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青年眼中的魯迅

06-13

1936

年10月19日，55歲的魯迅在上海病故，迄今80年矣。雖然80年的歷史變化之大、之激烈，恐都超出了魯迅的想像，但魯迅並沒有成為過去。雖然他的個人時間早就結束了，但如果將他放在1793年以來，或者1840年以來幾百年的社會時間中，也就是放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中，甚至放在長時段的地理時間中，即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中國歷史中，如何重新理解這個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生命個體，理解他的文學創作所包含的對現實乃至未來的意義？我與一批生於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年輕人，進行了一次認真的討論，他們比魯迅晚生了100多年，與魯迅的時代相比，他們面臨的這個時代色彩更為斑駁、更為複雜。

上篇?年輕人看魯迅

徐頌讚：從失語到直言

魯迅的書寫，展現的是底層百姓中的被損害與被侮辱者，對於這些人群，更重要的不在於他們說了什麼，而是他們沒說什麼，想說而說不出什麼。從這個角度可以透露出近代以來中國人的生存處境。譬如如木偶人一般的成年閏土，沒法說，也無力說，沉默的意味有時比已經說出來的更為豐富且耐人尋味。祥林嫂在喪親後，逢人便重複自己遭遇的不幸，傾訴成癮，可是話語失序，前言不搭後語，這是典型的「絮語症」。他們無法用正常的社會語言來描述、揭示自己的生活困境。他們是失語的中國人。

20世紀初的中國，工商業、報業、教育勃興，中上階層的言論愈發活躍，文人、政治家通過辦刊、結社、演講等，生成了豐富的言論和知識。矛盾的是，此時的底層百姓愈發沉默、麻木，他們缺乏書寫能力，陷入了嚴重的失語狀態。魯迅創作的小說，就是展現這些話語貧困的群體。話語的貧困不僅體現了物質上的貧困，更是精神上的貧困。從魯迅精心描繪的目光、動作、神情，顯現群體的病象，這固然引人悲哀，更令人絕望的是，只有「醉醺醺」的「蹣跚」，沒有對疾病的戰鬥和升華。

當下我們談論魯迅，為何仍能體會到力量感？為何魯迅筆下的形象仍能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狀態？這可見有些東西還是變化不大的。但真正需要我們鄭重面對的嚴肅問題卻是：我們一次次地引用魯迅，泛濫地引用，其實是諱言、曲筆，是放棄我們的責任。這份責任是直面、直言，也就是用當下的語言、帶有我們自己風格的話語來說出它。因此，知識人要將說真理視為自由和責任。只有這樣，才能搖動麻木者的耳朵，震撼權力者的傲氣，訓練直言者的自我。

周洲：重塑民眾的身心

在魯迅的書寫中，「阿Q精神」「葯」「病」等，都是流傳至今的鞭辟入裡的詞語。魯迅的文本與同時代的胡適、王造時、羅隆基的非常不同。魯迅使用的語言是文學的、想像的，更平白易懂，更具有故事性和戲劇性，而王造時和羅隆基的則是非常專業的政論。另一方面，魯迅的視角很特別，對底層民眾有更準確的觀察。胡適他們在《努力周報》《新月》雜誌上的政論，討論的是好政府、結束訓政、保障人權這樣的話題，而魯迅讓我們看到底層民眾在關心什麼。一般民眾與知識分子所關心的問題的斷裂，就在魯迅和他們的不同文本中突顯出來。廣大民眾最關心的是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阿Q關心的是特別現實的問題：自己能不能像趙秀才那樣有「特權」？華老栓無法理解夏瑜在為他們犧牲，他只想用夏瑜被砍頭後的人血饅頭給兒子華小栓治肺病。因此，魯迅那些根植於中國人日常生活深處的語詞，有很強的生命力，一直穿透到現在。

社會現實與民眾思維是相激相盪、相輔相成的。什麼樣的土壤，就會孕育出什麼樣的社會現實。反過來，社會現實也會對人們的思維和身體產生一系列的影響。這要麼是良性的相互激蕩，要麼是惡性的相互激蕩。魯迅企圖以自己的語言來展現那個年代民眾身體和精神上的疾病，企圖喚醒人們的麻木，形成健康的身體與思維，從而建立起一套現代文明的社會規則。他用文學代替手術刀，因為文學可以代替砍頭這類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酷刑，有效地重塑民眾的身心，此所謂付諸教化。

徐定之：活得體面和體面的問題

我想從社會背景的角度談談魯迅筆下的人物。魯迅筆下的人物之所以愚昧、自私、勢利，和中國農耕社會長期以來的物質生存條件極其艱難有關。自從明代以來，馬鈴薯從美洲傳入中國，導致中國人口大爆炸，大量人口只能掙扎在生存線上。底層民眾只能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並沒有餘力去追求形而上。田園牧歌從來都只是士紳階層的太虛幻境，真實的農耕生活是窘迫而慘烈的。在人血饅頭這個故事可以看到，在一個生存本身就是極為艱難的社會裡，道德是奢侈品。於是，在這種長期掙扎在生存線上的惡劣環境中，底層民眾就演化出了自私勢利的國民性。

與之對應的是另外的階層，那些士紳階層，那些活得相對體面的人，他們自然可以思考體面的問題。魯迅屬於這一階層，所以有能力去思考人的尊嚴，所以看到了華老栓的卑劣。但魯迅之所以能活得體面，首先建立在魯迅的家庭背景之上，他祖父是個翰林，他自幼接受了比較好的教育。從這個角度看，也許我們多少能原諒魯迅筆下那些不太體面的人了。

今天，中國人的生存環境已經得到了極大改善，至少大部分中國人已經脫離了貧困線。但是，當下的中國貧富差距擴大，還是有大量人被生計所迫。當然，這裡說的「生計所迫」，相比起魯迅的時代，是更高標準的「生計」。那麼，在我們這個時代，底層民眾是否已經走出魯迅所描繪的國民性，活得體面的人是否如魯迅一樣，關心不太體面的人？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豐子愷筆下的《阿Q正傳》插圖

陳雨石：魯迅的不中不西、不新不舊

我想從魯迅的思想資源去切入他的小說敘事。魯迅的思想資源，在中國傳統知識方面，他從小有經史方面的閱讀，另外在日本受到章太炎的影響；域外新思想這部分，他留學日本後，閱讀了很多日譯本的外國小說，尤其對俄國小說和俄國知識分子興趣很大。從中可以看出他自身的一些矛盾性。比較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魯迅在國學方面的積澱比不上章太炎和梁啟超，他從章太炎那裡學到的東西，反過來用作批判傳統文化、批判國民性；在新思想方面，他只是受到日譯歐美著作的影響，他自己缺乏深入了解歐美文明的語言能力，不能和留學英美的胡適、章士釗等相比。

從魯迅的人生經歷看，他早年在教育部當一個小公務員，當了很長時間，他自己也很不快樂。後來輾轉在幾個大學任教，又受到排擠。最後落腳上海，成為一個文人。魯迅其實一直處於邊緣地位，後來受魯迅吸引的年輕左翼文人，在當時也屬於邊緣的知識分子群體，和胡適他們相比，在話語權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魯迅內心充滿著像俄國知識分子那樣的道德衝動，這一點和梁漱溟很像。梁漱溟回憶說，早年看到底層勞動人民的困苦生活，內心升起悲憫之心與匡扶社會的志向。魯迅卻沒有走到梁漱溟那樣親身實幹做鄉村建設運動或社會改良運動的路上，最終還是回歸到以言論去警醒國人的啟蒙路徑。我不知道魯迅是否有過那種通過實際行動去參與政治的想法，比如參加政黨或者社會運動，去實踐他心中改造社會的理想，但就從他本人的實際選擇看，他一直處於一種不上不下的夾縫中。這種夾縫狀態成就了魯迅在文字上的深刻，但也讓魯迅在思想上產生了偏激的特點。魯迅的思想缺乏建設力，因為他自己很少參與有建設力的事情。

但魯迅的特別之處在於，他與那些同樣受到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影響的年輕知識分子不一樣，當這些年輕人後來紛紛投身激烈的政治運動時，魯迅沒有從閱讀俄國著作這條路上走向激進，而是有自己的思考。這與他身處夾縫狀態有關聯，因為他處於一種不中不西、不新不舊的狀態。魯迅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個體，這也是他何以偉大的一個因素。

魏凡超：向來不乏破壞者，卻缺少建設之人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向來知有權勢、貨財之權利，而不知有天賦人權之權利，這是常態。古人即便將「權利」二字連用，也同樣解作權勢、貨財。作為破壞者而生的魯迅，意識到不破則不立，「（我們）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不為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了才快活的……他（張獻忠）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怎樣破壞法呢？做皇帝必須有百姓；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既無百姓，便無所謂皇帝，於是只剩了一個李自成，在白地上出醜，宛如學校解散後的校長一般」。說句誅心的話，非有張獻忠之人格，焉能看透張獻忠之心事？其實並不足怪，魯迅不是被公認作「最勇敢的戰士」么？既為戰士，難免殺人。魯迅一支筆，橫掃五千軍。自他馳騁文壇以來，筆下殺敗之人，可謂不勝枚舉。然戰士終有死亡的一天，而他手下的敗北者，大可趁此機會放幾支冷箭。魯迅生前就預言道：「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

破壞已成，更急迫的需要是建設。中國向來不乏破壞者，卻缺少建設之人。面對強權，建設者需要有所妥協，而妥協精神在中國屬於稀缺資源。魯迅身上缺少的，恐怕也是妥協精神。

下篇?

傅國涌：今天，還有誰能成為「中國的肺」？

魯迅在作品中提出的問題，有些即便在今天看起來好像還一樣。魯迅雖死，阿Q猶在，魯迅沒有過時，他的問題還具有現實意義。我試圖從三個方面來解讀我們重新討論魯迅的意義。

砍頭示眾與麻木看客的照片，激發了魯迅棄醫從文

雜文傳統

我首先思考的是，站在百年中國言論史的角度，拿魯迅與同時代言論界的代表人物作比較，如邵飄萍、張季鸞、胡政之、周作人、范旭東、汪精衛、蔣介石等19世紀的「80後」，胡適、傅斯年、羅隆基、王造時、徐志摩、陶行知、晏陽初、錢穆、盧作孚、梁漱溟等19世紀的「90後」。他們或是職業報人，或是新一代的實業家，或是職業政治家、職業軍人，他們都生活在同一個時空背景，就是辛亥後的中國，經歷了「五四」的淘洗。魯迅與他們的區別在哪裡？魯迅與他們的共同點又在哪裡？

2004年，我曾寫過一篇短文《遙想季鸞當年》，比較了魯迅開創的雜文傳統，與張季鸞發揚光大的時評傳統。兩人都是「80後」，雖然年齡相差7歲，留日回國的時間卻差不多，只不過一個從事文學，一個從事新聞；一個主要用白話寫作，一個主要用文言寫作。1936、1941年，他們相繼離世，在以後的歲月里，張季鸞被遺忘了，相反，魯迅成了一個顯赫的符號，雜文成了引人注目的文體，有過長久的繁榮。這其中有一些值得思考的東西，詳見《遙想季鸞當年》一文，此不贅述。

民族的肺

第二個層面，可以將魯迅與世界的作家進行比較。卡夫卡、哈謝克、羅曼·羅蘭、高爾基、蕭伯納等，是魯迅的同時代人。魯迅與他們之間有怎樣的差距？不僅在文學上，更重要的是與本民族精神關聯上的差異。這是值得尋思的。

同是1883年出生的捷克作家卡夫卡和哈謝克，他們分別為世界文學史貢獻了《好兵帥克》及《變形記》《城堡》這些傑作。他們作品的喜劇性、超越性，都是中國文學所匱乏的。中國文學最多提供了悲劇性的範本，提供了一些病弱的人物形象。魯迅亦是如此。

僅從文本上我們即可看出差異，更不用說文本後面的精神世界。哈謝克1923年就死了，卡夫卡也在1924年死了，他們和魯迅一樣都是肺病患者。在20世紀前半葉，文學史上許多人都有肺病，他們是帶著病體寫作的。一個人的身體有病是病體，如果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有病，也是病體，活在其中的人都背負著這個沉重的病體。肺是一個人的呼吸器官，我們往前推一層，誰是一個民族的肺呢？肺就是這個民族的精神代表，一個民族也需要呼吸。什麼叫呼吸？呼出去吸進來，這是精神、思想的層面。中國這個病體的問題出在哪裡？就出在肺上，就出在精神上。我們的病是精神病。這個精神病不是病理學上的精神病，而是精神意義上的精神病。

卡夫卡和哈謝克是捷克的肺，或者說是捷克的精神代表，雖然他們也得肺病死了，但他們留下的文本，特別是小說，具有巨大的超越性，具有強烈的形而上關懷。魯迅是「中國的肺」，一個民族的肺。

如果說那時「中國的肺」是魯迅，但很不幸，「中國的肺」是有病的，因肺病不治而終。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病體與個體的病體是同構、同質的。但是，魯迅沒有在1923年、1924年停止呼吸，而是到1936年才停止呼吸，對這個民族還是有幸的。雖然在1924年之前，魯迅最重要的文本，兩本小說集《吶喊》《彷徨》已經完成，在後來的十多年裡他還是留下了大量的雜文集，在與形形色色的力量較勁、論戰中耗盡了自己的病體。

再想起1866年出生的法國作家羅曼·羅蘭，他活到1944年才去世，他活躍在世界文學舞台上的年代跟魯迅是有交集的。1935年，羅曼·羅蘭應高爾基的邀請訪問蘇聯，寫下了一部《莫斯科日記》。他不敢公開，留下遺囑說50年內絕不公開，連一個片段都不可公開，世人直到1985年才看到這本書，知道了他當時對蘇聯的真實看法。魯迅沒有去過蘇聯，不知道蘇聯的真相，大致上只知道蘇聯美好的一面，不知道其殘酷的一面。魯迅所仰慕的蘇聯作家高爾基生於1868年，跟魯迅同一年離開這個世界。魯迅生前甚至沒有機會讀到高爾基在十月革命前後發表在《生活報》上的那些不合時宜的思想。這些文字我於1996年偶爾在《讀書》雜誌上看到一篇介紹才知道。1998年，我買到了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中譯本，才了解到這位比魯迅高一輩的蘇聯作家，在中國的「五四」時代，也就是十月革命後，曾經有過怎樣的言論，對新生的蘇聯有怎樣的洞察和批評。由此知道高爾基不僅僅是蘇聯的吹鼓手，他更是蘇聯的肺。

再來看看蕭伯納，英國文學史的龐然大物。他於1856出生，1950年才謝世，他是魯迅唯一親身接觸過的世界級文學家。蕭伯納1925年就拿到了諾貝爾文學獎，1930年代訪問中國時，已是譽滿全球的劇作家。蕭伯納訪問中國時，與魯迅在上海見過面、合過影。蕭伯納是英國人，他身上有英國文明傳統中陶冶出來的樂觀、博大、寬厚、包容的品性，他是在洛克、休謨的故鄉成長起來的作家，他身上的許多因素是比他小20多歲的魯迅所不具備的。這是個體的差異，也是民族的差異、文明的差異。

通過這兩個層面，把這些國際的、國內的，跟魯迅在同一時空中有交集的作家放在一起，可以有許多新的聯想。我認為，如果以非歷史的態度研究魯迅，只是以文學研究文學，永遠都走不出文學。還是要在更寬闊的背景中看待魯迅，看待「中國的肺」，看待他的病體和中國的病體。

今天，還有誰能成為「中國的肺」？

魯迅之里

魯迅原創的人物與意象，之所以有強大的力量，穿透時間的層層雲霧，正是因為他帶著個體的病體，與國族的病體呼吸相通，中國的肺」就是中國的。卡夫卡、哈謝克代替不了他，芥川龍之介和川端康成也代替不了他，泰戈爾、高爾基、蕭伯納、羅曼·羅蘭更代替不了他。

從思想史、文學史、言論史乃至政治史，我們看見的都只能是魯迅之表，只有進入到心靈史或者說精神史層面，我們才能真正看到魯迅之里，同時也看到一個民族的裡面。錢理群先生早年的博士論文叫《心靈的探尋》，用了「心靈」這個詞。27年前的那個早春，我第一次在故鄉小城中讀到就怦然心動。不過，那時他似乎沒有想到過心靈史或精神史的表述。只有進入到一個民族的心靈史或精神史層面，我們才能進入這個民族的裡面，來洞察她的身體與病體，洞察她的過去與將來。從「過去的現在」到「將來的現在」，因著「現在的現在」，我們對魯迅的解讀也就活了，活在了一起。如果我們站在言論史的角度看魯迅，我們只能看到當下性、現實性，不具備超越性。但是站在心靈史或精神史的層面，我們可以看見，魯迅作為一個符號，一個古老民族在轉型時代的精神符號，他具有高度的濃縮性，具有深刻的超越性。他超越了他所在的時間，即使今天，他仍能讓我們反覆言說、解讀，因為他的人物，他筆下的阿Q、看客們，觸及了這個民族政治文化中最頑固、最難改變的部分，那些世代累

積起來的深層文化結構里的部分。

同舟共進2016年第11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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