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給平等最後一次機會

　　提要：正因為看到了平等在過去一百年里的巨大破壞力，我們才必須嚴肅對待平等這個價值。

　　一

　　北大36樓前有一座雕像，乍看是海獅頂球，實則為字母D和S的組合，取意「五四」運動的德（Democracy）、賽（Science）二先生。由於只有S上面有球，因此有人戲言：科學還頂個球，民主連個球都不頂。

　　其實無論是頂個球還是不頂球，中文裡的意思都差不多，簡而言之——不頂用。

　　這個說法雖然不夠嚴肅，但若以嚴冷的目光審視近百年的中國啟蒙運動史，則不得不承認，最大地激發中國人的想像力，同時也是最深刻地改變了中國政治現實的啟蒙價值，不是民主，不是科學，不是自由，不是博愛，也不是人權或者理性，而是平等。

　　若想了解平等的魔力，不妨看看下面這個場景：

　　1848年法國六月起義當晚，巴黎街頭的槍聲不絕於耳，一牆之隔內，某位貴族的家宴仍在按部就班地準備，只是人心早已亂了，年輕的男佣邊做晚飯邊說：「這個星期天，吃童子雞雞翅的該是我們了。」年輕的女傭則滿懷憧憬地應和：「穿美麗的絲綢連衣裙的，也該是我們了。」

　　這段對話如此不加掩飾，讓一旁的貴族老爺不寒而慄。騷亂平息的次日，這兩位傭人——記錄者托克維爾稱之為「那個野心勃勃的男孩和那個虛榮心旺盛的女孩」——就被忙不迭地遣送回家了。

　　野心勃勃和虛榮心旺盛當然都不是好詞，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是誰規定只有貴族有資格吃童子雞雞翅和穿絲綢連衣裙？又是誰規定了窮人的貧困是天意使然，而不是制度造成的道德上任意的後果？

　　作為《民主在美國》的作者，托克維爾支持民主但不熱愛民主。托克維爾之所以對民主半心半意，是因為他看出民主意味著社會的平等狀態，意味著「最大程度地發展人心中的嫉妒情感」。托克維爾對於社會主義更是戒慎恐懼，在他眼中，社會主義理論——不管它是主張摧毀財產的不平等制度，還是主張破除教育的不平等，或是要求消除男女的不平等——意在「以貪婪而嫉妒的精神向民眾滲透，在民眾中間撒播未來革命的種子」。

　　「貪婪」和「嫉妒」帶有太強的貴族偏見和個人情緒，若用「平等」取而代之，則托克維爾的確揭示出了一個歷史的真相——平等的夢想從來都是發動革命的原動力。

　　二

　　對於平等的夢想，中國人從不陌生。遠的不說，1924年4月4日，孫中山在廣東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發表演講，闡釋何謂「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是對外人爭平等的，不許外國人欺負中國人；民權主義是對本國人爭平等的，不許有軍閥官僚的特別階級，要全國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民生主義是對貧富爭平等的，不許全國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窮人的分別，要人人都能夠做事，人人都有飯吃，這就是三民主義的大意。」顯然，所謂三民主義，核心訴求歸根結底都是「平等」。

　　喬治·奧威爾說：「將普通人吸引到社會主義、使他們願意為之獻身的『社會主義的魔力』，就是平等的思想。」孫中山傾心平等，自然也就親近社會主義，這一思想傾向讓他在向西方求援時一再碰壁，並最終轉向蘇聯。從1924年1月國共第一次合作開始，此前百花齊放的「五四」文化逐漸被革命文化所取代。方此之時，兩黨的意識形態可謂難分軒輊，都強調反帝愛國、平民主義以及勞工神聖。史家高華說，國共兩黨都從列寧主義那裡汲取了思想資源和組織資源，只是國民黨吸取了列寧主義的下端結構性要素：黨治、黨國、黨軍，而放棄了列寧主義的高端概念——階級鬥爭，相比之下，共產黨則把列寧主義的上、下端都吸取了。

　　什麼是階級鬥爭？用列寧的話說，就是「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鬥爭，無權的、被壓迫的和勞動的群眾反對特權的壓迫者和寄生蟲的鬥爭，僱工或無產者反對有產者或資產階級的鬥爭」。

　　「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之後，左翼文化扛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從此佔據了兩個道德的制高點：反帝愛國主義和平等主義。就此而言，李澤厚的那個命題「救亡壓倒啟蒙」只說對了一半，因為救亡（民族主義）的話語雖然壓倒了自由、民主和科學，但並沒有壓倒平等，而是與平等攜手並進，成為推動中國革命的兩個車輪。

　　三

　　1946年10月，陳伯達發表了《中國四大家族》。彼時正值國民黨大舉進攻解放區、聲稱要在三個月內消滅共產黨之際，儘管國共兩軍實力對比懸殊，但是恰如邵燕祥所言，陳伯達這本小冊子已然在政治上給國民黨判了死刑。

　　三年倏忽而過，兵強馬壯的國民黨果然窮途末路。又過六十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獻禮大片《建國大業》中，中華民國的總統蔣介石對蔣經國說了一句經典台詞：「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

　　都說時間是最好的過濾器，每當目睹現實的不公不義，就會有人開始追憶「過去的好時光」，津津樂道於延安時期的朗朗乾坤、建國之初的人人平等。但是正如楊奎松所指出的，相比國統區的深度腐敗，解放區實行的集體供給制雖然沒有造成太大的貧富差距，但是「上下尊卑的等級差序制度」卻早已形成，而建國之初推行的職務等級工資制度則更進一步地拉大了收入差距。比如根據1950年出台的《中央級行政人員工資標準》，從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勤雜人員，暫分為10等24級，最高一級的收入分配較最低一級擴大到了21倍以上。到1955年8月，新政府進一步提高高級幹部的工資待遇，將工資等級增加到30個級別，最高一級560元，最低一級僅18元，最高工資加上北京地區物價津貼16%後達到649.6元，最低工資僅為20.88元，兩者工資差距擴大到了31.11倍。相比之下，同時代的資本主義各國中，除極少數國家外，英、法、德等國的公務員，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國、日本差距較大，也只有20倍。

　　很多人認為，今天的社會不公和貧富差距拉大都是市場資本主義惹的禍，但是楊奎松的看法不同，在他看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種種問題，說到底都是現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國之初就已經確立下來了。不設法對制度本身進行改造和完善，僅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在分配或福利問題上著手，是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的。」

　　其實托尼·朱特在《沉痾遍地》中也表達過類似的想法，他說資本主義不是一個政治制度，而是一種經濟生活方式，在實踐上可以和各種各樣的政體相結合，比如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右派獨裁，比如某些國家的左派獨裁，比如瑞典的社會民主主義君主制，以及美國的柏拉圖式共和國，等等。很顯然，在各種結合過程中，資本主義本身所具有的優點和缺點會得到不同程度地放大或者縮小。

　　有一個問題在朱特看來是極富爭議性的，那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並不一定在自由條件下才是最繁榮的。如果這個判斷屬實，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在非自由條件下得到極大繁榮的資本主義到底是好的資本主義，還是壞的資本主義？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這樣的資本主義既與自由主義無關，也與憲政民主無關，更與福利國家無關。

　　同樣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這種環境下所培育的貪婪、怯懦與冷漠的國民性格也與自由民主無關，朱特說：「任何去過或者在後共產主義的東歐住過的人都知道，從壓迫的平均主義到毫無限制的貪婪的轉換是不太優雅的。」何止不太優雅，而且還很迅捷和順理成章。

　　四

　　在這個學期的課上，我給學生列舉了八個政治價值，請他們投票選出最重要的現代政治價值，結果「平等」僅得一票，但是引人深思的是，當討論平等這個概念時，爭議也是最多最激烈的。

　　這個現象或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當代中國人在平等問題上充滿了分歧和矛盾，比如毛主義者試圖回到想像中的舊的平等時代，某些保守主義者則力主恢復人的三六九等，自由至上主義者堅持基於自由市場競爭所導致的差序社會，平等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則為社會正義和各種福利制度還在奔走呼告。凡此種種，無不表明平等價值雖然已經失去了昔日的光環，但仍在深刻地攪擾著當代的中國人。

　　按照羅納德·德沃金的觀點，當代各種政治理論（保守主義除外）看似聚訟紛紜，實則共享一個根本的價值——平等。換言之，就是要把人「當作平等者」，政府必須平等地對待其公民——每個公民都有獲得平等關照和平等尊重的權利。但是如何實現這個抽象的理想，特別是在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的政治經濟語境下，如何平等地關照和尊重每個公民的權利，是擺在每個中國人面前的課題。

　　我們的人民當然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但是如果僅僅停留在民生議題上，就只是停留在馬克思早已批判過的商品拜物教的層次，只有把民生議題上升到對平等概念的重新探討，才有可能避免用物與物的關係去掩蓋人與人的社會關係。

　　重提平等價值，絕不是在貶低自由、民主和法治等價值，更不是在主張重塑平等的神話。某種意義上，正因為看到了平等在過去一百年里的巨大破壞力，我們才必須嚴肅對待平等這個價值。對於一個以穩定壓倒一切的國家，朱特的警告必須牢記：「極端不平等的社會也是不穩定的社會。不平等會引起內部分裂，而且，遲早會引起內部鬥爭，其結果往往是不民主的。」

　　有朋友不久前去歐洲採訪，遇見來自埃及的朋友，她問你們為什麼會爆發革命，答曰：因為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了！到了無物可失的時候才改變，這是政治的悲劇，在有物可失的時候主動去改變，這需要政治的智慧。

　　我相信，給平等最後一次機會，其實也是給未來的中國人最後一次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