宮廷必驚……而大事可定矣。所擬辦法如下,公如以為可行,須請密電段芝泉等。謇觀大勢,失此機會,恐更一決裂,此後愈難收拾,幸公圖之。」張謇似乎並未親去武昌,但接下來的事實是:

   1912年1月23日,段祺瑞致電內閣:軍心動搖,共和思想有難遏之勢。

   1912年1月25日,段祺瑞再次致電內閣:各將領力主共和,聞溥偉、載澤阻撓,憤憤不平,擬即聯銜陳請。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領銜47名將領電請清廷明降諭旨,立定共和政體。

   朝廷最終做出退位的決定,原因並非一個方面,比如良弼被刺事件的影響也極大,但47名將領的通電卻是更加致命的一擊,因為清廷權貴們連一個黎元洪都平息不了,當然無力平息47位將領。

   張謇的這兩份電報稿,未收入《張季子九錄》,卻保存於《趙鳳昌藏札》之中。由此看來有兩種可能:一、電報可能是由趙鳳昌所擬,只是以張謇的名義發給袁世凱;二、電報可能是張謇在趙鳳昌處擬的,發出後原稿就留在了趙鳳昌處。無論哪種情況,段祺瑞等47位將領逼宮之事,都顯然不是張謇一人的主意,而是有趙鳳昌參與。

   3

   江浙剛剛獨立,趙鳳昌就開始考慮組建獨立各省的臨時議會,草擬了《組織全國會議團通告書稿》:「自武漢起事,各省響應,共和政治,已為全國輿論所公認。然事必有所取,則功乃易於觀成。美利堅合眾之制度,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美之建國,其初各部頗起爭端,外揭合眾之幟,內伏渙散之機。其所以苦戰八年,卒收最後之成功者,賴十三州會議總機關有統一進行、維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二次會議,均僅以襄助各州議會為宗旨,至第三次會議,始能確定國會長治久安,是以歷史必經之階級。吾國上海一埠,為中外耳目所寄,又為交通便利、不受兵禍之地,急宜仿照第一次會議方法,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磋商對內對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統一,復人道之和平,務請各省舉派代表,迅速蒞滬集議。盼切盼切。集議方法及提議大綱如下:甲、集議之方法:一、通告各省舊時諮議局舉代表一人常駐上海;二、通告各省現時都督派代表一人常駐上海;三、有兩省以上代表到滬,即先行開議,續到者隨到隨議。乙、會議之要件:一、公認外交代表;二、對於軍事進行之聯絡方法;三、對於清皇室之處置。」

   11月11日(九月二十一日)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上海都督陳其美通電各省推代表赴上海組織臨時政府的電文,即以此稿為藍本。

   因為各省代表有的去了武漢,到上海的有部分省區的代表。11月15日,趙鳳昌聯絡江、浙、滬等省區的代表共22人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這是革命後各省代表的長一次會議,也是日後國會的基礎。

   眾所周知,在上海召集各省會議之前,黎元洪已經早幾天向全國發出了號召,所以,部分代表已經奔赴武漢。各省代表在武漢會議還是在上海會議,透露著革命中必然要有的權力之爭。武漢集團作為道義者,自然當仁不讓,上海集團卻另有考慮。趙鳳昌顯然屬於上海集團,而且是上海集團的智囊中心,所以當然不希望武漢成為會議之地。不過,無論趙鳳昌還是張謇,與某些革命黨領袖或都督相比,思考問題比較全面,處事也相對公正。而且,無論怎樣爭權,都不願獨立各省分裂。因此,趙鳳昌雖然為上海集團著想,說出來的理由卻都是出於公心。比如,趙鳳昌說,湖北尚在交戰之中,並非各省要員開會議事之地。最好說服黎元洪,同意把議會設在上海。不過,他們同時考慮到武漢集團和黎元洪的首義都督地位,所以有了政府在武漢、議會在上海的主張。

   趙鳳昌和張謇等人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表面看上去,似乎偏袒上海集團,對黎元洪有點不公正。有人據此認為趙鳳昌等人是要把權力爭到上海,送到孫中山、黃興等人面前,加重同盟會的籌碼。事實上,趙鳳昌等人這麼做,未必是心系同盟會。因為所謂上海集團,真正屬於同盟會的,只有勢力最弱的上海都督陳其美。江蘇、浙江是上海集團的主力,而程德全、湯壽潛在革命之前都不是革命黨人。趙鳳昌試圖把議會、和談都拉到上海來,不只是拉到了黃興、陳其美身邊,同時也拉到了程德全、湯壽潛一邊,拉到了他和張謇等人身邊。這樣,他就便於施加影響,以此確保「文明革命」與「和平轉換」。

   也就是說,如果有私心的話,趙鳳昌和張謇的私心並不是為了同盟會,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理想。

   然而,他們的理想不能無所依託,如果只是文人空言議政,可能是沒用的。要影響大局,就要有足夠的力量依託。所以,他們不僅緊緊抓住程德全和湯壽潛,而且努力抓住黃興,以這個老牌革命黨領袖的名聲與武漢抗衡。這正是這群立憲黨人不支持黎元洪而與黃興、陳其美攪在一起的原因。

   為此,他們竭力幫助黃興,最突出也最失敗的一次,就是選舉黃興為大元帥。

   據蔡元培回憶:「我於出席各省代表在江蘇省教育會舉行會議的前一天,覺得保舉黎不妥,特地到湯蟄仙先生處,同他磋商,適章太炎也在座。……彼等亦贊成我舉黃的提議。但湯不肯於第二日直接舉黃(章太炎云:蟄仙私言,前已認武昌為政府,危而背之,於心有疚),而要求我亦到會,於會中推我為代表而投票舉黃。……第二日開選舉會,依湯先生所定之手續,我投票舉黃,章先生及其他選舉者皆舉黃,蓋事前受章、湯兩先生疏通了。」

   本來,各省代表皆已赴鄂,留滬的只是通訊機關,沒有選舉的權力。然而,會還是開了,而且做幾件事:決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選舉黃興為大元帥。

   會議鬧了一些亂子……眾人為黎元洪鳴不平,章太炎甚至為此聲淚俱下。最後的結果是改選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

   這次選舉也是前一天晚上在趙宅商量好的,而且趙鳳昌列席了這次會議。顯然,他是站在黃興一邊的,從道理上講,他還不如章太炎、湯壽潛等人公正。

   不過,趙鳳昌和張謇等江浙立憲黨人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竭力要把革命納入他們所期望的路上,和平實現共和,其歷史作用,無疑是積極而健康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趙鳳昌在組建中華民國政府中的作用。

   《趙鳳昌藏札》中有一份「正副總統及內閣名單稿」,是趙鳳昌本人的筆跡,其中總統、副總統、總理人選以及陸軍、財政、外交、教育總長與後來袁世凱第一任內閣的實際情況完全相同。由此可見,那大概是在討論內閣組成時,趙鳳昌所作的筆記。

   南北議和的最後,雙方討論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後的第一任內閣,同盟會堅持內閣總理必須由同盟會員擔任,先確定總理人選,再由總理提出閣員成員名單。北方不接受這樣的安排。雙方僵持不下,多日找不到解決的途徑。

   一天,雙方會下在「惜陰堂」討論這個問題。趙鳳昌在一邊聽著,卻已經有了辦法。他說:「我是以地主的資格列席旁聽的人,不應有什麼主張。但現在對內閣問題,我有一個意見,可以貢獻諸君以備參考。我認為新總統的第一任內閣,是新舊總統交替的一個橋樑,所以這國務總理必須是孫、袁兩位新舊總統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為只有少川先生最為適當,只要孫、黃兩先生不反對,我很想勸少川先生加入同盟會為會員,這就是雙方兼顧的辦法。」

   趙鳳昌話剛說完,孫文、黃興同時鼓掌,表示歡迎唐紹儀加入同盟會,同時即決定請唐紹儀出任國務總理。於是馬上辦手續,由汪精衛、蔡元培充當介紹人,唐紹儀加入了同盟會,國務總理的問題得到了解決。

   在醞釀陸軍部長人選時,是黃興還是段祺瑞,雙方再次相持不下。趙鳳昌深恐內閣不能早日成立而引發事端,做了大量的協調工作。他致汪精衛密電說:「內閣不速成立,危險萬狀,其原皆在陸部一席不決。南軍隊所主張,北方亦有萬難。……萬不得已,仍當以克就參謀為調和計。」在他的協調之下,最後黃興不再堅持,段祺瑞任陸軍總長。

   劉厚生在《張謇傳記》里說:「趙鳳昌逝世,我曾撰祭文一篇,稿已遺失,但有數語,尚能記得,文曰:『南陽路北,有樓三楹,先生所居,顏曰惜陰。惜陰齋舍,滿坐賓朋,呱呱民國,於茲誕生。」殆紀實也。當時戲贈鳳昌一個外號,叫他做民國的產婆。這位產婆,在助產時,很是出力……」(劉厚生:《張謇傳記》,第182頁)

   趙鳳昌的確是「民國產婆」。

   然而,這位「民國產婆」卻拒絕做官。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於1912年1月9日給趙鳳昌寫過封親筆信,想請他做樞密顧問。信的全文如下:

  

   竹君先生執事:

   民國初基,余羶未洗,萬方多故,正待經營,文以薄質謬承重任,思力未精。叢脞堪虞,然有碩顏相為扶持,恐負國人推選之意,素審執事器識宏通,體用兼備,擬借高遠之識,以為切勵之資,敢奉屈為樞密顧問。執事智珠在握,天下為心,想當慨然惠顧,共濟前途。臨楮馳心,毋任眝眙。即頌興居,惟希炤譽。

   孫文謹肅

  

   袁世凱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後,也馬上致電趙鳳昌,希望他能出山相助。袁世凱的電文比孫文的更加謙恭:

  

   趙竹君,湯蟄仙兩先生:

   今國基稍定,凱以綿薄謬荷公推,夙夜競競,深懼始謀弗減,無以范垂久遠,倘非大雅宏建,匡其不逮,何以廣集眾思,裨補闕漏,茲敬屈先生為顧問,以資矜式而備諮詢,庶幾免策進行,幸無隕越,伏望念國步之艱難,不以肥豚而忘天下,非凱一人之幸,海內同胞實共賴之,臨風延佇,敬迓高車。

   袁世凱 (青)

  

   面對兩位臨時大總統的邀請,趙鳳昌都是婉言謝絕。他仍然關心國家大事,也仍然過他那活動於歷史帷幕之後的日子。二次革命爆發,他反對二次革命;帝制運動興起,他討伐帝制罪魁;張勳復辟,他無法認可;一路走來,都是民主共和的捍衛者。直到張勳復辟之亂平息,孫中山起而護法,人們為國家的分裂而擔憂,誰能調解段祺瑞與孫文之間的矛盾對立,人們仍然不能不把希望寄託於趙鳳昌。但是,面對南下另組政府的孫中山,趙鳳昌知道,調解已經無濟於事。

   民主共和的前景晴轉多雲,多雲轉陰,南方政府雖然屢經挫折,但終於在十年後以武力征服全國,建立起一黨專政的新政權,同時廢棄五色國旗。這時的趙鳳昌不再說什麼,唯一能做的,是在家中正廳的花瓶里插一面五色國旗,從此成為家中擺設的永久造型。

   一直到他去世,他的家中國旗沒有改變,五色國旗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步,那已經是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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