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一個「邪惡」的政治名詞是如何被發明的

按：昨日的巴黎恐怖襲擊，再一次把ISIS與恐怖主義拉回到了公眾的視野內。不止是歐洲大陸，無辜者的受難在世界另一端也同樣掀發了公眾激烈的情緒反應。一時間，對「恐怖主義」的譴責聲四起，甚至大有情緒極端者大肆把ISIS、恐怖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穆斯林全部混作一談，把輿論導向針對某種宗教「同仇敵愾」的方向。ISIS的現象已經愈發的超越現有的政治經濟框架可理解的範疇了，理解和應對ISIS現象，必須超越「西方中心」、「現代性的普世價值是唯一真理」、「宗教與世俗的二元對立」的框架，而邁入更大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分析問題。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馬哈默德·馬姆達尼獨家授權《新京報·書評周刊》一篇他的文章，在當代國際政治的視閾內，和我們聊一聊「恐怖主義」。在他看來，「恐怖主義」遠不是一種文化出了問題，它更該被看作兩種文化之間的關係出了問題。它是當代政治和戰爭的產物，是時代在宗教與世俗兩者上留下的印跡。而激進的政治伊斯蘭更非宗教問題，而是在回應殖民主義的過程中，政治知識分子的產物。

如何理解當代政治中的「恐怖主義」

文 | 馬哈默德·馬姆達尼

（Mahmood Mamdani）

獨家授權刊發

（作者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當今非洲最知名的知識分子之一，在2008年英國《展望》雜誌和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的全球100名公共知識分子評選中位列第9）

- 兩種基本論調 -

穆斯林都是壞的

V.S.

穆斯林有好有壞

兩位常春藤聯盟的知識分子主導了美國「後9/11」的公共討論：哈佛大學的薩繆爾·亨廷頓和普林斯頓大學的伯納德·劉易斯。在亨廷頓看來，冷戰是一場西方世界的內戰（civil war），而真正的戰爭即將到來。這場真正的戰爭將是文明的戰爭，而其核心是一場與伊斯蘭的戰爭。從他的觀點來看，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壞的。

相反，伯納德·劉易斯擺出了一個更加微妙的觀點：他認為，存在著好的世俗的穆斯林和壞的原教旨主義的穆斯林，而西方需要去區分這二者。劉易斯將西方文化完全等同於世俗的，這使他得出一個觀點，即世俗的穆斯林必然是西方化的穆斯林。伯納德·劉易斯這位專家是伊拉克戰爭背後新保守主義主要的靈感來源。

查理周刊事件之後，一名女士舉著牌子：「我是穆斯林，但我不是恐怖分子」。

撇去他們的不同之處，劉易斯和亨廷頓共同持有兩個假設。首先是，世界一分為二：現代的和前現代的。現代人創造他們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並且該文化歷史性地發生變化。相反，他們認定「前現代人」固守於一種一成不變的、與歷史無關的文化。他們將自己的文化當做某種對自身的標記，並時而飽受其苦，如同一種集體性的抽搐。第二種假設則是，你可以從一個人的文化之中解讀出他/她的政治。我將這兩個假設稱為「文化對話」（Culture Talk）。

伊拉克戰爭的後果使得這種理論陷入危機。現在能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將穆斯林分為好壞與他們在伊斯蘭內部的派別毫無關係，卻與他們對於美國的取向極其相關。簡單地說，好穆斯林是那些親美的，而壞穆斯林就是反美的。

文化對話不僅僅是錯誤的，而且是自我服務的。將政治性的暴力視為是某一方的文化出了問題要比將其視為兩方之間的關係出了問題方便多了！

- 政治伊斯蘭的「恐怖主義」 -

並非是前現代的遺留物，

而是一種相當現代的發展

當代的、現代的、政治的伊斯蘭是作為對於殖民主義的回應發展起來的。殖民主義造成了一種雙重挑戰，既針對國外的支配，又是內部改革的需要，以回應由於外部侵略而暴露出的弱點。

政治伊斯蘭發展過程中的關鍵知識先導是19世紀中葉的伊朗思想家Jalal ad-Din al-Afghani。Al-Afghani同意外國的征服是伊斯蘭社會內部弱點的佐證，但認為答案並不是讓穆斯林去模仿西方，而是利用他們自身的資源、歷史與文化去實現現代化。然而Al-Afghani倡導普通穆斯林的政治參與，當下政治伊斯蘭的當代聖戰分子卻是高度精英主義的。它的建立者，巴基斯坦思想家Abu ala Mawdudi將政治暴力置於政治行動的中心。當我讀到Sayyed Qutb，一位高度受Mawdudi影響的埃及思想家為先鋒隊所寫的著作《路標》（Signposts）的導論時，我想起了列寧的《怎麼辦？》。

政治伊斯蘭的恐怖主義趨勢並非是前現代的遺留物，而是一種相當現代的發展。激進的政治伊斯蘭並不是從烏立馬（穆斯林宗法學者）那裡，也不是毛拉（伊斯蘭神學家）那裡發展來的，而是非宗教的政治知識分子的產物。Mawdudi是一名記者，Qutb是一位文學理論家。它的發展經過了一系列的辯論，但這些辯論不能被理解為政治伊斯蘭內部的一種線性發展。在政治伊斯蘭發動的內外，他們同時是一種對於改良派政治伊斯蘭的批評也是一種與其他競爭性政治意識形態，尤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交會。

讓我們回憶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時期，那是一個與政治性暴力「世俗浪漫」了數十年之久的時期。武裝鬥爭在民族解放和革命運動的潮流中展開。許多政治的激進分子都堅信，一種徹底的鬥爭必須是被武裝起來的。宗教性政治讚美暴力之解放角色的發展趨勢，是一種近代的現象。與其將它視為宗教原教旨主義的產物，它更應被看做是時代在宗教與世俗兩者上留下的印跡。

中東恐怖組織網站刊發的ISIS處決伊拉克政府軍被俘士兵的照片。

這就意味著，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單一的問題：伊斯蘭恐怖，一個在1970年代被一小部分知識分子所熱衷、只具有邊緣政治意義的理論趨勢，如何在短短數十年內構成了政治主流的一部分？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需要從政治伊斯蘭內部的爭論中轉移出來，而聚焦到它與美國政府的關係上；從9/11回到美國在越南戰敗後的那一歷史時期——我稱之為「冷戰晚期」。

- 「邪惡的帝國」宗教化政治語言的發明 -

冷戰晚期美國企圖扭轉

在第三世界的失敗局面

1975年是「去殖民化」歷史中的重要年份。這一年美國在越南戰敗，同時非洲的葡萄牙帝國崩潰。結果則是冷戰的重心從東南亞轉移到了南部非洲。誰將拾起葡萄牙帝國在非洲的碎片，是美國還是蘇聯？

冷戰新階段的決定性特徵是美國國內出現了一種強烈的反戰運動，反對直接的海外軍事干涉。基辛格設計了一套戰略以應對變化了的語境：如果美國不能直接對對海外進行干涉，那就通過「其他」進行干涉。因此，從越南到伊拉克，開啟了低烈度戰爭（proxy war）的時期。

安哥拉是在後越戰時期的第一個重要的美國干預的代理。基辛格開始時是尋求僱傭兵來對抗MPLA（「安哥拉自由浪潮」，左翼政黨，在安哥拉從葡萄牙殖民中獨立出來後開始執政），緊接著便默許了南非的種族隔離。基辛格對南非干預的消息不脛而走後，馬上在國際上聲名狼藉，並導致了國會強大的反戰響應：為了反對安哥拉的共產主義勢力，克拉克修正案終止了一切對安哥拉的援助，無論是公開的還是隱蔽的。

里根眼中的世界地圖。

對巨大戰略的一個實用主義的響應，便是里根政府高舉的「里根主義」——低烈度戰爭（proxy war）——的大旗。針對1979年的兩場革命——尼加拉瓜的桑地諾革命、伊朗的伊斯蘭革命，「里根主義」又有所發展，做出了兩個聲明：

第一個聲明是，美國一直以來都在準備一場錯誤的戰爭——在歐洲的平原上對抗蘇聯勢力；與此同時失守了真正的戰役——對抗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里根號召美國繼續應對已經點燃的戰爭，對抗那些已經奪取權力了的昔日的游擊隊。並爭辯道，在戰爭中可以沒有中間地帶，里根政府把南非和中美洲新奪取政權的民族政府描繪為蘇聯的代理政府，並聲稱在他們變得真正危險之前，要把他們消滅在萌芽狀態。

第二個舉措，涉及了一個轉向——從「遏制」政策到「推回」政策：里根政府放棄了先前的和平共處原則，轉而開始了其堅決、持久並賦有攻擊性的努力，企圖扭轉它在第三世界的失敗。為了強調這一轉向的歷史合法性，它在政治話語中引入了宗教語言。里根總統呼籲美國打敗「邪惡的帝國」。

「邪惡」是一個神學概念。正因為如此，它既無歷史，也無動機。「邪惡」在政治中被利用是一石二鳥的。首先，它旨在說明一個人不能與惡共存，也無法使它轉變，邪惡必須被淘汰，對抗邪惡的戰爭是永恆的、沒有休止的戰爭。其次，反對邪惡的戰鬥足以為任何形式聯盟賦予正當性。於是，第一個這樣的聯盟——被稱為「建設性交往」——在美國官方與種族隔離的南非之間建成了。

- 冷戰結束時期應對蘇聯的戰略 -

美國在阿富汗建造了

「恐怖主義」的基礎設施

阿富汗戰爭是里根政府「推回」政策的典範。在恐怖主義在冷戰最後階段的歷史中，阿富汗戰爭非常重要。有兩個原因：首先，里根政府把戰爭意識形態化——將其描述為「對抗邪惡帝國的宗教戰爭」，而不是像尼加拉瓜抵抗戰爭通常被描述成為的「民族解放戰爭」。在這個意識形態化的過程中，美國中央情報局便成功邊緣化了每一個有民族主義傾向的伊斯蘭組織，他們擔心這些組織可能會試圖與蘇聯進行談判，最極端的伊斯蘭主義帶入冷戰的中心舞台。

第二，里根政府對戰爭的幾個步驟進行了私有化——招募、培訓並組織全球伊斯蘭戰士的網路以反對蘇聯。招募是通過伊斯蘭慈善機構完成的，並通過宗教學校進行軍事化訓練。並不像歷史中的伊斯蘭學校，教的科目從世俗到宗教，從神學、法學到歷史和醫學；阿富汗的伊斯蘭學校只教授非常狹窄領域的科目——專註于于狹義的神學（聖戰伊斯蘭教）和補充的軍事訓練。

1983年，里根在總統辦公室會見阿富汗聖戰組織領導人。

狹義神學把伊斯蘭教重鑄在一個單一的系統內——聖戰。並且這個系統重新定義了「聖戰」的純粹軍事性，並聲稱軍事的「聖戰」是一種由重生的信徒加入的、進攻性的戰爭，而不是在威脅下的社區性防禦。巴基斯坦的聖戰伊斯蘭學校除了培訓從阿富汗逃亡來的難民兒童以便他們日後加入塔利班，同時也為基地組織培訓那些阿拉伯裔阿富汗人。如果民族解放戰爭創造了原始國家機器，那麼「國際聖戰」則創造了暴力專家組成的內部網路。

美國並沒有創造右翼伊斯蘭教。它是在政治伊斯蘭和世俗意識形態——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傾向——的競爭下，由知識激辯應運而生的。美國的所作所為是通過將伊斯蘭收編進冷戰的結束時期美國的戰略，而把這種思想傾向轉化為一個政治組織。阿富汗「聖戰」之前，右翼政治伊斯蘭是一個無組織、幾乎毫無立錐之地的思想傾向。阿富汗「聖戰」給它編號、組織、技術、信心和一致的目標。美國在中東地區製造了「恐怖主義的基礎設施」，但卻一再把它偽裝成「解放的基礎設施」。

本文由作者Mahmood Mamdani教授獨家授權發布，翻譯：王若千、伍勤，原標題為「Contemporary Political Terror: Its Origins in the Late Co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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