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薩特存在論三階段與文學介入說 （第3頁）

　　薩特還說：「這些榮譽是一些人給另一些人的，我無法想像誰有權利給康德、笛卡爾或歌德一項獎，這獎意味著現在你屬於某一個等級。我們把文學變成了一種有等級的實在，在這種文學中你處於這種或那種地位。我拒絕這樣做」。在薩特看來，文學寫作是個人的選擇，寫出好作品是作家的職責，不需要他人的讚賞來為之增光添彩。這一清醒的看法和拒絕諾貝爾獎的行動，薩特獲得比得獎更大的名聲，在社會公眾中具有了更大的影響力。

　　薩特作為法國存在主義代表人物，享有「世紀的良心」的讚譽。其存在主義學說一度對歐美思想文化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但是，六十年代後，存在主義思潮被法國解構主義、女權主義等新文論流派所掩蓋，其影響大打折扣。晚年的薩特被告知，當時的法國青年知識分子更多閱讀德里達、福柯、拉康、德勒茲等解構主義者的著作。解構主義不再把「行動介入」作為自己的綱領，而是在文本世界和心理世界中掀起一場話語風暴。

　　薩特被邊緣化了。在薩特死後批評之聲不絕於耳，對他的存在哲學論、文學介入論、政治造反論、私生活問題、與加繆、梅洛·龐蒂之間的恩怨糾葛等，一一加以嚴厲地批評，有的尖銳到幾乎全盤否定的地步。當然，這也是不夠客觀而有欠歷史公允的。因此，重新評價薩特哲學和文學理論思想的功過，是學術思想史應有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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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不僅有諸多的翻譯研究薩特的著作，而且出版了若干薩特傳記，並一次推出了《薩特文集》八卷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眾多的學術研究論文。

　　[2] 《噁心》於1938年3月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後，評論界反應良好，有評論家甚至稱讚薩特是法國的卡夫卡。

　　[3] 1939年出版的短篇小說《牆》，是薩特一部典型的存在主義小說。主題是表現這個世界的荒誕不經：「我」的本意是犧牲自己保護戰友，而結果卻莫名其妙地出賣了他而成了「叛徒」，人的命運的軌跡變得難以理喻。「我」勘破生死障礙，了悟生死之間僅一「牆」之隔，於是「我」獲得了自由。

　　[4] 可參閱讓-保爾·薩特《薩特文集》（八卷本），沈志明、艾珉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

　　[5] 當然，薩特對胡塞爾的現象學仍是採取揚棄態度，當他看到自己過去一本著作有些地方因襲胡塞爾思想時，就大筆一揮悉數刪除，只留下屬於他自己的見解。

　　[6] 薩特著《存在與虛無》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48頁。

　　[7] 當年薩特做《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演講時，狂熱的聽眾蜂擁如潮。由於人太多，一些聽眾甚至被擠昏在地。最初薩特被人稱為存在主義者時，竭力拒絕這個稱號，他從不認為自己的思想是別人必須接受的東西：「我的哲學是關於人的生存的哲學；存在主義？我不知道這是個什麼玩意兒！」但人們先入為主仍然如此稱呼，薩特只好接受了「存在主義」這一稱謂。

　　[8] 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

　　[9] 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

　　[10] 薩特《辯證理性批判》，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202頁。

　　[11] 薩特：《什麼是文學？》，施康強譯，載《薩特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12] 薩特對當代社會政治抱有一種積極介入的姿態：他在20世紀30年代聲援保衛西班牙的鬥爭，在二戰期間應徵入伍，被俘獲釋後參與「社會主義與自由」的抵抗運動，二戰後他反對美國侵略印度支那和朝鮮，反對法國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殖民戰爭，參加羅素組織的「戰犯審判法庭」，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支持學生造反等。

　　[13] 薩特存在主義的「選擇」與「介入」文藝理論還在其戲劇作品得到充分體現。薩特的許多劇本上演時都曾引起一時轟動，其中尤以《蒼蠅》（1943）、《禁閉》（1944）和《死無葬身之地》（1946）等作品影響很大。

　　[14] 薩特《什麼是文學？》，載《薩特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頁。

　　[15] 薩特《什麼是文學？》，載《薩特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頁。

　　[16] 薩特《什麼是文學？》，載《薩特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頁。

　　[17] 薩特《什麼是文學？》，載《薩特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頁。

　　[18] 薩特《什麼是文學？》，載《薩特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頁。

　　[19] 薩特《什麼是文學？》，載《薩特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頁。

　　[20] 薩特《什麼是文學？》，載《薩特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頁。

　　[21] 薩特《什麼是文學？》，載《薩特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頁。

　　[22] 1943年，阿爾貝·加繆和讓-保爾·薩特於德佔法國期間首次謀面，從而結成思想和政治的盟友。其後由於思想的分裂和對東西方不同的看法，二人在政治變革的道路、哲學的觀念、知識分子責任、文學的功能等方面的出現全面裂痕，導致了1952年公開決裂和相互攻訐，這一勢不兩立的立場一直持續到1960年加繆逝世。

　　[23] 1980年4月19日薩特的葬禮中，跟在靈柩車後的是五萬多自發地為薩特送葬的巨大人流。其後，儘管有人對薩特的生活有非議，但薩特給人類文化思想的貢獻仍是主要的。

　　[24] 薩特是「左岸」知識分子中的重要人物，但後來同雷蒙·阿隆、阿爾貝·加繆、亞瑟·凱斯特萊、莫里斯·梅洛-龐蒂等好友一直爭論不休，關係持續惡化。

　　[25] 二戰後薩特三部曲長篇小說《自由之路》從存在主義哲學的角度，表現了幾個青年人的「成長」歷程。血腥的戰爭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使其被迫放棄原有的生存方式做出各自艱難的抉擇，在不斷選擇中完成了生命的超越，並在選擇和超越中獲得了自己的存在本質。

　　[26] 在《禁閉》（又譯為《間隔》）中，薩特提出了著名的「他人就是地獄」說法，認為因人們的絕對自由，會導致彼此相互衝突和我關係扭曲。

　　[27] 《薩特文集》主要收錄薩特的文學作品。從某種意義上說，了解薩特的文藝創作思想是認識其哲學思想的重要途徑，因薩特存在主義哲學觀直接呈現在他的文學作品中。