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應接受經常賬戶指標

06-13

2010年11月05日 07:25 AM中美應接受經常賬戶指標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字型大小最大較大默認較小最小背景收藏電郵列印評論[25條] 英文對照

有關「全球不平衡」的辯論已經「回到未來」。美國財長蒂姆?蓋特納(Tim Geithner)提議為經常賬戶餘額設定指標，這讓我們回想起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44年7月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極力關注的事情。代表英國出席會議的凱恩斯執著的辯稱，盈餘國家和赤字國家之間的不對稱調整存在種種危險。美國這個當時全球最主要的盈餘國家，斷然拒絕了要求建立一種對盈餘國家和赤字國家雙方施加壓力的機制的呼籲。今天，美國站在相反的立場。

美國當年拒絕的呼籲，中國今天會接受嗎？答案也許為「是」。10月23日，20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在韓國舉行了會議，會議公報稱，「長期性大規模不平衡的存在（我們將根據有待商定的指標性準則對此進行評估），使得我們有理由把對其本質和妨礙調整之根本原因的評估，納入相互評估程序(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我們認識到，在評估時有必要考慮各國或各地區的具體情況，包括大宗商品出產大國[的具體情況]。」這段晦澀的文字，是對蓋特納提議把經常賬戶餘額指標設定為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的回應。

那麼，美國到底想達成什麼目的？它的提議合理嗎？行得通嗎？

美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項原則，即盈餘國家和赤字國家均有義務做出調整。它提議，各國應該商定一個盈餘或赤字數值，一旦某國的盈餘或赤字達到這一數值，該國就應採取行動。這並不是什麼目標，也不會有什麼制裁。全球貨幣體系將繼續運行，而不會實施凱恩斯在1944年提出的自動機制。此外，美國還希望確保若干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尤其是人民幣）相對高收入國家的貨幣（尤其是美元）升值。

這一提議是否合理？面對這一提議，德國經濟部長萊納?布呂德勒(Rainer Brüderle)以正統的理由予以了駁斥。他表示，「我們應該依靠市場經濟過程，而不是指令性經濟」。不過，在我看來，這裡面有三個決定性的限定條件。

首先，今天某些國家累積的巨額外匯儲備並非一種市場現象：它們是政府決策的產物（見圖表）。這種累積最初或許有其道理，因為它們能夠建立緩衝、防範衝擊。但是，這些儲備的規模已遠遠超出了防範衝擊的需要。本次危機期間，這些儲備僅小幅減少了4700億美元，相當於總量的6%，便足以證明這一點。其次，我們決不能忽視一點：事實已反覆證明，世界經濟無法以安全有效的方式使用巨額盈餘儲蓄流。最後，當今世界產能嚴重過剩。因此，讓赤字國家獨自做出調整是極不可取的主張——凱恩斯如果活著，一定會這麼認為。

那麼，哪些G20國家會受到美國所提指標的影響？如果把西班牙與G20國家一併考慮，那麼美國、南非、土耳其和西班牙今年預計將出現「過剩的赤字」；中國、俄羅斯、德國和沙烏地阿拉伯將出現「過剩的盈餘」。不過，俄羅斯與沙烏地阿拉伯作為「大宗商品出口大國」多半會得到豁免。此外，如果我們關注盈餘和赤字的絕對規模，而不僅僅是它們佔GDP的比重，那麼「盈餘過剩」國家還將包括日本，「赤字過剩」國家還將包括義大利、巴西和英國（見圖表）。

這類經常賬戶指標只能算是一個起點。同樣重要的是聚焦於那些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國家：新加坡的經常賬戶盈餘預計將佔GDP的20%，但世界其它國家無需關注這一點。而對那些超大型國家來說，即使盈餘只佔其GDP的4%，絕對規模恐怕也過大了。儘管如此，量化指標起碼可以讓有關調整的討論較之前有的放矢得多。

最後，這種做法行得通嗎？我認為至少存在一定的機會。在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華盛頓年會上，兩位中國經濟學家分別向我表示，中國已決定限制本國盈餘。所以說，就此問題展開討論能夠取得的成果，應該比只針對匯率問題展開討論取得的成果多得多。不過，考慮到中國外匯儲備的龐大規模（接近其GDP的50%）以及該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它應該尋求的是對外收支平衡（如果不是赤字的話），而不是佔GDP 4%的盈餘。如果按照後一個目標，到2015年時，中國的外部盈餘可能達到4000億美元，因為該國以美元計的GDP很可能每五年就會翻一番。

與當年讓凱恩斯深感擔心的赤字國家不同，美國至少手中握有「重型武器」——尤其是它發行世界首要儲備貨幣的能力。如果美國不願做出調整，其它國家是無法輕易迫使它就範的。此外，包括中國在內的其它各國，似乎都對美國進一步實施定量寬鬆的貨幣後果感到恐懼。幸運的是，全球需求擴張以及實際匯率調整得越成功，美國就越無必要實施這一政策。

因此，任何關於全球調整的討論，都必須圍繞美中兩國展開。德國將繼續扮演妨礙者的角色，但因此而遭殃的是它的歐元區貿易夥伴：它們已選擇接受不可取消的固定匯率體系，忍受德國的對外競爭力和國內節省這兩大打擊。日本看上去根本沒有能力應對自己的宏觀經濟困境。但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它是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超級大國，人口眾多，國內需求巨大。中國沒有理由繼續扮演巨額資本輸出國的角色。

G20的作用，是為現任超級大國與未來超級大國之間必要的討論提供掩護。假如中國致力於擴大需求、進而消除經常賬戶盈餘（理想方式是通過增加消費），中國民眾將變得更加富足，世界其它國家的民眾也會受益。與此同時，美國應致力於長期財政鞏固。

另外，其它G20國家政府首腦下周在韓國應該發揮的作用是，推動達成必要的協定。如果他們成功做到這一點，他們將向我們展示多邊主義的一項最大好處：它的確可用來處理超級大國之間的衝突。蓋特納給出了一項富有想像力的替代方案，來化解無休止的匯率摩擦。中國最高領導人應該抓住美國提供給他的這一走出困局的機會。

譯者/汪洋2010年11月08日 07:20 AM世界銀行行長呼籲實行改良版金本位制英國《金融時報》艾倫?貝蒂華盛頓報道字型大小最大較大默認較小最小背景收藏電郵列印評論[10條] 英文對照

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主張，領先經濟體應考慮重新實行經過改良的全球金本位制，為匯率變動提供指引。

佐利克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稱，自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體系於1971年解體以來一直實行的所謂「布雷頓森林體系II」(Bretton Woods II)浮動匯率體系，需要一位繼任者。佐利克自2007年起擔任世行行長，他曾在美國財政部任職。

佐利克呼籲建立一個新體系，該體系「可能需要包括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以及走向國際化、繼而開放資本賬戶的人民幣」。他補充稱：「該體系還應考慮把黃金作為通脹、通縮和未來貨幣價值之市場預期的全球參考點。」

他的觀點反映了人們對當前全球體系的擔憂——美國及其它國家指責中國為壓低人民幣匯率持續干預匯市，引發了全球經常賬戶失衡並造成了資本市場扭曲。

本周在韓國召開的政府首腦會議很可能會出現更多匯率衝突。而美國提出的、要求各國簽訂經常賬戶目標的計劃已遭到普遍反對。

德國財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的言論進一步激化了爭論，他稱美國經濟模式正處於「嚴重危機」之中，同時對美聯儲(Fed)向金融市場再注資6000億美元的決定提出批評。「美國人一方面指責中國干預匯率，另一方面卻藉助本國（央行）的印刷機人為壓低美元匯率，可謂言行不一。」

儘管不時有人呼籲重新將黃金作為貨幣價值的基準，但多數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認為，這一做法很可能會導致過度緊縮的貨幣政策，並使增長和失業受到經濟衝擊的影響。

譯者/梁艷裳2010年11月09日 06:58 AM建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字型大小最大較大默認較小最小背景收藏電郵列印評論英文對照

在人們大談「匯率戰」、而美聯儲(Fed)定量寬鬆政策引發爭議的形勢下，本周在首爾舉行的「20國集團」(G20)峰會，將成為對國際合作狀況的最新檢驗。因此我們應該問：為什麼要合作？

上世紀80年代，當「7國集團」(G7)嘗試開展經濟協作時，《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的焦點是匯率。但各項相關支持政策卻更為深遠。在時任財長詹姆斯?貝克爾(James Baker)的指導下，里根政府力圖抵制來自國會的保護主義浪潮——於目前的保護主義浪潮如出一轍。為此，里根政府除了推動匯率協作以外，還發起「烏拉圭回合談判」，由此締造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並推動自由貿易，促成了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貿易協議。國際舞台上的領導作用與國內政策相輔相成，增強了美國的競爭力。

根據上述「一攬子措施」，G7國家應致力解決經濟增長中的基本問題——在今天則是結構性改革議程。譬如，1986年出台的《稅務改革法案》在大幅降低邊際所得稅率的同時，擴大了稅基。貝克和G7同仁們以及各國央行聯手策划了一場國際合作，以幫助私人部門樹立信心。

在1989年的種種巨變之後，歷史的車輪繼續前行，而上世紀80年代的經歷，人們至今仍在爭論不休。但是，這個一攬子措施同時結合了有利於增長的改革、自由貿易以及匯率協作，可以說意義重大。

在當今形勢下，如果採取一套類似的措施，可能會是什麼樣的呢？首先，從基本面來說，G20的關鍵成員國應就制定結構改革議程達成一致，不僅是為了推動需求再平衡，也是為了促進經濟增長。例如，中國的下一個「五年計劃」應把注意力從出口行業轉向國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提供更多社會服務，改變主要為國有寡頭企業提供融資支持的做法，加大對有利於提高生產率和內需企業的融資支持。

美國在國會換屆後，必須著力解決結構性支出和不斷膨脹的債務問題——巨額債務將是美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一大負擔。此外，巴拉克?奧巴馬總統(Barack Obama)也已談到了一些旨在提升競爭力和重振自貿談判的計劃。

美國和中國可以就一些具有互補作用的具體經濟增長措施達成共識。在此基礎上，雙方還可能就人民幣升值進程、或擴大匯率浮動區間達成一致。反過來，美國可能承諾不採取「以牙還牙」的貿易措施，甚至是推進開放市場的協議。

其次，其它主要經濟體（從G7成員國開始）應同意放棄干預匯率的做法，除非是在其它國家一致贊同的極少數情況下。其它G7國家可能也希望通過致力於結構性經濟增長計劃，來提振信心。

第三，這些舉措將有助於新興經濟體藉助靈活的匯率機制和獨立的貨幣政策，適應復甦中的不對稱狀況。部分經濟體或許需要一些工具來應對短期熱錢的流動。G20可以制定用以規範相關措施的準則。

第四，G20應著眼於發展中國家供應方面的瓶頸，為它們的經濟增長提供支持。目前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半動力來自於這些經濟體，而它們的進口需求增速是發達經濟體的兩倍。G20應為基礎設施建設、農業，以及發展健康、熟練的勞動力提供特別支持。在構建未來具有多個增長支柱、以私人部門發展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模式方面，世界銀行(World Bank Group)和各地區性發展銀行可以發揮有效作用。

第五，除了上述經濟復甦計劃以外，G20還應制定一項補充計劃，著眼於建設一個反映新興經濟狀況的協作性貨幣體系。新體系可能必須包含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以及邁向國際化及資本賬戶開放的人民幣。

新體系也應考慮以黃金作為市場對通脹、通縮及未來貨幣價值預期的國際參考基準。雖然教科書或許把黃金視為一種古老貨幣，但如今市場則把黃金當作一種另類貨幣資產。

發展一種承繼「布雷頓森林體系II」（1971年問世）的貨幣體系需要時間。但我們現在必須開始行動。1971年以來發生的各種變化，不會亞於1945-1971年期間（其間完成了「布雷頓森林體系I」向「布雷頓森林體系II」的轉變）。重要事項可能應該包括修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相關規則，以重審資本及經常賬戶政策，並把IMF的匯率評估和WTO義務聯繫起來，不使用匯率政策來取消貿易優惠。

這種一攬子經濟合作措施超越了G20近期的對話範疇，但相關想法並不激進，而是切實可行的，而且有明顯的益處。它提供了一種與G20金融行業改革相對應的增長及貨幣議程。它可以建立在果斷、激進的行動基礎上，結合以可逐步推進的可靠措施，容許國內政治對話。它可能有助於重建公眾和市場的信心（預計到明年還無法完全恢復）。最重要的或許是，這一攬子措施可能使各國政府「搶在問題出現之前」，而不是等到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爆發才被迫應對。

主動駕馭，還是隨波逐流？G20如何抉擇，可能會決定多邊合作能否使經濟實現強勁復甦。

本文作者是世界銀行行長，1985-88年期間在美國財政部任職

譯者/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