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重建

愛因斯坦曾對一群小孩說：「你們在學校里所學到的那些好東西，是經過許多時代積累起來的。這些辛苦得來的東西現在都交到你們的手中。你們要好好珍惜，並要對它們有所增加。有一天你們可以再把它們交給你們的孩子。」

愛因斯坦的這段對孩童的諄諄教導正道出了文化的產生、淘汰、積累、傳承與創新。

「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興也」（《資治通鑒》），人類的文化都是經過漫長的創造、積澱而成的，並形成為一種文化傳統。「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黃沙始見金」（劉禹錫《浪淘沙·其八》），一種文化在自身歷史演進和與其他文明的衝撞中文化的某些部分會被淘汰。而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就是所謂的「守先待後」與「推陳出新」。

文化對於人的重要性就像是空氣一樣，文化對於我們的影響和作用無處不在，我們的言談、行動、思想都受著文化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影響，只是我們不自知、不自覺而已，就像我們感覺不到空氣的存在一樣。人沒有空氣無法生存，沒有文化也是無法生存的。我們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環境之中的，脫離了這種文化環境，我們就會「水土不服」，並且成為價值和信仰的流浪兒。

自晚清以降、西學東漸以來，中國的傳統文化便一直受到懷疑、批評、破壞乃至毀滅，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在近代以來對外軍事和外交的無數失敗和屈辱令中國人對本國文化喪失自信，甚至認為中國文化是中國走向現代化、向西方學習的最大障礙。比如，魯迅就曾經勸告年輕人要少讀乃至不讀中國書。聞一多宣稱自己讀遍了中國書，在其中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吳稚暉則更為激進，說要把線裝書扔進茅廁一千年不要看。胡適、許地山等當時一大批知識分子也都主張要全盤西化。鄧實形容當時的知識界的風氣為「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若神聖」。

魯迅、胡適、聞一多諸人雖然把傳統文化批駁得一無是處，但其實他們自身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和影響極深，他們舊學根底深厚，在整理國故上都花了很大力氣，並且成績斐然。比如魯迅勸青年們不要讀中國書，但自己讀的中國書可是車載斗量，著了的《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胡適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和《<紅樓夢>考證》，後來乾脆一頭扎進《水經注》無法自拔；聞一多罵古書一無是處，而如今他傳世的作品諸如《唐詩雜論》、《楚辭校補》都是爬故紙堆、整理國故之作。

這種情形顯示了在那個劇變時代，中國知識分子一種普遍的矛盾心態。一方面，他們激進焦慮地把傳統文化視為現代中國的原罪，是中國走向富強之路上的絆腳石。另一方面，傳統文化又是他們無法擺脫的精神母體，他們著書立說、思想言談都離不開傳統文化。這就像在前面所說的，文化之於人就像是空氣一樣，對我們的影響無處不在，離開它，我們就無法生存。

我們不能忽略的是，魯迅、胡適諸人在心平氣和之時對中國文化重建所開出的藥方是十分理性、客觀的。比如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說未來新文化的建設應該「外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胡適提出要「輸入學理，研究問題。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這些至理名言都是中國建設新文化的良藥，可惜中國百年來的激進與焦慮中，既沒有忠實地輸入多少西方的學理，也沒有切實地研究什麼問題，總是急急躁躁地拿來幾個主義、幾個口號，就視若真理，開始啟蒙群眾、呼喚變革。

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還沒有完成自我啟蒙，就迫不及待地啟蒙大眾了。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學而優則仕」，學術是為了政治，把政治看作「第一性」的，把學術看作「第二性」的傳統，另一方面則是當時緊迫的時勢使然。

這種在內憂外患、亡國滅種之際對於本國固有文化的過激行為，是一種「救亡」極端焦慮心態和極端民族自卑心理所致，也暴露了中國知識分子在危機面前缺乏冷靜與理智的缺點。當時的知識分子對西方的理解大多僅僅停留在「民主」、「科學」幾個口號和幾部漢譯西方著作之上。對西方文化、政治、社會、宗教缺乏深入的了解與研究，也沒有深入地去研究中國的傳統和文化如何與現代化接軌，當時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出的藥方大多都是徹底與中國傳統文化決裂，全面擁抱西方文化，把現代化完全等同於西化。可是到底擁抱哪一種西方文化，怎樣去擁抱西方文化則言人人殊，即使同一個人可能前後數變，今日主張學英國的君主立憲，明日主張仿效美國的聯邦制，今日鼓吹自由主義，明日宣傳無政府主義，「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梁啟超語），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當時的知識分子無暇「為真理而真理」深究西方文化，又不屑以「同情之理解」切實研討中國問題，只因一時激動或亢奮就傾向於某中學說或主張。把從西方引進的一些不加反思和論證的口號拿來宣傳和實驗，遂使近現代的中國成了一個西方各種主義、各種理論的試驗場。而主張溫和改良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如錢穆、陳寅恪等在此種環境中的聲音無人聽得見，也無人願意聽。

在這裡，我無意誹謗前賢，他們在那個激流涌動、戰火紛飛的年代沒有和平和環境、沒有安寧的心境去「為知識而知識」，我輩後人也應對他們存「同情之理解」。

迨至文化革命，則是要徹底革掉傳統文化之命而後快，把傳統文化視為封建遺毒，知識分子得反動臭老九、牛鬼蛇神之殊榮，孔子與林彪為伍，一同受批。傳統文化受到了毀滅性的浩劫。

改革開放以來，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大家悶聲發大財，一切向錢看，好不紅火哉！有時候也假裝搞搞文化，那也要「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文化連個戲子都不如嘛！

這個時代，我們的精神是空虛的，錢包未必鼓鼓，但六神早已無主，因為我們的文化被掏空了，固有的文化難覓蹤影，別家的文化還未拎清，新生的文化無處生根。我們的價值和信仰都處於真空和虛無的狀態，彷彿一個人沒有了靈魂。

一個人精神空虛、六神無主是可怕的，一個民族精神空虛、六神無主則更可以說是恐怖的。

孫中山先生說：「破壞難於建設」，他此言是對革命而發，但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對待革命、政治、社會、文化也都抱著這種「破壞難於建設」的想法。其實破壞是多麼容易的事情，拆毀一棟大廈只需要幾桶炸藥一轟了事，簡單粗暴。而文化和社會的建設則是「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興也」，是要一點一滴，幾百上千年才能夠完成的，可不是容易的事。更何況，如果文化的根脈斷絕、土壤破壞，即使僅僅想要再生根發芽也是不可能的。而中國文化這棵大樹是為我們提供精神氧氣的共同家園。

文化的破壞甚至滅絕是容易的，而積累和建設則是困難的。我們總是自誇我們有三千年文明，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國文化未曾斷絕，似乎我么可以對中國的文化傳統放心，他老人家生命力強大，不管我們怎麼折騰，他永遠沒有斷絕的一天。可是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埃及的文化都蕩然無存了，我們的文化就一定會千秋萬代、萬壽無疆嗎？恐怕未必吧？

中國傳統文化確實有很多糟粕之處，比如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有「民本」思想卻缺乏「民主」傳統，我們有「技術」而無「科學」，等等，這些我們都不能否認，也不需迴避。一種文化存在既久，難免會產生一些病灶，這病灶挖除了，再稍進補品，就可獲得新生。而且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精要是比其它文化更優秀的，總體上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價值是不相抵觸的。

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與發揚需要進行傳統文化現代化，既不是毫無理性地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也不是單單帶有民族主義情緒的「復古」，而是尋求中國文化的新生、重建。我們要以冷靜、理智的態度和對古人「同情之理解」的態度，用現代的眼光重新審視、評估我們的文化遺產。那些號召全民讀經、祭孔、用傳統文化大講成功學和心靈雞湯，甚至宣揚女德、三綱五常的人，不是弘揚傳統文化，而是給傳統文化抹黑，是歷史倒退的邪魔外道和跳大神。現在搞這些庸俗復古的人大多都是讀書不通的書獃子或者沒有文化的文化販子。

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首先要求知識界確立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標準與尺度，搞清楚我們要重建怎樣的新文化，平心靜氣釐清我們固有文化遺產的真面目，其中何者為必須光大的精華，何者為必須剔除的糟粕，我們要輸入大量的西方學理，並慎重地選擇吸收借鑒何種西方學理，西方學理如何與我們固有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狀相融合。這些都是需要大量紮實、深入、沉潛的研究和冷靜、包容、理性的討論的。只有知識界先自我啟蒙了，才談得上去啟蒙大眾。不然我們社會的價值將會更加混亂、虛無。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我們的民族文化的原始精神是絕不排距自我的更化與改造的。如今我們正當以守先待後的精神對傳統文化來一番披沙揀金、推陳出新，去除或者改造其中與現代文明不相符的東西，切切實實地一邊整整國故，一邊輸入學理，踏踏實實地研究問題，才庶幾可以達成「再造文明」之大業。

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

身處此「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文化重建之任重而道遠，舍我輩其誰哉？而重建之法，舍「內弗失固有之血脈，外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之外，別無他法也！

來源：王文 博雅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