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與晚清國運

身當中西交沖之際的張之洞出入乎清流和洋務之間，從而出入乎是非和利害之間，一生都在努力造時勢，一生又都在被時勢所擺布，並因之而一生都與晚清的國運相系連。他在一個身不由己的時代里成了一個身不由己的人。楊國強/口述黃曉峰/記錄作為晚清歷史中的一個富有影響的人物，張之洞與同輩相比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從一個曾經的清流，轉變為後期洋務的一時重鎮。以時段而論，這種變化跨度極大。要講清這種變化，不得不追溯得遠一點。秦漢之後，中國政治制度里有一種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獨特結構，這種結構置一部分選定的官吏於行政過程之外，對社會政治用彈劾或諫議的辦法做糾正，這些人被統名為「言官」或「諫官」。而後在廟堂里便有了一個以議論為本責的「言路」群體。這種政治制度體現了儒學的政治理想，因此宋人歐陽修曾把言官和諫官稱為「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言官和諫官之能夠在朝廷上爭是非，是因為他們的背後有著那個時代整體的士大夫清議。就其本義而言，爭是非和爭善惡，出發點和歸宿都是在用儒學的道理來守護社會的價值。但義理的高亢和獨亢，又常常會一面顯示激濁揚清的剛性，一面顯示不識時務的固性。就後一面來說，行政過程中的官員大半都不會喜歡他們，由此產生的「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常常表現了兩者的不能相容；但就前一面來說，天下人遠看廟堂，最顯目的又恰恰是以言論見風采的諫官。這種清議傳統在宋代和明代曾造成士氣的一路激昂。而後是時至明代，太過激昂的士氣一頭遇到了君權的廷杖，一頭又被時人謳歌和喝彩，於是激昂的士氣還會在血濺肉破里再仆再起。支撐於其間的，便是兩千年儒學留下的理想和道理。與明代相比，清代因興文字獄而致士議長久地不振。至光緒初年，言路因內憂外患的迭相交迫而在久窒之後重現高亢，由此匯聚的一群人，以其為天下爭是非的執著延續了歷史中的士議傳承，被時人統稱為清流。在中國傳統社會行將走到盡頭的時候，他們重現了兩千年言路最後的一派聲光和尊嚴。與清流相比洋務於古無徵，不是一種本來就有的東西。作為一個歷史過程，洋務發端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和五十年代後期兩次民族戰爭的失敗。一部分士大夫經歷了創深痛劇，已經意識到用中國人的辦法對付不了西方人，所以「借取西法」和「師夷長技以制夷」都是意在用西方人的辦法來對付西方人。但隨之而來並與之始終相伴的是，一方面，以洋務為總目的種種事業一開始就是出自強和弱的比較，從而是以強弱為取捨的，因此其本質只能是時時講利害和處處講利害，由此產生的自強和富強在觀念上都不是儒學的道理，以淵源而論，更接近於法家的道理，所以當時的言論曾以「言王道者羞稱富強，但時勢使然，不得不耳」來說明利害之不入王道和利害之不得不講。另一方面，向西方人借法，借來的東西同時又在改變中國自身。這個過程從器物開始，又會一路牽連，觸及中國社會中越來越多的舊軌和成法，弄得慣於「以夏變夷」的中國人不得不倒過來「以夷變夏」。而一路里被變掉的東西常常正是久被守護的東西。然則清流講是非，洋務講利害，兩者之間的歧義和異議是不容易消解的，所以在晚清的士大夫中，前一類和後一類始終是人以群分而長在相互頡頏之中。生當這一段歷史過程之中，十六歲中舉的張之洞由探花入翰林院，之後兩度出任學政，數遷至內閣學士，外放山西巡撫，又遷兩廣總督，移湖廣總督，其間還兩次署兩江總督。晚歲升大學士，授軍機大臣，在數十年之後又回到了京城。《清史稿》後來說：在光緒初年的「言路發舒」里，張之洞「遇事敢為大言」，以致「往者詞臣率雍容養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時寶廷、陳寶琛、張佩綸輩崛起，糾彈時政，號為清流」。而自其一旦以疆吏管地方，則效西法而「陰自圖強」，由此涉入洋務，並「蒞官所至，必有興作」，往往因之而聳動一時。以前者比後者，顯見得是往日的清流已經移入此時的洋務。這種轉變雖然發生於張之洞一人一身，而折射的則是時勢逼迫下中國近代歷史的劇變和巨變。由清流而入洋務，是一種大幅度轉身。若溯其起因，則直接促成了這種變化的是他在1884年由晉撫移督兩廣，並就此捲入中法戰爭的實際經歷。兩廣總督主持軍務，當時中法之間的軍事衝突主要涉及廣西和雲南的邊沿，廣東尚非戰火相接之區。張之洞主持軍務之日，先期以籌餉供台灣、廣西、雲南見功。籌餉雖非接仗，而當年湘軍群帥各說甘苦，都共認兵火瀰漫之時，籌餉比帶兵更難。是以朝旨總論戰局，以其「募兵籌餉」為「頗著勤勞」。次年法軍攻桂邊，破鎮南關，致桂軍全線崩潰，隨之法國人入廣西境內焚掠。彼時張之洞雖以書生主軍務，而於鄰省大震之際獨能一時挺出，用馮子材領粵軍援桂。於是而有以粵軍為主幹重聚桂邊各軍的反攻，一路破法軍於鎮南關，繼之激戰克複諒山。在後來的歷史敘述里，這個過程被稱作「諒山大捷」。張之洞死後謚「文襄」，以《大清會典》所列「闢地有德曰襄，因事有功曰襄」相度量，則表彰的應是他的武功。在晚清的重臣里，左宗棠謚「文襄」，李鴻章生前預想自己死後也會謚「文襄」。他們都是久經內戰而以軍功崛起的人物。仗打得多了，所以同謚法里的「襄」字自然也接近一點。而張之洞以詞臣起家作疆吏，蓋棺論定之日和左宗棠一樣謚「文襄」，以常理而論，已是異數。但比之湘淮人物由內戰立軍功，張之洞在廣東遣粵軍援桂而致「諒山大捷」，則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中國人在民族戰場上第一次打敗了外國人，並因此而直接造成了敵國朝野震動的事。其門生所輯《抱冰堂弟子記》說是「自中國與西洋交涉數百年來，未有如此大勝者」。然則以此為「襄」，亦自有說。而比這種武功留下更深影響的，是戰爭本身實證地而且直觀地展示了強弱利害和比較了強弱利害，使人切知強弱利害之不可迴避。所以從廣東開始，慣於以言事自任的張之洞一變而熱心於造兵船、辦制械局、煉鐵廠、織布局以及創議造蘆漢鐵路。後來他因籌辦鐵路而被調任湖北，這些廠大半都跟著到了湖北。在近代中國，一場民族戰爭常常會改變一群士大夫的觀念和心路。張之洞正是一個典型。中法戰爭後十年康有為立強學會，並在這個過程里曾經與張之洞走得很近。主變法的康有為尋到張之洞，反照了後者十年來以開新累積起來的時望。因此當日風行一時而光焰動天下的《時務報》，其人力和物力都曾以張之洞為源頭。那個時候的張之洞曾對康有為「極傾倒」並且曾「屢招邀」梁啟超，以情理相推斷，不能不看作是聲氣相應。後來人串演歷史，曾以「早期改良派」立名目為康梁一輩設思想前導。其實以科名社會為尺度，被列入早期改良派的人物大半都在邊緣。就各自的人緣和思想來路兩面而論，大半同康梁都沒有多少淵源。彼時康梁自居於科名社會中人，親近的其實是科名社會中人。因此就歷史真相而言，是張之洞以及張之洞周邊的人曾經與康梁一輩更容易以身世相認同。其間起家翰林而久在張之洞幕府之中的梁鼎芬與之尤多一層私誼。他寫過一首贈康有為的詩，說是：牛斗星文夜放光，碭山雲氣鬱青蒼。九流混混誰爭派？萬木森森一草堂。康有為聚徒講學的地方稱「萬木草堂」，梁鼎芬引入詩中而比為一枝獨秀，其辭可謂推崇備至。雖說他後來同康梁因分途而成歧路，但這種以文字說交誼的舊痕，卻依然會留在歷史裡，使讀史的後人具見時勢變遷中人事的曲折、複雜和不容易一言說盡。而張之洞也因之而在戊戌年間的時潮起伏里成了一個不能置身事外的人。百日新政失敗之後，曾經鼓動時潮和襄助新政的六君子一個一個地斷頭於菜市口。其中楊銳是張之洞「督蜀學，亟獎拔之」，並多年帶在身邊的門生；楊深秀則在張之洞撫晉之日聘為書院襄理，是一個曾經被借重的人。而後相隔兩年，庚子之變繼起。排外的西太后在庚子事變的高潮里殺掉了不附排外的五大臣。其中以激切直言得罪的袁昶和許景澄又同屬張之洞主持浙江鄉試之日所取的門生。從戊戌到庚子，這些與張之洞關係親近的人物都因新舊之爭而死，不僅留下了張之洞心頭的「震悼」，而且反照了張之洞在那個時候新舊之爭里的人脈所在和取向所在。雖說庚子去戊戌僅僅兩年，但庚子年間的中國比戊戌更無序。其間的一時奇觀，是切近朝廷的京畿和華北同列國開戰，打得昏天黑地，而在遠離朝廷的東南，則踞有長江中游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居於長江下游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正在同一時間裡致力於聯手保護洋人。他們用這種辦法自覺地把自己同朝廷區別開來，本意是在用這種辦法明白地把東南與華北區別開來。在當日的中國，他們所造成的區別曾直接地阻止了西人在保護僑民的名目下調軍艦進入長江的謀想，從而阻止了華北的戰火向南方一路延燒。隨後，在湖北和江蘇之外，山東、安徽、湖南、廣東起而效之，次第加入了由此形成而被稱作「東南互保」或「中外互保」的局面之中，從沿海沿江開始的南北分異遂延伸到了內地。事後論史，不難看到的是，積數十年新舊之爭之後，這種由時勢造成的南北分異里顯然地內含著新舊分異。因此，從庚子到辛丑，當守舊一方由攪動華北走到全盤崩潰，並在失敗中退出了廟堂之後，東南便成了天下重心之所在。而當初不奉詔旨力倡東南互保的劉坤一和張之洞，則因時勢易移而被詔旨追論為功在社稷，同正在為朝廷收拾殘局的李鴻章一起，成了朝野共奉的一時巨擘。由於東南成為天下重心之所在，因此張之洞和劉坤一辛丑年聯銜上疏，為庚子之變過去之後的中國謀「更張」和「興革」的三道摺子當日曾左右廟堂，並在「江楚會奏三折」的名義下成了隨後十年新政的一個起點。就其內容而言，「江楚會奏三折」表達的並不是創見。張之洞和劉坤一的著眼處和著力處，全在於總匯了十九世紀後四十年里開新的中國人「整頓中法」和「採用西法」的種種主張。以後來的歷史分類相衡量，其中既包含了洋務派的主張，也包含了維新派的主張。而「江楚會奏三折」之能夠左右廟堂，則說明時至二十世紀初年，東南疆吏實際上已成了調教朝廷的一方。若以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新陳代謝作比照，張之洞算得上是後來居上。然而同這種後來居上相伴隨的，又是一種真正的孤獨和深深的孤獨。辛丑年李鴻章死，後一年劉坤一死。前者是淮軍的最後一個大佬，後者是湘軍的最後一個大佬。比之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湘軍人物群和淮軍人物群的布列四野和群聲喧嘩，此日的張之洞在朝臣當中和疆吏當中已很難找到氣類相屬而能以心聲相呼應的人物了。因此他六十七歲時奉旨朝覲，與西太后見過一面，而時人作詩記事，粗線白描而能夠傳神的是：湖園召見上簾鉤，年少探花已白頭。各有傷心無一語，君臣相見涕橫流。其間經歷跌宕起伏之後的百感交集與遠望來日的人氣枯索在「涕橫流」之中是交融在一起的。以歷史進步主義為尺度，清末最後的十年新政曾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促成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但顯見得促成了清末十年新政的張之洞並沒有一種與之相匹配的心境。張之洞以曾經的清流移入洋務。然而與李鴻章作比較，其身心之中又始終保留著清流生涯留下的種種慣性。因此，在造船、制槍、開礦、煉鐵和籌辦鐵路、編練新軍的同時，張之洞一直身處衰世亂世而不懈地在為斯文一脈延命。同光之交他任四川學政創尊經書院；之後巡撫山西之日則於晉陽書院中別立令德堂；總督兩廣之日則創廣雅書院；總督湖廣之日則創兩湖書院。其間署兩江總督，雖時日不多，亦著意於為鐘山書院、文正書院延請名儒以主持一方文風。在這個過程里，辦書院的張之洞同時又是在做宗師。因此當他從兩廣移督湖廣之後，廣雅書院里的學生課卷仍然須調派驛差按時送到武昌經其手批。在他離湖廣移督兩江之日，則兩湖書院里的學生課卷同樣要從武昌一路送到南京由其過目定甲乙。這是一種需要付出心血的熱衷，在當日中國的地方官里無疑是絕無僅有的。張之洞辦書院，始於延用舊法，其心目中的尊經書院和廣雅書院都以一百多年之前阮元辦詁經精舍和學海堂為理想與法式。但生當中西交沖之日，光緒朝全不同於乾隆朝，阮元的法式顯然不夠用，因此後起的兩湖書院已在經術之外頗重時務。這種時務引入書院，正說明課士之法不得不隨世路之嬗蛻而嬗蛻。是以書院之外，張之洞在其所到之處又一路辦電報學堂、水陸師學堂、自強學堂、方言商務學堂、儲才學堂、武備學堂、蠶桑學堂等等，以其各色名目相推度，這些林立的學堂大半旨在應變。然則由書院到學堂，所見已是斯文一脈的今時不同往昔。張之洞為斯文一脈延命，與之相匹配的，是其一生著述以《輶軒話》、《書目答問》和《勸學篇》為行世最廣者，而前兩種作於四川學政任上，是寫給士子看的，後一種由兩湖書院初版，顯見得也是寫給士子看的。這種地方真情畢露，尤能見其心力貫注之所在。因此當時人稱之為「選材最多，甲於天下」。然而洋務講利害，所以尚實功。船炮槍械，開礦煉鐵，以及籌辦鐵路和編練新軍都是重在制器與做事。與這種器和事相比，書院學堂則所重皆在於人，就這一點來說，正可以見清流生涯留給張之洞的種種慣性，使他能夠在一個器與事的世界裡始終關注著人和人的才識情性，並因之而使他同洋務人物群里的多數始終顯得不一樣。由清流移入洋務的張之洞與洋務人物群里的多數不一樣，同時是其自身的一面與另一面之間也常常不一樣。在晚清的重臣里，張之洞已屬倡新一路，而時人近觀之後則更信「文襄獎新學而喜舊文」。一則記載說他見「某君擬件，頓足罵曰，汝何用日本名詞耶？某曰，名詞亦日本名詞也。遂不歡而散」。另一則記載說他以大學士管學部之日，「部員進稿中有『公民』二字，裂稿抵地，大罵」。在這種新學與舊文的不相對稱里，除了自負辭章的才士意氣，更多的是一種磨洗不掉的清流本色。因此，二十多年裡他以疆吏開府一方，幕府中一時勝流彙集，但以用人而論，則擇取之間「成見甚深，凡所甄錄，一門第，二科甲，三名士」。晚年稍用「出洋學生」，亦在器使之列而已。比之李鴻章用人以了事和辦事為尺度，顯然是門第、科甲與名士既以中國人的歷史和文化為來路，也以中國人的歷史和文化為尺度。所以究而論之，在張之洞的「成見甚深」里，內含的是一個出自傳統的士大夫對於傳統深深的依戀。這種對於傳統的深深依戀存在於一個「獎新學」的人身上，使張之洞顯出比李鴻章更多的矛盾，也使張之洞的心路比李鴻章更接近於曾國藩。因此陳寅恪後來把張之洞與曾國藩連為一類，自比「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而以晚清最後十年為時段，則其心路起伏於時潮之間，已不僅矛盾，而且彷徨。就「江楚會奏三折」促成了清末新政而言，張之洞當然是置身於新政之中的人物。其間的「更張」與「興革」曾演為大幅度的除舊布新而牽動四面八方，並使歷時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在奏議和詔令的呼應之中成了被廢止的東西。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多年裡，李鴻章曾屢次議「小楷試帖太蹈虛飾，甚非作養人才之道」，欲「於考試功令稍加變通」而不可得。若以此為比照，則張之洞無疑已經做到了李鴻章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然而這個過程同時又在不可止抑地越出「江楚會奏三折」的範圍和預想，使張之洞呼喚出來的東西變成了他接受不了的東西。當時人後來追敘，說「張之洞晚年見新學猖狂，頗有悔心。任鄂督時，指駁新律，電奏凡百餘言，詞絕沉痛。及內用，管理學部。學部考試東洋畢業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員以單進。之洞指汪榮寶名曰：是輕浮子，不可用，取硃筆抹之。顧滿尚書榮慶曰：我翰林院遂無一堪勝此任者乎？」張之洞任鄂督時的「電奏凡百餘言」爭的是改官制，其間的「詞絕沉痛」則說明當日的張之洞已經和新政中的時潮不能同在一路之中了。而當其一筆抹掉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生汪榮寶名字的時候，則指汪榮寶為輕浮，同時是指一類人為輕浮。身逢「新學猖狂」之際，多年來送出過一批一批留學生的張之洞斯時四顧茫然，而兩相比較，更能認作同類的還是翰林院里的人。然則以此日比當時，是心情變，理路亦變。因此，久以力謀興學為理路的張之洞曾力主廢科舉，而數年之間，所見已是「科舉既罷，學者不復知中國文字可貴」。而後其興學之心一變，而為「道微文敝，世變愈危」的深憂。於是曾經力主廢科舉的張之洞又力主「永留優拔貢考試」以「專取經明行修文學優長之寒酸」，期能為「中國文學於學堂之外留此一線生機」。與此相對應的，則是他一生辦了那麼多書院和學堂之後，晚年以「殫心竭慮」之力再造一局，最後辦的卻是旨在「存國粹、息亂源」的「存古學堂」。以其數十年行跡作比較，正像是一種掉頭回歸。張之洞做到了李鴻章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也看到了李鴻章沒有看到過的由「新學猖狂」派生的種種場面。然而「新政倡自湖北」，溯其因果，前者正是後者牽引出來的。人在因果之中，遂使做到的和看到的都化作了愈多的「抑鬱」。所以他在七十一歲之年拜大學士，而其《年譜》敘此一節，則說的是「人以入相為公賀，不知幽郁孤憤乃什百於平日也」。當光緒與西太后相繼辭世之後，身為三朝老臣的張之洞面對的已是一個他所不熟悉的世界了。一則記載以「親貴盡出專政，收蓄猖狂少年」概括當時的朝局。另一則記載作深一層詮釋，說是：「與其謂親貴掌權，毋寧謂旗門掌權，滿人敢於為此，實歸國留學生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留學生能夠與親貴結緣，顯然是沿著「新學猖狂」一路演化而來的。但結緣之中的親貴和留學生顯見得都沒有預想里的「中體西用」和「體用兼備」，因此他們都與張之洞的精神世界非常遙遠。其間曾有過張之洞以重「輿情」說攝政王，而攝政王以「有兵在」作回答。生長於王府之中而不知人世情事的載灃說出了西太后都不敢說的話，張之洞嘆為「不意聞亡國之言」，並為之吐血而由此得病。當其病亟之時攝政王曾「親臨視疾」，而兩者之間的對話，無異於一頭的百結憂悒和另一頭的渾渾噩噩。於是攝政王出，張之洞當日死，臨終之際吐出來的話是「國運盡矣」。此後兩年，炮聲起於張之洞經營多年的武昌，歷時二百六十多年的最後一個王朝，遂在很短的時間裡土崩瓦解。身當中西交沖之際的張之洞出入乎清流和洋務之間，從而出入乎是非和利害之間，一生都在努力造時勢，一生又都在被時勢所擺布，並因之而一生都與晚清的國運相系連。他在一個身不由己的時代里成了一個身不由己的人。因此，在他生前，同他關係親近的人曾一個一個地為騖新而死；在他死後，出自湖廣總督幕府的不少人卻都做了民國初年的遺老。這種對比醒人眼目，無疑有著久耐咀嚼的歷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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