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春：和諧的荒誕劇——專制、潛規則與偽道德

06-13

　　中國社會在正式規定的各種制度之外，在種種明文規定的背後，實際存在著一個不成文的又獲得廣泛認可的規矩，一種可以被稱為內部章程的東西。恰恰是這種東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規定，支配著現實生活的運行[1]。它根源於政治的壟斷性，形成了排體制外的封閉空間，正是這個封閉空間，沒有陽光，潛規則陰滋暗張…… 最終，潛規則愈發展，法律規則就愈被潛規則消解，其與法律規則分裂，其實就是私益侵奪公益的規則表達，這是專制體制的一個通病，因為代表公益的法律總要靠更願意接受潛規則的各級官僚去執行，如果沒有民主監督，潛規則對法律規則的消解則無法避免，當下的中國仍沒有擺脫這一規則的制約。因為執行法律的官僚隊伍是生活在現實利益勾連的社會，私利的強大引力，使他們越來越不願忠實執行法律，法律的實施力必然不斷下降。如果沒有一個開放的政治體制讓民眾對政治過程的密切參與，潛規則必然大行其道，利益集團將進一步分化，整個社會對抗勢必更加強烈，無論扏政黨想多麼和諧，但最終仍然要受歷史的周期律束縛。

　　改革開放之初，法律規則甚為缺乏，在貓論觀念絕對支配下，扏政黨中的部分意志薄弱者，利用其專政權力控制相關資源分配，公權私用開始顯現，相關主體經過多次利益衡量的行為博弈，逐漸形成彼此相互遵守的潛規則模態。隨著經濟穩定發展，扏政黨中的大部分老革命的注意力也逐漸從建立鞏固紅色政權轉移到紅色政權給他們的經濟利益，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如何重新合理分配這些巨大的利益，於是他們選擇了法制手段，但是由於專政體制權力分配的上下位差，至使這種規則沒有普遍適用性，這給潛規則彌散巨大空間。世易時移，紅色老前輩相繼過世，後繼者們也看到了扏政黨中日益嚴重的執政腐敗，於是提出了以法治國，可是任何類型的法治都會不同程度地挑戰特權，這禍惹得不小，直接衝擊執政黨專政的合法性，於是「以法與德治國相結合」、「黨的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和法律至上」紛至沓來，事實上，這些提法本身就是多對矛盾複合體，實踐操作中稍有不慎，便會走調。執政黨在追求經濟高速增長之際，一些地方政府官僚基於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衝動，把黨的利益首要化、絕對化，空前虛化、弱化憲法、法律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司法不能有效救濟人民的正當權利，潛規則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空間。

　　然而潛規則的肆意橫行，未免太叢林血腥化了，必須對之披上一種神秘面紗，一種若有若無，揮之即去，招之若來的規則，潛規則的執掌者們看好了道德。他們不願為實行真正的法治製造了很多借口。「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目標並不是共產主義本身，他真正所追求的是和諧社會，其他都不過是手段而已。我們運用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得出的另一個非常震撼的結論是，人類歷史是一部透過法治與民主控制權力腐敗的階級鬥爭史，法治與民主並不是明確的目標，是為反腐敗開展鬥爭的結果。」[2] 這意味著社會主義道德應當用於當權者防止權力腐敗，促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實施，成為強化法律規則的輿論力量，而不是使之成為弱化法律規則的替代品，使堂而皇之的法律成為幽暗不明的潛規則，以虛幻的共產主義信仰代之。

　　本來，浪漫式的立法，擬想體制內的官吏會彼此忠誠信任，例如，很多訴訟程序沒有嚴格控制執法人員的自由裁量行為，特別是在訴訟案件中，僅憑黨員的高尚道德自律，很難杜絕司法官員在處理案件中高下其手的機會，以保障案件結果的公正性，在表面神聖的司法判決後面，極可能隱藏著齷齪的交易，極可能掩飾著恣意的野蠻行徑。司法官員形成的上下攻守聯盟使司法外部監督蒼勁無力，以致高層無法有效測知現實社會的真實問題，被掩蓋起來的社會危機，因為潛規則之剝奪而聚積，最終形成許多冤獄訟累，導致大量人員上訪、爆發大量群體紛爭事件；民眾基本上不再相信法律能給他們做主，因為他們發現法律實施愈來愈難，法律的執行效率愈來愈低，通過訴訟維權成本愈來愈高，當民眾發現通過公力救濟愈來愈困難，根本不願再拿起法律武器維護他們應得的利益，他們所能做的，要麼被剝奪殆盡，要麼進行私力救濟，有的老百姓乾脆選擇黑道勢力解決他們之間的紛爭，也不再願通過訴訟定紛止爭，對於既成的冤、假、錯案，以強烈的民粹情緒衝擊法院，有的地方甚至發生槍殺多名法官事件。

　　然這些事件並非偶然，有它深刻的政治體制原因，司法不獨立是其根本原因之一，司法獨立不可能只是單純的法律概念，它帶有鮮明的政治概念、憲政概念特點。在我國普遍還認為司法獨立還是法院的整體獨立，且這種獨立是從屬於服務大局和黨的領導的第二層次法治理念，這極可能使黨治超然於法治，使虛幻的共產主義道德消彌嚴格的法律規範，極易削弱法律規則的效力。法律被融解的結果，使社會中正義行為越來越嚴重被邪惡行為擠壓，潛規則象黒洞一樣漸漸吞噬法律，在創和諧社會的強勢政治口號叫囂下，一切與黨義不符的發音即刻停止，政府的管理首先向黨負責，對人民負責只是個諧音，擺脫法律彊繩羈絆的權力在法治之初的原野上，橫衝直撞，法律被肆意踐踏，社會越改革越潛規則化，越黑社會化。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國社會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利益格局分化調整力度不斷加大，社會關係主要是利益關係，呈現出主體多元化、利益格局複雜化、利益衝突擴散化等特徵，由此導致相關案件處理的複雜性、關聯性、敏感性增加[3]。這意味著各類執法機關在化解社會矛盾與糾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中將更加註重調解功能，更加更多地用社會主義道德規範作用，甚至棄法律規則不顧，違背實質法治而實現社會形式和諧。

　　雖然，沒有道德的升華和彌補，法律規則的確既不能敢作敢為也不能在同惡的鬥爭中建功立業，但法律規則任務完全不在於讓處於惡中的世界變為天堂，而旨在讓它在變為天堂之前不變成地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胡適先生早言：「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高尚，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髒國家。」[4] 今天的既得利益集團編造了很多理由，既不敢正視專制導致的執政黨腐敗，更不願接受憲政法治，而是拿出空洞高尚的社會主義道德之類話語進行敷洐行事，將不可避免社會大潰敗。

　　（本文來源王永春律師學術網，其地址是http://wqwangyongchun.zfwlxt.com/）

　　注釋：

　　[1] 吳思：《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

　　[2] 郎咸平．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序言5．

　　[3] 《立足中國國情積極穩妥推進司法改革努力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載沈德詠主編：《秋菊故鄉新說法：能動主義司法模式理論與實踐》，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4] 采英拾貝〔J〕領導文萃，2012，（9下）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