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建立：現代性的兩種形態：解讀鮑曼的《流動的現代性》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在1999年2~3月份同貝爾哈茲（P. Beilharz）交談時說，他傾向於把當前的社會狀況描述為"輕靈的"或"流動的"現代性，以區別昔日"沉重的"或"穩固的"現代性（See Beilharz，2001：319）。翌年，他出版了備受關注的《流動的現代性》，並試圖通過解放、個性（individuality）、時空、工作和共同體這五個概念來理解當前的社會狀況。在這本書中，鮑曼詳細考察了我們從沉重的/穩固的/硬體取向的現代性向輕靈的/流動的/軟體取向的現代性的轉變，以及這種轉變給人類狀況帶來的深刻變遷。
總體而言，鮑曼試圖通過固體和流體所具有的性質來理解現代性在不同階段上的總體特徵，進而說明當前的社會狀況是一種新型的社會狀況。在他看來，流體至少在以下兩方面有別於固體：首先，它不容易保持自身的外形，而固體則有明顯的空間維度。因此，對於流體而言，真正具有意義的是流動的時間，而不是它們臨時佔用的空間。正是在此種意義上，鮑曼才會說，"在描述固體時，我們可以總體上忽略時間；而在描述流體時，不考慮時間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p. 2）[②]。其次，流體具有驚人的流動能力，它能繞過或溶解障礙，也可滲透靜止的物體。在遭遇固體時，它完好無缺，而固體卻被改變了，或者變得潮濕，或者被浸透。
如果說現代性經歷了"穩固的現代性"和"流動的現代性"這兩個階段，那麼，我們不免要問，現代性的進展對人類狀況產生了哪些深刻的變遷？在此，我們大體上從微觀、中觀和宏觀這三個層次分別以權力的運作方式、資本和勞動的關係以及主導的生活方式為例來簡要說明這個問題。
權力的運作方式：從權威到榜樣
法國社會學家克羅齊埃（（M. Crozier）關於"科層現象"的經典研究表明，權力來源於對不確定性領域的控制（參見克羅齊埃，2002，尤其是第6章） [③]。儘管鮑曼十分贊同克羅齊埃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這一觀點，但他也試圖表明，伴隨著社會狀況的變化，權力的運作方式發生了重要變化：從權威變成了榜樣，用鮑曼自己的話說就是"不要告訴我，請示範給我看。"（p. 63）
鮑曼指出，沉重的/福特主義式的資本主義是法律制定者、程序設計者和監督者的世界，是一些人追求另一些人規定的目標的世界（p. 63）。所以，它也是一個權威的世界，換言之，它是領導和導師的世界：領導總是比別人知道得更多，導師會告訴你如何去做。儘管輕巧的/消費主義式的資本主義並沒有廢除法律提供的權威，也沒有使它們變得多餘，但它導致了多個權威的出現。而"多個權威"在術語上是一種矛盾的說法（p. 64）：當多個權威出現時，它們會彼此抵消，於是，權威不再發布命令，它們開始討好、引誘選擇者。
如果說權威是穩固的現代世界的副產品和必要成分，那麼，在流動的現代世界中，榜樣發揮著重要作用。鮑曼以健身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健身教練總是把自己視為一個榜樣，而不是一個權威；同時，他們還認為，每一個個體都有責任去照顧自己的身體：如果你忽視了這個職責，你應該感到內疚和羞恥；你身體的不完美是你自己的罪過和責任；你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畢竟，"解鈴還需系鈴人"。在日益個體化的生活世界中，健身教練試圖向追隨者暗示，如果你能像我這樣積極鍛煉，你就會擁有我這樣的身體。
正是日益個體化的生活狀況，促使男男女女尋求榜樣，而不是領導（p. 71）。在流動的現代世界中，榜樣正在取代權威。然而，在鮑曼看來，榜樣並不能有效地解決個人問題，原因很簡單，並非所有的榜樣都包含著他人可以借鑒的經驗和吸取的教訓。即使如此，無望的個體還是懷著極大的熱情繼續探聽"如同他們"的他人的私人生活，因為他們只能憑藉自身的判斷和努力去尋求忠告和指導。更糟的是，尋求榜樣、忠告和指導很容易令人上癮：你越是這樣做，就越需要它。鮑曼指出，由於新方案不斷湧現，大部分方案在實施之前就已經流產，於是，尋求方案的慾望變成了自身的目的，而且是唯一不受挑戰和質疑的目的（p. 72-3）。鮑曼描述的這種現象十分類似於"組織目標的置換"：在一個組織中，規則本來是實現組織目標的手段，然而，墨守成規的組織成員卻總是"為了遵守規則而遵守規則"，從而把把遵守規則本身當成了組織目標。
資本與勞動的關係：從結合到分離
資本與勞動的關係是現時代以來引人注目的問題。沿著馬克思、韋伯和博拉尼（K. Polanyi）的思路，鮑曼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反思：如果說資本與勞動在現代社會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關係，那麼，穩固的現代性時期是資本與勞動相結合的時代，而流動的現代性時期則是勞動和資本相互分離的時代。
在鮑曼的眼裡，穩固的現代性就是沉重的資本主義時代，就是資本與勞動相結合的時代，而且，這種結合因它們的相互依賴而加強：工人為了生計而希望被僱傭，資本為了自身的再生產和增長而願意僱傭他們。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和工人註定要長期結合在一起，工廠就是他們"共同的棲息地"。鮑曼說，龐大的工廠猶如一個封閉的監獄，雙方都不得不呆在裡面，而促使資本和勞動結合在一起的是這種僱傭關係（或許，更為確切的說法是"交易行為"）。此時，國家的首要職責就是促使資本和勞動的"再商品化"：國家必須保證資本家有能力購買勞動，而失業者則是完完全全的"勞動後備軍"（p. 145）。然而，伴隨著民族－國家的衰弱和全球化的興起，社會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靈活性"已經變成了現時代的標語。在此，鮑曼分別引用了戈蘭諾維特（M. Granovetter）和森尼特（R. Sennett）的說法：前者認為，我們的時代是一個"脆弱的紐帶"的時代；後者指出，"短暫的結合比長期的聯繫對人們更有用"（p. 150）。
在當前流動的現代性時期和輕靈的資本主義時代，資本與勞動開始分離，連接二者的紐帶開始鬆動。一方面，資本可以"輕裝上陣"，它可以隨地停留，也可以隨時離開，因為資本僅僅意味著一個裝有手提包、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的行李箱。另一方面，勞動依舊像過去那樣是靜止的，但是，它曾經希望永久停留的那個地方卻失去了昔日的穩固。鮑曼引用巴黎大學經濟學家科恩（D. Cohen）)的話說，福特或雷諾公司的員工幾乎可以斷定，他們將終生工作在這裡；而微軟公司的員工不知道，他們明天會在哪裡（p.116）。在鮑曼看來，資本與勞動關係的這種進展類似於從婚姻到同居的過渡：通過先前不敢夢想的移動自由，資本切斷了自身同勞動的聯繫（p. 149）。當然，這種獨立並不是完全的，資本並不能隨心所欲地移動，它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限制；與此同時，資本在史無前例的程度上變成了超區域性的，它已經獲得的空間移動能力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足以迫使受地域限制的政治機構屈服於它的要求。
如果說在穩固的現代性時期資本要結合的是生產者，那麼，在當前流動的現代性時期它要結合的則是消費者，畢竟，這是一個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社會。因此，資本要想贏得競爭優勢和利潤，就必須依靠消費者，而且其路線受到了消費者在場或缺失的影響，受到了消費者數量和規模的影響（p. 151）。借用斯里夫特（N. Thrift）的說法，新的全球精英喜歡用"舞蹈"或"衝浪"這樣的比喻來表達他們的行動取向（p. 154）。至少是在1988年發表《自由論》以來，鮑曼反覆倡導的一個觀點是，移動速度在當今已經變成了一個主要的或許是首要的社會分層和支配等級的因素，所謂精英就是那些可以快速移動和自由行動的人。
主導的生活方式：從定居到游牧
在人類歷史上，定居和游牧是兩種主要的生活方式。但是，在現代性的不同時期，定居/固定人口和游牧/流動人口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穩固的現代性階段，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通常同居住權相連，那些沒有"固定地址"的人往往會受到法律的歧視。麥克洛夫林（J. MacLaughlin）指出，現時代的出現意味著堅持傳統生活方式的"固定人口"對"游牧人口"和游牧生活方式進行持續而全面的攻擊，因此，"在以進步和文明的名義進行的神聖戰爭中"，游牧人口是有待消滅的主要對象（p. 12）。然而，在流動的現代性階段，情況正在發生逆轉，定居生活相對於游牧生活的絕對優勢在迅速消失，占絕大多數的固定人口正在受到游牧精英的控制。
在沉重的現代性時代，"進步"意味著放棄游牧式的生活方式，尋求定居式的生活方式。這時，支配意味著直接而密切的干預，意味著領土征服、兼并和殖民。鮑曼在此引用了強者權利的鼓吹者拉采爾（F. Ratzel）在殖民主義世紀之初就寫下的話：
"生存競爭意味著空間競爭......優等民族侵入了其較弱小的未開化的鄰居，強迫他們進入小得無法生存的角落，然後繼續蠶食他們僅有的財產，直到弱者喪失了最後的活動空間......擴張主義者的優越性首先在於其佔有、完全使用和殖民領土的能力"（p. 187）。
然而，在輕靈的現代性時期，情況顯然已經發生了變化。流動的現代性支配遊戲不是在"較大者"和"較小者"之間，而是在"較快者"和"較慢者"之間進行。鮑曼多次引用愛默生（R. Emerson）在《謹慎》（Prudence）一文中寫下的至理名言："在薄冰上滑行時，我們的安全取決於我們的速度"。他明確指出，一旦速度意味著支配，"領土的佔有、利用和殖民"就變成了一個障礙，換言之，它由資產變成了債務（p. 188）。
為了更形象地理解現代性的歷史，鮑曼傾向於把洛克菲勒和比爾·蓋茨分別視為穩固的現代性和流動的現代性的典範，他們分別代表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洛克菲勒希望不斷擴建他的工廠、鐵路和油井，並想終生擁有這些東西。然而，蓋茨不會因為失去他昔日引以為榮的財產而感到惋惜，因為今天能夠給他帶來利潤的並不是產品的經久耐用，而是產品的不斷更新換代。在鮑曼看來，當代社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權貴階層總是憎恨和避免持久的事物，珍視稍縱即逝的東西，而大量的底層民眾總是無望地試圖把無用的、短暫的東西變成耐用品（p. 14）。從某種意義上說，洛克菲勒的所作所為體現了現代性穩固階段的社會狀況，而蓋茨的做法則揭示了現代性流動階段的社會狀況，因此，我們可以通過洛克菲勒和蓋茨來了解各自的時代脈搏。總之，如果說洛克菲勒是"穩固的現代性"的圖標，那麼，蓋茨則是"流動的現代性"的圖標。
結語
前面，筆者從微觀－中觀－宏觀的不同層面對《流動的現代性》進行了解讀。在本文即將結束時，筆者願意對該書的價值進行簡要的評價。一言以蔽之，《流動的現代性》在鮑曼的著作中具有承前繼後的作用。首先，該書是對先前的兩本書《全球化》（1998）和《尋求政治》（1999）的深化和總結。所有這三本書都對不斷變化的社會和政治生活的狀況進行了出色的分析（Bauman, 2000: back cover）。其次，該書為日後的寫作拉開了序幕。此後，鮑曼先後出版了《共同體》（2001a）、《個體化的社會》（2001b）、《被圍困的社會》（2002[④]）和《流動的愛》（2003），所有這些著作的軸心都是"流動的現代性"。
儘管"流動的現代性"是鮑曼的標誌性術語，但何謂"流動的現代性"？我們究竟應該從哪些層面或角度去把握它？它與"後現代性"[⑤]有何異同？二者是否僅僅是術語上的差別？鮑曼並沒有對這些問題提供一個明確的答案，事實上，他也不想那樣做，因為在他看來，提出問題有時比提供答案更為重要。鮑曼曾經坦言，現代文明遭遇的困境就是，它不再質疑本身（Bauman，1998：5）。毋庸置疑，鮑曼的這種做法極大地豐富了"社會學的想像力"。
至於"後現代性"和"流動的現代性"的異同，筆者總體上認為，二者都不過是鮑曼用來描述當代社會狀況的術語而已，它們猶如吉登斯（A. Giddens）的"晚期現代性"（late-modernity）和貝克（U. Beck）的"反思性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⑥]。在沒有發現"流動的現代性"之前，他試圖用"後現代性"來說明當代社會狀況是一種新型的社會狀況。但是，當他注意到"後現代性"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而自己越來越被認為是後現代的社會學家時，當他意識到我們可以用固體和流體的不同屬性來描述現代性的歷史時，當他發現"流動性"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顯著特徵時，"流動的現代性"這一說法也就呼之欲出了。
參考文獻
鮑曼，2005，《被圍困的社會》，郇建立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克羅齊埃，2002，《科層現象》，劉漢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Bauman，Z.，1988，Freedo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3，Postmodern Ethics，Oxford：Basil Blackwell.
--1995，Life in Fragments，Oxford：Basil Blackwell.
--1997，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8，Globaliza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9，In Search of Politics，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Liquid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1a，Commu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1b，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2，Society under Siege，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3，Liquid Love，Cambridge：Polity Press.
Beilharz，P. 2001，The Bauman Reader，Oxford：Basil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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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性的歷史問題上，鮑曼的基本觀點是，現代性的發展經歷了"穩固的現代性"和"流動的現代性"兩個階段。不過，筆者傾向於把現代性的兩個階段視為現代性的兩種形態，猶如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五個發展階段"的認識通常被視為"五種社會形態"。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當代西方技術與現代性研究及其啟示》（批准號：05CZX007）的階段性成果。
[②] 凡是出自《流動的現代性》（Bauman，2000）一書的引文，筆者只註明頁碼。
[③] 鮑曼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以酷似克羅齊埃的口吻指出，誰能使自身的行動不受控制、不受約束和不可預測，同時利用規範限制了對象的行動，誰就是支配者/統治者。
[④] 該書的中譯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參見鮑曼，2005）。
[⑤] 在使用"流動的現代性"之前，"後現代性"曾有一段時間（確切地說是20世紀90年代）是鮑曼著作的核心概念。他在後現代的視野下探討了"倫理"（Bauman, 1993）、"道德"(Bauman, 1995)、"藝術"和"宗教"（Bauman, 1997）等問題。儘管在進入新千年之後，鮑曼不再使用"後現代性"，但他的思想仍具有明顯的"後現代"痕迹。
[⑥]不過，鮑曼對吉登斯和貝克的說法提出了質疑：對於前者，他追問到，我們怎麼知道它是晚的？對於後者，他反問到，難道現代性最初不是反思性的？我們如何知道它比孔德或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更具有反思性？（See Beilharz, 200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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