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化革命與工業組織——管理以及勞動分工的變革

中國的文化革命與工業組織——管理以及勞動分工的變革夏爾.貝特蘭 英譯Alfred Ehrenfeld,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Prepared for the Internet by DavidJ。Romagnolo，djr@marx2mao。org(May2000) 　　前言 　　這本書不打算描述在廣闊的中國大地上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方方面面的數不清的變革。一個外國訪客嘗試完成這樣的任務是毫無意義的。我的預期目的，只是對文化大革命中的這些變革給中國的工廠帶來的影響做出一些理論上的推斷。本書將要討論到的這些變革，來自於1971年我對中國一些工廠的訪問中的見聞。這些變革的影響已被在中國發表的大量文章所證實，而且無論是這些事實，還是其所代表的政治傾向都值得密切關注。 　　本書主要採用的資料是我1971年8、9月在中國期間搜集的。兩名女學生(她們希望保持匿名)利用我在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研討會上的發言、我帶回來的一些資料、以及我1971年11月在巴黎演講的內容，編輯整理了一部分資料。這本書也是基於1958年、1964年和1967我在中國訪問的觀察資料，以及最近曾訪問中國的外國遊客（包括工人、農民、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等等）發表的或是口頭講述的中國見聞。 　　這本書主要討論了影響工業管理和勞動分工的一些變化。 　　我認為這些變化非常重要。雖然我們討論的變革在文革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動，但不能認為它們是源於文革，或者是近年來才發生的。 　　必須強調幾點。首先，目前討論的這些變革取得了現在的效果，只是因為劉XX的資產階級政治路線被打倒。[1]而在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中，相似的變革曾受到劉XX路線追隨者的阻撓。另一方面，這些變化與一場改變著舊風俗舊習慣思想革命相適應，引發了新的無產階級道德觀的樹立。[2] 　　此外，中國農村自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來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鞏固。在1960年到1966年，劉XX路線追隨者千方百計破壞在大躍進中萌芽的農村社會和經濟的變革。而此後的文化大革命為社會主義的大規模反攻提供了動力，尤其農村的工業化已經深刻的改變了農村的生活。在這方面，文化大革命又給傳統的社會勞動分工帶來了挑戰，給特別是給城鄉之間的分化，及其背後的社會各階級的分化帶來了挑戰。 　　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她給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都帶來了影響，在社會關係上破舊立新。文化大革命中，鬥爭波濤起伏，證明了其結果取決於群眾運動，同時也取決於革命領導指引的正確方向。 　　在文革的每一個階段，毛澤東革命路線的追隨者都必須進行大量的辯論。例如，文革的初期工人階級花了幾個月來反抗當時的經營方式和分工，反抗工廠原有生產關係的死硬支持者。只有逐步通過互諒互讓長時間討論後，他們才相信舊的生產關係阻礙了社會主義道路的前進。當我在1967年訪華時，各廠革命委員會成員告訴我，在初期階段，他們認為文化革命只涉及文學、藝術，他們不接受對自己工廠狀況的批評。終於，他們認識到，要沿著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就必須變革工廠的現況。 　　此後，當面臨制訂新的關係的任務時，工人們常常因如何理解革命路線的口號發生爭執。需要花費幾個月甚至幾年的討論和努力才能達成一致意見——而這是文化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3]通過涉及千百萬人的辯論和鬥爭，中國人民開闢出了一條通往社會主義的新路。這樣的改變社會關係的嘗試是沒有先例的。這是決定性的、不朽的創舉，如同任何發現了新方法、新規律的社會實驗或科學實驗一樣。 　　簡單的說，本書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一個具有偉大的政治意義的轉折點，她「發現」（正如馬克思在表達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時用到這個詞一樣）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基本的階級鬥爭形式。大家還記得，馬克思曾用這樣的話語來強調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工人階級的鬥爭…由於巴黎人的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不管這件事情的直接結果怎樣，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新起點畢竟是已經得到了。」[4] 　　本書的第一部分論述了在工廠管理和勞動分工方面的變革的基本情況。這一部分在相當程度上是我與北京針織總廠革委會委員們的多次談話的總結。這個廠的情況是巨大的社會變革的一個縮影，這個廠經歷的這些變革，我也或多或少在走訪過的其他工廠里看到，在中國的新聞報道中聽到，在先前的來訪者的報告中讀到。這些變革與文化大革命的主旨一致，成為了革命路線追隨者奮起鬥爭的焦點，而且也不斷的通過中國共產黨的法規、標語和指示得到支持。 　　第二部分簡要概述了指導中國計劃制定的政治原則。雖然這些原則在文革前也起作用，但其實施卻頻頻受到縱容"集權"傾向劉XX路線的阻撓。這些原則實施得到了新的動力，其目的是，在一個必需的配合框架內，在規劃階段發揮地方和省級政府的主動性，並允許職工充分參與決策。 　　第三部分討論了文化大革命的主旨——逐步消除三大差別——的意義、原理和前景。這正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道路。 　　第四部分討論了文革中推行的政治原則，並就社會生產關係的革命化做出了一些理論上的推斷。 　　　　　　　　　　　　　　 ——1973年1月於巴黎 　　一、針織總廠 　　(一) 組織與政策 　　北京針織總廠始建於1952年，位於市中心。1971年，共有職工3400人，其中60%是婦女。產品種類繁多，包括紡織品(棉織物、合成纖維織物)到成品衣物(毛衣、夾克等)。全年產量為2000萬件。該廠生產產品不僅在國內市場銷售，還出口到東南亞、中東、非洲以及東歐。 　　工廠有編織、漂洗和縫紉三個主要的車間。另外還有一些輔助車間，如負責修理和改造設備的機修車間。工廠有一個託兒所，可以全周照看小孩。有一個負責提供一日三餐的食堂。兩名女工和工廠革委會的副主任向我介紹了職工的生活和工作情況： 　　「我們特別注重改善工作條件，這是黨指導我們這樣做的。我們關心職工的生活福利和保護工人的主動性。在舊社會卻大不相同。資本家不關心這些問題。 　　「車間里有空調，溫度保持恆定。有保障工人不受傷害的保護裝置。有時因為忽視了保護裝置而造成了一些意外，但這樣的情況十分罕見。少數設備不夠安全，必須更換。有的車間——像有烘乾機的車間——特別炎熱；在這些車間工作的工人可以獲得特殊津貼，可以多吃肉和還有多休息。當然主要的問題還是減少熱量。烘乾機周圍的高溫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會盡量減小它對周圍的影響。你剛才看到了好些裝冰塊的車，這是我們降溫的方式。工廠還為工人提供了洗澡設施。 　　「在縫紉車間店，我們每天工作8小時，中午有半小時午餐時間。還有兩個15分鐘的體育運動時間，以防止過度勞累。這也是我們的軍事演習時間，因為我們必須時刻準備，對付帝國主義侵略。 　　「我們廠有醫務室，而且每個車間都有赤腳醫生。[5]廠里要求醫務室的醫生每天都要到車間巡查。這樣工人就不必到別的地方去看病。如果遇到廠里的醫務室治不好的病人，我們馬上把他們送到醫院。工廠的對面就有一個醫院，在這個地區還有另外一家醫院。諮詢和醫療都是免費的。工人病休期間照樣拿工資。 　　「當然，我們不能說我們已經盡了足夠的努力來改善工作條件。我們必須做出更大的努力，因為不斷有新的問題需要解決。世界無時無刻不在變化，新的矛盾也不斷出現。 　　「女工每月多休一天假。懷孕七個月的孕婦每天只工作7個小時。當孕婦從事的是操作腳踏板縫紉機等難度較大的工作時，她們只在懷孕的前六個月繼續原工作，此後將調換工種。遇有特殊困難，醫生會推薦更換適宜的工作。正常分娩的女工有56天的帶薪產假。如果難產，產假增至70天。孩子一歲之前，哺乳的母親每天有兩次半小時的休息時間來哺育嬰兒;此後的六個月，母親每天有一次半小時哺乳時間。孩子18個月後就停止母乳餵養。18個月到7歲的幼兒可以全時送託兒所，每周只呆在家裡一次;但如果媽媽不想讓把孩子全天放在託兒所，可以選擇只是下午或者白天把孩子放在託兒所。廠里保證為所有的兒童提供足夠的空間。我們不知道56天至3歲的嬰兒到底有多少。三歲到七歲的學齡前兒童有兩百多。 　　「廠里的平均工資為每月54元，從30元到102元高低不等。最低生活保障是每人每月人民幣12元。如果工人的家庭人均收入不到12元，廠里將提供津貼。離退休職工領取原工資的60%。」 　　以下是一些其他工廠的平均工資。在北京，石化行業、針織二廠以及建築行業1972年的平均工資為60元，低的有35到40元，高的有90到102元，因工廠不同有所差異。在紡織廠，工程師、技術員和幹部的工資可高達150元。 　　在瀋陽，重型機器廠平均工資為65元、從35至114元不等。在變壓器廠，1971年平均工資63元，從33至104元不等。這個廠剛參加工作的技術員，如果是中學畢業生，工資為32元；如果受過更高的教育，工資為46元。在453名技術員中，有3個人工資達225元(他們都是老技術員，被允許拿文革前的高工資)。技術員平均工資僅為61元，因為有不少是年輕人。 　　在上海，在塑料材料三廠的平均工資為65元，從40至100元不等。因資歷不同，技術員可以拿50至110元，學徒可以拿18至23元。 　　地方工廠平均工資要略低一些。關東地區，兩個廠工人的工資平均為45元，從32.5元到100元不等。 　　比較重要的工廠有各類職工學校，供職工們學習新知識，迎接新任務。因教學材料不同，課程長度不同。例如，有經驗的工人通過培訓成為工程師需兩年。中國正在努力用「為人民服務」的新思想來取代「專業發展」的舊觀念—從而對集體更加有利。這是中國的基本的觀念，意味著一場深刻的思想轉變。可以看出，它貫穿於群眾組織、黨的委員會之間，也影響到工廠之間的關係和計劃的制定等。今天，接受新的政治任務並不意味著改變工資。工資的變動幅度仍在討論之中。這個問題不能馬上草草解決，因為需要進行深入調查來確定現階段的適當的工資政策。一旦這項政策確定下來，將有很大的討論和說服工作要做，以免把這些決定強加於那些不是「人民的敵人」的人。 　　工廠革委會的副主任解釋了現階段工廠的政策。他強調目前的口號是「政治挂帥」，這有別於文化革命前流行的那些觀點。 　　「毛主席說過，工業學大慶，執行鞍鋼憲法。執行鞍鋼憲法，就是要堅持政治挂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堅持幹部參加勞動，群眾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實行工人、幹部（在中國，幹部指行政幹部）和技術人員的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這是鞍鋼憲法的基本理念。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很少堅持政治挂帥。" 　　大慶的事例體現了「政治挂帥」的觀念如何給生產關係帶來了深刻的變化。大慶是一個石油聯合企業，始建於1960年蘇聯停止對中國的供給之後——這一事件迫使中國必須迅速發展和利用本國的資源。由於中國缺乏鑽探設備，這需要工人階級加倍的努力。大慶的工人不是為了獎金工作，而是為人民、為革命工作。這需要群眾的艱苦奮鬥。石油技術員不僅僅是發號施令，而是融入到工作隊中。每天所遇到的問題都進行集體討論;因此可以得到超越狹隘的純技術觀的辦法。不斷創造出來的新方法付諸實踐。這使得中國創造出國際鑽井規範意義上的世界紀錄。 　　中國原油的年產量每年遞增約30％。中國實現了石油產品的自給自足。大慶是中國工業的代表，正如大寨是中國農業的代表。它指明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道路。 　　革委會的副主任又解釋說，以前工廠搞的是「經濟挂帥」，就是說生產優先，依靠物質刺激(獎金)，依靠專家辦工廠、技術、資金和利潤優先。「兩參」的辦法——幹部參加勞動，群眾參加管理——雖然自「鞍鋼憲法」(1960年)提出以來在原則上眾所周知，但只存在於理論。在文化大革命中，「鞍鋼憲法」才真正在工人中得到宣傳，而工人迫切要求這一政策日益普遍的實行。今天工人注意到幹部積极參加生產;而幹部和技術人員則意識到參加生產是正確和不可或缺的。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廠長助理，在這個位置上我執行的是修正主義路線。我不了解無產階級政治挂帥意味著什麼，也不知道黨內有兩個司令部。我只關注生產和技術。我要求工人埋頭生產——生產，生產，還是生產。當工人不能完成計劃，就給他們物質刺激，發獎金。按以往的老辦法，廠里有28種不同的獎金——超額完成任務的月度獎、季度獎、年獎，優質獎…廠里也獎勵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的人。我們有些從上海來的工人，他們總想回家鄉，為了讓他們老老實實埋頭幹活，我們給他們發獎金。」 　　此外在文革前，有工人和管理人員的區別。能否參加管理的首要標準是技術專長，這意味著工人無法參與管理活動。廠長是中央政府任命的。他的權力很大，可以單方面做決定，但他很少與工人接觸。一些黨員幹部也迷信技術專長，這削弱了中國共產黨與群眾之間的紐帶。廠黨委沒有做任何努力來加強黨的建設，加強黨的領導作用。事實上，黨委只關注生產。工人們曾經叫前黨委書記"生產書記"。 　　「在文化大革命的熱潮之前，我不明白什麼是『文化革命』。我覺得這隻跟教育和文化領域有關。我們越是保衛自己的利益、侵犯群眾的利益，群眾越是批評我們，越是給我們貼大字報(手寫的牆報)。」 　　工廠以前推行的是修正主義路線，強調生產、獎金，強調專家和技術的重要性。與其它一些工廠相似，這家工廠的修正主義路線使得社會主義的敵人可能擔任領導職務。這些因素通過文革得以消除—在黨中央的指引下工人階級領導一切。1969年6月文革期間，工廠的舊黨委解散了，新黨委取代了它。總而言之，文革給工廠體制和經營帶來了全面的變革。 　　北京針織總廠的情況為這個全面的變革提供了具體例證。這個廠在文革的歷史為我們提供了這些變革的基本特徵。在生產經營單位，文革追求的目標是：端正幹部的職能和工作，加強幹部和職工的關係，轉變管理的模式，促進日常生活的社會主義觀--無產階級的道德基礎是無產階級世界觀(體現於家庭生活、生產等)。這一設想的核心是個體特殊利益服從於革命的整體利益。 　　當群眾開始掌握革命的理論時，上述目標的實現取得了實質性進展。這包括對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基本著作的學習，以及將理論聯繫實際，在實踐中運用理論。理論學校也要求集體的討論研究，不論是在廠里還是在家裡。這些集體討論形式多種多樣。其重點是弄通馬克思主義，開展與修正主義及其思想影響的鬥爭。 　　這項運動的一個方面是開展批判工廠幹部錯誤的群眾運動。其目的不是要讓這些幹部靠邊站（除非錯誤嚴重），而是要幫助他們痛定思痛，吸取革命思想和回到革命路線。無論在什麼地方，被群眾接受的老幹部才能恢復職位。但許多被批判的老幹部不願回到原職上——這主要是因為受"極左"路線，批判了一些僅犯有輕微失誤幹部，有時批判甚至採用了野蠻形式(包括體罰)。這樣的做法，打擊了老幹部們的士氣，使得他們僅願做一些不承擔政治責任的工作；而按照黨中央指示正確的做法應當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批判不是為了懲罰，而是為了教育儘可能多的人。 　　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作用下，批判運動給大眾意識和日常的幹群關係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黨的干預只是一般性；但這對工人的影響很大，甚至在單位黨組織暫時被動搖的情況下（就像針織總廠的情況一樣）。 　　(二) 生產單位的群眾組織 　　文革中湧現了大量的新型群眾組織，這些組織在中央委員會的協助和指導下，逐漸得到完善並聯合起來。在1971年的北京針織總廠，隨著廠黨委的解體，工人管理小組、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等各種群眾組織誕生了。中國許多其它的工廠，類似的組織——當然不一定是相同的名稱——也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北京針織總廠則是這種新型管理關係的模範代表。 1. 工人管理小組 　　李周霞，一名女工人，北京工廠革委會成員，描述了工人管理小組及其職責：文革期間，人民群眾不僅反對修正主義路線，而且也加強了鬥爭；在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他們根據鞍鋼憲法要求參與工廠的管理。 　　工人初次嘗試參與管理是在新的黨委員會成立前，由革命委員會發起。一開始在一個車間發起，1969年2月推廣到全廠。試驗的重點集中在廢除舊的管理模式下實施的「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作組織條例、紀律等，這些規定反映了對勞動者積極性的不信任和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維護。每條規定都交由群眾討論。儘管這一過程仍在進行中，但許多規定已取消，由此使得工廠管理人員根本性的減少成為可能。 　　工人管理小組職能的形成實際上是對幹部的一種控制，這就引起了現實的階級鬥爭。小組成立的根本原則從一開始就遭到兩種力量的反對：舊的管理人員和一部分工人。最常見的反對認為：廠里已經或即將成立黨委會、黨小組和革委會，因此工人管理小組是多餘的。一些革命委員會成員也強調，這樣的想法會立即被階級敵人所利用。 　　「這些階級敵人意識到，工人管理小組的成立將會有數百個積極分子的出現。他們明白他們的顛覆活動將被廣大職工密切監視。因此，明顯地，管理小組的出現，擴大、加強了兩條道路、兩個階級以及兩條路線的鬥爭。」 　　工人管理小組的選舉是由班組或車間組織的，並接受他們的監督；管理方法只能以工人管理小組的原則進行。小組成員由小組自身組織所在的層面對應的組織選舉產生：工廠、車間以及班組。這使得小組有著堅實的工人基礎。候選人必須積極學習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有一定的經驗，並且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 　　北京紡織總廠每年選舉一次；上屆成員如果贏得了群眾的信任則可以繼任。選舉是由工人們自己組織的，在廣泛的討論之後擬定一份候選人名單。小組包括老工人（他們是主角）、退伍軍人、以及知識青年。他們沒有額外的報酬，每天保證一個小時的附加工作量履行其職責(開會、訪問工人家庭等等)。 　　工人管理小組的工作集中在確定方向、檢查工作、實地調查、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正確的工作作風，而不是管理本身，後者是革命委員會的職責。[6]工人管理小組和革委會都遵從黨委的思想政治領導。 　　管理小組有五個方面的工作：(一)思想政治工作；(二)生產、技術革新；(三)財務、物資事宜(成本控制、投資等)；(四)勞動安全；(五)一般福利。他們介於職能管理部門和群眾之間，扮演著管理實體，以及黨員和行政部門的輔助角色。這其中，政治問題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李周霞解釋如下： 　　「現在，這些管理小組的存在，不再僅僅是強調互助和同志友誼，也強調對黨員的幫助。以往黨員僅被視作前進的推動力量，而不是同時視作可能的革命對象。事實上，群眾中常有新鮮的思想，廣大黨員們應該被組織起來討論，使他們能在思想上受益於工人。同志們不習慣於幫助黨員，但工人管理小組已經改變了這種局面。現在群眾已經主動幫助黨員的思想進一步革命化。」 　　黨員中的思想革命化活動——由於群眾的積極性和工人管理小組的干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的目標是徹底轉變觀念和做法，使他們擺脫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它有助於打破對黨員的迷信——以往黨員被當做是馬列主義、無產階級思想的化身，他們高於群眾、可以批評群眾而又能免於被批評。 　　文革打破了這個迷信。原則上，只有幹部和機關工作人員可能受到批評。而普通工人的思想革命化主要是通過集體學習馬列主義，以及私人的和家庭內的討論。思想革命化活動，不再是相關幹部說了算。就像一個革委會成員說的，"今天人人都參與到政治工作來了"擴大的政治活動使幹部企圖凌駕於群眾之上變得日益困難，並逐步降低了資產階級傾向增長的可能性。 　　工人管理小組義不容辭地加入了協助管理的過程：提出所有他們關心的五個方面的問題建議，在個車間和各班組進行討論，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並協調他們的想法，幫助革命委員會，並提出批評意見。他們介於工人和管理人員之間，鼓勵職工討論管理的建議和決定，並將工人的意見傳達給管理人員。這樣他們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 聯繫。來自普通群眾的批評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它有助於糾正管理作風，使得監督幹部、監督幹部的決策以及監督決策實施方式成為可能。所有這些活動都是由集體意見的結晶。 　　在本工廠和其它工廠之間，工人管理管理小組也注意保持良好的關係。不同生產單位的小組之間有各種接觸。在北京針織總廠，管理小組還處理涉及提高產品質量的問題。在這裡，沒有質量控制部門。這是一個自控的系統，每個班組控制自己的工作。每個職工都極力解決出現的問題。 　　工人管理小組也參與工廠生產計劃。一個計劃只有在反覆徵詢工人意見後才會被正式採納。工人們劃分為小組，仔細地具體地研究計劃的項目將會如何影響每一個車間和每一個班組。這使得他們能夠充分表達對項目的意見：項目的重要性，對每個工人的意義，在生產、質量、產品以及多樣性方面可能的改進。這帶來了工人和管理群之間大量的交流，而管理小組則作為溝通的中間人。因此，總體計劃是經過反覆研究的，最後的方案是各個車間和班組共同努力的結果。同樣的方法在不同工廠之間，以及各專門機構之間也被採用(見第二章)。 　　與工人和三結合小組(幹部、技術人員、工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工人管理小組提出了全面的創新和改進，以助於降低投資成本。在北京針織總廠以及其他許多中國工廠中，初步投資預算經過相關車間和機械車間的檢查後都會降低。（幾乎所有的中國工廠都有一個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機械車間。這個車間修復和改進材料，在工廠內部實現技術革新。在農村地區，機械車間總是最早成立的部門之一；這個車間會與當地工廠保持持續的聯繫。） 　　「自力更生」的觀念深刻地影響了對待積累的態度。一個革委會成員說：「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我們廠已經組織了三結合小組來實現技術革命。這是一個專門小組，但關鍵是爭取運動群眾參與這項工作。我們不能完全依賴這個專門小組，畢竟只有幾個人。 　　「技術革命的目標，是由各個車間建議的，用以改善質量、提高生產率、保證安全的工作環境，減少工作強度。這些是技術創新成果通常的應用領域。這種方法會帶來多方面地改進：新的原料、新的方法、新的技術、新的設備和新的方法。 　　「一些改進既能提高質量，還能減輕勞動負擔。例如在染色和印刷車間，以前所有工作都是用手完成的。儘管車間的條件正在改進，但仍缺少一些機器。你今天早上看到的、可以印染一整卷運動衫的機器，是用別的工廠的舊機器改造的。專家和技術人員一直聲稱，這種機器不可能同時印刷兩種顏色。工人說：「為什麼不可以做？讓我們試試看！」文革後，他們努力改進，經過幾次試驗，實現了雙色印刷，並且照明是非常實用的。當然，還有一些問題有待解決。 　　「縫紉車間的機器可以將剪裁衣袖和將衣袖縫到衣服上的操作一步完成。每台機器需要一個操作工人，這已是一項進步。但是操作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她必須同時用手拿著衣服，並用腳踩腳踏，一天八小時注意力高度集中。一些女工人說，這並不是真正的技術進步，因為工人在操作這些機器完全得不到休息。幾台機器被抬出來，我們與操作工人一起研究這個問題。最後，我們取消了腳踏，成功地改進了機器。 　　「還有其他問題。例如，原來必須剪斷布片之間的線，然後才能將布片分開。我們同樣創新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現在布片會自動疊放在一起，工人只需要用手拿著布，將它定位就可以了。如果廣泛使用這種機器，實習時間將大大縮短——用舊的腳踏機器實習時間是半年——勞動強度也會大大降低。 　　「我們一直在尋找新的途徑以減少浪費。這些技術創新是工業發展的主要途徑。我們的方法要求我們要在適當的時候製造出大機器。用二至五年的時間去發展好的機器是非常重要的。而關鍵就是要讓工人主動去創新，工人階級必須要自我解放。」 　　在北京針織總廠和許多其他針織工廠，群眾的主動創新有時達到了很高的技術層次。這些創新往往在當地產生，但中國的工廠不是一個封閉的世界，一個工廠的創新會在工人管理小組的推動下普及到所有的工廠。 　　該小組將在討論會上彙報自己的工作，所有相關工人或班組都會參加。小組將聽取批評，對每個工人的意見都給予充分的重視。程序與生產計劃的制定過程是相同的。如果參與討論的工人太多，就分小組討論，以便每個人都能表達自己的意見。一個革委會成員強調，在沒有首先經過工人討論的情況下作出的任何決策，無論是哪個級別做出的決策，都是不允許的。他又補充說：「如果允許領導幹部自己決策，即使新幹部最終也會走上老路。」 　　管理小組的成員還會參加適當級別的黨支部會——班組的、車間的或工廠的。（黨也有自己的會議，討論具體問題）。這些會議都是在工廠里進行。管理小組也有自己的小組會：廠級每月一次，車間級每兩周一次，班組則每天都有。每日例會處理白天產生的問題，每晚都會做出一張平衡表。處理的問題可能涉及幹群關係，政治問題，甚至日常生活（房屋、搬遷、個人和家庭問題，等等）。工廠或車間管理者不出席會議，以促進勞動者的積極性，並防止工人管理小組捲入行政小團體。 　　工人管理小組組織了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著作的學校。他們幫助黨委、革命委員會解決思想政治問題，發揮監督和激勵作用。因為這些管理小組是群眾性團體，他們必須遵循黨的領導，黨在決定他們的思想傾向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黨和工人管理小組間的發生的問題通過討論解決——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而不是行政管理。黨委和支部的領導作用通過參與工人管理小組日常會議得以體現，這樣的話決策施行的對象可以就參與討論，表達意見；未經群眾充分協商作出的決定是不恰當的。不過，在車間或班組層次做出的決定，不是由工人管理小組的代表，而是由黨支書或車間行政管理小組的代表來傳達。 　　「擴大工人管理小組的活動，」聶同志解釋說，「有這麼幾個好處：它使職工充分體現他們的積極性，發揚他們的聰明才智，取得集體管理社會主義企業的經驗，培養低層幹部等等。林彪副主席說，我們的政策是大眾的政策，民主的政策。管理，不是少數人關注的問題，而必須讓大家參與。工人管理小組的活動反映了執行這一口號的需要。人人都要參與思想政治工作。」[7] 　　1971年夏天進行此研究時，工人管理小組仍處於形成過程中。正如聶同志解釋的：「我們仍處於試驗階段。我們的指導思想是鞍鋼憲法。他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至於具體方法，我們會看……」 　　行使針織總廠的工人管理小組職責的類似組織在其他工廠也有，不過名稱不同。他們有時受職工代表大會領導。這個機構發揮了同舊工會相似的作用。舊工會在文革中逐漸銷聲匿跡，因為它們沒有真正代表人民群眾，淪為官僚機構，其領導成員已成為管理階層，不再提出批評意見。因此，工會的幹部非但沒有了解工人的不滿，發揮自己的作用幫助革命；反而是設法潑冷水或通過分裂工人階級來緩解工人的不滿。在文革前，「官僚作風」感染大多數群眾團體——青年團、婦女會等——其活動已幾乎完全中斷，至少是沒有全國性的活動了。重組這些組織以及重新定義他們能夠恢復功能的條件，都成了正在廣泛討論的主題。 　　不同於前工會領袖，工人管理小組的成員以及常委委員都是全職的工人。因此他們不太可能脫離工人、同修正主義路線的工廠管理方法站到一邊。 　　這些評論並不意味著成立工人管理小組或職工代表會議是反對「經濟主義」和修正主義、反對背離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總方向的「絕對保證」。這些機構也可能屈服於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因而無法推動思想革命化進程。這也正是為什麼這些團體以及其他群眾組織，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對其思想政治上的領導。因為並不能保證工人管理小組和其他群眾團體的革命思想性，群眾組織思想不斷革命化的問題是長期的任務。 　　針織總廠是這樣處理這些問題的。以下幾點值得強調：需要進一步學習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使工人管理小組成員思想革命化；管理小組成員需要繼續從事生產，經常接受群眾的批評；最重要的是，這些工人支配的小組要接受黨委的領導。群眾長期行使管理權的需要是強調的最多的問題之一。 　　「在工人管理小組內，經常有工作方式的整風運動，無論在工廠還是車間層次上。工人總是有批評意見——勞動人民總是有很多要說的。要大力整頓和經常運動來改變工作作風，以便迅速糾正錯誤。工人有時會表達嚴厲的批評，當他們批評有道理，就接受；批評並不完全是合理，要耐心傾聽；即使沒有依據，也要抱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 　　這意味著，實際上，當群眾確信對工人管理小組成員的批評能夠促使其改正時，他們將毫不猶豫地表達意見。工人管理小組成為了這樣一種組織形式，它使職工能夠通過有效的做法來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並能按照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來監督領導幹部。 2. 紅衛兵 　　準確的說，紅衛兵不是群眾組織；他們代表了一種個人參與管理的形式。在針織總工廠，紅衛兵開始於1968年年底，在工人管理小組成立之前。[8] 　　紅衛兵由個別選舉產生，沒有候選人名單。由每個職工來討論候選人，對候選人的思想境界給予充分考慮。 　　「一位在思想上落後的同志不能成為紅衛兵。紅衛兵的一個基本功能是傳播毛主席的思想，了解群眾的想法。如果思想上落後，怎樣能幫助別人？」 　　紅衛兵不是有定期會晤的固定團體。事實上，它們並沒有組織；其對職工的職責只是個人行為。紅衛兵在思想政治上的工作更廣泛，因為其成員多於工人管理小組。後者通常都必須是紅衛兵，而不是相反。 　　紅衛兵和工人管理小組的活動息息相關。紅衛兵實際上起到監督其他組織的作用：他們記錄工人對工人管理小組、革委會、黨委工作成效的批評和意見。這些活動的目的是為了防止這些組織脫離群眾。紅衛兵推進了工廠的思想革命化，協助各工作小組的領導，並在分析群眾思想、反修防修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於工人管理小組和紅衛兵在推進思想革命化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下面將提供他們在針織總廠活動的一些實例。 　　第一個例子是一個年輕的車間代表，他忙於生產，不考慮所有其他問題。工人不滿他的態度，譴責他不搞政治挂帥。車間的各班組開會討論此事並決定批評他。通過公開演講，工人管理小組的一位成員根據小組的討論意見對他進行了批評。這個代表的第一反應是抵制批評——他感到丟臉並對公開批評感到不滿。 　　「工人曾告訴他，大家對他私下有討論，但他充耳不聞，因此有必要把事情公開。紅衛兵和工人管理小組審查了他的全部。從『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開始，大家對他進行了耐心細緻的批評教育，提高他的政治覺悟並促使他接受批評改正錯誤。」 　　第二個例子是一個車間的黨支部書記。工人管理小組認為這個同志的態度不對。在向他提出批評之前，小組同車間的工人繼續了商談，總結了他的問題。討論的結果生動的刻畫出這個幹部的「四張臉」：(1)被稱讚時是笑臉；(2)被批評時怕丟臉；(3)面對困難時愁眉苦臉；(4)面對群眾是朝天臉。這個總結與上百條特定的批評意見放在一起。 　　這名幹部開始時很沮喪，也沒有抓住批評內容的重點。最後——討論可能持續了好幾天——他說不該對被指責的缺點負責，因為他的臉是從他媽那裡遺傳下來的。工人們向他解釋，批評的不是他的長相而是他的世界觀。他必須認識到他的工作方式必須改進。每一條批評意見都進行了仔細的討論，這個同志逐漸地改善了他同群眾的關係。工人們誇他：「他的『四張臉』變成了『四個鬥爭』：面對表揚，他同驕傲作鬥爭；面對批評，他同不滿作鬥爭；面對困難，他同灰心作鬥爭；當他的領導方式使他脫離群眾時，他同官僚主義作鬥爭。」 　　工人們通過大字報批評幹部，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攻擊某個官員，或引用授權提供的證據。批評都是有組織的，從來沒有個人自發的，而是根據集體對所針對的幹部的作出的總體評價。批評針對的具體內容是參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作出的。幹部可以被公開批評，但這種情況很少發生，由群眾集體討論這樣做是否必要。另一方面，工人不應該被公開批評，而通常是在家庭成員在場的情況下私下批評。這樣的做法不至於將工人置於不快的境況。 3. 革委會 　　革命委員會是黨委領導下的行政機關，負責政策執行。革命委員會在一些工廠產生於同修正主義管理方式的鬥爭期間，當時工廠黨委已經癱瘓。他們最初只是臨時機構，但他們的臨時性質在其後幾乎從未被提及。不過近來又較頻繁的提及了。該廠革委會的副主任解釋了革委會的工作： 　　「有時我們陷入了管理的細節而忽視了思想政治工作。比如，在我們的革命委員會開始運作時，我們常小題大做，把時間都花在通過電話來發號施令上。群眾告訴我們，這是行不通的。在隨後的討論中群眾代表對我說，思想政治工作要先行。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從此，我改變作風，更加註重工廠的全局狀況。」 　　革命委員會負責協調工廠間的關係，以及工廠和計劃處的關係。它對根據總體政治決定來制定的計劃的執行進行監督（參見第二節）。文革中取消了廠長的職位。現擔任管理職務的是革委會主任和副主任；革委會主任則對更高的部門負責。革委會主任在計劃及與其他廠事務（例如交付日期）方面有決定權，但這些決定必須在徵詢工人意見後作出。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稱之為「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例子。 　　革命委員會是民選的機構；其組成人數由職工自己決定。他們制定候選人名單，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縮小候選人的人數。工廠工人隨即進行最後表決。在我訪問工廠的革命委員會，大部分委員都產業工人，他們不脫產，工資不變。 　　針織總廠的革命委員會有21名成員。它基於群眾、幹部、解放軍的三結合，以及老中青的三結合。在21人中只包括兩名女委員。這個婦女代表名額不足的問題是過去遺留下的，委員們說：「我們在下屆選舉時要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毛主席說過『婦女能頂半邊天』。」 　　革命委員會還通過了關於新錄用職工的方案，雖然職工調到另一個廠很少，但工廠不僅僅是生產單位，還是一個集體生活的中心。與蘇聯的做法不同，工作名冊或者強制個人就業記錄在中國並不存在。革命委員會和生產小組以及思想政治工作小組這兩個機關行政密切配合，每一季度向工人管理小組提交一份報告。這份報告分析了上一階段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工人管理小組審查季度報告，在同工人討論後提出批評和建議。 4. 黨委會 　　根據中國共產黨九大的決定，成立了新的黨委。針織總廠提供了典型的例子，說明新黨的委員會是如何應運而生的。 　　工廠在1966年到1969年沒有黨委。在此期間，革命的重點是清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的幹部，創造有利於老委員自我改造的條件。廣大人民群眾被動員起來參加整黨建黨運動。這項偉大的運動的同時也伴隨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運動，從而培養出新的革命幹部隊伍。 　　整黨建黨的目的是要區別真正的共產黨員和偽裝的敵人。為此，工人們就領導的做法、錯誤和世界觀等展開了廣泛的辯論和批評。這一進程貫穿整個文化大革命。它起初包括了各種群眾組織參加，有些組織雖然聲稱遵循毛澤東思想，但實際上追隨了相反的路線。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關鍵階段是「大聯合」，即把各種群眾組織聯合起來的嘗試。在許多工廠這一努力失敗了，而後解放軍也參與進來並給予工人政治援助。大聯合終於完成了。下一階段的任務是三結合——建立一個由群眾代表、通過群眾考驗的幹部和解放軍組成的臨時權力機構，作為的革命核心。 　　這樣的全國範圍的整黨建黨工作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下進行，黨指明正確的做法，而中央的《紅旗》理論月刊則發表具體實例和總指示。這些指示基本上是根據對形勢的總體評價和工人的調查工作做出的。這些調查的目的是評估先前每個黨員的做法，經常在幹部們曾居住或工作的農村和工廠展開。[9] 　　使幹部接受群眾的批評改變了他們同群眾的關係。選舉新的委員會，是在黨在各個領域都整頓之後展開的。在準備選舉的過程中，由人民群眾來決定委員會的組成人數（因廠而異）和確定候選人名單。在針織總廠，候選人名單上有40人，最後27名當選。 　　工人們通過深入的討論，指定了最稱職的27人組成新黨委。這些討論以及整理工人對候選人意見的工作，由三結合機構的核心來組織。這一過程由民主討論，意見集中（通過會議建立共識）和與群眾再討論等連續階段組成。這就是「四討論三集中」。最後一次集中後，由全體黨員選舉黨委委員。只有黨員可以投票。 　　確立選舉名單，不僅考慮到候選人的人品，也基於某些特定標準，比如必須包括來自工廠各部門的代表、各車間黨支部代表和工人的代表——在文革前並非如此——而且必須堅持的老中青三結合。在針織總廠，黨委還遇到了婦女代表的問題。婦女參加黨委的要求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該委員會只包括五名女委員，雖然婦女占工廠人數的60%。黨委對此事作了自我批評，並將要進行相應的變動。這一問題在中央的決議中也提及了。 　　針織總廠的領導體制和管理體制，與大多數工廠類似，可歸納如下： 　　黨委是政治領導，並得到革委會和工人管理小組的支持。革委會有來自三方的代表；而工人管理小組的成員只有工人。除了黨的委員會實施全面領導，黨在車間和班組兩級還有黨支部。每個工廠的革命委員會執行黨委所確定的革命路線。工廠的管理，是革命委員會的責任，因而可以看作政治路線的執行的一個特殊方面。 　　黨委與革委會的職責經常有重疊。例如，對上海工廠的不完全調查表明，70%的黨委委員同時是革委會委員，49%的革委會委員同時是黨委委員。在針織總廠，黨委的領導人也是革委會的領導人——革委會的副主任是黨委的副書記，而黨委書記也是革委會主任。 　　工人管理小組協助黨委和革委會的工作。他們在群眾和領導人以及管理者之間起到調解人的作用。他們也監督黨委、革委會和管理機構以及黨的幹部的活動。 　　一般而言，文化革命在全國範圍內顯著的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的組成。對這些變化的仔細研究在1971年夏天前還沒有完成。對上海市1119個工廠的不完全考察在這方面給出了一些結果。上海市共1070萬人，其中580萬人生活在市中心。在整黨後，原來的領導人只佔工廠的4532個黨委委員中的37%。（整黨不同於清黨在於它改變黨的職責而不是清除黨員。）絕大多數新黨委委員是黨齡較長的幹部。 　　中國人強調在文化革命前黨委中只有很少的工人的事實。大部分新幹部是從文化革命的群眾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或是以前的普通群眾。 　　黨委的變革並不意味著那些離職者被當作壞分子，他們中的大多數如今取得了新的職位，他們從黨委的離開的原因是為了革新黨委和吸收年輕幹部。在所調查的工廠中，年輕的黨委委員佔10%。「年輕黨員」表示年齡低於30歲的黨員或任意年齡的新黨員。 　　在黨委成員中很少有開除出黨的，在所調查的1119個工廠中只有1.2%的原黨委委員受到批判。在這裡沒有使用法律制裁——犯嚴重錯誤的幹部被解職，只是不勝任而沒有犯嚴重錯誤的幹部被要求退出黨委。那些沒有犯嚴重錯誤但是被群眾認為不適合工作的幹部可以根據他們自己的要求接受再教育，或者回到基層，或者參加「五七幹校」。五七幹校是由幹部組成的新的生產單位。幹校中沒有等級劃分。它們由第一批來的人建立，人們從頭開始建設一切。幹部們工作很努力。第一批人必須建房，平整土地，挖井。他們通常缺少必要的經驗，並從附近的人民公社的農民那裡尋求諮詢。當幹校建好後，就可以增建車間甚至小的工廠了。每天幹部們從事生產勞動（通常在上午）和對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的學習和討論。五七幹校促進了意識形態的革命化，這對於幹部（如通常不參與生產的行政職員）是尤其重要的。 　　通過體力勞動對幹部進行再教育在文化革命前就開始實踐了，但是五七幹校增加了新的內容：除了體力勞動，還包括集中的意識形態工作。這兩項活動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再教育被看作是光榮的。再教育的期限是不確定的。參加五七幹校不是強制的，必須由幹部自己要求提出。所有的幹部，即使是沒有犯錯誤的幹部，也可以請求參加幹校，只要他的黨委認為其離開是正當的，並不會影響生產。這些申請也要向群眾諮詢。幹部必須得到工廠和地區黨委、五七幹校工人和革委會的同意。這個過程可能持續半年到一兩年。如有需要，幹部可以被要求離開幹校。 　　權力機構所經歷的變革沒能在統計的意義上充分評估其深度。其中不可忽略的眾多成員接受了群眾批判，並引起了他們的自我批評，轉變了他們的世界觀。這裡和在別處一樣，都努力運用毛澤東的教導：「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中，每個人都要重新塑造。」這個要求也適用於年輕和不成熟的幹部。 　　只有意識到1966年以來的變化的範圍，才能理解管理中的深刻轉變。文化革命中出現的新的組織形式並不成熟。它們產生於持續多年的意識形態階級鬥爭和團結群眾的巨大的意識形態努力。即使在這些條件下，組織的新形式也沒有輕易的發展起來。 　　比如，工人管理小組以及其他工人代表形式的生命力仍在討論中。所有這些都反映了同樣的關註：如何發展能夠最大程度上使群眾參與工廠運行並感受到自己的分量的組織結構。這使得通過簡化工廠內的整個關係網來削弱管理機構成為可能。這裡很多問題都在解決中。 　　在當前的討論中受到很大關注的一個問題是群眾組織和群眾之間產生隔閡的可能性。確實有這種工人管理小組的成員或當選的官員最終脫離群眾的危險性。在這種關係中需要強調很多想法：工人管理小組和類似機構的成員必須不斷提高意識形態水平；他們必須處在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運動的前列；他們必須參與生產勞動；他們的活動必須接受群眾的批判。曾經取得群眾信任的幹部並不能保證永遠執行正確路線。因此對他們的活動必須經常進行檢查，工人管理小組和革委會的成員可以應工人們的要求而撤銷。最重要的檢驗是從「下邊」來的，但是必須有從「上邊」（黨委）來的政治檢驗的補充。 　　因此，群眾組織的意識形態革命化的問題永遠存在。中國人不承認任何這樣的錯誤認識：某種奇妙的組織形式能夠避免向資本主義方向的蛻變。 　　二、工業計劃 　　(一) 工業中的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 　　中國有兩種社會所有制：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其中第二種由某些工人集體（如生產隊）所有。例如上海市城郊共約9800個企業和生產單位，其中3200個是國家所有的，6600個是集體所有的。 　　從管理角度看，這些企業可分為三類： 　　1．規模較大的企業。它們是「國家」管理的——由中央政府或省（直轄市）政府控制。 　　2．小的城市企業。它們由街道層次的單位管理，通常由相應的革委會指導。 　　3．區、人民公社和生產隊層次的工業企業。 　　前兩類企業滿足人民生活、工業和出口需要，第三類主要滿足農業需要，但也供應一些城市工廠（這是個附帶的功能）。上海市的集體所有企業屬於街道層次，它們的生產單元限於居民街區的管理。郊區的集體企業主要由人民公社和生產隊所有。例如，在1971年的上海市，屬於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的工業企業（集體所有制）有3800家；屬於區一級管理的有1000家。這三類企業僱用28萬人。上海市的產業工人共有256萬人。 　　集體企業包括小的和中等規模的設備。比國有工廠相比，它們數目眾多但產值低很多：它們只佔工業生產的4%，而國有企業佔96%。 　　1957年，尤其是文化革命以來的普遍趨勢是通過對國有企業管理的去中心化和讓地方官員放手管理日益增加的生產單位來鼓勵地方的積極性。上海市這些管理類型下的總產值是如此發展的：1957年幾乎一半的（46%）工業產值屬於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企業，而1970年只有6.8%，另外的93.2%屬於地方管理的企業。去中心化是受到中國人稱之為「與中央管理專政作鬥爭」的推動。這種鬥爭是為了培養「兩種積極性」——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員的。 　　考慮到規模，企業可分為大的、中等的和小的。小的和中等規模的企業佔了絕大多數。上海市的3200家國有企業中只有90家是大企業（職工超過3000人），300家是中等規模的，2810家是小企業。 　　大的、中等的和小企業的差別不僅是數量上的，也與生產類型有關。例如，在機械工業，1000名職工以上的企業就是大企業，而在紡織工業只有3000職工以上的企業才是大企業。按照企業大小的1970年總產值分布如下：大企業27.5%，中等的24.5%，小企業47%。1971年的數據分別是30%，26%和44%。 　　人民公社的形成是集體所有制形式工業大發展的開端。 　　「街道工廠」是由鄰近街區的居民所有，並由街道革委會經營的。它們在大躍進期間產生，文化革命給了它們巨大的推動。它們代表了新的工業發展方式，並反映了破壞舊形式的努力。它們使得婦女能夠參與社區的社會勞動。1971年大約有20萬上海居民在這種企業中工作，其中絕大多數原來是家庭主婦。這些婦女主要出於政治原因想參加工作，她們在經濟上沒有補貼其丈夫收入的必要。她們的動機主要出於對參與生產勞動的渴望。[10] 　　街道企業從事各種各樣的生產。它們滿足當地居民的生活需要——修補衣服、縫紉、洗滌、零修。它們減小了家務負擔，並使日益增加的家庭主婦參與到生產中。 　　它們同時也適應了更廣泛的需要——輕機械加工業，晶體管製造業，等等。這些企業不會依靠國家投資，而是全部依靠這些邊際資源（廢棄原料，舊機器，自籌經費）。 　　雖然這些集體的城市小企業現在主要是滿足當地需求，但是他們也開始嘗試去迎合更廣闊的工業需求，並且希望最終出口他們的產品。在地方上和人民公社，小企業主要為農業生產（肥料，農業工具和機械，小機車，等等），有時候也為其他工廠生產。 　　當這些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時候，就轉變為國家所有；這種結果是辛勤工作所獲的至高無上的成就。然後這個工廠就直接納入國家計劃。例如，上海的一個處理棉花廢料的紡織廠最近剛剛變成國營企業。 　　中國的經濟政策對於小企業和中等規模企業的發展非常重視。中國的工業發展主要依靠這些企業。這種過程不能僅僅視作經濟需要才產生，它也反映了一種政治選擇。這些企業的一個主要政治優勢就是基於這樣的一個事實，相對於大的複雜的留下資本主義生產烙印且趨于越來越大的企業而言，這些企業允許工人管理小組更自由的發展。而現行政治觀點的目的，就是去打破或限制這些大企業，取而代之的是能夠為工人控制的生產單位。 　　(二) 國有部門的管理和計劃 　　工廠是基層的經營機構。以上海為例，工廠之上的領導機構有工業廳（局）及各專門處級機構。 　　工業廳（局）專門協調各生產經營同類產品的單位。再以上海為例，該市有九個工業廳（局）。分管鋼鐵生產、其他金屬的生產、化工、紡織和手工業、機電製造、電子通訊等精密儀器、輕工、電力、建築（主要是工廠和住房，也包括學校、醫院等）。每個工業廳（局）負責的工廠數從幾十到幾百不等。 　　工業廳（局）還設有一些下屬的處級專門機構。各處級機構的負責領域更窄——如拖拉機、藥品等。上海有將近一百個這樣的處級機構，位於生產單位與工業廳（局）之間。不過，一些非常重要的工廠，都直接由相關的廳（局）領導。這些廳（局）和處，在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控制企業的規劃。它們干預企業計劃的起草、創立、協調和執行。 　　極少數企業直接歸屬於中央政府，由國務院的各部來掌控。為確保各省的統一計劃，各省計劃中也包括中央直屬企業。這些企業並沒有脫離所在省份；它們在生產計劃和產量分配方面同時獲得中央和省革委會的幫助。 　　實際上，地方政府（各省、區、市）在規劃和管理中發揮著很大的作用。這種「權力下放」使得省、市政府能夠促進轄區內企業的密切合作。各省的管理遵循一個相對獨立的產業發展大方針；通過生產輔助設施、鼓勵創新、尋求當地原料，「權力下放」促進了各省經濟的持續發展。 　　省級管理的目的是為協調各企業的積極性，而不是扼殺其積極性。近年來，中國「反集權」的鬥爭蓬勃興起——而鼓吹「集權」正是劉XX路線的一大特徵。一些省份、尤其是北方的一些省份，類似於「托拉斯」的組織機構一度建立起來；不過在文革中都解散了。 　　中國的「權力下放」政策與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實行的「權力下放」政策截然不同；在蘇聯和東歐，「權力下放」的特點是企業聯合體的作用越來越大，而計劃指標則不斷建設。這意味著不同的政治背景。根據蘇聯現行的「權力下放」，權力不斷的轉移給經理階層而不是工人階級。這種「權力下放」實際上是國家資產階級內部權力的再分配。從經濟方面來看，蘇聯的「權力下放」侵蝕了價格計劃體系，使得利潤越來越受到重視。而在中國，「權力下放」使得工人階級能夠開始集體支配自己的生活。物價由計劃控制，利潤不是決定因素。正是這些措施使得中國的計劃完全不同於蘇聯的計劃。 　　「權力下放」使得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管理機構得以大量削減。而且，這樣的「權力下放」是發展社會主義形式管理的條件，也是工人參加管理的條件。不過，只有每個下屬企業在制定計劃時將自身利益服從於整體利益，「權力下放」才能有效與經濟計劃結合起來。沒有這樣的思想基礎，「權力下放」與計劃是無法協調的——除非靠頒布繁瑣的強制命令，並通過行政手段來檢查計劃的執行。我們都清楚這將導致何種後果。 　　中國人民把這種並非靠行政力量來集中的計劃叫做「統一計劃」。統一的標準首先是政治上的統一。它充分依靠群眾的首創精神；它的作用是促進和集中群眾的創舉。 　　「統一計劃」要求在各級、各生產單位實施如下的基本原則，而這些原則在工人制定計劃和管理工廠時也必須遵循：政治挂帥——工廠的利益服從全局的利益和中國革命的利益；依靠群眾的首創精神；大幹苦幹；「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備戰備荒為人民」；遵循「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兩條腿走路」——土洋結合，大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運用先進技術也不排除傳統技術。對不同行業，制定計劃還要依據具體方針（定量和定性），以貫徹政治總路線的精神並確保全面均衡發展的需要。 　　統一計劃就是各生產單位的計劃必須統一；否則不可能把各級制定的計劃集中起來。 　　許多產品特指「初級產品」，例如像煤和鋼這樣的重要原材料直接由國家進行計劃。次要產品（水泥，用具）由省來計劃。其他產品（農業工具，日常必需品），由於很廣泛，故不可能由中央制定計劃，這些產品的計劃由地區來制定。集體企業的產出，大部分由地方消費來制定，歸入這一類。 　　國家計劃首先集中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企業。出口產品的指定也受中央計劃。中國的對外貿易是壟斷的，進口和出口由政府部門控制，這些部門直接安排對應的生產單位。在對外貿易計劃中幾乎沒有關於精密技術的信息，但指導原則是清楚的：避免任何一種產品過度依賴進口；為特定國家提供援助；增加貿易夥伴的數量。 　　國家計劃並不包括所有省及地區計劃的細節，但是它規劃不同省份的主要需要。例如對水泥來說，中央計劃制定水泥生產省對其他省的供應量。這種需要被合併在省級計劃里，必須滿足本省和其他省份的水泥需要。 　　儘管國家分配部門控制省級產品的分配，但並不規定每個省或地區怎樣使用分配到的原材料。每個省也遵循同樣的過程。各個地區收到的指示被視作它對其他地區的承諾。不同的水平是按彈性規則配置的，而不是抽象的，剛性的和官僚的。 　　統一計劃反映了這樣一個基本觀點：需要對中央集權管理做鬥爭。它的目標是創造條件使直接生產者實踐對生產的有效控制，這樣比通過中央行政命令代替市場機制，生產者沒有權力要好。聯合計劃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完整部分。 　　工業消費品首先在地區或省級水平上計劃。國家計劃和那些不同生產單位的計劃不僅關注生產，也關注產品分配。消費品通過國家物資局分配，這在制定和調整計劃的時候往往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部門具有重要的控制功能，因為他們代表了消費者對企業的關注——消費者的需要在企業和部門之間的會議上進行闡述——這些需要會得到極大的關注。生產單位進行自己的調查並且盡各種努力與人們的需要保持聯繫。這些調查由合作完成，同時由國家物資局輔助進行。在計劃人們對各種不同產品的精確需求量的過程中，政府部門會對如下因素進行計算，如存貨周轉率、日循環產量等。來自消費者的對他們所需的聲音幫助生產單位制定計劃。儘管這些計劃沒有講清楚單一產品多樣化的細節。產品分類計劃是地方政府的職責。 　　新產品的樣品（例如鞋）會有一個展覽，以此了解消費者的想法和需要。國家物資局制定產品的具體數量，並在一年中間進行修訂。生產單位也要調查消費者的反應來完成產品；他們在商店，家庭，和工作場所進行調查，幫助他們決定是否做一些必要的更改。 　　下面就是一個產品通過對其實際用途的調研而改進的例子，是關於一個為人們公社提供特別類型雨衣的工廠。工廠工人在水稻種植的季節展開調查，發現彎腰時他們的雨衣會拖到田裡。在和農民的討論之後，他們增加了一組紐扣從而抬高了雨衣的下沿。 　　制定計劃的機制是通過基層和高層之間不斷的交換意見，從而達成一致的決定的。黨有最後的發言權，但是因為問題基本上是通過協商解決，產生的任何矛盾都是次要矛盾。中國的計劃制定有如下的特點：力圖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信賴；不是只關注「專家」的意見。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它結合了這樣的政治取向——總路線和黨的具體指示都依靠群眾的首創精神。其焦點是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努力創新，作出一切努力避免浪費。雖然在實現總量平衡上起著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在制定和改進計劃中的作用則相對有限。這樣的計劃制定是為了促進社會主義合作，依靠聯合的工人階級推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社會主義工人之間的聯合必須建立在政治和思想基礎之上。這種聯合，使得最終消除尚存的市場關係，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關係也成為可能，這與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展階級鬥爭所取得的思想革命化成果密切相關。這樣，勞動將最終成為直接的和社會的勞動；不再是為只為工資而勞動，而是為滿足社會需要而勞動。從基層開始制定統一計劃的理念正是為這種轉變服務的。 　　(三) 統一計劃的發展 1. 廠一級的情況 　　計劃通過基層和高層不斷的交換意見而逐漸完善。國家（本例中是國家計委）提供一些總的指標給給北京市的各個局（比如紡織局），紡織局進而將大致的指標下達給各個廠。這些指標是建議性的規範。它們是中央政府、北京市、紡織局和商業部門協商後初步估計的結果。它們將作為基層（每一工廠）進一步完善的起點。 　　北京針織總廠年生產能力為約2000萬件各種織物。上級下達的規定產品種類和產量的初步指標提交工人討論。討論中將評估工廠的設備能力、創新能力和群眾的首創精神。商業部門派出自己的隊伍，並提供各種銷售數據。以夾克為例，他們就數量、規模、面料（棉、尼龍等）與樣式（領子的樣子，長袖或是短袖）等提出要求。工人通過走訪商店及其他渠道獲得顧客意見的第一手資料。提出要求經過一系列的研討會討論，形成一個提議送交北京市紡織局。 　　對於出口產品，有關部門經群眾討論向工廠提出建議，工廠再提出回復意見。紡織局的計劃處協調所有數據保證總量平衡，並通過與工廠協商制定明確的指標。計劃處做出決定並下達給工廠。 　　年度工業計劃也可以分為月度、季度計劃。這些計劃可根據市場需求的波動做出改動。年度產量計劃可以做必要的改動，以避免過剩。這些改動由計劃處決定。工廠本身在革命委員會的監督下執行具體的年度計劃。 　　針織總工廠主要按年度計劃運營，但工廠也能為五年計劃提出建議。用於計劃的一些主要指標包括：編製總額、主要產品產量、成本、利潤、勞動生產率、質量、產品設計和產品範圍，以及關於勞動能力、原料等的指標。所有這些因素都在計劃執行過程中定期檢查。 　　計劃和評價不僅和產生的目標及要遵守的規範相關，而且也和採取的一些具體措施有關。如各項任務應該是如何完成的，在機械設備、物資採購、原料儲存方面應有哪些變化。在技術革命運動的幫助下，儘力當場解決問題，以保證原料、升級設備、增加產量、提高質量。 2. 省一級的情況 　　遼寧省有2800萬人口，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農村，有三分之一的在城鎮。全省大約有240萬名工人。 　　重工業曾經占絕對優勢。目前，按照各省都要相對獨立的發展的指示，已有的以及新的工業部門都得到了發展。全省目前生產各種工業產品——鋼鐵、機械、煤炭、石油、電力、電機產品、紡織品、服裝、鞋類、傢具等。農業也不斷發展並實現多元化。全省工農業生產總值中，工業佔90%，農業僅佔10%。 　　關於農業問題，遼寧省革命委員會一位委員向我作了如下解釋： 　　「目前，全省農業生產基本能實現自給自足。全省城鎮人口比重最高的瀋陽（城鎮人口佔60％）也實現了糧食和蔬菜的充足供應。過去我們每年需要輸入8.0億斤（合8.8億磅）糧食。經過兩年的努力，我們去年實現了糧食自給自足。過去我們要從廣東和一些北方省份輸入一些蔬菜。到去年為止，已足夠滿足城鎮人口需要，我們甚至可以輸出一些蔬菜給外省。蔬菜產量達到了15億斤（1.65億磅）。這些事實證明，儘管城市人口很多，我們仍能生產足夠的糧食和蔬菜，同時也沒有忽視發展我們的工業潛力。」 　　關於計劃，這位委員提供下列資料: 　　「在制定計劃方面，我們正在鬥批改。劉XX的修正主義路線——主張利潤挂帥，大搞物質刺激，專家治廠，依賴外國人——正在被推翻。工廠生產方面，我們不再是僅考慮利潤；我們的基本方針滿足是國民經濟的需要。 　　「為了增加生產，我們必須首先依靠政治思想工作，使每個人為革命工作，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了物質刺激。為了成功完成計劃，我們依靠三結合的工人、技術人員和幹部，而不是少數幾個專家。」 　　計劃通過幾個階段不斷完善。生產單位會先得到社會需要估計的總的指導方針。這些指導方針並沒有確切的數字，而只是包括優先順序和數量級。計劃的初步擬訂是在每一個生產單位，遵循「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的原則。經常強調的一點是：要實事求是，留有餘地，充分估計困難。既要大膽，又要謹慎。 　　工廠的工人們開展調查，以獲得關於顧客或用戶的需求的具體數據。比如，農機廠的工人會調查人民公社的情況以了解他們對農機的需求情況。如果有幾家廠生產同樣的產品，他們將派出代表進行討論，按最合理的方式分配產量。這些調查及討論的結構將接受革委會、工人管理小組及各廠三結合小組的審查。 　　這些項目計劃必須加以協調。協調機構因產品的性質、消費領域不同而有所不同。根據情況不同，參與討論的官方機構包括地區或省的革委會，在大型工業企業的情況下甚至中央政府也參與討論。 　　各級黨的幹部與行政幹部審查和協調項目，以建立資源和需求之間的平衡。這一過程中也一直與各生產單位保持聯繫，從而完善包括分項目在內的整體發展計劃。這樣得到的項目計劃再下達各生產單位，並由工人們再次討論。 　　遼寧省革命委員會一位委員對制定計劃的進程這樣描述到：「首先，它是自下而上的；其次是集中了基層和上級的意見——上級不是憑空發號施令，而是和各生產單位密切聯繫，以期完善新的計劃項目；第三是集中了全省的力量；第四是結合了中央和地方的力量。」 　　國家的要求——包括來自中央政府的要求和各省、解放軍反映的要求——都下達到各省，並納入各省的計劃。各省的計劃也包括了其他省份保證供應的資源。總方針是力圖使各省和各地保持相對的經濟獨立。 　　因為計劃不斷精益求精得以完善，而且人們也力圖保持謹慎的態度，所以計劃在大多情況下不僅是順利完成，而往往是超額完成。不過，當清楚認識到一項計劃不能得以完成時，通常會展開討論以確定哪些目標將被放棄。這樣的決定是計劃執行過程中，與群眾密切協商後作出的。 　　文革前的趨勢是將所有這些問題交給專家和管理人員。儘管開展了大批判，這種趨勢還沒有完全消除。有一次，一個廠革委會委員們認為某項計劃無法實現，沒有徵求群眾的意見就想把指標降下來。工人們責備了管理階層。當困難被重新審視後，找到了解決方法，歸功於與工人們在討論中提出的方案，最初的目標最終得以實現。 　　在計劃的制訂和實施階段，平衡顧客需求和生產消耗的問題總是不斷出現。現在，自動降低產量的方案被否決；重點是探索解決辦法達到初步目標。這叫做尋求「積極平衡」，而不是「消極平衡」。也是就說，積極地而不是消極地來解決不平衡。這些問題都通過與工人的協商得以解決。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一位委員就此作出了如下的評論： 　　「在去年的計劃里，煤炭成了一個難題。我們面臨兩種選擇，一是根據預測的煤產量來縮小其他產品的目標產量；或者發動群眾，以期增加煤的產量。工人多次開會討論此事。他們的結論是，由於沒有足夠的煤，因此要呼籲群眾提高煤產量並推廣節約用煤。 　　「群眾被告知了煤炭短缺的情況及其可能引起的後果。了解到這個情況後，工人們馬上開始了節煤增產的努力。全省煤炭增產數百萬噸，節省的煤炭也達數百萬噸的。工業生產得以充分保證，國家計劃得以完成。這表明，走順其自然的老路，不如依靠群眾的首創精神。」 3. 五年計劃 　　五年計劃不如年度計劃詳細但制定計劃也遵循同樣的原則。它們為主要產品的預期增長提供了一般的指導方針。他們不為每個生產單位的項目設立詳細目標——這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必要的。不過，當規劃建設大型生產單位時，將通過同熟悉相關產業的工人深入討論並做出較為詳細的方案。這種努力並非只限於「專家」，而是涉及廣泛的群眾參與。 　　五年計劃還包括工廠的改造和擴建等長遠規劃。工廠是改造還是擴建是在徵求了該工廠的意見後再做出選擇。在某一行業部門，行政官員和各工廠共同確定，哪個單位能從改造或擴建中得到最大的收益。最終的選擇必須在與工人和相關企業充分討論後得出。 　　這些規劃的細節都將在企業內得到廣泛的討論。最後還要同其他工廠（尤其是將為改造和擴建提供必需的設施和裝備的工廠）的工人的討論。 　　這些磋商都是非常密切的，在必要時還可能各廠交換工人，這樣他們能夠對當地情況非常熟悉。 　　通過和工人們密切磋商，同時對制定現實可行的目標進行仔細和具體檢查後，詳細的計劃完成了，此計劃的成功實現原則上不會遇到主要困難。當工人們參與制定詳細計劃，且在明確表述目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以後，他們有理由把成果視為「他們自己的事」，並努力實現他們的目標。然而這個計劃各方面同步發展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不可能所有的事件都按照預期精確發生；困難問題不可避免突然出現。現場解決問題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在工人的幫助下完成的。請求其他生產單位幫助，或者請求地區或省革命委員會降低目標僅僅是最後的求助手段。 　　無論如何，計劃不可能完全實現，問題是要放棄哪個目標。在保證通過壓縮需求來滿足總需求的原則下，優先權通常給予那些包含滿足其他省需要的任務。 　　一個南京革委會的成員解釋道：「優先權必須給予那些獲得國家平衡的任務，如果沒有國家平衡，一個省的平衡就是扯淡。」這個原則應用時服從具體的檢驗，這些檢驗是看方案採用是否會導致省內大的困難。 　　無論如何，降低產量的決定不能由工廠自身作出。只是例外的情況下，工廠計劃才按比例下調。這得益於中國經濟計劃的實事求是，以及生產同一產品在不同生產單位的工人之間進行了直接的接觸。這種密切的聯繫對於解決計劃的局部目標不能實現而出現的問題時，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四) 生產單位之間的聯繫 　　生產單位之間不僅通過對應的辦公部門保持間接接觸，而且通過工廠之間工人們的密切聯繫直接接觸。無論任何難題發生，大家都一道努力想辦法。這些直接的關係是社會主義協作的一個具體例子。 　　不同生產單位之間存在的緊密接觸卻決不意味著他們保持直接的市場關係。價格並不由工廠制定。企業之間產品的分配由國家物資局決定，同時它也將產品分配到獨立的消費者。這對於防止計劃外交換的發展非常重要。 1. 價格制定的問題 　　價格在中國經濟中發揮相當次要的作用。在總體水平或特定生產單位水平上，追求收入貨幣最大化並不是生產單位計劃目標的主要因素。儘管這並不意味著不努力估計和降低成本，但價格並不指導生產。生產由政治路線決定。價格本身不過是政治路線的次要表現。 　　在價格穩定和總體財政平衡方面有一個偏見，即價格必須穩定同時生產單位一定要儘可能少地依賴公共財政資源來彌補赤字；對生產單位來說處於虧損只能導致不良狀況。恰恰相反，生產單位的收益取決於總體經濟的發展。 　　實際上，談論穩定價格等於說通行的價格主要是「歷史價格」，或者是為政治原因和適應成本變化的修正價格。每種工業品的售價是固定在成本價基礎上的。對物資局的售價等於平均成本價格，即加價15%，這個增量被添加到社會累計基金中。對消費者的售價依據政策的變化來固定。 　　1．實物沒有利潤；如有必要國家會補貼。以穀物為例，因為國家壟斷，對農民的實際收購價就等於零售價。這意味著國家承擔了經營成本，運輸成本等。在特定地區，比如北方，穀物的成本價（從人民公社的收購價）比較高，零售價仍然和其他地區一樣。在這些產品上，物資局持續虧損。 　　整體上說，近年來特定實物的消費者價格不斷下降而同時人民公社收購價卻沒有降低。例如50公斤大米的售價，從1950年的17.63元降到了1970年的16.40元。同樣地，人民公社收購價可以上升，但消費者價格不能上升；去年，油菜籽和菜油的價格就是這樣。 　　2．與人民健康有關的實物以成本價售出，這意味著銷售沒有獲得利潤。例如藥品的價格，隨著成本的減少而降低。這樣20萬單位青黴素的價格從1953年的2.10元降到了1970年的1.23元。當一種社會需求被設為優先時，收費就被免費發放所代替，比如節育裝置。 　　3．日常必需品很便宜，儘管維持著一定利潤。例如50公斤塊煤的價格，從1950年的2.8元降到了1970年的2.5元。 　　4．非必需品（如半導體收音機，照相機等）的「歷史價格」通常是保持不變的。這些產品任何可能的降價都會增加社會累計基金。 　　主要需要了解的是，中國的價格不僅和政策有關，更重要的是和政治有關——放在政治和社會選擇上。 　　簡言之，消費品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類別：（1）必需品——按可能的最低價銷售；（2）普通需品——其價格高於成本，但隨成本下降而下降；（3）目前看起來的次要需求——價格保持不變。總體來說，價格不但沒有上漲，反而有所下降。 　　設備、原材料、能源等是按照成本價提供給生產單位的。這裡同樣儘力保持價格穩定。如果成本價下降，這種下降不會自動反映到生產單位的售價上。成本下降，工業消費者價格卻不下降，這使得生產廠的利潤增加。如果成本下降相當大，這種價格下降會傳遞到工業消費者那裡，但不會在一個年度計劃正在執行的時候，以此來保證有效成本和計劃成本的對比不會失效。企業通過比預期支付得少而獲得的節餘不是因為他們的努力，而是因為原材料價格的下降。每個生產單位都能夠計算運營成本，這對於價格穩定是比較好的。在任何情況下，生產什麼和怎樣生產（技術應用，原材料使用等）並不主要依賴貨幣競爭。基本的決策反映了總體經濟發展的基本需要。這與貨幣核算不同，後者是可以由獨立生產單位做出的。 2. 社會主義者協作 　　工廠之間的社會主義協作需要一個企業關注周圍群眾的利益，也需要企業或消費者關注自己的特殊利益。下面是這種協作的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關於反污染鬥爭的，因為不同企業和群眾的協作，在天津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已經獲得了明顯成效。協作使得向河中轉移廢水、挖掘暗渠以及修建廢水處理廠成為可能。這些工廠搶救了數千噸有用產品，並用這些生產了用於數萬英畝田地的化肥。 　　在垃圾、固體廢料和尾氣的處理上同樣獲得重要成果，廢料通過處理又變成了新的原材料。在遼寧撫順地區第3煉油廠，通過處理尾氣、廢水和礦渣產出了19種化學產品和稀有金屬。煉油廠治污帶來的變化，是周圍大氣的凈化，同時每年獲得價值幾百萬元的原材料，包括鈉、硫酸鹽、乾冰及生產合成織物所需的原材料等。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通過工業生產者和工業用戶的密切協作來提高產品的質量和耐用性，這就像生產者和消費者一樣。這種協作取得了相當的成績，這一點為工業和農業用戶，銷售網路，以及獨立購買者所證實。這些成就與其說是服從於生產者的利益，不如說是服從消費者的利益。對生產企業來說，提高產品的質量、可靠性和耐用性意味著很多額外的工作（研究、開發等）和可能增加成本。然而這些改善並沒有必然地提高價格或增加總銷量，相反產品確實變得更加耐用。 　　生產企業的利益就這樣服從於國家總體利益。這是一種新型經濟發展的驅動力——產品不再被交換價值、產量及貨幣收益所支配，而是被使用價值所支配。這預示著社會關係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上都發生了根本變化。 　　與那些宣稱馬克思主義是權威，卻拋棄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的人看法相反，這些變化不是自發的。他們並不由生產力的發展機械決定。這一點是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及其重要意義所必需的，應該理解今天中國所看到的經濟基礎的變化，是工人們一直以來通過改變勞動分工、消滅生產單位中的等級關係、掌握管理權、掌握專業技術的鬥爭，並且還將繼續下去的鬥爭的必然結果。這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鬥爭，不僅僅是反抗，而且有著革命因素。鬥爭的成功需要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也需要對它們靈活多變的性質和依存關係有一個正確估計。這就是為什麼這樣的鬥爭需要革命黨領導的原因。 　　　三、社會勞動分工的變化 　　(一) 管理工作和執行工作 　　首先覺察到的重要變化，是近年來開創的，被設計用來增進勞動社會分工的瓦解和形成一種生產力發展的新途徑。這些變化有著重要意義，因為它關係到生產關係本身——勞動者之間的關係和生產方式。社會主義，首先不僅意味著所有製法律關係的變化，這種變化純粹是形式上的。社會主義首先蘊含著生產關係的變化。 　　很顯然，要檢驗那些在大躍進過程中首次出現，在文化革命推動下極大發展的重要規模變化的所有特徵是不可能的。我們將僅僅討論這些變化的幾個本質特徵。 　　這些變化的一個方面是衝擊了管理和執行工作之間的分工。當這種區別的確繼續存在時，通過展開三結合隊伍的活動，這種分工被極大地消除了。這種變化毫無疑問就是發生在工業企業的革命，它必須以從少數人管理過渡到多數人管理的變革為基礎。 在此，我們要討論國有工廠；人民公社管理的企業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並未涉及。「國有工廠」是指在中央政府或省、地區及市革委會等代表國家的權力機關直接領導下運營的工廠。[11]所有這些工廠都是國家的一部分，即使它們不屬於中央部門管理，而是屬於地區一級（人口大約50萬）管理。 　　文化革命前，屬於國家的工廠在黨委管理下，由廠長負責日常經營，而廠長通常好像具有管理和經營兩種職能。在那些日子裡，廠長不是由工人們選舉產生，而是被監管工廠的管理部門指派。[12]黨委會成員原則上應由工廠里的黨員決定，但事實上黨委會經常是由更高級別的黨的官員指定。 　　1960年，這種排斥多數人參與的組織方式，被毛澤東所批評。1960年3月22日，他在鞍山宣布了鞍山憲法，這個憲法靈感來自大躍進的實踐，為當時鞍山鋼鐵公司的工人們首創。這個憲法陳述了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一些必要條件，這些條件以五要素的形式顯著地表達出來了。[13] 　　該憲法強調政治領導，工人必須參加管理，幹部必須參加體力勞動；多數人認為這些原則是適當的，並且在文化革命開端執行了這些原則。鞍山憲法反對自1960年直到文革開始時期流行的管理實踐。它代表一種新型社會實踐的起點。只要多數人還沒有前進到廣闊的規模，他們自己還沒有處理這些問題，舊有的事態就會繼續存在。 　　鞍山革命委員會花了八年時間才採取正式的措施使得鞍山憲法成為該地區所有企業的組織基礎。這個措施是鞍山1968年5月22日採取的，它代表了多數人運動的頂峰，這種首創精神被革委會批准。毛澤東自己解釋說推遲採用和研究這些原則是因為這種建議的新型管理模式具有革命的含義。它需要進行階級鬥爭和廣闊的群眾運動；這就是文化革命中精確發生的事。 　　毛澤東並沒有嘗試「從上層」改變狀況，這種辦法只能獲得表面變化的結果。[14]革命的領導不能代替工人本身。根據《共產黨宣言》的原理，群眾運動必須自己打破舊有的關係：「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1960年已經存在的事態只能通過群眾的主動性和革命批判來改變，特別是從資本主義道路的辯護人——劉XX的信徒，儘力維持流行的管理形式之後。 　　1960年到1966年期間，鞍山憲法被放在一邊，證明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通常，資本主義舉證者喜歡蘇聯實行的管理模式和原則；這些原則在中國稱為「馬鋼憲法」（對應於鞍山憲法），即在蘇聯馬格尼托哥爾斯克（Magnitogorsk，俄羅斯最大的鋼鐵工業中心）鋼鐵企業執行的管理方法。 　　在他們簡潔的語言風格里，中國人把早期組織形式描述為「專家治廠，把產量放在首位，把利潤放在支配地位」。這和通過強調物質刺激——獎金，漲工資等手段是並行的。所有這些蘇聯流行的東西，在文化革命前的中國同樣流行著，儘管是以很不發展的形式流行著。 　　修正主義路線的舉證者進行了相當的抵抗。事實上正在執行的管理形式使得少數人能夠通過他們的優勢地位獲得利益，這種優勢地位既包括生產過程，也包括決策過程——累計基金的形成和利用，計劃的具體實現，技術的改變，任務的安排，規則的制定等等。 　　從以往佔優勢的的舊管理方式到社會主義管理方式的轉變受到了長期的阻撓和反抗,反抗不僅來自於工廠的「專家」，而且也來自某些共產黨員，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還是中央一級的幹部、隸屬於XXX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另外，極「左」路線（參見後記）對革命路線的歪曲也破壞了革命路線的推行。例如，革命路線認為必須將技術員和專家結合到三結合的管理小組中，而極「左」分子卻主張將他們排除在外。許多工人都反對極「左」分子的做法，因此新的管理方式的建立也被推延了。當然，與資產階級路線——無論其「左」的還是右的表現形式——的鬥爭在繼續。 　　最後,反對派不斷重申說，他們的立場符合蘇聯的慣例，不僅在此期間,甚至在蘇共二十大以前。 　　強調領導的絕對權威、專家至上、重視獎勵和物質獎勵，這樣的原則並不是目前才在蘇聯流行的.這些原則在蘇聯十月革命後的困難時期就得以推行，尤其是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期間。這些原則在新經濟政策期間得以維持，在隨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及快速工業化時期更得到了有力的推動。 　　工廠的領導能獨自對黨的政策的執行負責，且擁有絕對權利。這一思想曾在1918年3月得到列寧的倡導。這種管理的理念及其對專家的依賴和一整套獎金制度，有著非常大的缺陷，會造成布爾什維克黨的分裂。 　　按列寧的觀點，給予專家以管理者的角色，同時還包括較高的薪水，這與無產階級路線是不相一致的。他把這一步驟當作建立新型社會關係過程中受形勢所迫的必要的退卻。用列寧的話說： 　　很清楚，這一措施不僅意味著某個特定形勢和某一限度內停止對資產階級的進攻（因為資產階級是資金的總和，更是一定的社會關係），而且這還是對我們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力量的部分退讓，即從剛開始宣布並進行的將高薪降到普通工人平均工資水平的政策向後退。[15] 　　以上所引述的確如列寧所認定的是一種退卻，這種退卻，他並沒有嘗試去掩飾：蘇維埃權力被暫時以行政事務的形式委託給專家，並給予他們高薪。事實上，這種退卻並沒有迎來所期望的前進。隨著時間的推移，專家們的家庭出身改變了。資產階級出身的專家給工人階級出身的專家讓路，但是這些新的專家只是被安放到同樣的擁有管理權力和權威的關係中。這意味著用來對抗資產階級而採取的「退一步」的政策，同時也是一種特定的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關係並沒有改變。 　　列寧也要求採取必要的行政守則： 　　學會工作，這是蘇維埃政權應該充分地向人民提出的一項任務。資本主義在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羅制，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它分析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餘的笨拙的動作，制定最適當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方法等等。蘇維埃共和國無論如何都要採用這方面一切有價值的科學技術成果。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於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應該在俄國組織對泰羅制的研究和傳授，有系統地試行這種制度並使之適用。在著手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同時，還要考慮到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特點。這些特點一方面要求為按社會主義方式組織競賽奠定基礎，另一方面要求採取強制手段，使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口號不致為無產階級政權在實踐中的軟弱無力所玷污。[16] 　　列寧寫下這些話時，正是俄國出於混亂而且黨還不能培養訓練真正的無產階級隊伍的時候。對於列寧而言，這也是一個臨時的措施。但這臨時的措施卻變成了永久的特徵。總體上，這一整套規章和獎金制度仍然出於統治地位，並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里執行了很長時間。 　　在「蘇維埃政府的緊急任務」一文中，列寧強調聯合管理必須被個人獨斷式的管理所取代，因為他認為聯合管理引發了責任不清。 　　可是，怎樣才能保證有最嚴格的統一意志呢？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從於一個人的意志。 　　在參加共同工作的人們具有理想的自覺性和紀律性的情況下，這種服從就很像聽從樂團指揮者的柔和的指揮。如果沒有理想的自覺性和紀律性，那就可能採取嚴厲的獨裁形式。但是，不管怎樣，為了使按大機器工業形式組織起來的工作能夠順利進行，無條件服從統一意志是絕對必要的。對鐵路來說，這種服從更是加倍地和三倍地必要。這種由一個政治任務向另一個政治任務的過渡（在表面上看來，後一種任務同前一種任務是完全不相像的），構成目前時局的突出特點。革命剛剛打碎了強加於群眾的那種最陳舊、最牢固、最沉重的鐐銬。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樣是這個革命，並且正是為了發展和鞏固這個革命，正是為了社會主義，卻要求群眾無條件服從勞動過程的領導者的統一意志。[17] 　　列寧的觀點可能與俄國革命的特殊階段的要求相符合，可是一旦採取並實施，它將無法停止。正相反，廠長和黨的書記的權力和權威卻不能受到工人監督的約束而一段時間之後便越來越大。事實上，工廠的管理部門、幹部、專家和技術人員與一線工人之間的權威和命令的關係，給蘇維埃修正主義的產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毛澤東摒棄了這種形式的管理並不止一次的強調「歷史經驗值得注意」的信念。在中國，工廠管理主要是政治管理，這是優先考慮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目標，而不是局限於經濟目標。在執行管理任務時，革委會在工廠黨委會領導之下。黨委會也比以前更有效地得到群眾的控制，因為工廠黨組織一般召集會議，而會議由群眾代表參加。 　　通過工人管理組織和革命委員會，形成了一個最終消除管理與執行任務之間差別的開端。這個過程包括各種形式的工人參加管理和幹部參加勞動。 　　這種傾向在革命委員會少數代表中並沒有受到限制，也沒有在工人對革命委員會和黨委會的控制中受到限制。首先，那些擁有管理和行政職責的人每周必須花2～3天進行體力勞動，一般擁有一份專門的工作。其次，由於成立了工人自治組織、班組和車間的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等組織，管理和支配活動都降到了車間、部門和班組的這種層次上。所有這些組織的活動集中於儘可能多的工廠生活的各個方面——詳細制定生產計劃，分派生產任務，計算成本，創新與投資，建立健全工作和安全制度，管理福利基金等等。根據已有數據，包括在這些各種形式活動當中的工人比例大概20％，而其他工人也通過如車間和班組等方式參與到這些活動當中來。 　　自然，這些活動的開展因群眾性的政治活動和越來越廣泛的無產階級道德而成為可能。這樣，工廠越來越不再是簡單的生產單元，只具有有限的狹窄的技術問題，而是越來越明顯的成為一個政治單元，一個容納著強烈的意識形態活動的場所。 　　(二) 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 　　在資本主義的工廠里，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劃分反映在工人和工程師及技術人員的工作之間的差別。工人從事直接生產性的工作，而工程師及技術人員則管理生產過程，決定工作流程的改變、機器的使用和技術規則等等。當這種差別保持著，甚至越來越強烈，就像資本主義工廠那樣，把一線工人置於相對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下級地位。而文化革命期間所發生的轉變意味著中國發生了一場意在消除勞動分工的這個方面的鬥爭。 　　這場鬥爭的成果之一就是出現了中國人稱為「三結合小組」的形式，這個小組著力於解決技術問題，由工人，技術人員和幹部組成。依照中國廣泛採用的形式，工人是這個組的中堅力量，是他們的領導力量。三結合小組負責工廠的技術革命，技術革新，技術規範的革新，以及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做鬥爭。由於這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只有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才有特權修改設計。 　　三結合小組的活動和政治意識形態教育以及工程師參加體力勞動，逐步消除了工程師及技術人員與工人之間的分離，還消除了技術人員、工程師對工人的統治。具有深遠意義的教育革命鞏固了這個趨勢。這是一個複雜而又遠不完善的任務，其中難題的解決還需要時間和試驗。 　　教育和生產之間建立了緊密的聯繫。新技術人員和工程師直接來自於生產，完成一般課程之後，他們將花上兩到三年時間當工人，農民或者人民解放軍（士兵也直接介入生產）。接下來，他們的同事將決定推舉哪些人繼續他們的學習（當然得到他們的同意），這個選擇是根據候選人的全面的經歷來決定而不僅根據智力標準。基本的標準是積極肯干，樂於為人民服務，並願意學到知識不是為自己牟利益而是用於為人民服務。進入大學包括三步：個人的入學申請，同事們的選派，根據學員的能力和他（她）的生產單位確定學習的課程。學員們與他們的工作車間保持緊密的聯繫。 　　勞動力分工的舊形式顯然離完全被粉碎還很遠。某些工作比其他的更吸引人，但相對不吸引人的職業越來越被綜合到集體任務當中，使得每個個體扮演這明顯有用且積極的角色。工人們也有很多機會去學習新技術，可以通過技工學校，還可能由於生產過程改組，工廠自己通過各種途徑給工人提供專業訓練的機會。努力通過改善條件和讓每個工人掌握生產過程來使得工作減少斷斷續續狀態是非常重要的。 　　生產裝配線一定不能統治工人，而是工人逐漸控制它的節奏。改革工作模式的過程必定是個長期的過程，通過認識到特定形式的勞動力分工並不產生於抽象的生產力的發展，這已經開始了。工作模式的產生源於過去與現在的階級鬥爭對生產關係的改造。 　　旨在消除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分工的變革，對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性。一般而言，這意味著所有階級社會的最普遍的特徵之一（理論和實踐的社會分離）處於逐漸消除的過程中。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這種分離具體體現在科學技術理論知識的積累和實踐知識的積累。前者假定科學技術形式上大概只由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代表；而實踐知識簡化為很常規或簡單的小把戲。 　　雖然科學技術假定了其貌似獨立的外觀，而且有力的推動了知識的發展，然而它逐漸從物質生產實踐中脫離出來，產生了相互矛盾的社會影響：它逐漸剝奪了一線工人獲取知識的權力，這些知識能豐富他們的生產實踐從而自己消化這些知識。同時，這種分離使得工程師，特別是科學家無法獲取有用的實踐知識。在中國，實踐第一得到社會認可非常重要，這深深的影響了科學技術知識的再生產，這樣其貌似獨立的外觀在根源上被消除了。 　　科學技術與生產實踐的分離所產生的影響之一就是技術上的保守特徵，這可能與一般人想像不一樣。理論第一的幻象趨向於引發對工人的技術革新巨大的阻力，特別是當這些革新與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觀點相抵的時候。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展現了成千上萬個技術革新是怎樣受到技術人員的壓制，他們認為這些與他們所教的科學技術概念不相符。理論第一的觀念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概念和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因此傾向於放棄不能令人滿意的任何生產方法或技術改變，只要被認為技術上不合理，從而鼓勵理論上的守舊性。 　　在當代中國，知識的理論形式和生產實踐之間的關係正在逐漸改變著。只通過理論，難題很難解決。有個具體的證據可以說明：當實踐第一被社會公認，很多至今還難以綜合成理論的革新就已經與實踐合為一體，這就大大加速了技術革新，從而引起新型的技術發展（比如，在醫學完全不同的領域，針刺療法的採用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實踐是如何引領理論前進的）。由工人領導的三結合小組對這種技術發展和工業生產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社會基礎。這個三結合小組使得大量技術革新的產生成為可能，不僅包括新機器的生產，還包括現存機器的改造。機器不再被看作一成不變的東西了，而是服從於工人自己的改造。 　　由三結合小組所推動的改革與技術革新經常創造出三倍於舊機器生產能力的增長速度。這將潛在的影響經濟，因為這使得採用已有的機器會使生產能力很快的增長，同時生產力的發展需要儘可能少的預先積累。 　　除了影響技術革新之外，三結合小組還能轉變工人與生產工具間的關係。三結合小組的日益展開的活動正發生在階級鬥爭的大背景下。技術決不是一個中性的，也不會超脫於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及其對生產過程和生產關係的影響，最終決定了生產力的特徵和發展。生產過程的社會主義改造促進了消除科技活動與直接生產之間社會分離的進程。這種改造同時預示著（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實踐相反）革新的成果有可能並不服從於出售新產品或通過服務而產生更多的利潤。中國已經消除了這一方面，為各方面的革新和技術改造掃清了道路，很多技術改造並沒有建造新機器或新工廠，而是對已有的機器和工廠進了改造，使其更成熟。 　　社會方面，科技活動正在綜合到相應的工人活動當中；而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卻在割裂這些活動。這種綜合意味著新技術和新工作過程的概念，不再適合於專家自己這些少數人的能力，但這卻能被工人的多數所掌握，他們的能力因而已被廣泛的動員起來。 　　我們正在見證著科學技術的新式的社會組織形式的產生。他們依靠中國人所說的群眾路線。確實是群眾自己越來越發起並鼓勵技術改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歷次政治鬥爭中，群眾路線發揮了還會繼續發揮基礎性作用。今天，它在生產鬥爭和工人集體掌握科技的鬥爭中仍然發揮著關鍵的作用。這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如果革命這個名詞有著某種意義的話，那對我們這個時代可能就是實實在在的科學和技術革命。全部的結果都清晰的顯示出這場革命是社會主義可能作出的生產力解放的一部分。 　　(三) 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 　　正在中國發生的生產力發展的條件的改變，正在引發新式的不再受資本限制和約束的技術發展。順便提及，經濟學家們努力用在資本主義構建的發展模型來描繪中國，結果提供了一個很奇怪的描述。這種新式的技術進步屬於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 　　在中國生產力發展中，最顯著的是不再緊密的從屬於前期積累這一事實，這正是由於群眾性的革新。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中，技術改造緊緊的依賴並控制於前期的資本積累，同時是死勞動控制活勞動。在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中，這些積累同樣是必要的，但相對於工人總體的活動而言趨向於扮演次要角色，因為工人經常的改變生產方式。 　　在參觀中國工廠的時候，有人注意到生產發展不再緊密的依賴於投資數量，因而像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在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中，活勞動才是直接的決定性和控制性的因素，而死勞動不過是一個次要的因素。這影響了社會生產分工的形式，也改變了生產單位間的關係和各行各業間的關係。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儘管經濟系統的一個部門（生產工具）和另一個（生活消費品）仍然存在著分工，實質內容卻已經大大的改變了。第一個角色不再主要的只是生產新機器，它對總生產提供各種直接的持續的支援，著眼點是他們能轉變自己的生產方式。 　　中國正在進行的生產力發展方式的轉變與一些其他方面的變化是相關聯的。一個例子就是中小企業的迅猛發展。這些發展正在很廣的尺度上出現，併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影響，同時也證實了生產力的發展並不是那麼深的控制於生產工具的前期積累。 　　小企業發展最顯著的方面之一是城市裡婦女工廠的出現。這些生產單位一般是由家庭主婦的單獨努力和勞動創建的。類似的小生產單元在人民公社和生產隊也已經建立起來。這些過程不應該被僅僅看作是偶然的現象，而應該被看作產生於新式社會組織（一種新型的生產關係）的大背景下的創舉。 　　大部分近年來到過中國的人都會對這一現象記憶猶新：很多小型、中型的企業會迅速在各地「繁衍」，同樣的工廠和技術一點不差的被大量複製出來。在法律上，這些工廠具有不同形式的所屬關係，一些是集體財產，比如生產隊和人民公社建立的小企業，或者城市和郊區的街道企業；另一些，例如在地區水平上建立的小工廠群，轉為國有性質。新技術的發展不再受資本增殖條件的約束，也不再受資本集中和積聚速度的限制，好像做了乘法似的，新技術可以在小型、中型企業之間毫無秘密的直接交流。 　　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技術發展深深的留下資本集中的烙印，科研過程所需資金必須由具有一定規模的資本支配的利潤供給，所以資本主義社會就產生出所謂的最佳企業規模，例如日益龐大的鋼鐵廠、精鍊廠、化工廠等，這些都是壟斷資本主義的標誌。 　　在中國，這些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都已經被打破了，技術傳播過程也截然不同。一些小型的現代化生產單位變得比大企業更加有效率，這些小企業成本較低、需要的單位生產容量投資也較少。引人注目的是，年產量達到幾千噸的小化肥廠目前正在廣闊的農村地區大量產生出來，這些工廠使用的小型壓縮機很適合農村的條件，可以很容易的在鄉下生產。 　　這種中小企業的擴張很明顯的反映出一種政治導向，在這種導向下新型生產關係和生產方式可以在廣泛的實踐中建立起來。給參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僅是中小企業的大量增殖，還有它們強大的生命力，它們能夠依靠當地資源和當地群眾的聰明智慧，從不超過5、6個工人的規模，經過幾年時間就發展成為兩、三百人的工廠，這一過程甚至不需要國家投資而完全靠工人的自力更生、艱苦創業，連機器、設備都是工人自己製造出來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工廠把產品賣給國家，所以它們不需要保留過多的利潤份額（擴大再生產的方式同資本主義不同，直接投工投勞。——譯者注）。 　　這些企業中的一個具體例子可以表現這一發展過程的兩大基本特徵。第一，在新型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下，工人是工廠的主人，這使得小型工廠能夠有機的組織起來，並可以不斷的改進生產方式；第二，社會主義協作關係存在於不同的企業之間，大型的國有企業可以給予中小型企業充分的幫助，包括他們的工人、技術員等，都願意提供援助。這些大國企的工人和技術員也幫助人民公社、生產隊以及家庭婦女們建立集體企業。 　　正是這兩大基本特徵，使得鄉村工業獲得新生，在區域的水平上建立「初步工業化網路」。每一個已經建立、或者正在建立工業化網路的地區，在接受最初的援助之後，就基本依賴自身資源去創造工業化的條件了，通過自力更生的方式解決工業化過程中擴大再生產和消費需求。 　　這一發展過程的主要特徵，就是每個區域基本都依靠自身資源發展裝備能力、依靠自身創造財富進行積累。這種發展模式是在特定社會主義條件下產生的，因為它只能依賴激發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和彙集群眾智慧才能成功。 　　一個訪問者注意到，這個意義深遠的開端意味著農村的生活發生了重大轉折（即一種新型的農村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譯者注）。區域間、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已經建立了千萬個中小型企業，給農村提供電力、鑄件、鋼鐵、建築材料、各種金屬材料、電線、農業生產工具、耕種機器、化肥、紡織品、農藥等，還有每天的必需品。幾個數字可以將這一基礎工業化網路的圖景展示於我們面前。 　　以上海附近的Tchia-ting區為例，這一區域有19個人民公社、4個大隊，大約45萬人口。解放前沒有任何現代化工業：僅有幾個煉油廠，設備是木製的；一個生產餐巾的工廠，餐巾由手工編製而成；一個麵粉廠，麵粉用石磨碾壓而成。在1956年末，這一區域有了140家工廠、7500名工人，產值達到3100萬元；到1960年、大躍進之後，有341家工廠、1.25萬工人，產值達到4200萬元；到1971年，有731家工廠、2萬名工人，年產值1.15億元。換句話說，不到十五年內這一地區工業產品產量增加了近4倍。在當時的中國，這決不是個案。 　　基幹工業網路的發展打破了長期以來城鄉對立局面（城市＝工業/農村＝農業），這種城鄉差別開始消亡——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特徵，馬克思強調，城鄉差別是市場經濟和階級社會一系列矛盾的基礎。 　　中國這一城鄉對立的消失，是鄉村工業發展的反映，也是城市中發展工業不單純依靠工廠規模擴大的結果，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政治努力，例如引導大工業中心的工人遷移到偏遠鄉村地區。 　　在人口非常密集的大城市裡，如上海——這是帝國主義的遺產——被視為無法忍受的情形而必須加以矯正。例如上海的學校，每年有20萬年輕人畢業後要到城市以外去工作；工廠車間、整個部門和科室遷移出去；經過工廠里集體討論以後，需要遷出的人就要下決心離開；等等。 　　鄉村工業給生產活動帶來了重大改變，之所以這些改變成為可能，是因為農業基建投資逐漸減少、農業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發展迅速。這使得勞動力可以從農業中解放出來轉向工業活動，因此我們才看到，一個嶄新的生產力空間分布格局展現出來，這種新式工業化格局中止了大城市的聚集效應，也消除了資本主義國家中常見的「城市病」。中國的工業化伴隨著——毫無疑問是歷史上的第一次——非城市化的過程，不僅在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裡也在瀋陽這樣的城市中，成千上萬的人都從城市中遷移到鄉村。另一方面，這又不意味著這些城市裡的工業被忽視了，它的結果是工業發展建立在一個穩定的、或者城市人口逐步減少的基礎之上的，儘管農村、小城鎮工業隨著人口增長而迅速發展。 　　相應的，農村工業網路是自治性的。它的任務包括給農業提供必需的生產工具、增加農業產出、改善工作條件等。所有的這些變化顯而易見，其結果源於生產關係發生了全面的變革。生產關係的一系列變革首先需要意識形態的革命——介紹一個嶄新的無產階級關於農村發展的世界觀。 　　從傳統意義上講，農民是城市的附屬物，但在無產階級看來，這種觀念應該結束了。農民正在有意識的組織起來，共同改變他們的生存條件、共同創造農村新生活。 　　大躍進對於激發農民自主意識和主觀能動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場運動中，農民群眾開始意識到他們有能力駕馭工業化生產進程。鄉村工業化需要中央計劃機關和不同地區單位之間的關係做出全面調整，人民公社和生產隊被給予更多的自由度，更多農民群眾的需求受到重視。一旦許多大的政治路線建立起來，人民公社的小工廠就可以充分發揮它們自己的積極性。 　　為了全局協調、防止區域間矛盾激化，必須有相應的政策規定——也即，各地的生產單位必須給予全局需要以優先地位。這需要每一個體都要主動把握全局利益的本質，也意味著各部分群眾對全局政治、經濟問題要採取新的態度。（即群眾要掌握全國形勢發展的趨勢，計劃要反映群眾的一般需求。譯者注） 　　鄉村工業化和城市分散化給人以深刻印象，之所以這會成為現實，是因為社會關係和生產力都發生了廣泛而深入的變化。這是一種同「唯意志論」和「主觀主義」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當然，中國領導者也因此屢受非議。很多人都認為這些轉變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恰恰相反，中國非常現實主義的政策既不是空想，也不是空洞熱情的結果。 　　四、生產關係的革命 　　蘇聯和中國的歷史經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問題，不同的「管理方式」產生了明顯不同的社會結果，而「管理方式」又與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所決定的社會條件相符合。依靠社會管理形式，那些掌控（社會產品的）使用權的人——使用權是生產方式和計劃分配方式中延伸出來的——或者由代表一小部分掌握生產資料管理權的人（如國企經理，譯者注）組成，或者由大多數直接的生產者組成。所以我們在這裡採用了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的概念。 　　（社會主義革命後）工廠中的生產關係重建起來，它可以基本反映總體的社會關係——總體上，社會關係也是從社會組織方式中再生出來的，以此為基礎，整個社會上上下下，都廣泛的產生著階級鬥爭。生產關係的社會主義改造一般都從階級鬥爭中才能產生，首先是從遍及所有社會組織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的階級鬥爭中產生。 　　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中，在社會生產力重建的條件下，生產關係居於統治地位。相反，生產力的發展從不直接決定生產關係的轉變，這種生產關係的轉變經常是各種階級意志相互影響的產物，也即，階級鬥爭的產物。 　　為生產關係上的社會主義化而進行的鬥爭無法從「發展生產力」中產生，因為這種「發展生產力」相應的社會形態反映著階級關係，由階級利益、階級意識、階級要求和階級覺悟所決定。馬克思不止一次的強調指出，在一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變革過程中，階級差別將不斷的產生出來，這種差別以合法形式、通過上層建築領域產生，「與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相適應」，因此人民一定要積极參加階級鬥爭，並最終消滅階級差別。[18] 　　既然生產關係的社會主義化是階級鬥爭的結果，生產關係在資產階級失去政權之後繼續發生變化，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可以在新的條件下再生出來，這種再生是以社會生產過程沒有產生革命性變革為條件的。在一種新的社會關係體系和新的生產方式充分發展以前，社會組織方式必須首先經歷一個過渡時期，在這一過渡時期內所有的社會關係必須經歷一場徹底的革命。 　　社會主義是新生、異常複雜的事物，它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其複雜性恰恰源於它的本質——社會主義是歷史性的、絕無僅有的從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的通道。在社會主義轉變時期，新的生產關係尚未取得統治地位，用一個當前中國的常用表達方式，社會主義仍是「不完善的」。社會主義中存在共產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這些萌芽的發展同已有的市場關係和資產階級關係彼此衝突。 　　馬克思曾經指出：「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是剛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在經濟、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還帶著舊社會的痕迹。」並著重強調這種「不完善」是必然的。毛澤東也在一系列場合強調了這一思想，特別是1957年他的講話： 　　「新的社會制度還剛剛建立，還需要有一個鞏固的時間。不能認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就完全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鞏固。要使它最後鞏固起來，必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必須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除了這些以外，還要有各種國際條件的配合。」[19] 　　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不完善和不發達是與舊有生產關係局部範圍內的重生（甚至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仍會再生）同時發生、彼此關聯的，這一現象消亡——或者說被消滅——僅在社會關係的全面變革條件下才能發生。列寧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這種屬性： 　　「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性。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幼弱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20] 　　社會主義的「不完善」，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過程的特徵，圍繞這一特徵產生了兩條路線鬥爭的客觀基礎。 　　在30年代的蘇聯，這一問題引發了大量理論上的混亂，人們一度認為社會主義已經「建成」。於是，社會主義不再被視為一個過渡階段，而是被當作一種穩定的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最終向共產主義的轉變同階級鬥爭不再發生關係，相反僅僅依靠發展生產力和維護、並複製現存（社會）關係就可以實現[21]。然而，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階級仍然存在，社會生產過程的變化仍然以階級鬥爭為條件，首先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在這種條件下，必須摧毀資本主義屬性的社會關係，消滅資產階級法權。歸根結底，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因素彼此鬥爭的過程中，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必須居於從屬地位，必須在不同的社會組織中加以限制和約束。 　　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關係的鬥爭關係中，矛盾主要方面的轉換並非一帆風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制度取得統治地位必須依靠無產階級在政治領域、尤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但在初始階段上，無產階級並未掌握每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取代（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並未發生，或者僅在經濟基礎和生產關係的局部範圍內發生。舊有生產關係局部範圍的再生，例如在工業企業資本主義「管理」方式上的頑強表現，形成了資產階級存在的客觀基礎。 　　政治上和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鬥爭貫穿於整個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根源是舊有生產關係的自我複製和階級存在的客觀基礎，通過資本主義屬性的社會關係在意識形態領域和政治組織中的鬥爭而實現。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方式主要依靠執政黨的政治路線。這一路線代表著正確的群眾意志的集中，使得群眾自己能夠從過去無產階級鬥爭歷史中總結經驗和教訓。政治路線是關鍵因素，只有路線正確，消滅資本主義管理方式才成為可能。工業管理方式的轉變同單純的「管理方法」、「管理技術」上的調整大不相同，它集中於生產關係本身，並且只能通過不斷的階級鬥爭才能實現生產關係和管理方式的革命化。當無產階級掌握主動權，這一鬥爭將逐步讓位於群眾利益和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過渡到共產主義生產方式下更為有效的社會所有制形態。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過程中，會產生社會組織方式和生產過程上的轉變。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使用機器，工人聚集在工廠中進行集體生產。早先的（封建工場）工人對生產工具的獨立關係被打碎，工人被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統治、也被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組織起來，集體依附於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內部也被分為不同的等級，彼此獨立的組織在不同的生產單元中。 　　「集中的工人」這個概念應當同「聯合的工人」的概念區分開來，後者指的是已經徹底擺脫剝削、進入新的關係中的馬克思所說的「自由聯合」的工人。在這種關係中，資產階級對勞動分工的干預已經消除，因為全面發展的「聯合的工人」的產生意味著三大差別的消除（譯註：原文是……意味著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管理工作和執行工作差別、城鄉差別的消除，以及組織上分隔的「生產單位」差別的消除）。文化大革命標誌著舊的「集中的工人」的關係開始被摧毀，也標誌著聯合的工人的誕生以及社會統一勞動的誕生。 　　為使生產資料被全社會佔有——也就是說為了直接生產者能有效的集體控制生產資料——工人階級要克服分裂、實現統一，直接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的統一必須戰勝他們的分離。 　　只要直接生產者和生產資料未能足夠的實現統一,直接生產者就不能廣泛實行直接社會管理.他們行使對社會的管理只有通過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政黨是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思想政治統一的工具,對於無產階級專政至關重要。黨能夠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只有在黨是無產階級思想的載體並確保人民群眾能逐步掌握無產階級思想的情況下，而在實現這一的目的的過程中，要求黨作為人民群眾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駕於群眾之上。 　　然而，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支持無產階級政黨這一事實，並不一定意味著群眾已經具有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他們的實踐也不再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支配，在生產鬥爭領域尤其如此。只要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還沒有被克服，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就會保持分裂狀態，傾向於優先考慮局部利益或個體利益，而不是整體的革命利益。中國解放後數年的情形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如此，毛澤東當時的論述也說明這一點。「在經濟和財政制度上，我們必須克服不統一、鬧獨立、缺乏協調性的弊病，建立統一的、目標明確的勞動體系，保證我們的政策法規能夠不折不扣的執行。」[22] 　　文化大革命在使勞動者具有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方面邁進了重要一步，並為統一的群眾運動創造了條件。這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使人們的觀點、政治標準、計劃、方針以及行動獲得空前統一成為可能。相應地，每個企業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關心整個國家的利益，甚於關心自身利益。 　　意識形態上的革命——群眾逐步具有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是生產關係變革的必要條件之一，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的發展需要生產方式的社會化佔有，而資源和生產力的積聚需要一個過程，一個實質性的積聚過程。為使這一社會化佔有的積聚過程充分發展，直接生產者必須在行動和理念上、目標和手段上有效地聯合起來。這一聯合不能從外部強加，它需要實踐、觀念和感知上的統一——這一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統一要求個人利益和特殊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只要情況還不是如此，生產方式和產品的社會佔有就依然是不完全的，即只是部分的和形式上的。 　　恩格斯強調了這個事實，他指出生產方式的國家所有制只是在形式上解決了生產力的社會性與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生產方式的國家所有制——即使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仍然不是真正的社會所有，它表明的是一種法權關係，而不是生產關係的徹底轉變。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國家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方式，顯然還不是真正的社會所有制（「社會」自身所有）。它還意味著生產者自身還沒有直接地完全地佔有生產方式。事實上，國家僅僅按照與直接生產者相分離的方式存在。這就是為什麼在生產方式完全統一和直接生產得以實現之前國家必然會消亡的原因。當然，這是一個很長時間的歷史過程。 　　廢除生產方式的私人佔有法權關係和實行計劃經濟制度是生產方式社會佔有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這種社會佔有還要求社會生產過程的根本變革，這種變革不能強加給直接生產者，而必須通過聯合的集體行動實現。這一聯合只有當廣大群眾拋棄非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才有可能，因為這些意識形態分裂群眾並使剝削關係的再生產成為可能。 　　文化大革命是使人民群眾具備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一種階級鬥爭，不過它只是與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客觀條件相適應的更為廣闊的所有制變革的一個階段。只要這個條件得不到滿足，或者僅僅得到部分滿足，來源於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觀念就會繼續存在。這些觀念會分裂勞動者並使他們受到剝削關係的奴役，還會使剝削關係以及生產方式和產品的剝削階級私人佔有制的再生產成為可能。不管私人所有採取什麼樣的法權形式，這種可能性都會存在，這些法權形式可能是「國家所有」或「集體所有」，以及掩蓋剝削關係的其它更巧妙的方式，儘管披著相反的外衣，它們代表的還是私人所有制。 　　廣大群眾具有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是基本的條件，因為只有具備這一意識形態，廣大群眾才能夠正確分析社會矛盾，並通過階級鬥爭解決這些矛盾。直接生產者具備無產階級意識形態，這使得他們能夠理解生產的社會化過程並不僅僅是「個體行為」的「重疊」，而是一種集體行動，這種集體行動需要在得到控制前就展開。只要生產的社會化過程還不是直接生產者的單個行為，它就會被分成若干獨立的基本過程。社會化過程的統一就會在生產者以外的組織的干涉下進行，該組織若不是置於具有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無產階級政治組織的領導下，就會導向剝削階級的統治。 　　由於意識到生產過程的統一似乎「需要」通過上述關係，支配生產社會化過程的階級的意識形態聲稱，這一過程是個體行為的總和，或者是只有通過高於直接生產者之上的特權機構的干涉才能夠實現、協調並完善的特殊過程。因而，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造成關於階級分化的生產方式是「公正的」這樣一種錯覺。通過造成被剝削者可以單獨地或通過獨立行動「解放」自己這樣一種錯覺，這種意識形態造成了被統治階級自身的分裂，使得統治階級能夠維持剝削並再生產維持剝削基本的社會和物質條件。 　　而且，如果無產階級政策不包括管理企業，則與直接生產者的分裂一樣，企業之間也會發生分裂。這樣市場和金錢關係或者外在於直接生產者的生產計劃就會成為決定性的因素。第一種情況是受利潤支配，第二種情況是受產品支配。無論哪種情況，直接生產者的積極性事實上都是受著特殊利益而不是整體革命利益的驅使。 　　離開無產階級政策，無論從創造利潤還是從實現「計劃」出發，每個企業傾向於追求自身利益甚於整體利益。企業之間不是通過高效合作以完成更困難或較少「利潤」的任務，而是盡最大努力完成最容易的計劃或者獲得最大的利潤。在獲得特殊的訂單和計劃方面有很多詭計，以便獲得更多的生產設備或者接受質量較差的產品。同時，勞動者不是置身於生產關係變革之中，而是在個人利益驅使下儘力地提高產量，這裡個人激勵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整個激勵體系要求監督、控制和等級制度，這使得企業中能夠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同時導致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削弱。因而金錢和計劃一樣是生產的決定因素。 　　在這種條件下，群眾的首創性和積極性被窒息了，生產發展只有通過剩餘產品的積累和自上而下的技術革新才能實現。積累——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驅動力——盛行於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中。積累在決定經濟計劃特殊內容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果過於關心生產產量，而產量已經超出了群眾的消費量，必然會導致對群眾需要的忽視，因而破壞直接生產者的勞動積極性。這種情況下，生產者只有在個人物質刺激的制度下才會為完成計劃的目標而努力，這種制度使得一個直接生產者以外的階級能夠重建或擴展其對勞動者的控制並進而剝削他們。 　　必須強調指出，與修正主義意識形態所斷言的相反，利潤驅動並不能獲得與無產階級政治挂帥相「類似」的結果。從意識形態上看，利潤優先和首先考慮個人利益和特殊利益與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是水火不容的。從政治上看，有些考慮個人利益一定會強化控制、不信任和壓迫。從經濟上看，勞動者的特殊利益與整體利益及革命始終存在著矛盾。 　　這是一種「經濟學家」的幻想，類似於「自由主義」思想，它相信優先考慮個人利益和滿足整體利益之間能夠建立一種完全的和諧社會。但總有這樣的事例，使特殊企業最「滿意的」，並不能在整體上，或者從生產關係變革或世界革命的角度，使勞動者滿意。總有這樣的事例，為了滿足全體利益，有必要犧牲個體或一些企業的利益。像中國人所說的：「我們決不能忘記，我們自己和我們的企業只是全體的一部分，我們在工作的過程中，必須始終考慮全體的利益。」 　　中國工人正在改造企業，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挂帥。企業現在已不是單純的「生產單元」，而變成了生產者可以執行權力的政治單元，變成了意識形態單元。對於這種聯繫，毛澤東指出，無產階級政治挂帥時，「管理也是社會主義教育」[23]。因此，無產階級政治領導是企業進行社會主義管理、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增加戰鬥決心、生產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基本條件。 　　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史無前例的一個階段，但僅僅是一個階段。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的鬥爭還遠沒有結束。因此，為整頓新機構的工作風格，批判和運動總是必要的。沒有這種批判和運動，機構必然有脫離社會主義道路的危險。1967年8月，毛澤東強調文化大革命要進行多次：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 　　 後記 　　重讀前面的文字，我發現對下面這個事實沒有給予足夠的闡述，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對社會關係的改造，不是群眾在「自發的意識形態」這一錯誤觀點激勵下通過自發運動實現的，而是在毛澤東革命路線政治領導下的群眾運動中，在堅持革命路線的工人、農民、幹部等的活動中實現的。路線和運動是激發勞動者適當的首創性、使中國的群眾統一起來進行戰鬥、並且在群眾還沒有克服資產階級路線和阻礙中國向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社會關係之前就能夠明確必須達到的目標的唯一保證。 　　目前我還沒有給革命路線的積極作用以足夠的闡述，也未能提供足夠的歷史數據說明它對資產階級路線的挑戰，這會給人造成一種錯誤的印象，好像社會主義變革是有利的客觀條件單獨形成的「確定的」結果。這種觀點會使鬥爭的範圍和複雜性變得模糊不清，而中國群眾必須與偽裝成修正主義和「極左」形式下的資產階級路線進行鬥爭。 　　為了更好地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鬥爭，必須注意，雖然矛盾——文化大革命使矛盾的解決成為可能，因而開闢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是客觀條件，群眾只有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特別是通過中央委員會1966年8月8日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以及1966年8月12日十一中全會的決議）的號召下運動起來，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文化大革命才顯示出巨大的力量併產生深遠的影響。這裡還必須指出，革命路線的推行還受到群眾自身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阻礙。如果這些思想在群眾中不很盛行的話，資產階級路線就只能夠動員一小部分「吃老本」的群眾。 　　因此，文化大革命只能看作是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路線與資產階級路線鬥爭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有其特有的特徵，可以肯定，鬥爭還將繼續——鬥爭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而只要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還存在，只要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繼續相互衝突，鬥爭就一定會繼續。牢記一些決定性的因素，這些觀點就會變得顯而易見。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繼續存在，這是因為無產階級革命以後，甚至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形式盛行以後，資本主義關係（這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存在的客觀基礎）並不會簡單的消失。由於這些資本主義關係的繼續存在，工人仍將繼續部分地與生產資料分離，並且一小部分仍可能處於被生產資料僱傭的狀態。無產階級路線的基本目標恰恰是破壞資本主義關係及由這種關係而產生的階級。這個目標只有經過社會關係——既包括生產關係，也包括政治和意識形態——整體的革命變革才能夠達到。 　　資產階級路線的基本目標是通過保存甚至可能是發展資本主義關係來維持階級劃分。資產階級路線引導下的運動在追求上述目標時，不考慮這條路線的追隨者特別是普通工人怎麼「看待」其客觀表現。由於上述關係決定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特殊屬性，資產階級路線呈現出兩種看似相反的觀點。 　　其中一種觀點顯然具有十分保守的特徵。其追隨著提倡社會關係的一切革新都要「延遲」，除非「生產力已經足夠發展」，同時他們鼓吹要提高「經濟效率」，進而要求一種特殊的紀律。在中國，資產階級路線的上述觀點的代表是劉XX路線。尤其它已經被頻繁的分析過，包括我引用過的Daubier的「HistoiredelarévolutionculturelleprolétarienneenChine」一文，對於這個觀點我就不贅述了。 　　資產階級路線的另一種觀點披著「相反的」外衣，其保守特徵模糊不清，只有仔細分析它的口號和實踐才能揭示其真正的階級本質。資產階級路線的這種觀點與「極左」路線是一致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盛行。本後記將專門提供一些與這條路線追隨者的活動相關的最新事件和反映，這方面已經產生很大混亂。 　　這條極左路線提出兩種口號。一方面，它提出脫離現時需要和可能性的標準，而竭力將次要矛盾指為主要矛盾，給群眾提出現時不可能實現的目標而使群眾分裂。另一方面——這一面更為重要——它迎合群眾而提出小資產階級的口號，是偽裝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這些口號阻礙著變革進程，對群眾提出貌似「激進」的口號，並不能引向社會關係的真正轉變。從長遠看，這些口號會解除群眾武裝，消磨群眾意志，並分裂他們。極左行為破壞群眾的革命團結，在其它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它竭力迫使一些人民公社廢除按勞取酬的實踐，或者在群眾還沒有準備好時就提出立即全面放棄土地和農業的個人私有制。 　　為了理解文化大革命期間資產階級路線如何偽裝成極左的樣子，我們有必要簡要回憶一下這條路線的一些手段和形式，將其與無產階級路線的口號和實踐進行一些比較。 　　為使廣大群眾能夠掌握馬列主義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無產階級路線發動了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對於那些需要認識錯誤並進行改造的批判對象，極左分子儘可能地訴諸人身攻擊、羞辱大會甚至人體暴力。 　　1964年7月29日，我在上海鋼鐵學院親眼目擊了一場讓人感覺羞辱的會議。我想在那時這僅代表一次孤立事件，沒有太多政治上的普遍意義。當1971年再次訪問鋼鐵學院時，我發現這種羞辱人的會議是由過激左派（即「極左」）發起的，為數眾多，最後經常導致使用身體暴力。學院的工作因此而停滯了幾個月，在幾個極左領導者被趕下台後，工作才恢復起來。順便提一句，那個被批鬥了很多次的有問題的人，並不是一個工人，而是一個知識分子。 　　在當時的中國，開批鬥會、搞人身攻擊、使用暴力是資產階級路線的典型特徵。然而，對錯誤思想的批判幫助群眾逐漸辨識清楚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也分辨清楚，什麼關係到革命利益和他們切身利益——人身攻擊根本不可能達到這一實質效果。如果說需要幫助被批判者矯正錯誤，這些錯誤做法阻礙了矯正過程，尤其是那些行政上簡單粗暴的錯誤，或者表現出來決沒有錯誤的行為，實際上卻是嚴重的政治錯誤。[24] 　　最重要的，人身攻擊往往將群眾注意力引導到那些並不關係到本質的問題上去，例如這個人的歷史問題，將群眾對關鍵問題的注意力轉移走——他們的思想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根源在哪裡，這種思想所植根的社會關係和物質基礎是什麼，需要對哪些社會問題進行改變，等等。在發動人身攻擊時，極左分子廣泛使用「傳記」方法，將一系列關於黨員政治歷史的細節集中起來。這實際上將群眾注意力從分析思想、觀察行動等方面轉移到被動的等待「被批露的新鮮事」、從「秘密檔案」中推測被批判者的歷史等。 　　人身攻擊的形式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實踐緊密相關，也會導致特殊的政治結果。在訴諸實踐的過程中，極左分子實現了兩個結果：將富有經驗和充滿獻身精神的革命幹部換成自己派系的人；保存現有社會關係不變革。理所當然，這一過程加重了這樣一種認識：撤換一個人比使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係革命化要重要得多。在1967年極左分子公開鼓吹「生死鬥爭」，提出了具體的形式，即「把彭揪出來曝光」「痛打落水狗」[25]。這清晰的表明，極左分子並不關心社會關係的變革，只關心個人化的鬥爭過程。 　　在1967年下半年，堅持革命路線的人越來越堅決的要求發動兩部分鬥爭——首先，「徹底懷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次，「在各自單位中勝利實現革命批判的任務」[26]，也即，為實現社會關係的變革而鬥爭。極左分子則從其自身派系出發，繼續要求批判和譴責某個人，這使得人們忽視使社會關係革命化的任務。[27] 　　在我訪問上海鋼鐵學院期間，我向一個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問題關於極左問題的看法，他回答說「不是鬥爭－批判－變革（即「斗、批、改」，譯者注）的完整方式，極左分子只想鬥爭－批判，他們想廢除學院而不是在學院中變革。他們想拋棄舊知識分子，而不是要幫助他們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意識。極左分子不懂得一分為二，不懂得舊知識分子掌握知識，對社會主義建設有用。我們在同這些錯誤傾向做鬥爭。」[28] 　　毛澤東的無產階級路線同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堅持的革命實踐相一致，與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完全不同。這條革命路線把「社會變革」的問題——需要改變社會關係，改變工廠里的管理方式、推行鞍鋼憲法，需要對犯錯誤的幹部和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等。在1968年9月，毛澤東作出了如下指示： 　　「這裡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學校畢業生早已從事工作及現正從事工作的人們，要注意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其中必有結合得好的並有所發明創造的，應予以報導，以資鼓勵。實在不行的，即所謂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及資產階級技術權威，民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極少數。就是對於這些人，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上述各項政策，無論對於文科、理科新舊知識分子，都應是如此。」[29] 　　兩條相反的路線顯現出來——極左分子領導的是一條資產階級路線，訴諸於人身攻擊、「生死鬥爭」；無產階級路線主張再教育、對社會關係進行變革。 　　在取消人身攻擊、轉為開展文化革命的過程中，極左分子進而提出了抽象的道德標準，並用這樣的標準去「鑒別」每一個人。其中的一條標準是關於自私問題的，極左分子繼續鼓吹對利己主義進行抽象的鬥爭——有時也稱做「根除自私思想」。這樣的鬥爭使人產生幻覺，進而忽視根除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忽視對修正主義發起有力的鬥爭。1967年中國發表的一篇文章這樣寫道： 　　「利己主義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核心，是修正主義的溫床。修正主義是利己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不能打倒利己主義，毛主席在發動偉大的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提出的各項理論、路線、原則、政策都不能被深入貫徹執行，鬥爭的總體方向也不能被很好領會，反修鬥爭就不能進行到底……除非克服了利己主義、全社會都關注公眾利益，否則就無法保衛社會主義祖國、捍衛社會主義制度。」[30] 　　這樣的論斷掩蓋了修正主義的真實本質：修正主義是資產階級政治路線，深深植根於資產階級本身及其所有的社會關係當中。對於極左分子而言，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僅僅是利己主義的「結果」，這種觀點反映出資產階級世界觀和唯心主義概念，它同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的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源於社會實踐、帶有階級的烙印。 　　當然，極左分子並沒有把他們提出的觀點簡單的表現為「從天上掉下來的」。傳統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認為，利己主義代表「自然的人的本性」，極左分子並不這樣認為，他們想當然的認為，利己主義是資本主義殘餘存在「在人們的頭腦中」的表現。1967年《紅旗》雜誌社論如下： 　　「剝削階級意識體系的核心是利己主義、自私。作為私有制存在幾千年的結果，這種利己主義仍產生著深刻的影響。舊的社會關係已經被剷除了，但偉大領袖毛主席看到：『反映舊體系的舊思想將在人們的頭腦中存在很長時間，不會輕易消除。』資產階級正好利用這種垃圾去腐蝕群眾和年輕的一代，試圖用利己主義征服人們的心靈，同無產階級頑抗到底。」[31] 　　類似於「舊的社會體系已經被根除了」的這種錯誤言論，意思是說舊有階級及其意識形態在當前不再有任何社會基礎；這就使得人們無法理解，為什麼意識形態的殘餘會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是，樹立在群眾面前的僅僅是一個「道德上的目標」，而不是政治目標——破壞在資產階級的社會存在、實踐和思想基礎上的社會關係。自然而然，他們認為資產階級關係儘管已經被根除了，但它產生的思想仍將繼續存在，這種斷言使資產階級關係完整無缺的存留下來。劉XX也是這種觀點，他提出要窮根究底、深挖利己主義錯誤思想的任務。 　　極左分子通過否認資產階級存在，不僅幫助資產階級關係完整維持下來，而且也阻礙了對自私自利現象的鬥爭。這種鬥爭是必須的，在意識形態領域並不是徹底消滅自私自利，而是在意識形態革命的框架下，具體的為經濟、物質關係變革清掃道路、鞏固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唯物主義者的歷史觀清晰的說明，在通往無階級社會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改造客觀關係和思想（即兩大決裂：同私有制的決裂和同私有觀念的決裂。譯者注），以此鞏固社會革命的成果。而在抽象的唯心主義口號下，極左分子實際上在「左」的偽裝下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路線。 　　對比極左分子和革命立場，有助於思考這一問題。在《紅旗》雜誌一篇題為「為什麼必須學習政治經濟學」的文章中，集中闡述了革命路線的具體觀點： 　　「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有時彼此符合（這是基本特徵），有時彼此矛盾。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但同時又不完善，這種不完善同生產力發展又繼續發生矛盾。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符合經濟基礎發展的要求，但上層建築也存在很多不足，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間發生矛盾。特別是資本主義因素仍然存在於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當中，對生產力的發展形成阻礙，削弱、甚至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渴望走社會主義道路，要求對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不斷進行變革，以此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不斷加強、完善。資產階級及其黨內代理人希望走資本主義道路，試圖阻礙這一變革，原因在於這種變革不斷的在消除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領域中的資本主義因素，這種資本主義因素的消除意味著資產階級及其黨內代理人的末日。」[32] 　　非常清晰，革命路線的實質是「清除資產階級及其黨內代理人」，指的就是社會關係的革命性變革。 　　極左分子路線的小資產階級性質也非常明顯，在工廠工作規章改革方面也同革命路線有很大差別。革命路線執行者強調清除那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作規章中的「清規戒律」（早先被受修正主義影響的工廠管理者不斷加強），這些規章「保護」工業企業中的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和資本主義勞動分工形式，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離、管理者脫離勞動，以及一線生產者對技師、工程師、管理人員的從屬關係，等等。[33]對於革命路線的支持者，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是為了使工人階級創立革命化的工作制度，將技師、工程師和幹部都統一到這種制度之下。在實踐中，極左分子將工作規章的問題變走了樣，他們主張的不是工作規章的具體的變革——對生產關係和勞動分工的法律形式進行變革——而是要消滅任何規章制度，包括勞動安全、工作時間、質量控制等方面，這完全是幻想。 　　極左分子對此提出了幾項具體的目標。由於他們提出的是不切實際的目標——消滅所有規章制度，而不是一個切合實際的目標——從社會關係和工廠規章角度提出有效的社會主義轉換——極左分子事實上阻礙了可行目標的實現。而且，通過反對社會分工革命化和追求虛幻目標拖延現實鬥爭，極左分子干擾了社會生產，違背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使群眾開始對文革發生動搖、懷疑，群眾厭倦了整天無休止的辯論、對質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生產和日常生活的破壞性影響。極左分子動員群眾批判資產階級工作規章，同時又鼓勵轉變到小資產階級方向，而不是轉到無產階級的方面。有很多種做法，但主要通過將個人不滿合法化，允許個人在不願意工作時不去工作。當然，這樣的觀念同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它反映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共產主義」概念的歪曲理解。 　　通過行動和口號，極左分子為革命路線的勝利設置了一系列障礙。但在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和革命路線的指引下，群眾和革命幹部克服了這些障礙。毛主席的指示總結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包括群眾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經驗和極左分子破壞性實踐的教訓；這些指示給出了應當追求的具體目標——對資產階級分工方式進行鬥爭，也給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方法——消除「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尤其提倡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三結合制度。 　　當獲得正確路線的指導，尤其充分吸收「五.一六」指示當中的革命內容，群眾能夠克服極左分子的反對，實現生產關係的積極轉變。極左分子經歷了第一次的失敗，但通過推動群眾願望中小資產階級的方面、忽視無產階級革命要求，他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組織上的影響。 　　在工資問題上，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小資產階級路線之間的對立也同樣明顯表現出來。無產階級路線的執行者主張最基本的任務是儘可能消滅物質刺激，因為物質刺激仍在強化工人個體中的資產階級關係；而相反，極左分子主張重建整個工資制度體系。 　　儘管革命路線也提出了重建工資體系的問題（關注點是在消除物質刺激方面，什麼導致了群眾一致譴責的關鍵性的變化，怎樣使導致工人內部分化的複雜工資結構簡單化），但無產階級路線並不認為這是基本的和直接的問題。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正如馬克思所說，分配關係經常是「生產關係的另一面」（即生產關係決定分配關係。譯者注）。這正是無產階級路線強調使生產關係革命化至關重要、而不是首先改變分配關係的原因所在，如果認為在生產關係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分配關係可以首先革命化，這種觀點仍是一種幻像。 　　此外，對於無產階級路線而言，革命的目標是共產主義，也即根除工資體系自身。因此，過渡時期必須為消除舊的工資關係做準備，不僅使生產關係革命化，而且要通過工資以外的方式發展能為現存不平等提供補償的分配形式（關於體力、醫療等方面）。僅僅從工資方面矯正這些不平等，事實上延長了工資制度的存在，這也是為什麼儘可能的從集體分配形式和其他工資「以外」的關係補償這種不平等更可取的原因；工資「以外」的方面，例如餐飲供給、託兒所、醫療保健等，日益顯示出其巨大的作用。 　　極左分子在工資領域強調絕對的平均主義，事實上加強了工資形式。極左分子在對待人民公社成員工資標準問題上建立政治觀點時，也更加明顯的表現其認識的資產階級屬性。他們認為，這在政治立場上屬於一種「物質刺激」。然而，政治立場僅在從階級關係出發的條件下、而不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條件下，才是革命的。這一實踐的一般應用以「在破除少數人特權方面，先進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觀點指導下產生的不斷變革」為結果，在「政治機會主義的鼓勵下……經常滔滔不絕的講『正確路線』……這很容易導致集體主義立場逐漸被出風頭的行為所代替，可能被表揚的、有酬勞的政治立場必定是顯而易見的。」[34] 　　對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在群眾中的領導地位，極左分子事實上持反對態度，這也更加明顯的表現出他們的資產階級屬性。這種反對態度表現在很多方面。一種就是勸阻群眾不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鼓勵「學習」毛主席語錄，「容易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35]這種方式把馬列主義變成一系列「實用處方」，漠視最本質的東西——對基本原理的消化和掌握。以下事實非常具體的證明了這一點：當極左分子接管出版領域後，他們停止出版大部分馬克思主義著作，努力向工人頭腦中慢慢灌輸毛主席的著作（從中工人僅能獲得一些斷斷續續的觀點，而不是系統的認識）並不屬於馬列傳統理論體系的思想。 　　極左分子還反對用馬列主義武裝群眾，把嚴肅的學習替換成翻來覆去、反覆翻印的幾句語錄，甚至強迫群眾背誦毛主席著作中的某幾段文字。在1967年，經常能見到工人們上班前排隊在一起用心背誦毛主席語錄的情景。在上海鋼鐵學院，極左分子代表讓兩個研究員當著我的面背誦《為人民服務》的全篇內容。這種「學習」態度是林彪所支持的：「為了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要反覆學習毛主席的許多基本觀點，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覆學習，反覆運用。」[36] 　　這些極左派的實踐，當然與「紅寶書」的有效使用是不一致的。它可以作為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介紹，而不是被降低為實踐方法或者一系列需要記住的引語。即讓工人通過它來學習馬列主義而不是讓他們做別的事。然而在實踐中，極左派竭力阻止群眾學習馬列主義，尤其是（這顯然很荒謬）通過宣布「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來達到此目的。他們這樣就能說毛澤東的指示就必須被執行，無論它們的意義是否被（群眾）理解。 　　極左派通過讓工人無條件服從來使他們脫離嚴肅的學習。這與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者必須保持探尋任何事情的原因和理由……決不盲從和鼓吹奴性」。極左派僅僅採納了劉XX的主張，它也主張「盲目服從」，雖然以不同的方式偽裝。類似地，極左鼓吹的個人崇拜是想要破壞人民對毛主席的信賴，並鼓勵盲目服從任何所謂由毛主席發出的指示。這個方法長期來看導致了對群眾的廣泛操縱。 　　極左派反對群眾掌握馬列主義可以從下面的話中得到證實：「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發展的更高階段。在我們的時代，學習毛澤東思想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最佳途徑。」[37]這等於是說學習馬列主義是過時的、不必要的工作，並且致力於嚴肅地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唯物辯證法以及馬列主義基本著作是無意義的。 　　由於極左派在政治上被打敗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基本著作再一次被廣泛地傳播；同樣重要的是，帶著幫助工人「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學習這些著作被強烈地鼓勵了。中國出版社越來越多地出版了工人和幹部的文章，文章解釋了他們如何從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受益，以及他們為何認為這種學習是必要的。下面的文字是由一名工人幹部寫的： 　　一個像我一樣的工人幹部對黨和毛主席，以及我的工作經驗有著深深的階級感情，但是簡單的階級感情不能替代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的敏感性，純實踐經驗不能代替馬列主義。如果我忽視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它們是全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經驗總結——我就不能避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雖然從實踐中得來的直接經驗反映了客觀世界的特定現實，但是它只是知性的指示和反映，是膚淺的、部分的和不完全的。[38] 　　最後一句指出了另一個極左主義的傾向——通過片面強調直接知識的重要性、主張經驗主義以及自然主義來讓群眾繳械。這樣就加強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並讓工人們思想混亂。 　　通過持續地縮小學習的重要性以及片面地強調「直接知識」，極左表現出了對集體經驗的蔑視，「忘記」了知識的發展需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以及最全面的可能性展望。直接知識是部分知識——它從特定的時間、地點，由生活在特定條件下的一個或多個人獲得。給予直接知識比間接知識更多地重要性，意味著用個人實踐替代全國的和國際的群眾歷史實踐——實踐在可以通過學習吸收之前，必須被系統化、被綜合起來。通過支持這種替代，極左鼓勵經驗主義並且傾向於剝奪中國群眾對全國和國際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的了解。當它不能接觸這個經驗時——這些經驗是馬列主義著作的集合併且在無產階級政黨的實踐中保持活力——革命運動必然要倒退，這樣就相對地加強了資產階級。 　　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戰線與極左派的鼓吹經驗主義的行動展開了鬥爭。由於這些行動受到了來自革命戰線的越來越多的打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趨勢開始失去了它的影響力。 　　「最終的勝利」是毫無疑義的，當然，中國出版社最近的文章說明了這些鬥爭仍在繼續，特別是在早些時候引用的文章「克服經驗主義」中，這篇文章有下面的評論： 　　我們不能犯經驗主義的錯誤，如果我們認為直接經驗是完全的和嚴格的——將部分經驗作為不可動搖的公式，並將它到處應用，使用舊的經驗來對待已經發展和變化的新的事物，或者高估我們的部分經驗、低估或者否定其他正確經驗……這些實踐活動領域相當廣闊，但是個人實踐的範圍總是有限的。當我們強調從個人實踐得來的直接經驗，我們還應該珍惜群眾的創造，善於做調查和學習，虛心學習人民的經驗。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好我們的工作……一個人不能在任何事情上都取得直接經驗。實際上大部分知識都來自於非直接的經驗。如果任何人只相信他自己，並且將它個人經驗與群眾經驗對立起來，將直接經驗和非直接經驗對立起來，他會犯經驗主義的錯誤： 　　……因為這些經驗主義者忽視了馬克思主義在革命實踐中的指導作用，不注意學習革命理論……醉心於狹隘的，無原則的「實踐主義」，成為沒有大腦的沒有未來的「實踐者」，缺乏堅定的正確的政治導向，他們容易變成偽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的意識形態俘虜。[39] 　　政治上，極左派自發主義（spontaneism）是經驗主義的直接擴展。像經驗主義一樣，自發主義聲稱，只是可以從有限的實踐中獲得，群眾總是不會錯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堅持從實踐中得來的正確理念，將群眾的實踐放在第一位；這裡它被歪曲成這樣的主張「群眾的所有想法都是正確的」。在1967年1月，《紅旗》主張生死戰和煽動群眾對廣大幹部進行暴力打擊，這詳細描述了這個極左派觀點。然而革命戰線警告這樣的行為並且主張「基於理論和事實的鬥爭」。極左派斷言群眾總是對的，並且不能超越（couldnotcommit「excess」）。革命戰線的追隨者批評了這個資產階級觀點，警告了增長的「自我擴張」的趨勢，野心，小集團態度，個人主義和極端民主主義。所有的這些趨勢都是極左煽動的。 　　林彪，也努力讚美自發主義。例如，他說「群眾的革命運動是自然而然地合理的。雖然群眾中有些團體和個人會犯右或者左的錯誤，群眾運動的主流總是合理的，總是對社會進步有利的。」這與歷史教訓是不一致的——存在並且可以存在資產階級領導的群眾運動，就像不幸被法西斯主義，希特勒主義，各種種族主義等等證明的那樣。 　　極左在經驗主義和自發主義之間的矛盾（「群眾的絕對權威」）以及它的教條（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是顯而易見的。在每個例子中，目的都是相同的——否認學習馬列主義的必要性，否認理論和黨作為幫助群眾區分正確想法和錯誤想法，統一行動的不可或缺手段。在每個例子中，極左派言論都削弱和分化工人。「極左」的經驗主義和自發主義是它的政治上的資產階級特性的進一步的證據。 　　極左派的暫時的和部分的成功延遲了革命戰線的勝利。他們傳播混亂，這個明顯的極左的「激進主義」創造了假象，似乎它代表了真正的左派潮流。極左派的實踐和言論的曖昧特徵使它表現為幾個不同的等級。 　　在戰術上，極左當然不會公然宣稱自己是某個獨立的潮流。它努力偽裝得像一個馬列主義革命趨勢；它通過將它自己的主張混入馬列主義概念和毛澤東的著作來掩飾它的真正本性，這些它自己的主張揭露了它真正的階級特徵。馬克思主義、革命教條和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實踐混合物標記了極左的真正階級特徵，並且使它能夠欺騙一些工人，滲入權利機關。 　　毫無疑問，極左口號確實經常在勞動群眾中有良好的回應。在轉變時期，事實上工人的期望具有雙重特徵。只要他們連續地伴隨著群眾的客觀分化（源自資產階級關係再生產，資本主義因素的持續存在），工人仍保有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特徵。同時，他們也反映了改造世界的願望；換句話說，他們也與革命意願一致。極左因此對帶有小資產階級一面的群眾使用它的經驗主義，自發主義和教條主義。當極左採納無產階級戰線的一些說法的時候，這引起了更廣泛的回應。 　　只是在持續的複雜的鬥爭過程中得到了第一手經驗，在從無產階級戰線追隨者那裡得到幫助之後，受極左思想影響的工人學者區分兩種相反的主張：極左從革命戰線上借鑒，但是沒有轉變到實踐當中；和不革命的「激進主義」主張，因為它們的目標不是真正的革命而僅是用「生死決戰」和個人攻擊代替改變社會關係得真正的鬥爭以保持革命群眾的信任。 　　另一個因素也對極左的暫時的和有限的勝利做出了貢獻。文革的開始階段被認為主要是鬥爭和批判，因為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姿態成了鬥爭的焦點，而極左的姿態像是與革命戰線很相近甚至一樣。即使在這個階段，革命和極左的不同也像任何時候一樣深刻和廣泛（因為它們忍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但是他們暫時被歸入一個次要的位置，即便他們在大量的出版物和文章中很明顯。對這些出版物的仔細研究使這一點變得十分清晰。 　　但是在文革的第一階段以後——一旦修正主義已經基本上被擊敗新的關係開始以後——極左陣線的資產階級特徵（它培育了舊的關係）迫使它拋棄它與革命陣線的明顯的密切關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陣線之間的鬥爭於是變成了愈加明顯的革命陣線和極左陣線之間的鬥爭。 　　在文革的開始階段，極左在激進的大學生和中學生中獲得了群眾基礎。只要鬥爭還主要聚焦於上層建築——在意識形態機構，大學，研究機構等等——這些激進青年的力量就是相對重要的。學生環境見證了一個尖銳地鬥爭著的對立極左派團體的大量增長。在1971年8月13日，我與北大革命委員會進行了一次談話，在這個談話中，年輕的委員會成員描述了在劉XX的陣線垮掉之後極左的行動，認為他們是在試圖分化革命階級的小集團：「事實上，我們年輕學生缺乏社會經驗，有一個不成形的世界觀，這使得階級敵人能夠滲入到我們的階級當中。」然後他指出在1967年6月伴隨著文化大革命，武裝鬥爭在大學中爆發。鬥爭在工宣隊進駐學校後才結束。他補充說：「我們得到這個實踐經驗之後，我們意識到我們不能只依賴於學生和教師來推進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沒有工農的幫助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隨著鬥爭的焦點轉移到工廠，從而建立了一個廣泛的工人階級政治運動的高潮，極左的社會基礎銳減。當工人階級最終參與到大學、中學和研究院等機構時，極左的影響驟減。工人階級干涉導致了緊密團結在革命陣線周圍的群眾聯盟的加強。 　　由於極左被孤立了，它被迫掩飾它的真實目的，轉而進行個人攻擊。 　　無產階級陣線，從它自己的角度出發，能夠並且必須發動一場意識和原則的鬥爭。它的進攻不聚焦於個人，除非當這些個人有意地參與真實的陰謀，但是只是在思想上（鬥爭）；這就是為何被極左意識形態欺騙的人中的多數後來認識到了他們的錯誤，在各種權力機構保持了負責任的姿態。[40] 　　在一個時期的混亂之後，群眾團結在無產階級戰線周圍，要歸於他們能夠從他們自己的經驗中吸取教訓；他們在複雜的任務中從無產階級戰線的追隨者那裡，在絕大多數黨員那裡和在他們自己對馬列主義的學習當中得到了幫助。中國工人於是更深入地得到了對極左的虛偽「革命」特徵的認識，認識到了它的資產階級特徵。這解釋了為何大多數過去的極左追隨者會發現他們的錯誤並在此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這導致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廣泛的改變。在這些範圍內的改變只有在工人團結在革命陣線周圍的時候才有可能完成。 　　一旦群眾完成了聯合，幾乎所有的極左追隨者加入到革命陣線，並且常常保留著他們的原有崗位，極左表面上解散了。這個突然的變化令很多國外「觀察家」感到驚訝。這還使大量國外的受中國極左偽激進主義影響的政治活動家感到迷惑。由於遠道而來追隨這個事件，並且對已經在中國新聞上公開發動的意識形態階級鬥爭缺乏足夠的關注，他們發現，並且仍然覺得難以理解極左——他們將極左與革命陣線相混淆，同時極左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顯著作用——這麼快就崩潰了。然而解釋很簡單——一旦中國工人抓住了它的階級特徵，極左必然失去它的群眾基礎。 　　極左的政治崩潰必然會對那些拒絕承認錯誤並且竭力進行陰謀活動的極左派有嚴重的後果。但是歷史地講，這些後果——它只被「嚴肅」（資產階級）新聞捕獲了——只是極左勢力瓦解的次要效果。 　　然而，像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極左不會接受一個「最終的、全面的」失敗。無產階級陣線將會不可避免地繼續面對那些資產階級陣線，他們的修正主義的和極左主義的表現會以新的形式出現。這些衝突是階級鬥爭不可避免的產物，這些階級鬥爭是植根於轉型階段持續存在的資產階級關係當中的；反之，這些只有在成功的革命鬥爭過程當中才可以被根除並且被新的生產關係所取代的。這就是為何其它文化革命要求繼續第一個文革發起的任務。 　　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對兩個陣線鬥爭的主要特點的一些了解，尤其是無產階級陣線和在極左形式偽裝下的資產階級陣線的的鬥爭，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最近階段，尤其是在文革影響下社會變革得以實現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環境，是不可缺少的。雖然階級鬥爭在1966年中國開始展開的階級鬥爭的方方面面還不能全都被理解，但是這裡所給出的結論是可以由對文革開始以來中國出版物的仔細研究所證實的。也有可能中國共產黨作出了比公開出版物更廣泛/深入的評價，對於許多在中國發生的討論和從中得到的結論在國外發行的出版物中是得不到的。進一步講，只要以前極左派絕大多數犯了真實的錯誤，而且認識到了他們的錯誤，對這條陣線的意識形態鬥爭表現出特殊的形式。根據可用的信息判斷，這個鬥爭帶有對某些極左意識形態主題批評分析的優勢的特性，而不是對極左的全面地系統地批判。如果這是真實的情況，這無疑歸於極左從不，將它自己表現為一個統一的潮流，因為它被分為各個部分，並且多少有些互相矛盾的傾向，一個以這種方式發動的意識形態鬥爭提供了保持黨和群眾聯合的最大的可能性，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一個持久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共產黨把這樣的政治路線稱為資產階級路線，即反對通過切實可行的改革以減少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因素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影響。資產階級路線佔主導地位將導致資本主義形式的分工、管理以及資產階級立場得以鞏固（這樣的結果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資產階級不僅包括前資本家、地主等，而且也包括利用職務破壞工人集體控制生產資料和投資方向的幹部、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 2 請參考我1971年11月發表在《世界外交》上的文章。 3 關於文革初期的情況，請參見Jean. Daubier的重要著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史》(巴黎馬斯普洛出版社，1970年)。本書的後記也將涉及「極左」問題及其影響。 4 卡爾. 馬克思，致路德維希. 庫格曼，1871年4月17日 5 除了在醫學院接受過正軌培訓的醫生，中國有100多萬受過短期培訓(通常是護理等初步的練習)醫務人員。這些"赤腳醫生"繼續從事生產，同時有一部分時間投入到醫療和預防保健上。在華南地區，主要農作物是水稻，農民們習慣赤腳在水稻田裡勞作，"赤腳醫生"因此得名。當赤腳醫生遇到處理不好的疾病時，他們將病人送到專門的治療中心，以接受更好的治療。這是中國人民自己解決自己困難的一個典型的方式。 6 因此管理小組與南斯拉夫的自治是完全不同的，小組的目的不是確保利潤並實現利潤最大化，而是服務於人民群眾的利益。 7 當我參觀這個廠時，同「極左」的鬥爭已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極左」路線的頭子包括林彪等高級官員並非眾所周知。不過，根據我的經歷，如對話中那樣直接提到林彪的名字還是很少見的。 8 1972年考察期間取得的資料似乎表明這種「個人」代表參加紅衛兵只是過渡形式，現在正越來越多地被集體形式所取代。這裡將再次強調文中討論組織形式的特性：「實驗性」，以及與之相隨的動態性、多變性。 9 參見後記，「極左」路線把類似調查變為鬥爭個人的工具，嚴重破壞了思想鬥爭。 10 關於街道工廠的社會、意識形態和政治角色，請參見ClaudieBroyelle,LaMoitiéduciel(Paris:Deno?l-Gonthier,1973). 11 對於國家權力被委員會代表，委員會成員由多數人選舉和再選舉，是在摧毀國家的方向上又前進了一步（參考馬克思關於巴黎公社的著作）。 12 參考Bettelheim,J.Charrière,和H.Marchisio的著作，LaConstructiondusocialismeenChine(ParisMaspero,1965);同時參考PetiteCollectionMaspero. 13 參考「鞍鋼憲法促進革命生產」，北京參考，1970年4月17日。這個憲法的基本原則已經在第一章綜述。 14 依靠群眾一直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整個實踐中的一個特點。例如參考毛澤東1943年10月1日的講話：「既然減租是農民的群眾鬥爭，黨領導和政府法令就應該指導和幫助這種鬥爭，而不是給群眾小恩小惠。把減租作為一種恩惠送給群眾，而不是激發群眾通過自己的運動獲得減租，是錯誤的，結果是不可靠的。」《宣傳減租運動，增加產量和在基礎區域「支持政府，愛護人民」》，選集，第Ⅲ卷（北京：外語版，1965），第131頁。 15 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列寧選集2卷(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67)，p.655. 16 同上.,p.664. 17 同上.,p.673 18 參見馬恩選集二卷《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唯物史觀的一般概括：「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19 見毛選五卷上，1957.3.12日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文。 20 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寧選集》四卷 21 詳見蘇聯政治經濟學研究手冊，以及斯大林1936年的文章。 22 轉引自《北京周報》,1970年4月17日，第9頁 23 北京周報,1970年4月17日，第10頁 24 《東風》雜誌第26期，提供了很多極左分子在工廠和大學裡的行為細節，以及由此產生的結果。見第35頁，關於學校里的積極分子。 25 北京周報，第35期第7頁，1967年8月25日 26 北京周報，第43期第10頁，1967年10月20日 27 這一極左路線的方向直到1968年仍廣泛傳播，在《北大評論》第37期（1968年9月13日）第4頁，認為本質上應採用「猛烈進攻」「無情鬥爭」的方式，提出了「揭露所有隱藏在陰暗死角里的反革命分子」，同時沒有提出任何改造社會關係的任務。 28 在我訪問中國期間，1971年9月7日有一次談話，提到極左分子歪曲鬥爭方向為反對「尾巴主義」，並拒絕學習國外經驗，斷言說讀國外期刊、雜誌沒有任何用處。與之對比，革命路線強調「批判繼承舊的、國外的經驗，服務於新中國」。極左分子展開了反對學習外國經驗的運動，實際上是被盲目的愛國主義傾向所激發的，這也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典型特徵。 29 北大評論第42期第16頁，1967年10月13日 30 北大評論第42期第11頁，1967年10月13日 31 北京周刊，第42期第11頁，1967年10月13日 32 AgenceChineNouvelle（新華社，法語），1972年9月1日，第1496號大字報，第083107號電訊。 33 《東風》雜誌第26期，尤其第26頁和第35頁，提供了很多關於工廠中資產階級關係的表現，還提供了很多「極左分子」在這一方面的表現。 34 ClaudieBroyelle,《半邊天》(巴黎:Deno?l-Gonthier,1973),第213頁。這本書涉及中國婦女和家庭問題。 35 這句話出自林彪為《毛主席語錄》寫的「再版前言」當中（北京：外國語出版社，1966）。 36 同上，出自林彪《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北京：外國語出版社，1966）。 37 北京周刊，第46期，1967年11月10日，第22頁 38 《克服經驗主義》，北京周刊，第43期，1972年10月27日，第7頁 39 同上，第6-7頁 40 關於這一點，請參見《東風》第26期，第26-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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