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管理思想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概述 　　作者：王平一 轉貼自：人事政策法規專刊 點擊數：395 　　我國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論框架基本形成於先秦至漢代這一時期。古代管理思想主要體現在先秦到漢代的諸子百家思想中，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商家等。許多古代經典著作，如《論語》、《道德經》、《孫子兵法》、《九章算術》、《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充分反映了我國古代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經驗。《老子》主要體現了管理者的權變謀略和在管理過程中的境界、素質及管理原則的思想;《孫子兵法》主要體現了管理者在人事、決策、環境、組織等方面的戰略思想;《韓非子》主要體現了管理者的統御謀略思想;《論語》、《孟子》、《荀子》主要體現了管理者如何處理人際關係的謀略思想;《三國演義》主要體現了管理者的創造性管理思維;《紅樓夢》主要體現了管理者以法治家的時效管理思想;而《九章算術》則是我國古代培訓管理人員及供他們日常應用的手冊，其中三分之二的題目可與財政或工程官員職能相對應，堪稱兩千年前世界管理數學之最。 　　 　　 從宏觀的角度看，我國古代管理思想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治國、治生和治身。治國主要是處理整個社會、國家管理關係的活動，即「治國之道」。它是治理整個國家、社會的基本思路和指導思想，是對行政、軍事、人事、生產、市場、田制、貨幣、財賦、漕運等方面管理的學問;治生是在生產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民的實踐逐步積累起來的，它包括農副業、手工業、運輸、建築工程、市場經營等方面的管理學問;治身主要是研究謀略、用人、選才、激勵、修身、公關、博弈、獎懲等方面的學問。這三部分管理思想還可細劃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為本」思想在我國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決好人的問題，才能達到「本理國固」的目的，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傳承下來的。我國古代思想家對人的行為進行了深入研究。如關於人的行為規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1］。在管理中，要重視研究人的規律，要根據一定的規律去滿足人的慾望，辦事情才能符合客觀實際。關於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荀況提出:「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2］的觀點，強調人有掌握天時、使用地利的辦法，如果放棄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賜，那就太糊塗了。關於獎勵和懲罰問題。認為要用賞賜去鼓勵人們不怕犧牲，為國立功的精神和行為，用刑罰使幹壞事的人害怕，並得到約束。關於群體行為和組織行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3］。這裡，荀子提倡的就是集體行為，他認為群體性是人類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離開群體。總之,我國古代十分強調以人為核心的各種群體關係,包括家庭鄰里、社會、國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導的不是個人主義而是對更大實體的責任。 　　 　　 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國古代管理非常強調領導者道德素質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4]意思是端正自己與他人，成就物業為自我。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說，就是最佳的管理行為都應是以雙向約束為基本要求的，不僅約束他人行為使之端正，同時也使自己的行為得以規範。先哲們認為，「正己」為「正人」的前提，如果連自己都不能「正」，豈能奢言正人。我國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質是「人為、為人」。個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為修養，「正人必先正己」，然後從「為人」的角度出發，來從事、控制和調整自己的行為，創造一種良好的人際關係和激勵環境，使人們能夠在激髮狀態下工作，主觀能動性得到充分的發揮。「人為」與「為人」二者具有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對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從「人為」向「為人」轉變的過程。這一過程體現在家庭、行業、國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為的素質，其「為人」即管理的效果就越好。我國古代管理非常強調領導者道德素質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管理是一個「修己安人」的過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為起點，最終達到「安人」的目標。其實，「安人」的終極目標還是實現自己搞好管理之目的。 　　 　　 三、富有辯證法思想的「經權觀」管理思想 　　 　　 我國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貫穿著經權觀，「經」指「變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的穩定的原則，「權」指「應變的權宜」，即根據時空和勢態變化而不斷改變著的方法和策略。這種經權觀要求「執經達權」，即根據普遍的管理原則和事物運動的客觀規律來選擇和確定合適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後達到管理目標;同時要求「通權達變」，即根據不斷變化的情勢而隨時調整自己的管理方式，「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德治禮治的恆久之道正是由於不斷的變通才得以持久，得以實現的。 　　 　　 四、經世實用的戰略管理思想 　　 　　 我國古代的軍事典籍中蘊藏著大量的戰略管理思想，這已成為今天軍事乃至企業經營戰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寶藏。在《孫子兵法》中，孫子著重指出了戰略謀劃的重要性。他強調事前必須周密分析條件，充分考慮「道」、「天」、「地」、「將」、「法」這「五事」，做到「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5］。在「五事」的基礎上，還要探求和對比敵我雙方的強弱優劣，稱為「七計」。這裡所說的「道」，就相當於我們現在的管理目標，「天」和「地」相當於時機和環境，「將」指有能力的管理者，「法」則相當於制度、紀律、組織。「法」即是經營學中的經營管理能力。 　　 　　 五、「天人合一」的整體和諧觀管理思想 　　 　　 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整體和諧觀為基礎的。也就是把管理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的過程，促使社會與自然、管理系統與外部環境以及管理組織內各種組成之間達到最佳和諧，把管理的各個要素和功能組成一個統一的有序結構。我國古代管理思想的靈魂是和諧觀。它以追求管理系統的協調、和諧、穩定為目標，在生產管理上實現「天人合一」；在社會管理上實現「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實現「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和諧觀使管理不僅表現為一種科學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種人們所創造的理想境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無為而治」，一個組織中的成員都能自發地按照規範和要求辦事，自覺地發揮自己的力量，維護組織的宗旨和榮譽，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從心」，孟子所說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 刪除

2006-11-01 16:27:17 桃樂Vi

　　　一是關於中國古代管理實踐 　　　　中國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中央集權的國家管理制度，財政賦稅的管理、官吏的選拔與管理、人口田畝管理、市場與工商業管理、漕運驛遞管理、文書與檔案管理等方面，歷朝歷代都有新的發展，出現了許多傑出的管理人才，在軍事、政治、財政、文化教育與外交等領域，顯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積累了寶貴的管理經驗。 　　戰國時期著名的「商鞅變法」是通過變法提高國家管理水平的一個範例；文景之治使國家出現了政治安定、經濟繁榮的局面；萬里長城的修建，充分反映了當時測量、規劃設計、建築和工程管理等的高超水平，體現了工程指揮者所具有的高度管理智慧；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將防洪、排灌、航運綜合規劃，顯示了我國古代工程建設與組織管理的高超水平；丁謂主持的「一舉三得」皇宮修建工程堪稱運用系統管理、統籌規劃的範例。還有許多令人讚歎的管理實踐都體現了中國古人高超的管理智慧。 　　　　綜觀中國古代管理實踐可以看出，管理與行政基本融為一體。由於古代中國是典型的農業經濟，行政管理是社會管理最主要的模式，因此，任何一項工程，任何一項管理活動，無不以國家或官府的名義展開，管理實踐也只有在和行政融合過程中才有表現的機會。實際上，我們所了解的中國古代管理實踐，無一例外不是行政中的管理實踐。中國古代的管理實踐是一種經驗管理。古代管理實踐的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管理者或決策者的素質高低。管理者的個人知識、能力和經驗越豐富，越有可能進行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動，否則，管理就可能缺乏成效，甚至失敗。因此，管理實踐是和個人經驗分不開的，是一種典型的經驗管理。 　　　　二是關於中國古代名家管理思想 　　　　中國古代出現了許許多多的思想家，有著極為豐富的管理思想。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孫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老子是先秦道家學說的創始人。在他的思想體系中，不僅有著深邃的哲學思想，而且也包含著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諸多方面的社會及國家管理思想。諸如「道法自然」 、「無為而治」 等許多思想對中外管理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孔子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他的以仁為核心，以禮為準則，以和為目標的以德治國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為中國傳統思想的主流。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嫡派傳人，也是繼孔子之後儒家學派最重要的代表，被後世尊為「亞聖」，堪稱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孟子的管理思想是孟子思想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的性善論的人性觀、施「仁政」的管理準則以及「修其身而天下平」等思想，對中國管理思想的完善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孫子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其軍事思想和管理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傳世之作《孫子兵法》中。國外的許多大學師生和企業家們都把《孫子兵法》作為管理著作來研讀。「不戰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謀」 、「必以全爭於天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唯民是保」等思想至今仍為管理者們所運用。 　　　　管子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曾經輔佐齊桓公40年，政績卓著，富國強兵，幫助齊桓公實現了稱霸諸侯的理想。他的「以人為本」的思想、 「與時變」的發展與創新精神、德能並舉、「德」與「能」不可偏廢的選賢標準等許多管理思想，無不透射出永恆的智慧之光。 　　　　從研究中國古代豐富的管理實踐和古代名家管理思想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自豪的說，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是一個豐富的、無盡的寶庫，不僅成為滋養中華民族蓬勃發展的智慧之源，而且也被世界各國有識之士所開發和利用。我們有責任發掘、利用他，並為他的發展做貢獻。 　　　　三是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徵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徵是通過對中國古代思想家的管理思想進行歸納、提煉、綜合的結果。儘管今天的概括難免有局限性，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藉助已有資料發現其帶有共性的和突出的特徵。 　　　　第一，把人作為管理的重心。 　　　　第二，把組織與分工作為管理的基礎。 　　　　第三，強調了農本商末的固國思想。 　　　　第四，突出了義與情在管理中的價值。 　　　　第五，讚賞用計謀實現管理目標。 　　　　第六，把中庸作為管理行為的基準。 　　　　第七，把求同視為管理的重要價值 　　

> 刪除

2006-11-01 16:28:21 桃樂Vi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從產生的背景上看具有二重性 　　 首先，從中華民族生存的地理環境上來看。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在氣候溫暖濕潤、江河縱橫勾聯、土地廣袤富饒的自然環境下生存繁衍、從事單一的種植型農業生產活動。溫帶、暖溫帶、亞熱帶、熱帶等適宜的氣候條件、長江黃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遼闊疆域上肥沃的江河沖積平原，都非常有利於人們的農耕生產。在這樣的生存條件下，中國古代的先民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來就過著「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生活，習慣於樂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諧、安穩、平和、緩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君子風度，人格上講究道德修養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從眾心理和特別容易融入群體之中的特點。這種小農經濟的長期影響，具體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國古代管理上群體的小富即滿、小成即安的小農意識，固守封閉不思冒險、甘於守成乏於開拓，易於滿足鮮有進取，就是這種思想的鮮明寫照。 　　 其次，從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國古代長期存在著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強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長制」式的集權專制，將社會全體成員通過共同的風俗習慣、心理狀態、行為規範牢牢地聯繫在一起，導致了中國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輕「法制」、重裙帶關係輕法律約束的傳統形成，整個社會就如同一張巨大的關係網，將每一個社會成員都納入其中，成為其中的某一節、某一環，誰也掙脫不開，逃脫不了，由於宗法制度的影響，使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帶有鮮明的專制性、等級性，同時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緣親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響。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國文化特色的傳統文化，因而對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影響也最深遠、最持久、最具有決定意義。儒家和道家作為兩種具有不同價值觀念、不同思維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體系，在整個中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進中，互相刺激、互相影響、互相吸收，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同時也衍生了兩種不同的管理思想。儒家主張「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在個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在認知和個人修為上主張「格物、致知和正心、誠意」，在個人和家國的協調發展上強調個人奮鬥和家國利益的趨同一致，追求的終極結果是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和諧統一，崇尚內聖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傾向於清心寡欲和寧靜自守，採取的是一種「消極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張凡事與世無爭，順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於寂寞退隱，在「無為」中追求「無不為」。在長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國人無論在得意或失意時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點。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響，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積極入世追求，也有輒遇困難挫折就退隱山林、避於桃源自娛的消極遁世思想，這給古代的中國人提供了很大的通達權變的空間，因而也使得中國人無論在什麼樣的生存狀態下都能活得適得其所。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從方式和方法上看具有剛柔性 　　 受中國生存環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響，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現在思維的方式方法上也體現出了「剛柔相濟」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謀與動、義與利、賞與罰、德與刑、上與下、中央與地方的管理關係上。 　　 1、謀而後動的決策思想。 　　 在管理工作中,決策是一個管理者必須首先考慮的首要問題。那麼，管理者應該如何決策才能確保決策不失誤，我國的古代先賢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精闢的見解。「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告訴我們無論做什麼么事情都要先謀而後動，只有謀劃的充分、合理、科學，才能在執行起來遊刃有餘，才能做到「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敗。所謂「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水中，則不能燭十步」，意思是講作為領導者，應該具備高瞻遠矚的特質，絕對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長遠利益。宋代文學家蘇軾在《策別十八》中說：「為國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 「不謀萬世，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不足以謀域」是說做事應該有戰略決策和戰術決策、長遠規劃與短期計劃之別，根據形勢情況的變化按照既定目標或相時而動，有助於管理成功。可見，預測和決策關係全局成敗，中國人向來強調謀劃和規劃，強調戰略和戰術的綜合運用，主張謀而後動。所以孫子說：「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2、義利兩全的取捨思想。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雖然有一些人主張重義輕利，但是卻是也有一批實用主義的思想家、哲學家提倡講義與利並舉，主張義利雙兼，這種充滿著濃重的講利重義的管理思想，倡導「見利思義」、「義然後取」， 「義，利也」，「兼相愛，交相利」。宋代蘇軾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義之和論》中說「義利利義相為用」，主張義利互為共用，二者不能偏廢。春秋時的管子更是認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結：「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走下，於四方無擇也」。然而，管子並未走向極端。他還認為「自利」與「利人」並不完全矛盾的，而且「自利」之德與「利人」之德同時也是統一調和的。」 陳壽在《三國志?吳書?駱統傳》中進一步講這種義利觀念和富民利民聯繫起來，指出「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似民茅，義以民行。」他講的是財富是人民創造的，國家的強大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國威靠的是人民的氣勢，福利乃是由人民所樹立，道德靠人民的實踐來興盛，義的實現靠人民的共同行動。這句話，可謂深刻的概括了中國義利兩全的管理真諦，在普通民眾之中具有廣泛的影響。 　　 3、賞罰分明的激勵思想。 　　 在激勵和獎懲方面，孫子提出：「合軍聚眾，務在激氣。」 諸葛亮指出：「賞以興功，罰以禁奸，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誅罰不避親戚，賞賜不避仇怨」，應做到「無黨無偏」，意思就是說管理者務必要做到賞罰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眾。春秋戰國時期的韓非子主張「誠有功，則雖疏必賞；誠有過，則近愛必誅。」對此諸葛亮論述的更加具體，他說「賞罰之致，謂賞善罰罪也。賞以興功，罰以禁奸。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賞賜知其所加，則邪惡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賞罰分明，才能對良善功將有所激勵發揚，對奸惡無功有所咸懼，以確保管理組織的正常科學運轉。 　　 4、德刑並用的寬猛思想。 　　 在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特別重視德能兼備的標準，我國遠古時代的"禪讓制度"就是在考察德行修養的基礎上實行的推舉賢能的管理制度。管子認為，國家選賢任能，要舉拔有德者給予爵位，舉拔有才者就任為官。把德行置於功勞之上，主張國家用人要德才兼備，德能並舉，「德」與「能」不可偏廢。選賢還應做到「不以年傷」，即選用人才不應受年齡的限制，從而否定了資歷主義。管子強調考核官員的內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與其地位是否相稱；二是功績與其俸祿是否相稱；三是能力與其官職是否相稱。孔子治國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實行「禮治」或「德治」，認為把德禮施之於民，是治理國家的理想方案。在具體方法上，他提出要重教化，要「富而後教」。在教與刑上的運用上主張寬猛相濟，樹立君主權威。商鞅則反對儒家的「仁義」說教思想。他主張：「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弱民》）這樣，才能達到「以刑去刑」，（《畫策》），認為非以「法治」無以治國平天下。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任何一個組織，都有人群組成。什麼樣的組織才有戰鬥力？才能充分發揮組織中每個人的內在潛能，一直是管理者在努力思考的問題。《周易?繫辭下》中有一句名言：「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說「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嵇康在《卜疑》中說「交不為利，仕不謀祿」。在決定戰爭勝負的各種因素中，孫子說「上下同欲者，勝」，這些都突出強調了人和同心的重要性，作為管理者只有讓部屬充分認識到統一的的、崇高的共同目標，使整個組織成員團結一致、同心協力才能增強組織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並以此去爭取偉大的勝利。 　　 6、執要群效的統一思想。 　　 在組織理論方面，我國古代雖然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是散見於古代先賢片言之語論述中的管理思想，仍然為我們現在從事各種管理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名言警句。其中執要群效的統一思想就是這種組織理論的雛形。《韓非子?揚權》中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在這裡，韓非子第一次將決策層和執行層、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職能進行了明確的劃分。管子在《管子?明法》中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李世民說：「理國守法，事須劃一」，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也有一句名言：「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這些論述都從不同角度強調了上下級之間權利與責任的不同，並且都明確指出統一決策指揮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7、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是儒家須臾不可分離的管理之道。孔子說：「過猶不及」。（《先進》）程熙對中庸的解釋是「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遺書?卷七》)。朱熹在《中庸章句》的開首將其注之為「中者，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並引用堯授舜的「允執厥中」和舜授禹的「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對中庸的精髓含意進行深刻闡發。教育和引導人們在處理和解決問題的時候不應該走極端，要避免過與不及的出現。應從兩端入手，抓住問題的「終始本末、上下精細、無所不盡」，再「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中庸之道」，通俗地說，就是正確掌握事物發展的「度」，以實現管理的和諧發展。 　　 8、對立轉化的辨證思想。 　　 　　 我國古代先人在總結與自然和部族國家鬥爭的成功和失敗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樸素的辨證思想，這在《易經》《老子》《孫子兵法》中都得到了集中、充分的體現。中國這種充滿了哲學四辨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現在整體觀和轉化觀兩個方面。與西方人的思維不同，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也常常習慣於從整體到個體或者從個體角度審視和對待整體，主張整體和個體的有效統一比如表現在中國畫上，中國畫以「寫意」為主，重視對整體的把握，並不重視對細節真實的分析，就是書法也講究一氣呵成，一氣貫通。表現在集體組織中，特別注重「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這種管理思想雖然有時容易壓抑個體能動性的發揮，但是卻特別容易形成拼搏、奉獻、團結的戰鬥群體，有利於發揮團體的整體優勢。 　　 至於在轉化觀方面，其中「物極必反」、「否極泰來」和「盛極必衰」等，就是其所蘊涵的辨證的管理思想，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認識到了萬物相互聯繫、陰陽互相消長之間哲學管理理論。例如：《老子》中「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的後發制人思想，「欲先取之，必先與之」的取與之法，「不戰而勝，是為上策」的戰略思想，「避實而擊虛」「因敵變化而取勝」的應變之策，「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的選材識賢的人事原則等，都是這種因應變化轉化的精彩論述，即便現在依然左右著我們的思想行動，給我們以管理的啟迪。 　　 9、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 　　　　以人為本」的思想在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終佔主導地位，認為人是構成國家整體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為管理的重心，提倡「愛人貴民」。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文化已經「表現出較為鮮明的人文意識」。管子說：「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齊國百姓，公之本也。」《管子》認為，務本之道在於經營民心，爭取百姓。達人民之所願，予百姓之所需。盡量做到「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要求齊桓公竭誠聽取民眾的意見，把人作為管理的重心。而管理國家說到底就是對人的管理，「治國就是治人」。孟子從「民為立國之本」思想出發，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得，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孫丑下》)。又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其失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反之，「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孟子?離婁 上》)。並進而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下」(《孟子?盡心下》) 。荀子則指出：「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 。百姓之執，待之而後安。」(《荀子?富國》)。 　　 中國古代「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不僅體現在對民力的利用上，更難能可貴的是戰國時期的孟子和孫子還提出了「唯民是保」的「保民」觀點：「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保民而王 ，莫之能御也」( 《孟子?梁惠王上》)。「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孫子兵法》）在孫子的民本思想中他提出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對民眾負責與對君主負責統一起來，這是很有見地的。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從發展的趨勢上看具有通變性 　　 春秋時期的管子非常強調管理者的創新精神。「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就是這種創新思想的高度概括。「不慕古」反對的是因循守舊、抱殘守缺；「不留今」是提示人們不要受現實所惑，陶醉於今日的成就中；「與時變」倡導的是因時而變，順應潮流；「與俗化」即隨著習俗一起發展。所謂「俗」，是指民間自然形成的事物，而非因循守舊制度之規定，這其實就是一種制度創新。在具體管理事務中，實際情況總處於動態變化之中，因此不能墨守成規陷入經驗主義。例如在軍事鬥爭中講「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講的就是要根據不同的敵情、我情、天時地利等各種條件，靈活用兵。具體到普通的管理，同樣也要根據具體的情況採取不同的管理策略，才能使管理更加有效。世間沒有萬能的鑰匙，一把鑰匙只能打開一把鎖，凡事有計劃必有變化，計劃不如變化快，如果在處理管理工作中不能變通對待各種新情況、新問題，或者只知到用老辦法解決新問題，是絕對無法做好管理工作的。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從哲學的辯證上看具有和諧性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強調和諧，主張協同，追求和諧的境界，使矛盾和差異的雙方協調統一，共同構成和諧而又充滿生機的世界。「以和為貴」的人際關係準則在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佔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裡的「人和」，就是指內部的團結、和睦。《孫臏兵法?篡章》列舉用兵得勝的五條：「得主未制，勝。知道，勝。得眾，勝。左右和，勝。量敵計險，勝。」他把取得下級兵將的支持和兵將和睦團結，作為用兵取勝五個條件中的兩個，可見他對「和」的管理思想是多麼重視了。《荀子?五霸》「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孫子兵法》「上下同欲者勝。」這些思想都是說明了「和」在消除內部矛盾衝突和取得內部團結方面的重要性。日本的豐田佐吉在創建豐田紡織公司時，他經營管理的座右銘是「天，地，人」三字，強調「和為貴」，其管理思想就是來自於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但是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為貴」也不是無原則的，在講「和」的統一性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其中存在的差異性，即在強調「以和為貴」的同時也非常重視「和而不同」，在同中存異。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主張「君子群而不黨」。意思是說，君子和諧相處卻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卻不和諧相處。所以這裡的「和」並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沒有自我，而是要通過各種因素的差異互補來尋求整體的最佳結合，這是人們處理矛盾、對待差異所採取的積極的態度和方法。這種和諧觀在管理行為上的具體表現為：陰陽互補、五行反饋、剛柔相濟、動態平衡、中庸和諧，以達到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平衡。可見，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諧觀」是中國傳統的集體倫理觀在管理上的集中體現，對於指導人們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起著潤滑劑的作用，這一點，應該引起所有管理者的高度重視。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雖然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但是畢竟是我們先人深深思考的結果，我們承認其在認知上存在某種不足，但也絕對不是一無是處，因此，在對待我國古代傳統管理思想的問題上，那種管理思想的「民族虛無論」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他必將在全盤否定我國古代管理思想的基礎上導致「全盤西化」；鼓吹完全的「儒學復興論「也是十分片面的，，並且還有盲目排外、妄自尊大、不思進取的封閉嫌疑，其局限性和消極性表現同樣也不利於我國管理思想的發展和完善。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兼容並需，提倡在借鑒意義上的「中西合璧論」，我們優秀的管理思想要繼承發揚，外國合理的科學的管理思想也接受吸取，把二者結合起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相信中國的管理思想必將光大於後世。 　　

> 刪除

2006-11-01 16:29:23 桃樂Vi

　　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分為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治生學。治國學適應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需要，包括財政賦稅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場管理、貨幣管理、漕運驛遞管理、國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學則是在生產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民的實踐逐步積累起來，包括農副業、手工業、運輸、建築工程、市 場經營等方面的學問。這兩方面學問極其浩瀚，作為管理的指導 思想和主要原則，可以概括為如下一些要點。 　　1．順「道」 　　 中國歷史上的「道」有多種含義，屬於主觀範疇的「道」，是指治國的理論，屬於客觀範疇的「道」，是指客觀經濟規律，又稱為「則」、『常」。這裡用的是後一含義，指管理要順應客觀規律。 　　 　　 《管子》認為自然界和社會都有自身運動規律，「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管子?形勢》）社會活動，如農業生產，人事，財用，貨幣，治理農村和城市，都有「軌」可循，「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管子?山國軌》）人們要取得自己行為的成功，必須順乎萬物之「軌」，萬物按自身之「軌」運行，對於人毫不講情面，「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你的行為順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業就會「有其功」，「雖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對你也必「違之」，你必「懷其凶」，「雖成必敗」，「不可復振也」（《管子?形勢》）。 　　 　　 司馬遷把社會經濟活動視為由個人為了滿足自身的慾望而進行的自然過程，在社會商品交換中，價格貴賤的變化，也是受客觀規律自然檢驗的。他寫道「賤之徵貴，貴之徵賤」，人們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張，竭其力」，「各勸其業，樂其表，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民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對於社會自發經濟活動，他認為國家應順其自然，少加干預，「故善者因之」，順應客觀規律，符合其「道」，乃治國之善政（《史記?貨殖列傳》）。 　　 　　 「順道」，或者「守常」、「守則」、「循軌」，是中國傳統管理活動的重要指導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國傳統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歸離。要奪取天下，治好國家，辦成事業，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國曆來講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國之本，欲得民必先為民謀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修文德以來之」 （《論語?季氏》），使「天下之民歸心」，「近者悅，遠者來」（《論語?堯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孟子?離婁上》）《管子》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國家心須「令順民心」，「從民所欲，去民所惡」，乃「為政之寶」（《管子?牧民》）。西漢賈誼說：「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國家的安危存亡興壞，定之於民；君之威侮、昏明，強弱，系之於民；吏之貴賤，賢不肖，能不能，辨之於民；戰爭的勝敗，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為準。」（《新書?大政上》）這些思想歷代都有，逐步成為管理國家的準則。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眾心所歸，方能群才薈萃，故《管子》把從事變革事業，注重經濟建設，為人民辦實事，視為聚攏優秀人才的先決條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輔、樞言篇》）。 　　 　　 　　 我國素有「求賢若渴」一說表示對人才的重視。能否得賢能之助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和事業的成敗。「得賢人，國無不安廣……；失賢人，國無不危」（《呂氏春秋?求人》）。諸葛亮總結漢史經驗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前出師表》）。《晏子春秋》則把對人才「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視為國家的「三不祥」，其害無窮。 　　 在治生學方面，我國也有重視人才的傳統。司馬遷提倡「能巧致富」，他說：「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史記?貨殖列傳》）。唐代陸贄說：「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隋則簍空」（《陸宣公集?均節財稅恤百姓》第一條）。西晉的傅玄說：「夫裁徑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職篇》）凡能工巧匠或對生產建設有重大貢獻者，如春秋時發明木作工具的魯班，戰國時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鄭國渠的鄭國，漢代發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腳條播器（三腳耬）的趙過，發明和改進煉鐵鼓風器（水排）的後漢的杜詩和韓暨，對發展紡織工業有重大貢獻的元代黃道婆等人都傳頌千古，流芳百世，為人典範。《管子》一篇國情普查提綱（《問》）中列專項調查國內的生產能手，樹立「人率」，進行表彰。司馬遷《貨殖列傳》記載，齊國的「奴虜」，即下等人，人皆賤之，唯刀間獨具慧眼賞識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盡其力」，「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發了大財。 　　 　　 3．人和 　　 「和」就是調整人際關係，講團結，上下和，左右和。對治國來說和能興邦；對治生來說和氣生財。故我國曆來把天時、地利、人和當作事業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管子》說：「上下不和，雖安必危」（《管子?形勢》）。「上下和同」，「和協輯睦」（《管子?五輔》），是事業成功的關鍵。戰國時趙國的將相和故事，婦孺皆知，被傳頌為從大局出發講團結的典範。 　　 　　 求和的關鍵在於當權者，只有當權者嚴於律己，嚴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無私，才能團結大多數。《管子》提出「無私者容眾」，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獨舉」、「約束」、「結紐」這些宗派行為，不可「以爵祿私有愛」，要嚴禁「黨而成群者」（《管子》五輔、法法等篇）。李覯說國家的統治者必須「無偏無黨」，「循公而滅私」，「天子無私人」，從國家機構中清除那些嫉賢妒能，鑽營利祿，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惡吏」，以改善官民關係。唐太宗是個講團結的君主，他不僅重用擁護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對過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對其父李淵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徵曾力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後不計前隙，照樣重用，且平時能「從諫如流」，「愛諫諍」，思己短，知己過，使群臣樂於獻策，齊心治國。正因為唐太宗廣泛團結人才，形成一個效能很高的人才群體結構，貞觀之治才有了組織上的保證。 　　 　　 近代成功的企業家也都注重人和，創辦申新紗廠的大企業家榮德生治廠以「《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對待屬下」，「管人不嚴，以德服人」，「使其對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說用人「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圖，小人在位廠；不自勤儉，奢侈無度，用人不當，則有業等於無業也」。（榮德生：《樂農先生自訂行年紀事續編》）劉國鈞辦大成紡織染公司，以「忠信篤敬」為廠訓。宋菜卿在公司懸掛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於人」作廠訓，他說「你願人怎樣待你，你就先怎樣待人」。這些皆反映從自我管理入手實現人和，從而達到系統管理以協力推進事業的管理思想。 　　 　　 4、守信 　　 治國要守信，辦企業要守信。辦一切事業都要守信。信譽是人類社會人們之間建立穩定關係的基礎，是國家興旺和事業成功的保證。 　　 孔子說：「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論語?堯曰》）。他對弟子注重「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治理國家，言而無信，政策多變，出爾反爾，從來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強調取信於民，提出國家行政應遵循一條重要原則：「不行不可復」。人們只能被欺騙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勢》）。 　　 治生亦然。商品質量、價格、交貨期以至借貸往來，都要講究一個「信」字。我國從來有提倡「誠工」，「誠賈」的傳統，商而不誠，苟取一時，終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業信譽度高的人。明代徽商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錢，對方借據丟失，唐祁照付父債，後來有人揀得借據，向唐祁討債，他又照付。別人嘲笑他傻，他說，「前者實有是事，而後卷則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經商「巧而不賊」，取得社會的信任，「人莫不以為誠而任之」，「雖不矜於利，而賈大進，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黃梅原傳》），可見守信 是進財之道。 　　 　　 5．利器 　　 生產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國曆來有利器的傳統。孔子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呂氏春秋?任地》篇說，使用利器可達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紙、印刷術、指南針、火藥）及其推廣，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經濟、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並使「利器說」成為中國管理思想的重要內容。歷史上許多重大發明，如西漢出現的新式糧食加工機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東漢和三國時出現的新式煉鐵鼓風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鐵的質量，從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質量，這些都是在當時政府官員的主持下發明和推廣的。明清時代在長江下游乃至全國先後推廣松江地區先進紡車，和紡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員出面相邀和主持，說明利器思想已引起當時國家管理機構的重視。 　　 　　 及至近代，一再出現機器興邦說。如鄭觀應主張維護民族獨立要靠「商戰」，商戰必賴機器，機器生產，「工省價廉」，「精巧絕倫」，可與外貨競爭，因此必須自製各種機器。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孫中山實業救國的核心是技術革命，實現現代化，「用機器去製造貨物，……把國家變成富庶」，爭取駕乎英美日之上。可見，「利器說」貫乎古今，成為興邦立業的重要思想。 　　 　　 6．求實 　　 實事求是，辦事從實際出發，是思想方法和行為的準則。儒家提出「守正」原則，看問題不要偏激，辦事不要過頭，也不要不及，「過猶不及」，過了頭超越客觀形勢，犯冒進錯誤；不及於形勢又錯過時機，流於保守。兩種偏向都會壞事，應該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則和「時空」原則。凡事量力而行，「動必量力，舉必量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揮作戰，要知道自己兵力，裝備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顧主觀條件的「妄行」，「強進」，「妄行則群卒困，強進則銳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勢解等篇）用人也應注意因材施用，揚其所長，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責備，「毋與不可，毋強不能」。 　　 　　 「時控」原則就是辦事要注意時間(時機)和地點等客觀條件。「事以時舉」，「動靜」、「開闔」、「取予……必因於時也，時而動，不時而靜」（《管子?宙合》）。治國和治生，不顧時間的變化，用老一套的辦法，不注意「視時而立儀」（《管子?國准》），「審時以舉事」（《管子?五輔》），必然招致失敗。空間不同，政策措施也應有異，不可將一套辦法到處運用，治家、治鄉（農村）、治國（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管子?牧民》）。韓非說：「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事異則備變」。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國家者不可是「守株之類也」。這是一切管理者都應引以為戒的。 　　 　　 7．對策 　　 我國有一句名言：「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史記?高祖本紀》）說明在治軍、治國、治生等一切競爭和對抗的活動中，都必須統籌謀劃，正確研究對策，以智取勝。研究對策有兩個要點：一是預測，二是運籌。 　　 　　 　　 有備無患，預則成，不預則廢。《孫子》認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管子》主張「以備待時」，「事無備則廢」（《管子?霸言》）。治國須有預見性，備患於無形，「唯有道者能備患於無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認為經商要有預見性，經商和打仗一樣，「知斗則修備」，要善於「時斷」和「智斷」，比如要預測年景變化的規律，推知糧食供求變化趨勢，及時決斷收購和發售。他提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待乏」原則。要觀察市場物價變動，按「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的規律，採取「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的購銷決策。（《史記?貨殖列傳》） 　　 　　 中國古代有許多系統運籌成功的實例。戰國時期，田忌和齊王賽馬屢敗，後來他按照謀士的籌劃，按馬力的強弱，以己之下馬對彼之上馬，己之上馬對彼之中馬，己之中馬對彼之下馬，結果二勝一負，轉敗為勝。宋朝丁謂奉命修復焚毀的皇宮，需從遠處運土和建材，他挖開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運各種建材，宮室修好後又以建築垃圾填河恢復道路。一項正確決策使取土、運料、處理垃圾結合起來，「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貫以億萬計」。在軍事上通過運籌對策，以計謀取勝者更是不勝枚舉。歷史上的著名戰役，如三國時代孫權、劉備對曹操的赤壁之戰，諸葛亮的空城計，孫臏的「減灶驕敵」，都是運用戰略策略以弱勝強的典範。 　　 　　 8．節儉 　　 我國理財和治生，歷來提倡開源節流，崇儉拙奢，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節用思想源於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述而》）。墨子說：「其財用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墨子?節用上》）苟子說：「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苟子?成相》）「強本（生產）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論》）陸贄說：「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乃竭，能節則雖虛必盈。」（《陸宣公文集》卷二二）縱觀看史，凡國用有度，為政清廉，不傷財害民，則會國泰民安。反之，凡國用無度，荒淫奢費，橫徵暴斂，必滋生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亂。這是中國國家管理歷史提供的一條真理。 　　 　　 在治生方面，節儉則是企業家致富的要素。司馬遷說：「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記?貨殖列傳》）漢初有個經營農業的任氏，一反當時「富人爭奢侈」之風氣，力行「家約」，「折節為儉」，以致「富者數世」，成為閶里的表率，受人讚頌。（《史記?貨殖列傳》）近代中國的企業家也多有勤儉治廠的經驗，創辦南通大生紗廠的張謇在辦廠時去上海聯繫業務，曾在街頭賣字以解決盤纏所需，節約經費。在他的帶動下，全廠上下力求節儉。張謇說：「通廠之利，人皆知為地勢使然，然開辦之初始竭蹶艱維，而上下同心力求撙節，其開辦之省亦中外各廠所無。」（《實業文鈔》卷一） 　　 　　 9．法治 　　 我國的法治思想起源於先秦法家和《管子》，後來逐漸演變成一整套法制體系，包括田土法制，財稅法制，軍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場法制等等。韓非在論證法治優於人治時，舉傳說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親，親自解決民間的田界糾紛和捕魚糾紛，花了三年時間糾正三個錯誤。韓非說這個辦法不可取， 　　 　　 「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規公之於眾，違者以法糾正，治理國家就方便了。他還主張法應有公開性和平等性，即實行「明法」、「一法」原則。「明法」，就是「著之於版圖，布之於百姓」，使全國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各級政府官員不能遊離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韓非子?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